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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議集體化農業的幻滅 張亢 一、信念的翻轉 1975年是到山西插隊務農第八個年頭，我被人稱爲“老插”，當時是絳縣崔壁大隊四隊隊長。 1975年，當地的棉花地，滿眼是赤裸的黃土，稀稀拉拉的棉苗此一棵彼一棵，橫看竪看都不成行不成壟。農諺說：“苗全七成收，無苗一場空。”這年棉花大减産，讓我格外痛心，格外失望。我對集體化農業，對理想社會的信念開始翻轉了。 我從70年起任隊幹部。生産隊連年低産、歉收，社員吃返銷糧，外出要飯，讓我痛心、使我困惑。我沒有改天換地的雄心壯志，但是總認爲種莊稼的人起碼應該能讓自己吃飽。 最初想到，低産主要是技術問題。讀了《物候學》（竺可楨，宛敏渭著），茅塞頓開。農業生産，是農民利用氣候、農作物、土地等資源進行的生産。一二千年前祖先就知道，農業最關鍵的是因時因地把握農時。西漢農書《汜勝之書》說“凡耕之本，在于趣時。”還說“種禾無期，因地爲時。”農活--特別如播種等關鍵性農活--必須適時，即必須在氣候條件最合適的時機幹，既不能早，也不能晚。不同年份，最合適的時機--按日曆時間來說--不一樣；同一年份，不同地方的適當時機也不一樣。農活時機不對，就减産，甚至絕收。南北朝農書《齊民要術》說“順天時，量地力，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 當代“物候學”研究認爲，觀測“物候”把握農時，是從事農業生産簡便、實用的科學方法。如農諺說“棗芽發，種棉花。”棗樹發芽，種棉花是適當時機。提前或延後都减産。 1975年山西省裏頭頭下令提前種棉花。若適時播種，棉花七天左右出苗。然而這一年下種後一個多月，才見幾株病弱棉苗勉强出土，棉種都爛在地裏了。往年棉苗按時出土，社員奔走相告，喜悅和豐收的憧憬溢于言表。75年下種後，大家焦慮地企盼著遲遲不出土的棉苗，最後面對缺苗斷壟棉花地的减産定局，只有黯然和沮喪。 1975年减産灾難遍及山西省各棉區。我的同學黃衛偉是上高池大隊書記，因外出開會，過了省裏規定期限之後才回村，布置播種，就沒有减産。其實70年就有類似經歷。那年我們公社書記也是想提前播種棉花增産，結果全公社大减産。哪一年生産隊如果减産，年底隊長就得下臺換人。但是這種因上級指示造成的减産，却從未聽說過有哪個頭頭負責。 1975年，我根據以往經驗和物候觀測，預見到提前播種必然會减産。與公社書記，大隊書記理論了數次，白費口舌。向隊裏社員尋求支持，大家都勸我算了，別惹事。爲民請命沒有好結果，山西汾陽縣的北京知青李百替，爲農民申訴負擔太重，要求减免公糧，被判刑入獄。而他父母還是革命幹部。明知會毀掉棉花收成，我還得按上面規定的時間，帶領大家播種。隊裏三十幾戶人生活溫飽，怎麽這樣難？我覺得异常孤獨，悲憤，欲哭無泪。人生悲哀莫過于此。 二、老實的中國農民 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通過農村人民公社，中國的大官小官都隨意指揮農業生産。官越大，指揮範圍越大，造成灾難也越大。農民勞而無獲，饑餓貧窮。當官的都歸咎于“天氣不好”。沒人對瞎指揮的灾難負責。 最厲害當然是58、59、60年，毛澤東親自領導農村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一縣一社，幾縣一社，規模大，公有制。“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結果全國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却以“三年自然灾害”掩蓋毛澤東的責任。城裏人相信這個謊言。農民都知道，餓死人是因爲毛澤東的辦法。然而中國農民老實得即使活活餓死，也不敢鬧事。 中國農民對各類事務包括農業集體化的認識，來源于自身生活經歷。經過人民公社初期的灾難，農民已經看清集體化是死路一條。69年夏季，一天和老丁頭幹活時他說，“跟你說實話吧，我真不信老毛（毛澤東）那套呀！”老丁頭59年帶著三個女兒，從山東逃到這裏。山西當時饑荒鬧得晚，也輕一些。在晋南地區，很多成分高（指地主、富農）和窮困的單身男人，都在那個時侯娶了逃荒的山東媳婦。 