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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生産建設兵團知青參加緬共游擊戰 劉曉航 在1991年出版的《雲南農墾紀略》中，對兵團知青參加緬甸共產黨人民軍的記載很簡略：“1970年5月8日，兵團黨委上報對擅自出國參加緬甸人民軍已回來人員的處理報告。自1969年以來，原遮相農場（即3師14團）約有100人參加緬甸人民軍，現有13人回來。” 事實上，當年受毛澤東“解放全人類，支援世界革命”的影響和古巴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精神的感召，1968年前後越境去緬甸參加緬甸共產黨人民軍與緬甸政府軍作戰的知青人數估計不會少于數千人（主要是滇西中緬邊界的插隊知青，兵團知青人數幷不多）。對這段歷史官方的材料不多見，比較詳實的文字記載，現可見諸雲南作家黃堯寫的《緬共游擊戰中的中國知青》和《在密密的雨林中》。 在文革期間，我國的外交政策受到“左”的思潮干擾，國家的法制更是蕩然無存。一些上山下鄉在中緬邊境滇西地區的知青，其中包括一部分兵團知青，自發地違法越境，參加緬甸人民軍，隱入雨林和山地參與緬共反政府游擊戰，許多知青爲“支援世界革命”戰死沙場。後來一部分人滯留在那裏融入當地社會，少數人又重新越境返回。 1968年，正當中國大地席捲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潮時，兩個世界性人物猝然結束了他們的革命生涯：一個是古巴的格瓦拉。這位獻身跨國界行動的國際主義戰士，前古巴國家領導人之一，被叛徒出賣，于1968年10月28日，在他領導的玻利維亞的游擊隊營地裏，被玻利維亞政府軍槍殺，當時他才39歲。格瓦拉的犧牲在全世界引起震動，他立刻成了當時中國紅衛兵們崇拜的英雄偶像。 另一獻身的英雄是緬甸共產黨領袖德欽丹東。他生于1911年，早年就讀于緬甸仰光師範學校，當過中學教員，坐過牢。1943年成爲緬甸地下抗日運動領導人，他于1948年3月建立緬甸共產黨，1964年緬甸共産主義運動分裂時，這位領袖堅决站在中國一邊。1968年9月24日，他在緬甸北部叢林的緬共游擊隊營被刺殺。1968年10月以後，在毛澤東接見的外賓名單上出現了已故緬共領袖德欽丹東的繼承人，身著綠軍裝的毛澤東讓他們站到自己的身邊。《人民日報》以顯著位置發表文章介紹緬共業績，他們已在國土上堅持了近30年的武裝鬥爭。 黃堯在《緬共游擊戰中的中國知青》中叙述： “處于文化大革命高熱狀態下的紅衛兵，相信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國所提供的革命樣板毫無疑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甚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必將推向世界，他們準備了足够的同情心和爲世界革命獻身的無畏精神。‘世界是你們的’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這時，在中國紅衛兵來看，緬甸喪失了他們久經考驗的領袖，革命已經到了危急關頭。” 1968年底北京首批紅衛兵到達雲南生産建設兵團。在此之前，已經有一小批北京中學生到達滇南，他們被安排在與越南毗鄰的紅河岸邊，那裏尚可嗅到越南戰爭的餘烟。建設兵團又是准軍事組織，生産基地按連隊建制，紅衛兵不必退去他們發白的軍裝。甚至可以領到用于站崗放哨，配備雖少，然而却是真正的武器。 