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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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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官方希望人民失去记忆。希望各位朋友把这段历史写出来,留给我们的后代。

 
 吊半边猪的岁月
         
乡下文革琐忆

 茉莉

        我十岁那年,在邵东县一个镇中学教书的母亲决定,把我送到父亲教书的山区去。曾在国民党时期读师范时当过三青团员的母亲,在共产党反右时被插了白旗。六十年代早期的四清运动,令她成了惊弓之鸟。她神经质地预感到,将会有更大的政治风暴刮来,我们这种家庭会受到更大的冲击。母亲以为,山区的气氛也许会缓和一点,于是就把我送走。几年后,留在镇中学的母亲自杀未遂。

          我去到一片青翠的山乡。父亲教书的小学校一个石头砌成的白色祠堂,座落在半山中。那个叫做肖家冲的地方,贫穷而宁静。在祠堂陈旧的雕花木窗下读书,在石板桌上打乒乓球,和乡下女孩一起采野花。我的懵懂童年,似乎就要在幽静之中度过了。

          然而,母亲所预料的更大政治风暴来临了。

 革命宴席上祭祀的羔羊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通过邮递员爬山越岭送来的报纸,传达到这消息闭塞的乡间来了。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这初期的文革是一件蛮好玩的事情。我们放下功课,用毛笔歪歪斜斜地写打到刘少奇的大字报,像糊壁纸一样把大字报糊满祠堂,在原来供祖先牌位的神龛里挂起毛泽东的画像。

          学校老师们天天搞政治学习。他们大都家在农村生活贫困,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了解在遥远京城发生的政治斗争。读报纸的差事谁也不愿干,就落在我这个山区小学的高才生身上。我努力不负重任,睁大眼睛把报纸上的黑字一个个给认出来。我童稚的读报声,一些教师打瞌睡的呼噜声,是记忆中乡村早期文革的一道风景。

          但文革运动不只是读读报纸而已。不久,就有县城中学的红卫兵戴着红袖章,在我们祠堂的戏台上表演英姿飒爽的革命歌舞,高亢嘈杂的锣鼓乐器声打破了乡间的宁静。山区人学着搞起早请示晚汇报来。平时朴实沉默的乡村农民,也有人挂上红袖章, 在祠堂里开会闹革命,揪出反动的阶级敌人 

         一天,祠堂里开大会。一位农村少年告诉我,革命群众要用吊半边猪这种刑罚来拷打阶级敌人,逼地富反坏右分子交出变天帐吊半边猪就是把人的一只手和一只脚吊起来,像屠夫剖开的生猪一样挂着示众。

          懵懵懂懂的我坐在革命群众中,看到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被推上台子,几个手拿绳索和皮带的积极分子凶狠地冲上去捆绑她。我不敢看他们怎么实施这种刑罚,就慌慌张张地跑回父亲的房子。其时父亲已经被公社文教召去办学习班了。听到祠堂大厅里的鞭打声、那位妇女疼痛的尖叫声,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发抖。

          没有人告诉尚年幼的我,怎么去认识这令人恐惧的野蛮行刑。后来我常常回忆起这一幕,那位被吊半边猪的妇女,就如革命宴席上作为祭祀的羔羊,在我心里引起巨大的同情和哀悯。   

在血腥恐怖的日子战战兢兢

         不久,该同情的人也包括我自己了。原是国民党员的父亲去公社交代历史问题尚未回来,文教战线的造反派把他的屋子封了。一天,我和小伙伴外出玩耍后回家,只看见门口贴满了白色的封条,我已经无家可归。幸亏父亲以前时常接济祠堂边的一家贫农,那家贫农看我这牛鬼蛇神子女可怜,就把我接到他家挂满蜘蛛网的楼上小住。

          父亲终于回来了,带着满脸青紫的伤痕。我不敢问他发生了什么,后来听家人说,父亲从县城中学下放到这山区小学,因为他的高学历,仍然拿较高的工资,因此被一个当了文教红卫兵的民办教师嫉恨上了,在批斗历史反革命的会议上,那个民办教师用脚狠踢父亲的脸。这一切都是以冠冕堂皇的革命名义。

          那个黄昏,肖家冲的石板小路上留下我们父女俩沉重的身影。父亲背上驼着行李,胸前挂着一张打着叉的大字牌,写着他的反革命身份。我失了学,跟着被开除出教师队伍的父亲回到原籍老家去,成了一名小农民。
 
         幸好老家小水冲有我慈爱的伯父,他和患有疯癫病的伯母一起,热情接待了我们。听一位亲戚说,邻县邵阳县的造反派动手屠杀地主富农出身的子弟,邵水河里飘着不少无名尸体。我的乡下亲戚全都战战兢兢,担心危及自身。那是1968年血腥恐怖的日子。

          我很快就学会了各种农活,后来还成为生产队妇女劳动力的主力。不管我多么勤奋努力,歧视和侮辱仍无时不在。在田里插秧,常有高人一等的贫下中农子弟故意把泥巴扔到我身上,我不敢吭声。生产大队开会,布置了工作之后,会有人带头高叫:黑五类及其之女滚出去!我们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狼狈地离开会场。

 在伯父被吊打时被迫歌舞

          令我的处境稍有改变的,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看中了我。他们把我叫到大队部去,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道理教育了一番,就让我成为文艺宣传队员。十四岁的我已经亭亭玉立,收工后脱下泥巴衣服化上装,扮演《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很快,我成了文艺队的台柱子,一时颇受欢迎。
 
         1969年,公社进驻了一个指导农村搞文革的工宣队。我们院子里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瘦削男人,据说是县机械厂的职工。这个工宣队员在一个家境较好的军属家住下,什么也不做,只是走来走去,用阴骘的眼光盯着我们。后来我才悟出,他是在寻找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其时我的父母已经回原单位学习,我仍然留在农村里劳动,和没有儿女的伯父伯母相依为命。我们喂了一头猪,每天清晨我就去田边扯猪草,但生猪光吃野草不长膘,我们的粮食不够吃,不能把珍贵的白米用来喂猪。因此,伯父在茅厕后面打了一个一米见方的小土堆,栽了几棵红薯藤,想要用红薯来催肥生猪。

          于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个晚上,大队部召开社员大会,把我勤劳的伯父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分子抓出来批斗。在一阵阵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伯父被吊起来拷打。文艺宣传队在批斗会后演出,我无可选择,只能含着眼泪,神情木然地舞起红绸,歌颂他们揪出阶级敌人的新胜利。

         那个寂静的深夜,伯父在隔壁屋子里痛苦地呻吟。我沉默无言,为伯父和自己的命运深感愤懑和悲伤。以后碰见那个导演了这次批斗事件的工宣队员,我冷眼以对。在县城的机械厂,此人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工,而在文革期间疯狂起来的乡村,他有了任意迫害我们的权力。

          我就在亲人受难的呻吟声中长大成人。那一段岁月让我看到,当革命成为一种宗教,人性的阴暗和狠毒,是怎样被中世纪式的宗教狂热引发出来的。我知道,我们家的命运和其他很多人的苦难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沧海一粟,但对我个人来说,这却是刻骨铭心、终生不忘的少年记忆。我在后来成为强权的反抗者,并为此无怨无悔地坐牢流亡,毫无疑问,这与我当年目睹吊半边猪的乡村岁月有关。

 

原载《开放》2006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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