老鄉們說，剛搞合作社時都不懂是怎麽回事，但是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相信毛澤東和共產黨，會領導著大家奔向更好的日子。因爲50年代初土地改革，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常聽當時三十幾歲的農民說起在集體化之前的單幹時期，確實過了幾年豐衣足食的好日子。老丁頭說他那時候還是合作化積極分子，開會鬥爭不願意入合作社的農民：“你不入（合作）社對得起毛主席嗎！”等入社後才發覺上當了，想退也不行了。土地歸了集體，糧食都被國家收走了，他們村大躍進後餓死十之七八。不逃荒，只有死路一條。 在插隊之前，沒當面聽過有人議論社會主義或集體農業的缺點。然而75年缺苗斷壟的棉花地，以及在農村多年經歷，促使我重新認識生産隊勞而無獲，農民日益貧困的現實，促使我反思農業集體化的作用。 中國農民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最說實話的人。在城市裏，公然批評社會主義制度，不是現行反革命也是右派。發配農村勞改。農民是社會的最底層，無法以貶低社會地位懲罰其信口開河。插隊以後就常聽農民說單幹時的豐衣足食，對比眼下的饑餓貧困，哀嘆生産隊前途絕望。 農民議論正經事，總是兩個主題：一是安排農活，意見永遠分歧；更多是集體化和單幹問題，看法却始終一致--分田單幹是唯一出路。所以八十年代初每年發個“一號文件”，包乾到戶就迅速遍及全國中國，其順利平靜與五十年代集體化過程的躁動和艱難恰成鮮明對照。 但是在75年以前，我還覺得農民思想保守落後，不懂社會主義理論。當時中國樹立的絕對權威，要讓人們無限敬仰毛澤東，堅定、不容置疑地發出的錚錚豪言，能不讓充滿理想的青少年爲之激動，爲之振奮。我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從小到大，接觸到的權威和輿論工具都反反復複宣稱，“社會主義必定戰勝資本主義，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現在困難和貧窮是暫時的。全民所有制和農業集體所有制是先進的，前途光明，將實現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共同富裕的理想社會。未經世事、激進而輕信的青少年，誰不爲即將到來的美好烏托邦而歡欣鼓舞熱血沸騰。 毛澤東還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富裕農民中的資本主義傾向是嚴重的。只要我們在合作化運動中，乃至以後一個很長的時期內，稍微放鬆了對于農民的政治工作，資本主義傾向就會泛濫起來。當時所有輿論工具，每天都在宣揚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的優越性。嚴厲批判分田單幹和發家至富觀念，說那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十惡不赦的罪行。 回想起來，這其實反映出當時民情是日益强烈要求單幹，集體化制度只是靠政權强行維持著。中國農民的人生哲學，是不正面對抗不可抗拒的勢力。所以他們通常膽小怕事。再加上相互間矛盾重重，不能齊心辦事。因此儘管農民說話無所顧忌，但是六、七十年代還不可能分田單幹。 三、集體化的負面意義 農業集體化--先進的生產關係--沒有促進農業生産發展 “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産力性質的規律”，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農業集體化的理論依據。“新的和生産力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一經建立，就給生産力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場所，有力地促進生産力的發展。”而實際上，農村集體化以後，最顯著變化，就是農民完全喪失了生産積極性。大官小官瞎指揮造成的灾難更是雪上加霜，農業生産全面毀滅。