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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性主義到經驗主義——寫作《中國知青文學史》的背景及其它 楊健 本文的目的就是向知青朋友們介紹《中國知青文學史》寫作的背景，有趣的發現，以及可能具有的積極意義。既使沒有讀過這本書的朋友，也能通過成書經過，瞭解一點國內知青群體在近年來思想發展的情况。 一 上世紀89年的歷史事件，對于知識界的震動不亞于一場唐山地震，衝擊之强烈使學人們一時思想“休克”。知識界在當時發生了一些混亂，在經濟大潮的裹脅下，有相當多的人下海經商，還有人斥責“內聖外王”(儒學經世致用的理路) 是一種虛妄。餘下的知識分子從廣場退入書齋，反思慘痛的歷史教訓。這種反思是相當真切的，知識界從思想方法、知識構成、文化立場上進行全面的自我批判。 九十年代是一個相當浮躁的年代，可是有一批知青學人鎮定自若，堅守學術崗位，憤發圖强。他們在這一時期學術上默默求索的過程，幷不爲世人所知。這些知青學人，如朱學勤所言，“不是學術中人，而是問題中人”，在歷史轉折時期，努力肩負起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經過了幾年的“失語”之後，文化界開始了價值重建工程，首先是顧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發表，在知識界引起轟動，一時洛陽紙貴，其後是“二王之爭”(1993—1994年，王蒙爲王朔辯護，提出“癖子文學”是“躲避崇高”，批評王朔是拒斥大衆化，王蒙還反對八九之後“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引發出一場思想論爭)、“二張之爭”（圍繞1995年“抵抗投降叢書”推出的具有“文化冒險主義”傾向的張煒、張承志卷，引發的文化思想論爭），以及由餘秋雨懺悔問題引發的“道德清洗”行動。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價值重建工作基本上有了大的輪廓。知識界從理想主義轉向自由主義，從惟理主義轉向經驗主義，變化之巨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也不爲過。回首90年代，如船過三峽百轉千回，終于駛入廣闊的江漢平原。 在如此重要的文化思想變革的十年中，一批知青學人做出了值得驕傲的思想貢獻，他們的人格日趨成熟，已經成爲當今學術界的不可忽視的力量。我在這十年中，有幸側身這一群體中，心情隨著學術陰晴而陰晴，有過迷茫困惑，也領略過尋到路徑的喜悅。回顧過去的十年，可謂在山窮水盡之後，又見柳暗花明。 知識界90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想成果，在新世紀正在成爲一種社會常識。《中國知青文學史》這本書，就是把自由主義變成歷史常識的一本書。它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重新回顧知青一代的歷史。它是自由主義進程的一個部分，或者說是自由主義合唱中的一個音符。我是受到89事件的刺激，轉而研究文革藝術的。爲了發掘知識分子的民間傳統，我1993年發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後來沿著這一思路下來，歷經十年，有了現在這本《中國知青文學史》。這本書獲益于十年學術的發展，作者本人曾受到朱學勤、徐友漁、林賢治、丁東等人的思想影響，汲取了定宜莊、劉小萌等人“知青運動史”的研究成果，書中留下了他們的思想印記。它也是當下民間文化運動的結果，沒有岳建一“知青民間備忘文本”的推動，也不可能産生這本書。 二 近十年國內最重要的思想變遷就是經驗哲學的興起。以往理論預設一直是以黑格爾爲代表的惟理主義。從惟理主義轉向經驗主義，是理論預設和思想方法的重大轉變，意義十分深遠。我這本書深受經驗主義的影響，可以說沒有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批判，沒有學界由惟理主義向經驗主義的轉變，就不會有現在這本“知青文學史”。 學界長期以來把經驗主義誤認爲是泊來品，顯示出常識理性的王小波，被學界認爲是一種意外之喜，實際上中國自古有經驗主義的傳統，儒教就是建立在常識理性上的一種世俗哲學。在中國近現代，前有胡適，後有顧准、王小波，經驗哲學能够被知識界接受，還是由于它接中國的地氣。 