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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转右转都是民之福
瑞典大选启示录

茉莉

        瑞典大选那天清晨雾气弥漫。有记者拍了一张大雾笼罩国会的照片,放在报纸头版,意味着这场选举迷雾重重胜负难料。投票的前一天,一位首次参加选举的中国姑娘问我,投哪个党派的票比较好。我说,你就随便投好了,这是瑞典,不管左右哪个党派上台,实际上都差不多。

右派上台世界一片惊呼

917日晚,不断跳跃的屏幕统计数字显示,左右派双方的选票比较接近。夜里11时,终于尘埃落定:由温和党、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中心党等四党组成的右翼联盟获胜,业已连续执政十二年的社会民主党以些微差距输掉政权。

于是世界各报一片惊呼:“瑞典大选变天”,“瑞典‘社会主义’也垮了”“瑞典向右转福利求变革”,“瑞典最成功的社会模式‘向右转’?”……。

为什么一个人口仅九百万的小国,其选举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是因为,七十余年来,这个小国创造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社会制度——“瑞典模式”。今天,瑞典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发达国家之一,它的人民享受着全球最优越的高福利。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瑞典人认为,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

作为“瑞典模式”的忠诚捍卫者,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成绩不俗。但在过去七十四年里只执政过九年的右派,一夜之间咸鱼翻身,以四党联盟的力量夺得政权,这就震惊了欧洲。人们格外关注本次大选,是因为“瑞典模式”具有标竿意义,对欧洲以及世界都具有示范和冲击的效应。

右派继承左派的各项政策

一片惊呼的舆论普遍认为,这个选举结果表明:被视为福利典范的瑞典将要向“右”走了,因为瑞典人民已经不满这个模式。作为瑞典纳税人,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只是局外人一厢情愿的猜测罢了。

毫无疑问,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永远有不满,社会永远需要改革。但是,瑞典人的这次选择,并不表示他们真的打定主意向右转,也不意味着要抛弃福利制度。正如一切婚姻都会出现审美疲劳,一个政党执政久了,其领导人面孔也会有令人生倦的时候。那么,如果在野党中冒出一个清新的领导人形象,又提出一些诸如减少失业率之类的积极改革措施,选民们自然会产生“换个党做做”的心理。

那么,为什么右派联盟业已上台执政,而瑞典却注定不会向右转?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观察新政府准备实施的各项政策,并认识右派不得不继承左派政策的深层原因。

首先,让我们比较一下新旧两个政府的具体政策:

1)在税收方面。新上台的右派政府提出减税,但减税的额度将是微小的。从总体上看,瑞典人将和以前一样交很高的税。

2)在社会津贴和其他福利方面。虽然会减少一些失业金,但新政府承诺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其他津贴。

3)在对待瑞典强大工会和劳工法庭方面。新政府已经许诺,将以缔结强大的集体协定的方式,在劳工市场保护“瑞典模式”。

4)在对待堕胎和社会主义式的家庭政策方面,右派政府完全不会有所改变。与人们的预料相反,新政府支持男女平等政策,甚至准备采用一种特别资助的方式,让爸爸妈妈有更多的假期呆在家里带孩子。

5)在外交政策方面。新政府一如既往,绝不会让瑞典加入北约,因为这是瑞典人民一致赞同的中立传统。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到,新旧两个政府的政策差异如此微小,几乎在所有的重要政策上,右派政府都接受了社民党的政策。这一点,很难为信仰西方经典模式“华盛顿共识”的美国及欧洲他国所理解,更难为中国人所认识。

 “瑞典模式”不可挑战的原因

笔者试图来解释一下这个奇怪的现象——“右派继承左派政策”——背后的原因。

很多人认为,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是因为这个制度保护穷人并且养懒人,因此获得穷人和懒人的选票支持。这个看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却不是全部的真实。一般人看不到的真相是:正是中产阶级在支持福利制度中起了关键作用,否则,瑞典模式不会如此长期地维持下来。

