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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知青──當代性別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劉小萌 隨著上山下鄉運動的偃旗息鼓，知青早已實現了社會角色的轉換，融入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從這個意義講，“知青”已是一個歷史的名稱。問題在于，知青群體在經歷二十多年來的複雜分化過程後還保留著許多有形或無形的聯繫，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大批知青內退、下崗成爲新時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知青問題又重新凸現出來，而對于官方來講，這個問題又重新具有了某種敏感性。與此同時，“知青”意識也有擡頭和蔓延的趨勢，儘管已兩鬢白髮，即便是陌路相逢，一句“知青”，就足以使彼此産生心靈的溝通、情感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知青”仍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很現實的名稱。 研究知青問題，爲什麽要突出女性？換句話說，爲什麽要從性別的角度來研究知青問題呢？因爲我覺得，過去說到歷史，說到傳統社會中的男女不平等，大家都沒有异議，那麽在共產黨時期男女是不是平等了？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是不是平等了？“文革”是最熱衷標榜男女平等的時代了，什麽“婦女是半邊天”，“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一定能做到”，爲了這些宣傳還人爲杜撰了一系列的樣板，各行各業都有，可實際情况又怎樣呢？ 我在研究知青史的過程中，倒不是刻意關注女性，而是因爲女性的問題最突出，使你不得不重視。比如同樣是知青，女知青受迫害的程度遠較男知青嚴重。1973年國務院知青辦曾對24個省、區做過不完全統計，在2.3萬余起迫害知青案件中，奸污女知青案約占70%。這是1969年以來的情况。“文革”後期，這類現象仍很突出。比如遼寧省的一個報告稱，1973年9月至1976年1月，全省發生迫害知青案件1300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占86%以上。事實上，迫于封建文化傳統與專橫權力的雙重鉗制，女知青在受到迫害後大多隱忍不發。她們遠離城市，遠離父母，而在閉塞的農村和偏遠的邊疆，無論是政治權力、社會輿論還是文化傳統，始終以男性爲主導。 再比如婚姻問題。“文革”的政治背景和到農村安家落戶的獨特形式，注定了知青婚姻關係的締結無法依循生活的常規。我把當時的知青婚姻分成三種類型：一種類型是知青與知青類型，第二種是知青與城市職工類型，第三種是知青與農民結婚類型。在三種類型裏，占主導地位的是知青與農民的結合；而在這種類型中，居大多數的又是女知青嫁給男農民。爲什麽造成這種畸形婚姻？我理解有如下原因，首先是官方的鼓勵政策，它把婚姻政治化了，把這說成是縮小所謂“三大差別”的一種途徑，爲此還樹立了以大學生白啓嫻爲代表的一批典型。實質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女性屈從男權的一種表現。其次是社會中血統論的泛濫。當時的官方政策講究階級路綫，出身不好的青年普遍受到歧視。許多女知青爲了改換門庭，只好嫁給男性的貧下中農。在一個以男性爲主導的社會，血胤的延續從來是以男性爲依據的，你嫁給貧下中農了，那你的孩子就是貧下中農，用農村的話叫“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用女知青的話說，就是“出身不由已，婚姻可選擇”。這句調侃式的話語凸顯了這種婚姻的政治意義，同樣是女性依附男性的一種表現。 