早期傳統中幷不缺乏經驗主義因素，從《論語》、《史記》到《壇經》，都是實踐感悟重于邏輯體系，到了程朱理學，將綱常絕對理念化，抹煞了原始儒學中人作爲道德主體的地位。理學産生後，就一直受到抵制。明代有李贄、湯顯祖，斥責理學殺人，清初士人批判理學“舍物以言理”，倡導“實學”，興考證之風，“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黃宗羲就曾提出“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應合早期儒學“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原始民主精神。對待民族傳統有兩種態度，一種借西學批判地繼承原始儒學，一種是借西學恢復理學。黑格爾主義能盛行一時，就是因爲在本土有理學的支持。中國黑格爾主義的底本就是理學。近幾年“新儒學”又借黑格爾闡述理學，披著西學的外衣借尸還魂。經驗主義哲學的確立，對于整理和繼承民族傳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經驗主義的影響下，我在民間文本的搜集、整理過程中，對碎裂的材料努力采取歸納法，在其中尋求內在聯繫，而不是通過理念邏輯地推導出觀點，從而取得了一些相當有趣的發現。例如書中談到的知青“流氓無産者”習氣，這本來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以往我爲什麽沒有意識到呢？原因就是受到先驗哲學的影響，對思想之外的事實視而不見。現在我意識到，知青群體由于在社會上找不到生存位置，多次滑到貧困綫以下，終于由理想主義轉向生存主義。書中的一些發現，實際上是常識性的。經驗主義使我恢復了常識理性。在我看來方法論的轉變，比具體結論本身更爲重要。它使歷史闡述建立在事實內在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惟理主義的理念上；更爲重要的是，它的思想預設和思想方法，本身是對遺害無窮的惟理主義的一種拒絕、抵制。 三 這本書的主要任務是挖掘、保存和整理歷史。在89年事件後，知青學人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普遍意識到恢復歷史原貌，整理歷史記憶的重要性。由于，歷史已經被官方史學掩蓋或扭曲，于是在近些年，大家紛紛致力于挖掘和整理歷史的工作，如廖亦武的《沈淪的聖殿——七十年代地下詩歌遺照》，岳建一編的這套“知青民間備忘文本”，林賢治、章德寧主編的《記憶》，都志在發掘歷史，搶救記憶。當然，這種發掘、搶救，是在自由主義的文化立場上修復的記憶，它賦予歷史一種現代的形態。 我的這本《知青文學史》焦點集中在民間文本的搜集和整理上。我從自由主義的文化立場，去重新發掘文學事實、整理文學作品，把知青文學描繪成一種存在于民間的亞文化運動。這樣一來，勢必要顛覆原有的文學秩序，形成一幅不同以往的文學地圖。 以往在人們心目中的知青文學，就是以梁曉聲、張承志、張抗抗等人爲代表的知青文學，其實它們只是官方意識形態下的主流文學，而不是具有自由立場的知青文學。從來就不曾有過大一統的知青群體和知青文學。衆所周知在文革初的紅衛兵運動中，新生代就分成了相互衝突的政治派別；在上山下鄉中，知青群體也曾分成“扎根派”和“不相信派”。知青文學從它形成初期，就有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學形態——文革官方的僞知青文學（如張抗抗《分界綫》）和民間知青文學（白洋澱詩群）。這兩種文學（官方文學與民間文學）形成了各自的傳統。我在自己的這本書中，還用大量事實表明，兩方面傳統直接影響到了新時期、後新時期的知青文學寫作。新世紀的知青文學地圖已經發生根本的變遷。從自由主義的海拔標尺來衡量，原來認爲的珠峰，現在變成了窪地，原來認爲奔騰的江河，現在變成了混濁的泥湯，而曾被視爲蠻荒的地方，生長著芬芳的花卉。城市沙龍和鄉村詩群中的知青文學，具有鮮明的地下文學色彩，它是當代民間文學中最具現代性的一部分。以食指、岳重、芒克和舒婷等人的知青詩歌，將成爲中華民族永久的遺産。而曾經風行一時的知青作家，却只有在涉及某種反常歷史現象時才會被提及。 四 知青文學在形成發展中，有幾個歷史時期很值得注意。它們是：知青一代信仰形成時期（1962—1965）、紅衛兵群體向知青群體過渡時期（1967—1969）、官方知青文學形成時期（1974—1976）、後知青文學建立初期（1981—1982）、知青文化熱（1990）。它們幷不都是歷史運動的高峰，缺乏戲劇事件，有的時期還顯得有些沈悶，但確是歷史轉變的樞紐。 