为什么中产阶级要支持福利制度?我们不能说,瑞典的中产阶级都是主张财富平等、仁慈而高尚的理念人。单纯从经济人的角度看,中产阶级保护瑞典模式,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几十年以来,瑞典的中产阶级一直交纳高税,为了换取良好的退休金,使孩子受到有质量的教育,并获得有效率的医疗。在交完税之后,他们已经所剩无几,没有多余的钱购买私人保险。这个制度,即是个人与社会缔结的一个长期合约,任何有关减税的美丽承诺,都不能中止这个合约。由于中产阶级已经付出了高额的税款,他们因此认为自己有权享受福利制度的回报,这个制度就必须继续下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新任瑞典首相的林费尔德。这位才四十出头的年轻首相,其成长时期正是社民党的福利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作为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林费尔德从一出生就享受儿童津贴,中小学时期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巴士和免费午餐,读大学时享受学习津贴。因此,尽管从父母的创业过程中,林费尔德看到高税收制度下企业家的艰难,因此参加右派党,但他绝不会彻底颠覆瑞典特有的社会模式,而只是要进行局部的修补。

事实上,经过长期在野和很多次选举失败,右派党终于认识到:福利制度在瑞典,几乎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社民党的政策是大多数选民所依靠的,凡是想要赢得选举的政党都不能挑战这一政策。右派党因此停止了不聪明的做法,于是,这次选举成为围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一次竞赛,左右双方较量的中心是:看谁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在完成了这个重大的思想转弯之后,右派联盟才获得政权。在选举前,林费尔德给选民吃定心丸,用很温和的语调告诉选民,瑞典现有的模式将会是安全的。他说:“我们要表明,我们喜欢现在的瑞典,不过我们也要显示,我们希望通过谨慎的步伐来进行改革的意愿。”

一些右派经济学家认为,上述这种右派上台继承左派政策的现象,是政客们为了选票而做的妥协,这将影响瑞典经济的活力与发展。但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瑞典在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同时,仍然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比较欧洲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它们的税收比瑞典低得多,福利也比瑞典差,但它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比瑞典要恶劣得多。

为了人民幸福走向折衷

无独有偶,类似现象在加拿大也曾发生过。加拿大右派保守党在获得政权之前,经常指责长期执政的左派自由党,说他们给人民的福利太多了。20061月,哈铂领导的保守党终于上台,一上台就要实现他们在竞选过程中的承诺:不削减社会福利专案。结果,赢得大选的右派,并未使社会向右转。

在西方的政治中也有相反的情况,即左派继承右派的政策,英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现任首相布莱尔是左派的工党领袖,他上台之后,却在实践上实行他的老对头——右派党的“撒切尔主义”,从而确立了一条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折衷路线。这条路线基本解决了“左”与“右”的矛盾。

为什么西方政治家都会向对手的政策转变?这是由他们的政治理念所决定的。不论左右,当今欧美政治家都异口同声地宣告:政府的政策不仅要让大众富裕,而且要让大众幸福。我们不能把这种说法全看成是讨好选民的说辞,而要看到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这种“幸福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幸福心理学和绿色环保运动基础上的。人们早就发现“金钱买不来幸福”,一味追求金钱的社会,产生了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在他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书中说,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应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前景理论”里探讨如何从制度上解决人的幸福问题,这一观点成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新主流。福利制度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给人安全感的,实行这种制度的北欧国家,往往在各类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名列前茅。这一点毫不令人奇怪。

为了人民福祉,西方的左右两派正有互相补充的合流趋势。但遗憾的是,笔者辛辛苦苦拾起这些“他山之石”,却完全不能用来攻中国这块“玉”,因为民主国家左右两派的情况,完全不能和专制中国的现实类比。不久前,秦晖先生在中美欧学者“问题、前景与选择研讨会”上发言,谈“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的问题时,清醒地指出了中国的悲哀现状:

——“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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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11月号


音乐会中的一声枪响
——
读帕穆克的政治小说《雪》

茉莉

政治在一部文学作品中,犹如音乐会中的一声枪响,虽然是一个粗暴的事件,但是却不可能忽略。”这是法国作家斯汤达尔在名作《帕尔马修道院》中的一句话。19世纪初,斯汤达尔最早提出现实主义创作主张,其小说从政治角度观察现实,再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一个多世纪之后,土耳其作家奥罕·帕穆克在其小说《雪》的扉页上,引用了斯汤达尔这句名言作为题词,表示他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一个被视为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同时,帕穆克还在这部小说中设计了一个类似的情节:卡尔斯城的剧院上演戏剧《我的祖国和我的头巾》,在戏的高潮中,女主角摘掉她的头巾并烧掉它,此时观众里的伊斯兰信徒开始骚动,突然枪声大作,士兵占领舞台向观众扫射。

大雪下得无休无止,杀人的枪声响起在舞台上。《雪》是一部神秘、精美而动人的政治小说,是帕穆克赢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杰作之一。在这位作家的作品中,从来没有一部像《雪》这样具有公开的政治性,如此真实地反映今日土耳其的巨大现实。阅读这部小说的瑞典文版本,笔者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作家要写作这样一部政治小说?他是如何处理这一类政治题材的?

荒僻小城是国家的缩影

以“卡尔斯之旅”开头的小说,看起来很像一个旅行调查。1992年,主人公喀在流亡德国十二年之后,回到了故国。在前去土耳其东北部的山城卡尔斯途中,他遇到了一场狂暴的大雪。在喀的整个访问期间,这个山城由于漫天大雪而与世隔绝。

喀是一位诗人,虽然流亡他国,却没有很大的政治兴趣。他去卡尔斯出于双重的目的,首先是作为记者,他要调查那里的少女因戴头巾而掀起自杀浪潮的原因,其次是他希望与昔日的女友——美丽的伊佩克重新联系。

在描写一个随命运逐流的诗人的归乡之途时,帕穆克把爱情故事、恐怖谋杀案、历史纠葛及政治冲突巧妙地结合起来,揭露和谴责了土耳其迫害库德族、当权派腐化、城乡贫富差距等各种问题。

帕穆克在此书中创造了一个小世界,一个缩小了的土耳其。卡尔斯城地处土耳其荒僻的一角,但却是整个国家的象征。喀在那里接触了各种政治组织和团体,如政府机构,军队,伊斯兰教徒,库德人和新老左派。那里的政治伊斯兰和加入欧盟的愿望,信仰和世俗,都在互相碰撞。民族主义者,军事主义者,恐怖主义者,全盘西化的凯末尔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互相冲突一片混乱。各种政治和宗教观点经常高声喊叫,或企图扑灭对方。

帕穆克的创作雄心,是要抓住土耳其的灵魂,展示其复杂的国情。他把这个国家的所有难题——宗教和民族的麻烦,都浓缩到一个文学的世界里,并尝试解释这些矛盾的现象。他因此成功地搅翻了各个阵营人们的感情。此书出版之后,土耳其举行了焚烧书籍的活动,不同的举办者焚烧《雪》的不同部分。这是作品成功的另类标志。

第一流说书人经典的叙述

虽然是政治小说,这部书却非常好看,因为帕穆克并不一本正经,而是用轻松调侃的语气,来阐述暧昧的政治故事,因此他被西方评论家评价为“第一流的说书人”。帕穆克说故事的手法,令人想起阿拉伯文学《一千零一夜》和欧洲的《十日谈》。出生于亚洲和欧洲交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位自称“忧郁落寞”的作家,继承了东西方文化的传统。