再比如就業問題。“文革”中間，插隊知青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現象非常普遍，工廠招工實行的也是性別歧視政策，致使大批女知青長期滯留農村，一些地方“女多男少”現象愈演愈烈。“文革”後期，一些地區甚至出現所謂的“三八點”，知青點剩下的都是女性，男知青早早就走了。大齡女知青不能就業，引發出新的社會問題，許多人爲姻緣難覓而倍感苦惱，從未體驗過初戀的激情，青春已離她遠去。總之，同樣是知青，付出代價最大、遇到更多困難、遺留問題更多的是女知青。 “文革”的收場，曾燃起千百萬知青追求新生活的希望，他們在經歷重返故里的短暫喜悅之後，很快捲入了一場又一場人生的拼搏，待業就業，結婚生子、學習進修、評薪晋級……當這一切似乎接近就緒時，自己已鬢染白霜，精疲力竭。社會角色轉換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但對許多女知青來說，面臨的新老問題依舊嚴峻。 首先仍是婚姻問題：社會上一大批“老姑娘”，就出自我們這個群體。“文革”中的坎坷經歷，使她們永久失去了擇偶成家的機會。這部分人的處境有目共睹，同情者也只有徒嘆奈何而已。 那麽，已婚女知青又怎麽樣？有人說，“在成功的男士背後，總有一個賢能的女性”。我要指出的是：在一個落入弱勢群體的女知青身後，往往掩藏著一段失敗的婚姻。韶光易逝，青春不再，回城後尋覓遲暮的愛情談何容易？幾乎所有與農民結婚的女知青，除了極少數例外，都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爲結局，至于她們的第二次婚姻，也未必美滿。我最近在北大承擔了一個課題，就是做知青口述史，采訪了若干落入弱勢群體的知青，多數在婚姻上有過不幸的經歷。我可以舉一個典型例子，有一個北京知青，她兩次婚姻，第一次嫁給了農民，當然是個好小夥子，很能幹，善于經營，可就是好賭，這一個“賭”字就鬧得她家破人亡（王和：就這樣還是好小夥子！[衆笑]）前些時候她結了第二次婚，找了一個智力有殘缺的小夥子，比她小了11歲。爲什麽要找他？這個女知青回到城市後連支一張床睡覺的地方都沒有，爲了能有個栖身的地方，她先在溫泉療養院照顧一個癌症病人，病人還是個瘸子，她就跟他同居，結果那個人不久去世了，她又沒地兒住了。後來就有人給她介紹了我前面提到的那個小夥子。小夥子因爲小時得過大腦炎，留了後遺症，父親爲了他能成家，把自己的一間小平房作爲遺産留給他。女知青和他結婚總算有了一個安身的地方。這個女知青在生活中表現得很堅强，也很樂觀，知青朋友們曾爲她的第二次婚姻舉辦過一次盛大的婚禮，這件事還上了報紙和知青網站。不管怎麽說，我覺得她的婚姻經歷都是很值得同情的。 婚姻的不幸不單是由于經歷的坎坷，跟官方政策還有一定關係。在知青返城問題上，官方政策往往朝令夕改，特別是幾個大城市，對已婚知青返城尤其苛刻，只接收原籍是本市的，如果她的配偶是外地人，那麽對不起了，說聲“白白”，你們自己想辦法吧。許多知青從子女前途考慮，只好選擇離婚。真離婚的，假離婚的，離婚後又複婚的，儘管沒離婚却依舊人各一方的。這些問題，釀成了數不清的悲歡離合，恩恩怨怨。後來，有的城市看到知青辦離婚手續的越來越多，爲了限制返城人數，又規定離婚時間必須在某年某月以前的才算有效，近期離婚的一概無效。就是這樣翻雲覆雨，人爲造成許多悲劇。 今年四月我在上海采訪“文革”前赴新疆的老知青，聽到這樣一個事情：女知青楊月華爲了子女的前途，幾年前回到上海，她的丈夫是外地人，戶口進不了上海，只好辦了離婚手續。她回到上海後，日子過得异常艱辛，靠當保姆維持家計。一個男孩子老大不小了，好不容易找了個對象，是外地打工妹。自己沒有房還可以租間破房凑合，兒子沒房可是無法成家，當媽的怎能不著急？但是又無能爲力。頭春節，她感到徹底絕望，心一橫從二十層高的地方跳樓自盡了。楊一向爲人和善，有愛心，跳樓前還把主人家的小猫小狗喂得飽飽的。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她的死，在知青中引起很大震動。 還有就是下崗、失業問題。當年的“老三届”女性，如今已是50—56歲左右的年紀。