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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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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議集體化農業的幻滅

張亢

一、信念的翻轉

1975年是到山西插隊務農第八個年頭,我被人稱爲“老插”,當時是絳縣崔壁大隊四隊隊長。

1975年,當地的棉花地,滿眼是赤裸的黃土,稀稀拉拉的棉苗此一棵彼一棵,橫看竪看都不成行不成壟。農諺說:“苗全七成收,無苗一場空。”這年棉花大减産,讓我格外痛心,格外失望。我對集體化農業,對理想社會的信念開始翻轉了。

我從70年起任隊幹部。生産隊連年低産、歉收,社員吃返銷糧,外出要飯,讓我痛心、使我困惑。我沒有改天換地的雄心壯志,但是總認爲種莊稼的人起碼應該能讓自己吃飽。

最初想到,低産主要是技術問題。讀了《物候學》(竺可楨,宛敏渭著),茅塞頓開。農業生産,是農民利用氣候、農作物、土地等資源進行的生産。一二千年前祖先就知道,農業最關鍵的是因時因地把握農時。西漢農書《汜勝之書》說“凡耕之本,在于趣時。”還說“種禾無期,因地爲時。”農活--特別如播種等關鍵性農活--必須適時,即必須在氣候條件最合適的時機幹,既不能早,也不能晚。不同年份,最合適的時機--按日曆時間來說--不一樣;同一年份,不同地方的適當時機也不一樣。農活時機不對,就减産,甚至絕收。南北朝農書《齊民要術》說“順天時,量地力,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

當代物候學研究認爲,觀測物候把握農時,是從事農業生産簡便、實用的科學方法。如農諺說“棗芽發,種棉花。”棗樹發芽,種棉花是適當時機。提前或延後都减産。

1975年山西省媕Y頭下令提前種棉花。若適時播種,棉花七天左右出苗。然而這一年下種後一個多月,才見幾株病弱棉苗勉强出土,棉種都爛在地堣F。往年棉苗按時出土,社員奔走相告,喜悅和豐收的憧憬溢于言表。75年下種後,大家焦慮地企盼著遲遲不出土的棉苗,最後面對缺苗斷壟棉花地的减産定局,只有黯然和沮喪。

1975年减産灾難遍及山西省各棉區。我的同學黃衛偉是上高池大隊書記,因外出開會,過了省堻W定期限之後才回村,布置播種,就沒有减産。其實70年就有類似經歷。那年我們公社書記也是想提前播種棉花增産,結果全公社大减産。哪一年生産隊如果减産,年底隊長就得下臺換人。但是這種因上級指示造成的减産,却從未聽說過有哪個頭頭負責。

1975年,我根據以往經驗和物候觀測,預見到提前播種必然會减産。與公社書記,大隊書記理論了數次,白費口舌。向隊堛嶺尋求支持,大家都勸我算了,別惹事。爲民請命沒有好結果,山西汾陽縣的北京知青李百替,爲農民申訴負擔太重,要求减免公糧,被判刑入獄。而他父母還是革命幹部。明知會毀掉棉花收成,我還得按上面規定的時間,帶領大家播種。隊堣T十幾戶人生活溫飽,怎麽這樣難?我覺得异常孤獨,悲憤,欲哭無泪。人生悲哀莫過于此。

二、老實的中國農民

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通過農村人民公社,中國的大官小官都隨意指揮農業生産。官越大,指揮範圍越大,造成灾難也越大。農民勞而無獲,饑餓貧窮。當官的都歸咎于“天氣不好”。沒人對瞎指揮的灾難負責。

最厲害當然是58、59、60年,毛澤東親自領導農村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一縣一社,幾縣一社,規模大,公有制。“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結果全國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却以“三年自然灾害”掩蓋毛澤東的責任。城堣H相信這個謊言。農民都知道,餓死人是因爲毛澤東的辦法。然而中國農民老實得即使活活餓死,也不敢鬧事。