昆明首批知青可以說是在兩派武鬥的硝烟中被動員去上山下鄉的，而且集中在德宏自治州的五縣一鎮：潞西、瑞麗、盈江、隴川、梁河、畹町和保山地區的騰沖。從德宏州南沿的芒海延伸至瑞麗江口，中緬邊界只是一條寬不過丈許的小河，屬中國一方的土地上有公路蜿蜒，屬緬甸的一方有梯田和村鎮，邊民們涉水過河，往來自由。 從1968年夏天，國境的那邊被開闢爲緬甸共產黨游擊隊的東北根據地。與緬甸猛古相望的中國芒海一邊，能看見游擊隊兵站高高飄揚的旗幟，聽見早晨的軍號和演練時的操令。緬共似乎已經度過了喪失領袖帶來的危機，正在迅速展開武裝鬥爭，幷將控制力擴展到緬甸東北的大片山地、叢林，對邊境的口岸城市邦賽、木姐形成了包圍之勢。 1969年春天，一些山地民族青年出境幾天，返回中國時就身著簇新的草綠色緬共游擊隊軍裝，軍帽正中嵌著用薄氈製成的紅色五星，幷帶回來一份“緬甸共產黨黨章”，這份油印的小册子迅速在知青中傳播，成爲他們瞭解异國共產黨的第一份材料，使他們全身熱血沸騰，參加緬共游擊隊，爲世界革命獻身成了他們堅定的信念。據有關部門後來統計的數字：1969年6月，因各種原因越境參加緬共游擊隊的知青已達300餘人，其中大多數是昆明知青，也有一部分屬雲南生産建設兵團的北京、上海、四川的知青。他們一到達緬共領地就開始在“人民軍”營地接受訓練，幷配備了新式武器。其實緬共武裝力量處于艱苦的游擊戰階段，堅持多年武裝鬥爭的緬共將主力轉移往東北邊境，很快便獲得很大的發展，不出一年，已經開闢出小片的根據地，緬共對于越境投奔“人民軍”的中國知青持熱烈歡迎的態度，因爲他們有堅定的信念，勇敢無私無畏，具有相當的文化素質，他們中的不少人還經過文革中“文攻武衛”的洗禮，具有實戰的經驗。參加緬共“人民軍”的不僅有昆明、北京、四川的知青，還有不少是滇西邊地青年，和不少原50年代中葉來到農場的湖南籍和四川籍的農業工和築路民工。 緬甸的奈溫政府趁緬甸“人民軍”立足未穩，在整個旱季發動了頻繁的攻勢。由于緬甸東北部山區的特殊地勢，戰綫錯綜複雜。政府軍時而分路進擊，憑藉機動優勢，快速滲透，給游擊隊腹地出其不意的創擊，時而又合股推進，將“人民軍”往邊地擠壓。緬共“人民軍”唯一選擇的是“游擊”，撒開兩條腿走，走而不打，邊走邊打，或打了就走，走到就打——這是一整套毛澤東的游擊戰略。 黃堯和他的三位戰友，于1969年7月5日機智地“逃亡”出境，參加緬共“人民軍”。在他的文章中回憶了他們在緬東北叢林和山地中經歷過的幾次激戰和在游擊戰中獻身的幾位昆明知青的犧牲經過。 2000年，在北京演出的話劇《切·格瓦拉》引起社會頗多爭議，引起一位當年在滇西中緬邊境插隊知青，對“老三届”支援“世界革命”往事的一段回憶： 1969年底，適逢瑞麗大量知青集中到水庫工地上勞動。“要打仗了！”一條驚人的消息在工地上傳開了，知青與緬共的故事由此引發。 在此之前，邊疆地區一直搞林彪的“政治邊防”，階級鬥爭的弦一直綳得很緊。 知青下來時，被告之對面是“蔣殘匪區”，是當年國民黨李彌殘部占了近20年的地段，因而要特別警惕，全體知青自然就成了民兵骨幹。曾經發給我一支舊的“三八式”步槍。有一次夜裏，對面兩邊打了一小仗，一顆炮彈落在中國境內，炸傷了一個老人和一頭牛，政府組織所有民兵沿著邊境綫游行示威了一天。 緬甸政府當時是親蘇的，緬共策劃策反了緬甸撣邦，佤邦的地方民族武裝首領，在這一區域內成立了親華的緬共東北軍區，聽說軍區政委還是四川人，是40年代入伍的老兵。當時緬甸共產黨中央根據地已被緬甸政府軍打得彈盡糧絕，形勢極爲不利。而東北軍區在中國人的大力支持下，裝備極爲優良，解放軍還沒配備的新型武器仿造M16的8號步槍就已經給了緬共，中方還向緬共派出一個由高級軍官組成的參謀團，制定了一個打通由國邊境到緬共中央根據地的通道的戰略方案。第一戰就是打下畹町鎮對面的緬政府軍據點，時間正好是大批知青在那裏修水庫之時。 