不要說這些人，比她們小5到10歲的人，基本上也都下崗。其中很大部分，是當年的女知青。許多企業的改革，重點不是放在難度很大的制度改革，而是大刀闊斧裁减員工，首當其衝被“砸飯碗”的就是中年女性。依舊是男女下崗、退休年齡上的雙重標準，而她們在幾十年工作中作出的貢獻和應得的權益，往往得不到回報和保障。一場深刻的社會改革，不可避免會産生它的受益者和受損者，問題在于，對于那些受到嚴重損害的弱勢群體，是否還存在一個社會公正的問題？ 最後兩句話，做爲結尾，一是希望婦女研究更多地關注現實，更多地關注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另外一個，希望在知青問題上，史學研究和婦女研究會有很好的合作。謝謝大家！ 提問 彭兆榮：我的問題是，如果你能够證明某一個地方女知青嫁給當地農民的多，這究竟是證明了她的性別優勢，還是弱勢？因爲這樣可以改變她的身份，而男知青却做不到這一點，這可能恰恰證明了她的性別優勢。 徐新建：對這些知識青年的研究當中，你爲什麽要選擇口述這樣一種文體？現在做婦女史使用口述這種方法，是假定很多婦女沒有文化，不能寫字，需要一些學者幫助她們去記錄她們的聲音。可是這些知青的情况不同，他們是有知識有文化的，爲什麽對這些知識青年選用口述史？我想問，這是偶然的還是有意的？這當中有什麽考慮在裏面？ 高世瑜：我提的不是什麽問題，想稍微有一點補充。你在談到知青女性時講到了現在下崗內退問題，我也是很偶然的，在有了性別視角以後才發現這個問題的。1977年“文革”以後，女知青受教育的權利和自我發展的權利跟男性完全不同。你看七七級大學生就能看出來，它那個班裏面吧，往往是大哥哥小妹妹。你想，當時的“老三届”都已經將近30歲，女知青們往往是爲人妻爲人母，很難再進大學，如果夫妻兩個人都是知青，往往保全了男方，因此一般七七級中“老三届”女性很少，老高中的女生尤其少，因爲那時已經是28到30歲了。最終導致了她們下崗和內退，成爲弱勢群體，跟以往受教育權利的喪失有直接關係，因爲她沒有技術，沒有學歷。 彭兆榮：還有一個問題，這些女知青的性別認同和她們對知青群體的認同，哪一個更强一些？也就是說，她們的性別認同會不會弱化她們對知青群體的認同？ （其他問題略──編者注） 答問與討論： 劉小萌：昨天提的問題比較多，有些屬于今後研究的問題，這裏只能做些概括的回答。 第一個問題：關于知青婚姻，我歸納爲三種類型，那麽怎麽歸納出的這三個類型？依據是什麽？對于知青問題，我們主要還是從文獻學角度來研究。關于歷年知青婚姻人數，國務院知青安置辦以省、區爲單位有比較系統的統計，可是具體到婚姻類型，却沒有完整的報告。爲了弄清楚知青婚姻類型，我花了不少時間，有關數據是從不同文獻搜集來的，比如關于吉林省知青的婚姻類型，在該省《勞動志》中是有一個統計的，這是省一級的。地區一級的統計則是從河北省保定地區得到的，這個地區的檔案比較詳細地記載了知青婚姻情况，多少男知青跟女農民結婚，多少女知青跟男農民結婚，它都有一個統計的。至于縣一級的統計資料就比較多了。現在不是出了大量方志嘛，也提供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我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行政級別的文獻資料，得出的知青婚姻類型和比例關係是基本一致的，從而印證了女知青嫁農民現象的普遍。這當然是就插隊知青而言，不包括兵團和農場的知青。這種統計方法我在書裏做了說明，儘管不是很理想的方法，却是目前條件下唯一可行的方法，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爲什麽研究知青史要做這個口述？過去我跟定宜莊做知青史研究，主要根據文獻。因爲有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知青辦作爲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機構，它在各級政府都有相應分支幷形成大量檔案和文獻，內容豐富，浩如烟海，所以在這方面運用傳統史學方法研究具有很大優勢。我寫《中國知青史》截止到1980年，上山下鄉作爲一場運動就是在這一年基本結束的。