中國農民對各類事務包括農業集體化的認識,來源于自身生活經歷。經過人民公社初期的灾難,農民已經看清集體化是死路一條。69年夏季,一天和老丁頭幹活時他說,“跟你說實話吧,我真不信老毛(毛澤東)那套呀!”老丁頭59年帶著三個女兒,從山東逃到這堙C山西當時饑荒鬧得晚,也輕一些。在晋南地區,很多成分高(指地主、富農)和窮困的單身男人,都在那個時侯娶了逃荒的山東媳婦。

老鄉們說,剛搞合作社時都不懂是怎麽回事,但是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相信毛澤東和共產黨,會領導著大家奔向更好的日子。因爲50年代初土地改革,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常聽當時三十幾歲的農民說起在集體化之前的單幹時期,確實過了幾年豐衣足食的好日子。老丁頭說他那時候還是合作化積極分子,開會鬥爭不願意入合作社的農民:“你不入(合作)社對得起毛主席嗎!”等入社後才發覺上當了,想退也不行了。土地歸了集體,糧食都被國家收走了,他們村大躍進後餓死十之七八。不逃荒,只有死路一條。

在插隊之前,沒當面聽過有人議論社會主義或集體農業的缺點。然而75年缺苗斷壟的棉花地,以及在農村多年經歷,促使我重新認識生産隊勞而無獲,農民日益貧困的現實,促使我反思農業集體化的作用。

中國農民是社會主義制度下最說實話的人。在城市堙A公然批評社會主義制度,不是現行反革命也是右派。發配農村勞改。農民是社會的最底層,無法以貶低社會地位懲罰其信口開河。插隊以後就常聽農民說單幹時的豐衣足食,對比眼下的饑餓貧困,哀嘆生産隊前途絕望。

農民議論正經事,總是兩個主題:一是安排農活,意見永遠分歧;更多是集體化和單幹問題,看法却始終一致--分田單幹是唯一出路。所以八十年代初每年發個“一號文件”,包乾到戶就迅速遍及全國中國,其順利平靜與五十年代集體化過程的躁動和艱難恰成鮮明對照。

但是在75年以前,我還覺得農民思想保守落後,不懂社會主義理論。當時中國樹立的絕對權威,要讓人們無限敬仰毛澤東,堅定、不容置疑地發出的錚錚豪言,能不讓充滿理想的青少年爲之激動,爲之振奮。我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從小到大,接觸到的權威和輿論工具都反反復複宣稱,“社會主義必定戰勝資本主義,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現在困難和貧窮是暫時的。全民所有制和農業集體所有制是先進的,前途光明,將實現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共同富裕的理想社會。未經世事、激進而輕信的青少年,誰不爲即將到來的美好烏托邦而歡欣鼓舞熱血沸騰。

毛澤東還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富裕農民中的資本主義傾向是嚴重的。只要我們在合作化運動中,乃至以後一個很長的時期內,稍微放鬆了對于農民的政治工作,資本主義傾向就會泛濫起來。當時所有輿論工具,每天都在宣揚社會主義--集體農業的優越性。嚴厲批判分田單幹和發家至富觀念,說那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十惡不赦的罪行。

回想起來,這其實反映出當時民情是日益强烈要求單幹,集體化制度只是靠政權强行維持著。中國農民的人生哲學,是不正面對抗不可抗拒的勢力。所以他們通常膽小怕事。再加上相互間矛盾重重,不能齊心辦事。因此儘管農民說話無所顧忌,但是六、七十年代還不可能分田單幹。

三、集體化的負面意義

農業集體化--先進的生產關係--沒有促進農業生産發展

“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産力性質的規律”,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農業集體化的理論依據。“新的和生産力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一經建立,就給生産力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場所,有力地促進生産力的發展。”而實際上,農村集體化以後,最顯著變化,就是農民完全喪失了生産積極性。大官小官瞎指揮造成的灾難更是雪上加霜,農業生産全面毀滅。如果我們不下鄉也根本無法想象農村的凄慘。