如果我們不下鄉也根本無法想象農村的凄慘。 中國農民以老實、勤勞著稱。但是在生産隊幹活，就都成了磨洋工大師。越是農忙的關鍵時侯，偷尖耍滑的人越多。因此集體生産總是把握不住農時，總是用工多産量低。從六十年代起，對中國集體化農業近二十年的農調資料顯示，生産一百斤糧食的投工和費用呈逐年上升趨勢。城裏人可能認爲農民覺悟太低了。如果人人都努力勞動，糧食産量高了，就不會一起挨餓受窮了。剛插隊那幾年，我也這樣看。其實，城裏人在公有制下能吃飽飯，幷不是因爲大家都努力工作，而是國家的整個制度優待城市，又不許農民進城。 1983年秋季，我回插隊的村子住了幾天。遇見以前的大隊書記，正精神百倍地爲賺錢奔走。“你的病好了？”我順嘴問道。以前他總說自己有病。“好了。”他表情尷尬，扭頭不再理我。似乎我在譏諷他。久病痊愈難道不是好事？我忽然明白了，多年他都在裝病。其實村裏還有另一個書記和幾個社員，也是裝病不幹活或幹輕活，申請救濟。公有制和集體化制度下懶漢和尖猾的人最舒服，可以不勞而獲。 七十年代初，有一篇傳遍全國的大字報，將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概括爲“打勤獎懶”，當時也很有同感。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爲反對剝削，提倡勞動、尊重勞動，在實際上公有制社會是鼓勵懶惰。 農業集體按勞分配沒有積極意義 馬克思從勞動價值論推導出“按勞分配”原則。中國農業合作化初期的試點總結材料中，實現“按勞分配”是集體化的優越性之一。實際是說，成立合作社就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因爲社會主義社會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毛澤東說自己是“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四人幫”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任何事物加上社會主義，就神聖不可侵犯了。 從農民的角度看，在生産隊幹活是爲多掙工分，從收成裏多分糧。農業收成是全年農活的綜合成果。即使是單幹，也不能定量分析出某天某項農活對收成的作用。在生産隊，十幾人或幾十人混在一起幹活，沒人能知道每人每天干的活對最終産量有多大貢獻，因此時間長短是工分的主要評價標準。誰不願意少出力，多分糧？誰願意出力養活那些懶漢？農業集體生産，必然使農民出工不出力。這是人的本性。集體農業用工多、産量低，社員饑餓貧窮，實現按勞分配和社會主義有什麽意義？ 今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公有制一經建立，社會就在他的旗幟上寫著“各盡所能--偷懶，按勞分配--貧窮。” 集體化使農村社會分裂和對立 在插隊擔任生産隊幹部期間，我感到最困惑和最棘手的事情，就是生産隊裏兩派社員之間的對立和鬥爭。生産隊日常生産和生活，凡是可以發生分歧的事情，都有兩派鬥爭的影子。雙方矛盾的焦點，就體現在爭奪生産隊領導權上。窮得都沒飯吃了，還不齊心協力搞生産？我插隊時最大的願望之一，就是讓隊裏兩派人相互和解，象正常鄰里那樣和睦相處，但是始終一籌莫展。 分田單幹導致農村兩極分化，未必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防止農村兩極分化，使全體農民共同富裕，是集體化的重要理由。75年以後，我逐漸認識到，集體化可以避免兩極分化，但是只能導致共同貧困。 儘管分田單幹在當時絕無可能，而兩極分化又令我擔憂。與隊裏三十幾戶農民多年相處，我認爲其中5∼6戶人，沒有能力獨立經營農業生産。我覺得他們願意單幹是不自量力，集體化僅僅對他們有利。農村到底出路何在？我極度苦悶和絕望。 七十年代末農村實行包乾到戶，當時我已回城幾年，非常擔心這幾戶人。83年秋季，我回插隊的村子。我擔心的幾個農戶，糧食産量確實最低，但是人均也有500多斤小麥。 而集體化期間，全隊人均分配小麥沒到過250斤。約三分之一能力最强的農戶，83年人均小麥1000斤以上。 包乾到戶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解决了中國農民的吃飯問題。