當時（《中國知青史》1998年出版以後－編者注）不想再寫下去了，可是後來發現遺留的問題非常多。兩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給我寫了一封信，有一句話比較尖銳：你在書裏說“上山下鄉運動已經結束了”，對你們是結束了，可是對我們這些在困境中掙扎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永遠的噩夢。後來我們也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决定再寫一部《中國知青史》的續篇，重點寫知青返城後二十年來的坎坷歷程。這樣就遇到一個問題，知青辦已經撤銷了，也沒有大量的文獻檔案可供參考，你如果要進行這項工作，就需要結合新的研究方法，也就是通過知青口述，搜集大量鮮活、具體的口碑資料，幷與文獻檔案相互參照。 高翔、王和：知青的檔案資料到哪里去了？是轉到別的機構還是銷毀了？ 劉小萌：各級知青辦撤消後，相關檔案多數歸入檔案館。從中央到省、地市一級檔案館，都收有大量知青檔案。還有一些檔案轉到了勞動局。可惜的是，縣一級的知青檔案因管理不善，大多散亡。我曾到老家的縣勞動局調查過，唯一剩下的檔案就是知青花名册，巧的很，第一個就是我妹妹的名字，哪年來的，哪年走的。總之，知青檔案浩如烟海，留給後人研究的空間非常大。 定宜莊：知青檔案數量很多，但特別零散，搜集整理要耗費巨大的精力和財力，是個人所難勝任的。 劉小萌：關于知青現狀，政府基本上沒有文獻可以參考，因爲它不再把知青做爲一個特定的人群。它可以把下崗女工作爲關注對象，雖然裏面有很多的知青，但是它不會把這部分人單獨抽出來考察。在這種情况下，你必須依靠口述資料來補充。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文獻有文獻的不足，口述也有口述的局限，兩者應該互相補充，揚長避短。說到口述的局限，我有較深的印象。有人指出過口述中的失憶現象，其實不單是失憶問題，還有一個有意掩飾的問題，這是口述的明顯局限。順帶提一句，對女知青做口述采訪，由我這樣一個男性來做，可能也有一定問題。 李小江：我就是想問你這個問題，因爲我們做口述史也遇到這個問題。看文獻不存在性別問題，男的女的都可以，具體到訪談，性別因素特別重要。你談到婚姻家庭，會涉及到很多隱私，可你是男的，她願意跟你談這些事嗎？ 王子今：也許就願意跟他談呢！（衆笑） 定宜莊：還真是這樣，有好多同性之間不願講的話，她們就願意跟他講。 劉小萌：我跟定宜莊多次討論這個問題。我采訪的一個女知青，有一個非常隱私的事兒，下鄉前受過性侵犯，那個人對她非常好，她根本沒有任何防範。她跟農民結婚，按我過去的理解，那原因再簡單不過了，一個是出身不好，一個是生活太艱難，沒有別的東西了，可她談到這個問題，說那麽快在農村結婚，跟當初的性經歷有關。可是到底有多大的關係，她也不好說，我也不好問。這個事件一直到現在還纏繞著她，她總說：我就弄不明白，這個經歷對我怎麽産生了這麽大的影響？可是到底産生了多大影響，我也不清楚。同樣弄不清楚的是，如果換個女性采訪她，她會怎麽談這個問題？ 李小江：這個問題可以深入討論，它這裏面很可能涉及到性需求問題。所以有些話題是男人可以追問的，還有一些話題是女人可以追問的，反過來就不行。 劉小萌：另外還有一位女知青，經歷也很典型。她在兵團時遇到一場山火，三個女生撲火，結果二死一傷。死的兩人中，一個出身好的追認爲黨員，授予烈士稱號；一個出身不好的就略去不提了。她就是受傷的那個，被燒殘毀容，可是她畢竟還活著。領導和職工非常同情她，一次一次推薦她上大學，可是因爲出身問題拖了好幾年，直到1975年才上了大學。對一般人來講，命運可能就從此改觀了，可是她呢，就因爲毀了容，從參加工作直到現在，社會的歧視幾乎如影隨形。在單位，每一次外出進修的機會、學習的機會、開會的機會，從來不給她。一次次的傷害，給她的心靈留下難以撫平的創痛。她多次自費整容，受了不少罪，不僅是爲了自己，也是爲了周圍的那些人們。如今她孤身一人，疾病纏身。最擔心的問題就是可能下崗。她把這些情况毫無保留都對我談了。 定宜莊：我有一個體會，因爲我也做過男性的口述，也做過女性的口述。