中國農民以老實、勤勞著稱。但是在生産隊幹活,就都成了磨洋工大師。越是農忙的關鍵時侯,偷尖耍滑的人越多。因此集體生産總是把握不住農時,總是用工多産量低。從六十年代起,對中國集體化農業近二十年的農調資料顯示,生産一百斤糧食的投工和費用呈逐年上升趨勢。城堣H可能認爲農民覺悟太低了。如果人人都努力勞動,糧食産量高了,就不會一起挨餓受窮了。剛插隊那幾年,我也這樣看。其實,城堣H在公有制下能吃飽飯,幷不是因爲大家都努力工作,而是國家的整個制度優待城市,又不許農民進城。

1983年秋季,我回插隊的村子住了幾天。遇見以前的大隊書記,正精神百倍地爲賺錢奔走。“你的病好了?”我順嘴問道。以前他總說自己有病。“好了。”他表情尷尬,扭頭不再理我。似乎我在譏諷他。久病痊愈難道不是好事?我忽然明白了,多年他都在裝病。其實村媮晹野t一個書記和幾個社員,也是裝病不幹活或幹輕活,申請救濟。公有制和集體化制度下懶漢和尖猾的人最舒服,可以不勞而獲。

七十年代初,有一篇傳遍全國的大字報,將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概括爲“打勤獎懶”,當時也很有同感。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爲反對剝削,提倡勞動、尊重勞動,在實際上公有制社會是鼓勵懶惰。

農業集體按勞分配沒有積極意義

馬克思從勞動價值論推導出“按勞分配”原則。中國農業合作化初期的試點總結材料中,實現“按勞分配”是集體化的優越性之一。實際是說,成立合作社就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因爲社會主義社會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毛澤東說自己是“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四人幫”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任何事物加上社會主義,就神聖不可侵犯了。

從農民的角度看,在生産隊幹活是爲多掙工分,從收成埵h分糧。農業收成是全年農活的綜合成果。即使是單幹,也不能定量分析出某天某項農活對收成的作用。在生産隊,十幾人或幾十人混在一起幹活,沒人能知道每人每天干的活對最終産量有多大貢獻,因此時間長短是工分的主要評價標準。誰不願意少出力,多分糧?誰願意出力養活那些懶漢?農業集體生産,必然使農民出工不出力。這是人的本性。集體農業用工多、産量低,社員饑餓貧窮,實現按勞分配和社會主義有什麽意義?

今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公有制一經建立,社會就在他的旗幟上寫著“各盡所能--偷懶,按勞分配--貧窮。”

集體化使農村社會分裂和對立

在插隊擔任生産隊幹部期間,我感到最困惑和最棘手的事情,就是生産隊堥漎ㄙ嶺之間的對立和鬥爭。生産隊日常生産和生活,凡是可以發生分歧的事情,都有兩派鬥爭的影子。雙方矛盾的焦點,就體現在爭奪生産隊領導權上。窮得都沒飯吃了,還不齊心協力搞生産?我插隊時最大的願望之一,就是讓隊堥漎ㄓH相互和解,象正常鄰里那樣和睦相處,但是始終一籌莫展。

分田單幹導致農村兩極分化,未必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防止農村兩極分化,使全體農民共同富裕,是集體化的重要理由。75年以後,我逐漸認識到,集體化可以避免兩極分化,但是只能導致共同貧困。

儘管分田單幹在當時絕無可能,而兩極分化又令我擔憂。與隊堣T十幾戶農民多年相處,我認爲其中5∼6戶人,沒有能力獨立經營農業生産。我覺得他們願意單幹是不自量力,集體化僅僅對他們有利。農村到底出路何在?我極度苦悶和絕望。

七十年代末農村實行包乾到戶,當時我已回城幾年,非常擔心這幾戶人。83年秋季,我回插隊的村子。我擔心的幾個農戶,糧食産量確實最低,但是人均也有500多斤小麥。 而集體化期間,全隊人均分配小麥沒到過250斤。約三分之一能力最强的農戶,83年人均小麥1000斤以上。