知青一代信仰形成的時期，正值三年意識形態“調整時期”，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1963年初，全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雷鋒運動，隨後是毛語錄的出版；于此同時文藝界推出了“階級鬥爭文學”、“反修戲劇和共産主義道德文學”。正是在這樣的極左背景下，階級路綫的升學制度開始建立，校園裏的政治生活也急劇白熱化。在這一時期，孕育了紅衛兵運動的全部思想模式，未來各派系的利益衝突，以及紅衛兵文學的“後工農兵文藝”範式。可以說一代人的歷史惡果，在這幾年播種的。 另一個重要的時期是1968年，紅衛兵運動受到重創急速跌入穀底，一代人的精神發生了危機。在這一時期，各派紅衛兵對“出身論”展開了激烈論戰，各沙龍和知青點展開了廣泛的讀書活動，以及遍及全國的鄉村“走串”，知青群體中流行油印小報和研究報告。這是新生代發生轉型的重要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紅衛文學建立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一批知青沙龍和文化村落開始形成。此後的知青文學沿著這一時期開闢的方向，開始了獨立探索的道路。 第三個重要的時期，是1974—1976年，江青集團爲了對權力集團展開文藝鬥爭，有意識的培植知青作家，啓用紅衛兵、知青話語來爲其陰謀政治服務。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以《分界綫》（長篇小說）、《山村新人》（話劇）、《理想之歌》（長詩）爲代表的僞知青文學。這一時期，文革官方建立了一支經過組織化的知青作家隊伍，這支創作力量所形成的主流傳統，一直影響到文革後知青文學的發展。 第四個重要時期是80年代初，在以《今天》爲代表的民間知青文學受到壓制後，以《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爲代表的一批“悲壯的青春”作品，受到社會熱烈歡迎。一批文革中受過組織化培植的知青作家，經過歷史反思後，創作了一批“第二種忠誠”的知青小說，它們屬于“權力—知青”二元化的文學話語。正是借著這種複合型的話劇，後知青文學才得以被允許進入主流文化，從而得以全面發展，最終蛻變成爲獨立的文學形態。 第五個重要時期是90年代初，“知青文化熱”在全國興起，由于意識形態的管制知青紀念活動從一開始就打出了“青春無悔”的口號，沿著這個邏輯，後來發展成爲劫後輝煌。知青中的“宏大叙事”完全壓住了“私人叙事”的微弱聲音。 歷史經驗證明，知青群體中的重大思想轉型往往發生于歷史事變之後，一批有志之士迫于時代壓力進行艱苦的求索，在沈默中發生的思想轉變，成爲其後歷史事件發生的重要根源和誘因。知青群體從來沒有自己的話語權力，他們在民間的聲音非常微弱，而官方默許的“知青文學”長期占據著中樞和主流。在知青文學的兩種傳統——民間和官方的傳統，一直形成尖銳的對立狀態，一直沿續到21世紀。 知青文學爲新世紀的文學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其中也不乏失敗的教訓，其中還有許多令人困惑的問題，爲什麽上世紀80年代，在相對寬鬆的歷史條件下，知識分子的民間寫作反而衰退？爲什麽80年代的“尋根文學”采取了保守的文化立場？當前，知青中的有志之士，正在致力于知青文學的民間寫作。我想未來的知青文學，應當以史爲鑒，不再重蹈“尋根文學”的覆轍。知青的民間不是傳統的民間，知青的民間創作也不是傳統的文學，而應該是現代的民間和現代的文學。 [作者簡介]楊健，1969年從北京下鄉到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後參軍當測繪兵，退伍後在北京外文印刷廠當工人。1978年考入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現爲副教授。著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1993),《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五七幹校告白》（口述實錄、合著）(1998)、《中國知青文學史》(2002)，以及話劇《桑樹坪》（合作）、《風滿樓》等。現從事文革十年文學藝術的研究。 （原載南加州中國知青協會《知青》第5期，200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