女性在和女性談話時，與跟男性談話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男性很難判斷她的話是真是假，如果是女人，就很容易判斷。 劉小萌：可能有這種情况，特別是你婚姻很美滿的話，去跟一個不幸的女性談論家庭婚姻問題，恐怕會比較困難。 李小江：但她跟男的講，會有移情問題，就是弗洛依德講的移情問題。 劉小萌：還是換個比較輕鬆的話題吧。 關于知青內部不同群體間的認同問題，我舉一個例子。我去上海找知青調查采訪，那些從新疆兵團回來的老知青給我提了一個問題：“你覺得上海人怎麽樣？”我心裏對上海人確實有些“偏見”，既不願撒謊又不願直言出來傷了彼此和氣，就說“我老婆是上海人，可是我跟單位裏的上海人不怎麽交往。”話音未落，沒想到他們齊聲贊同：“你這話說對了！”他們說：上海人不把我們看作上海人，管我們叫“新疆人”。我們跟他們也不是一路的。這些知青在跟我談話過程中始終自稱“新疆人”，因爲他們有新疆的長期經歷，他們的行爲方式跟李伯重所論的那種上海“小男人”完全是兩回事，非常豪爽，非常真誠，非常好客，跟北方人真是沒有什麽區別。我去上海調查時，就住在一個沒有工作的上海知青家裏，三口人兩間房，住的條件差了一點，可是他們一家人盛情相邀，非讓住在他家，每天就像什麽“貴賓”似的供著，那種真摯的情感讓我特別感動。所以我覺得，知青內部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跨越性別、地域、職業以致社會地位的。我在各地采訪時還發現，知青間比較容易寬容相待，即便彼此的經歷、政見大相徑庭。在赤峰采訪柴春澤，他是“文革”中毛遠新樹立的典型，我在《知青史》中用了不少筆墨寫他當時的表現，但那時是把他當作一個政治符號對待的，所以筆下很不留情。現在經過面對面的交流，發現他身上有很多優秀的地方，是我以往所不瞭解的。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吃飯時我開玩笑說：“你是極左，我是極右，咱們現在坐到一塊了。”他給我打電話，也是一口一個“大哥”，挺親的。我交的哥們姐們不少，多數都是知青，這就是彼此的認同。 李小江：我還有一個問題，你和定老師都是做清史滿族史研究的，現在做當代史研究，有什麽不同的感覺？因爲你們有傳統史學的功底，做過一段當代史研究以後，我想你們肯定跟其他人感覺不大一樣。 劉小萌：是不大一樣。我們的知青史都是業餘做的，當然也耗費了大量精力。目前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嚴格講還缺乏學術的氛圍，爲現實政策提供某種詮釋，與獨立的科學研究完全是兩碼事。我們當初寫知青史，的確希望用嚴謹的治史方法對當代史研究形成一點衝擊。幾年過去了，實際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定宜莊：讓思路在古代史和現代史間往返穿梭，可以收到一種互補的效果。好比剛才我說到烈女的時候，立刻會聯想到“文革”中官方樹立的大批知青典型，對于知青典型的宣傳，跟歷史上統治者對烈女的褒獎，有不少似曾相識的地方。就是說，從古到今，很多事情是可以觸類旁通的。 [編者注：]這是作者2002年8月在大連大學“歷史、史學、與性別研究”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和答問討論紀要。 [作者簡介]劉小萌，1968年從北京赴內蒙古牧區插隊，後上技校，當工人。1978年考入大學，先後獲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著有《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八旗子弟》、《愛新覺羅家族全史》、《清通鑒前編》、《滿族社會與生活》（論文集）、《中國知青事典》（合著）、《中國知青史－大潮（1968－1980年）》。現正從事知青口述歷史的整理研究。 （原載南加州中國知青協會《知青》第5期，200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