大戰打響那天，緬共由中國邊境山脚向對面山頭發動進攻。上千名知青跑到畹町，在中國境內的山上坐滿了觀戰的知青和邊民們，對面山上不見人影，不知那些穿筒裙的緬兵躲到哪兒去了。 開戰之前，只見中國境內這邊，聚集了近萬名緬共軍隊，沿邊境綫的公路上，一字排開數十門大炮直指對方山頭營房。突然之間，一曲響亮的進行曲由高音喇叭中傳出，隨後傳來一男一女的高呼：“堅决支持緬共人民軍的革命行動！打倒緬甸反動派！”隨後大炮的轟鳴讓所有的人捂住耳朵，轉眼間，對面山頭的營房、工事就看不見了，全被濃烟蓋住了。炮轟持續了10分鐘，緬共人民軍開始衝鋒去攻占山頭。在觀戰的知青中不知何時跑出兩位別的縣來的知青來，從他們的口中轉出會讓所有人都吃驚的消息：攻山頭的第二梯隊全部是由中國知青組成的知青營！這一下子使所有觀戰的知青的心態全變了。原來是看熱鬧，現在全都爲知青營的兄弟們擔心…… 緬共攻占山頭似乎很順利。第一梯隊的人一陣呐喊，沖了上去，被一道竹栅欄給擋住了，又臥倒在地。隨著幾聲手榴彈爆炸，硝烟過後，緬共已經攻進對方營房，一會兒槍聲驟停，對方陣地上揚起一面白旗。觀戰的知青們一陣歡呼，潮水般向對面山上涌去，那些邊防軍也不加阻攔。上去之後，尸體沒見到幾個，俘虜倒見了一大群，大批緬共正在收繳戰利品，一問起來不少竟都是知青。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幾個看守俘虜的女生，其中一個是指揮官，就是我同校高一的。 畹町一戰大獲全勝，修水庫的知青都趁這個機會都跑出去參加緬共人民軍，瑞麗縣水庫爲此差點停工。除瑞麗知青外，盈江、梁河、隴川、騰沖、保山等縣都有知青跑了出去，還有大批農場的四川、北京、上海的知青也過去了，估計至少有上千人。此事立即驚動中央，周恩來急忙下指示，讓緬共停止招收知青當兵。但仍有大批知青沒有回來，他們中的多數人在參加了1970年的攻打臘茂之戰後，有的就永遠回不來了。 話說緬共小牛試刀，勝了畹町一役之後，出乎意料之外得到大批年輕力壯，有文化，還有點戰爭經驗的知青，高興得要命，立即開始實施第二次重大戰役方案，他們在中方參謀團的籌謀下，不是去打那唾手可得臨近瑞麗的南坎（緬甸第三大城市），而是出其不意的奔襲第二大城市臘茂，那裏有直通海邊的鐵路綫，占住臘茂，通往緬共中央根據地的通道就可以打通了。 大軍出發了，匆匆組建的知青營作爲先頭部隊，沿著密林叢布的山溝，向南推進，一路上行進極爲順利。據情報說，政府軍的精銳部隊被我方戰術所迷惑，正朝南坎方向開進。中緬邊境幾大民族武裝，已經被招安了。而盤踞在緬境內的蔣殘匪，則躲入深山。坐觀虎鬥。緬共東北軍一路順風，于一個風高月黑之夜兵臨臘茂城下，幷很快占領了火車站，但聞訊追來的政府軍大部隊黑壓壓地緊隨後面追來了，光汽車就有幾百輛，知青營接到立即轉移的命令。 剛開始撤退，緬共的軍隊還有秩序，很快在政府軍的炮火下亂了套。政府軍的直升機群追了上來，緬共的人民軍很快潰不成軍，只有往北撤，零零碎碎的隊伍在叢林中躲躲藏藏一個多月才回到北方的根據地。事後，緬共總結這次出擊吃敗仗的根本原因是過于輕敵。本來緬共的損失還可能更大，可能是緬甸政府怕惹惱了中國政府，網開一面，放走了大部分緬共，大多數知青得以生還，但也還有一批知青留在大山那一邊，尸骨至今不知散落何處。 由于吃了敗仗，緬共東北軍士氣極爲低落，加之原來就是一些烏合之衆，紀律渙散，軍官貪贓枉法，結幫拉派，打駡士卒，知青們看不慣，本來就是一時衝動來參加緬共人民軍的。于是一氣之下，走了不少人，有的流向南邊，有的則有偷偷越境，回原來的地方繼續當知青，只留下少數意志堅强者。 緬共的結局，我是20年後聽一個四川知青說的。1990年我到怒江出差，與他同往縣政府招待所裏，我兩人一見如故，一瓶老酒，一個猪耳，半斤花生，整整吹了一天一夜。