化解了集體組織裏始終勢不兩立的兩派冤家。因爲誰也不再受其他人領導了。在生産隊裏總是幹活沒人，現在有一半勞力沒有活幹。包乾到戶讓我理解了，中國是具有兩千年自耕農歷史的社會，農業生産的特點，使家庭個體經營成爲最適當的方式。 如果有些農戶自願放弃自耕農的家長地位，在有能力有威望的人領導下，可以成功地經營超級家庭式的集體農業，但是其穩定期不會超過一代人的時間。很多人都會舉出天津大丘莊，江蘇華西村，以及其他許多集體至富的事例。但是今天，使這些集體致富典型陷入困境的，正是那分不清說不明的集體産權。 四、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就是奴隸制 1835年，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發表了成名作《論美國的民主》上卷。此書是他在美國實地考察的結果。書中有美國南方奴隸制與北方自由制的對比評述。其大意是，美國廢除奴隸制度是爲白人而不是爲黑人的利益。因爲與蓄奴制相比，自由雇工費用較低而生産效率高得多。自由工人出賣勞力，雇主只在需要勞力時購買。奴隸主不向奴隸付報酬，但要養活他們一輩子。即奴隸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教育等費用，總起來比自由工人的報酬高。奴隸生産物質財富但是毫無勞動熱情，只見“一群奴隸無精打采地在半墾半荒的土地上游蕩”，這與生産隊上工簡直是一模一樣，出工不出力，只不過在生産隊叫“人民公社社員”而不叫“奴隸”。但是即便在“三年自然灾難”以後，國家也僅僅是保證社員餓不死。 插隊時，村裏人幾乎每年都說，“要是今年每人能分上二百斤麥子，就不愁了。”趕集遇見外村人，“你村裏今年光景咋樣？”“唉！不行呀！”印象特別深是73年，我們隊小麥歉收，全隊紛紛向親友借糧，還有四、五戶外出要飯。外出之前他們相互鼓勵著：“要飯不低噠（低人一等），比偷人强。”讓我痛切地感到，要飯，嚴重傷害了老實巴交農民的自尊心。 當時統計資料說明，中國多數農民在二十多年集體化時期，人均收入只能勉强糊口。 其實我們經歷的城市中的公有制也與奴隸制度本質相同：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上班都是混時間；所有的熱情、才智都被壓抑，遭扼殺；公家分配低水平的衣食住行，負擔教育和生老病死。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這只能惠及少部分人的福利也維持不下去了。而中國在最近二十年，人民稍微有一點自由，就顯示出巨大的生産潜力。 認爲公有制的奴役，可以戰勝私有制的自由，簡直是痴人說夢。 公有制的奴役使人懶惰，使社會退步。世界上所有實行公有制的地方，無不如此。所以蘇聯的解體顯然順理成章。著魔似的堅信公有制優越性的毛澤東，最後怪罪于人的自私本性。發動文化大革命鬥私批修，結果是扼殺了人性中善的一面，使惡的一面無限膨脹。 五、必須糾正的普遍觀念 84年春節，幾個老同學聚會。同村插隊多年的一個老同學，仍認爲包乾到戶只是解决吃飯問題的臨時措施。認爲公有制的生產關係超越了中國的生産力水平，包乾到戶，讓生產關係暫時倒退一下，以適應生産力發展水平。這是城裏很普遍的一種觀念。但這位插隊農村多年的老同學也持這樣的想法讓我震驚。我意識到，相似經歷，未必有相似認識。 從原始社會到共産主義社會，這種分階段社會發展史在我們意識中是如此根深蒂固。遺憾的是，現在沒有什麽可以取代這貌似合理的簡單模式。共産主義從美好的理想，變成我們親身經歷的人類悲劇。但是至今都沒有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我覺得應該將我的感受和認識寫出來，希望後輩人不要再重蹈覆轍。 [作者簡介]張亢，男，本會會員。北京101中66届初中畢業生，1968年插隊山西絳縣，1977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從事投資咨詢工作。1998年來美，現在任職于洛杉磯某公司。 （原載南加州中國知青協會<<知青>>第5期，200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