此书还给读者一个感觉,作者本人仿佛在书中场景里真实地生活过。去年在瑞典哥德堡接受记者采访时,帕穆克介绍他去土耳其乡村的田野经验:“就像我的主人公一样,为了获得写作材料,我前去卡尔斯。这本书的前150页完全是现实的写照。”

我出身于一度曾经富有的伊斯坦堡中产阶级家庭。为了采访一场选举,我去了土耳其最为荒凉和贫困的地方,试图理解那里的一切。作为记者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最后我终于认识到:那里才是我的土耳其。……那里的人民对我非常友好,所有的门都对我打开,但那里潜藏着政治的愤懑。在写《雪》的时候,我把自己在那里的所有经历都戏剧化了。”

除了戏剧化的故事叙述之外,环境描写是此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对于雪的描写,占了这部小说很大空间。小说的每一章的开头都出现了雪,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时暴风雪像是一种罪恶,有时又非常美丽。这一瞬间它纯洁如天使,另一瞬间它是冰冷的丑陋。也许,作者并不要给雪一个自己的解释,而是要展示所有可能的理解,这种自由的解释和作者展示复杂国情的企图是相关的。

白色的雪花洒满书页,令人叹息那些自杀女孩的命运。此书还具有象征小说的一些特征,它既是现实的,又是虚幻的。例如,剧院演出时发生了枪击事件,由此转为一次政变图谋。但是,是谁制造了叛乱?这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或者仅仅是头脑发热的诗人的幻觉?这些作家都无意回答,他只是想要引起对复杂问题的深度思考。

作家介入反抗运动是否合适?

当帕穆克还是一个年轻作家时,他作了一个决定:不写政治性的内容。当时土耳其的不少作家为了自己的祖国,付出很大的精力撰写政治,但帕穆克长期信守他的誓言,时时刻刻关心政治和社会,却不在其文学作品中写政治,只是以公开呼吁等其他形式为言论自由抗争。

1988年,土耳其授予帕穆克“最高文化奖”,并提名他为“国家艺术家”,但帕穆克拒绝了这些荣誉。他说:“作为一个独立作家,我不能肯定这是一个侮辱还是一个荣誉,所以我拒绝了。——也许这是一个荣誉,但正在这个时期,我的一个记者朋友被监禁了,因为此事,我不能接受这个荣誉。”

作家和政治的关系,是一个老掉牙却又说不尽的话题。在纽约国际文学节发表演讲,帕穆克曾谈到作家与政治、只写美丽故事的小说家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他说:“如果另一房间中的另一位作家是不自由的,那么,便没有作家是自由的。”

《雪》是帕穆克的第一部政治小说,由于卡尔斯之旅激发了作家的诗的灵感,帕穆克终于用文学作品的形式公开写政治。这部小说所引发的政教争议,令他遭到一些同胞的憎恨,甚至受到生命威胁,他成了一个被猎捕的人,几乎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安全地散步。

20052月接受瑞士记者采访时,直言而叛逆的帕穆克揭露说:“有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库德人曾在土耳其这块土地上被杀害。”他因此被伊斯坦堡的检察官指控犯有“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差点入狱。如果帕穆克被判刑,几十年来一直申请加入欧盟而不果的土耳其,就将离欧盟更为遥远。由于欧盟的压力,土耳其后来撤销了对帕穆克的讼案。这个不起诉的决定,意味着土耳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终于可以公开讨论了。

瑞典《书报》记者曾经向帕穆克提出这个问题:“在本国的反抗和争执之中,作家的介入是不是合适的?”帕穆克认为,存在着一些很合适的作家,那些人愿意直接投入祖国的反抗运动。一些西方的观察家和人权组织,不相信作家是介入艰难处境的合适人才。帕穆克质疑说:“为什么不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关注社会并写作的。”在这位斯汤达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看来,小说不是现实的编年史,而是理解现实的一个尝试。

我在真实面前撒谎,我和幻想一起游戏,但我的书不是游戏,因为作品重于生命本身。”这是这位桂冠作家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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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6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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