這位仁兄曾經任過緬甸一個很有名的民族首領的貼身文官，該民族與緬甸政府和解後，成立了民族自治邦，他被派往緊鄰中國怒江地區的一個區任區長。他經常到中國來，四川老家也時常回去，這次過來，是準備與雲南某水利設計院洽談建設水電站事宜。他告訴我： “9·13”事件後，林彪的政治邊防不再提了，中國軍人也從緬甸撤了回來，緬共也失去了中國的軍援，東北根據地很快淪陷。緬共中僅存的一批知青，憑著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大多當上緬共高級軍官，各自率一撥子人馬，在异國大山之中建立了自己的領地。由于沒了軍餉，迫于生計，他們多數走上了種鴉片烟，制海洛因之路，當起了大王。知青本就有點文化，爲人也還誠實，與各種地方勢力大都能相安無事，經商之事也越來越入行，漸漸地便一個一個富了起來。 也是普天之下相同的規律吧！這一富啊，就有人眼紅。最眼紅的却是那緬共中央委員會。此時的緬共中央，已經是今非昔比了，中國的援助大大减少，那幾個中委從不斷减少和發軍餉，直到完全斷絕給部隊任何錢糧，讓部隊學南泥灣精神，他們幾個則全家吃中國的皇糧。 原來最聽話的幾個民族軍官，也開始抗旨。當時的緬共中央頭目們，認爲就是知青在作怪，便設了個“鴻門宴”，假稱開會消彌中央與地方矛盾，要衆知青將領去出席會議，暗中却布下聽指揮的重兵，欲將知青們一網打盡。 到了開會那天，衆知青將領們都到齊了，無一缺席。大會開到半程，只見那緬共中央主席一聲令下，立即沖進大批精壯的少數民族士兵，把個會場圍得水泄不通，衆知青不明就裏，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說是遲，那是快，只見知青中官至副司令那位老兄，跳到桌面，大喝一聲：“拿下！”，只見那幫民族兵，子彈上膛，手舞長刀，把那夥子中央委員們一個個綁了起來。衆知青們虛驚一場，方知那幫壞傢夥設下毒計。那些傢夥們却不知那知青副司令員早有查覺，暗中已將情况摸清，便悄悄地與民族兵首領串通好，將計就計來了個宮廷政變，一天之中就把那緬甸共產黨給滅了。他怕人多嘈雜，硬是連最好的朋友都沒通個氣兒，這也可能是他能成功之理。只可惜因爲那些民族兵太憨直，見到那個中央主席渾身哆嗦，以爲他是個不管事兒的老頭子，沒碰他就讓他滾蛋了。那傢夥急忙逃到中國境內，後來死在昆明他的行宮中，實在是便宜他了。 此一事變後，原緬共軍隊在知青率領下，與緬甸政府進行了多次談判，在1989年緬甸共產黨解體之前，最終達成和平協議：在各自的民族自治領地裏實行了自治，他們成了領地的首領。如雲南知青羅常保升任緬共中央警衛旅政委；蔣志明任中部軍區司令員；車炬任中部軍區旅長。也有帶著妻小的，到緬甸的城市去經商，多數已成爲華僑中的富人，也有極少數的亡命天涯的淪爲毒品販子。 這些參加緬共游擊戰知青的不同命運成爲知青文學一個豐富的素材，廣大讀者可以從鄧賢的《流浪金三角》，曾焰《闖蕩金三角》，曹桂林《偷渡客》，林家品《從紅衛兵到跨國黑幫》中找到他們的影子。 [作者簡介]劉曉航，男，安徽省蕪湖市第三中學66届高中畢業生，1968年12月去安徽南陵現弋江縣插隊。1977年考入安徽師大中文系。現任湖北省審計幹部學校高級審計師，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民盟省委委員。自1994年以來致力于中國知青文化事業，曾先後參與策劃武漢知青回憶錄《我們曾經年輕》，主編《滄桑人生》和《我們曾經歌唱》，是全國大型知青文化叢書《知青人生感悟錄》和《中國知青歲月》的編委，發表知青題材的文學作品和評論達百篇。 （原載南加州中國知青協會《知青》第5期，200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