包乾到戶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解决了中國農民的吃飯問題。化解了集體組織堜l終勢不兩立的兩派冤家。因爲誰也不再受其他人領導了。在生産隊媮`是幹活沒人,現在有一半勞力沒有活幹。包乾到戶讓我理解了,中國是具有兩千年自耕農歷史的社會,農業生産的特點,使家庭個體經營成爲最適當的方式。

如果有些農戶自願放弃自耕農的家長地位,在有能力有威望的人領導下,可以成功地經營超級家庭式的集體農業,但是其穩定期不會超過一代人的時間。很多人都會舉出天津大丘莊,江蘇華西村,以及其他許多集體至富的事例。但是今天,使這些集體致富典型陷入困境的,正是那分不清說不明的集體産權。

四、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就是奴隸制

1835年,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發表了成名作《論美國的民主》上卷。此書是他在美國實地考察的結果。書中有美國南方奴隸制與北方自由制的對比評述。其大意是,美國廢除奴隸制度是爲白人而不是爲黑人的利益。因爲與蓄奴制相比,自由雇工費用較低而生産效率高得多。自由工人出賣勞力,雇主只在需要勞力時購買。奴隸主不向奴隸付報酬,但要養活他們一輩子。即奴隸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教育等費用,總起來比自由工人的報酬高。奴隸生産物質財富但是毫無勞動熱情,只見“一群奴隸無精打采地在半墾半荒的土地上游蕩”,這與生産隊上工簡直是一模一樣,出工不出力,只不過在生産隊叫“人民公社社員”而不叫“奴隸”。但是即便在“三年自然灾難”以後,國家也僅僅是保證社員餓不死。

插隊時,村堣H幾乎每年都說,“要是今年每人能分上二百斤麥子,就不愁了。”趕集遇見外村人,“你村堣策~光景咋樣?”“唉!不行呀!”印象特別深是73年,我們隊小麥歉收,全隊紛紛向親友借糧,還有四、五戶外出要飯。外出之前他們相互鼓勵著:“要飯不低噠(低人一等),比偷人强。”讓我痛切地感到,要飯,嚴重傷害了老實巴交農民的自尊心。

當時統計資料說明,中國多數農民在二十多年集體化時期,人均收入只能勉强糊口。

其實我們經歷的城市中的公有制也與奴隸制度本質相同: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上班都是混時間;所有的熱情、才智都被壓抑,遭扼殺;公家分配低水平的衣食住行,負擔教育和生老病死。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這只能惠及少部分人的福利也維持不下去了。而中國在最近二十年,人民稍微有一點自由,就顯示出巨大的生産潜力。

認爲公有制的奴役,可以戰勝私有制的自由,簡直是痴人說夢。

公有制的奴役使人懶惰,使社會退步。世界上所有實行公有制的地方,無不如此。所以蘇聯的解體顯然順理成章。著魔似的堅信公有制優越性的毛澤東,最後怪罪于人的自私本性。發動文化大革命鬥私批修,結果是扼殺了人性中善的一面,使惡的一面無限膨脹。

五、必須糾正的普遍觀念

84年春節,幾個老同學聚會。同村插隊多年的一個老同學,仍認爲包乾到戶只是解决吃飯問題的臨時措施。認爲公有制的生產關係超越了中國的生産力水平,包乾到戶,讓生產關係暫時倒退一下,以適應生産力發展水平。這是城堳傽飪M的一種觀念。但這位插隊農村多年的老同學也持這樣的想法讓我震驚。我意識到,相似經歷,未必有相似認識。

從原始社會到共産主義社會,這種分階段社會發展史在我們意識中是如此根深蒂固。遺憾的是,現在沒有什麽可以取代這貌似合理的簡單模式。共産主義從美好的理想,變成我們親身經歷的人類悲劇。但是至今都沒有認真總結經驗和教訓。我覺得應該將我的感受和認識寫出來,希望後輩人不要再重蹈覆轍。

[作者簡介]張亢,男,本會會員。北京101中66届初中畢業生,1968年插隊山西絳縣,1977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從事投資咨詢工作。1998年來美,現在任職于洛杉磯某公司。

(原載南加州中國知青協會<<知青>>5期,2003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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