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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性主義到經驗主義——寫作《中國知青文學史》的背景及其它

楊健

本文的目的就是向知青朋友們介紹《中國知青文學史》寫作的背景,有趣的發現,以及可能具有的積極意義。既使沒有讀過這本書的朋友,也能通過成書經過,瞭解一點國內知青群體在近年來思想發展的情况。

上世紀89年的歷史事件,對于知識界的震動不亞于一場唐山地震,衝擊之强烈使學人們一時思想“休克”。知識界在當時發生了一些混亂,在經濟大潮的裹脅下,有相當多的人下海經商,還有人斥責內聖外王(儒學經世致用的理路) 是一種虛妄。餘下的知識分子從廣場退入書齋,反思慘痛的歷史教訓。這種反思是相當真切的,知識界從思想方法、知識構成、文化立場上進行全面的自我批判。

九十年代是一個相當浮躁的年代,可是有一批知青學人鎮定自若,堅守學術崗位,憤發圖强。他們在這一時期學術上默默求索的過程,幷不爲世人所知。這些知青學人,如朱學勤所言,“不是學術中人,而是問題中人”,在歷史轉折時期,努力肩負起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經過了幾年的“失語”之後,文化界開始了價值重建工程,首先是顧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發表,在知識界引起轟動,一時洛陽紙貴,其後是“二王之爭”(19931994年,王蒙爲王朔辯護,提出“癖子文學”是“躲避崇高”,批評王朔是拒斥大衆化,王蒙還反對八九之後“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引發出一場思想論爭)、“二張之爭”(圍繞1995年“抵抗投降叢書”推出的具有“文化冒險主義”傾向的張煒、張承志卷,引發的文化思想論爭),以及由餘秋雨懺悔問題引發的“道德清洗”行動。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價值重建工作基本上有了大的輪廓。知識界從理想主義轉向自由主義,從惟理主義轉向經驗主義,變化之巨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也不爲過。回首90年代,如船過三峽百轉千回,終于駛入廣闊的江漢平原。

在如此重要的文化思想變革的十年中,一批知青學人做出了值得驕傲的思想貢獻,他們的人格日趨成熟,已經成爲當今學術界的不可忽視的力量。我在這十年中,有幸側身這一群體中,心情隨著學術陰晴而陰晴,有過迷茫困惑,也領略過尋到路徑的喜悅。回顧過去的十年,可謂在山窮水盡之後,又見柳暗花明。

知識界90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想成果,在新世紀正在成爲一種社會常識。《中國知青文學史》這本書,就是把自由主義變成歷史常識的一本書。它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重新回顧知青一代的歷史。它是自由主義進程的一個部分,或者說是自由主義合唱中的一個音符。我是受到89事件的刺激,轉而研究文革藝術的。爲了發掘知識分子的民間傳統,我1993年發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後來沿著這一思路下來,歷經十年,有了現在這本《中國知青文學史》。這本書獲益于十年學術的發展,作者本人曾受到朱學勤、徐友漁、林賢治、丁東等人的思想影響,汲取了定宜莊、劉小萌等人“知青運動史”的研究成果,書中留下了他們的思想印記。它也是當下民間文化運動的結果,沒有岳建一“知青民間備忘文本”的推動,也不可能産生這本書。

近十年國內最重要的思想變遷就是經驗哲學的興起。以往理論預設一直是以黑格爾爲代表的惟理主義。從惟理主義轉向經驗主義,是理論預設和思想方法的重大轉變,意義十分深遠。我這本書深受經驗主義的影響,可以說沒有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批判,沒有學界由惟理主義向經驗主義的轉變,就不會有現在這本“知青文學史”。

學界長期以來把經驗主義誤認爲是泊來品,顯示出常識理性的王小波,被學界認爲是一種意外之喜,實際上中國自古有經驗主義的傳統,儒教就是建立在常識理性上的一種世俗哲學。在中國近現代,前有胡適,後有顧准、王小波,經驗哲學能够被知識界接受,還是由于它接中國的地氣。

早期傳統中幷不缺乏經驗主義因素,從《論語》、《史記》到《壇經》,都是實踐感悟重于邏輯體系,到了程朱理學,將綱常絕對理念化,抹煞了原始儒學中人作爲道德主體的地位。理學産生後,就一直受到抵制。明代有李贄、湯顯祖,斥責理學殺人,清初士人批判理學“舍物以言理”,倡導“實學”,興考證之風,“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黃宗羲就曾提出“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應合早期儒學“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原始民主精神。對待民族傳統有兩種態度,一種借西學批判地繼承原始儒學,一種是借西學恢復理學。黑格爾主義能盛行一時,就是因爲在本土有理學的支持。中國黑格爾主義的底本就是理學。近幾年“新儒學”又借黑格爾闡述理學,披著西學的外衣借尸還魂。經驗主義哲學的確立,對于整理和繼承民族傳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在經驗主義的影響下,我在民間文本的搜集、整理過程中,對碎裂的材料努力采取歸納法,在其中尋求內在聯繫,而不是通過理念邏輯地推導出觀點,從而取得了一些相當有趣的發現。例如書中談到的知青“流氓無産者”習氣,這本來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以往我爲什麽沒有意識到呢?原因就是受到先驗哲學的影響,對思想之外的事實視而不見。現在我意識到,知青群體由于在社會上找不到生存位置,多次滑到貧困綫以下,終于由理想主義轉向生存主義。書中的一些發現,實際上是常識性的。經驗主義使我恢復了常識理性。在我看來方法論的轉變,比具體結論本身更爲重要。它使歷史闡述建立在事實內在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惟理主義的理念上;更爲重要的是,它的思想預設和思想方法,本身是對遺害無窮的惟理主義的一種拒絕、抵制。

這本書的主要任務是挖掘、保存和整理歷史。在89年事件後,知青學人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普遍意識到恢復歷史原貌,整理歷史記憶的重要性。由于,歷史已經被官方史學掩蓋或扭曲,于是在近些年,大家紛紛致力于挖掘和整理歷史的工作,如廖亦武的《沈淪的聖殿——七十年代地下詩歌遺照》,岳建一編的這套知青民間備忘文本,林賢治、章德寧主編的《記憶》,都志在發掘歷史,搶救記憶。當然,這種發掘、搶救,是在自由主義的文化立場上修復的記憶,它賦予歷史一種現代的形態。

我的這本《知青文學史》焦點集中在民間文本的搜集和整理上。我從自由主義的文化立場,去重新發掘文學事實、整理文學作品,把知青文學描繪成一種存在于民間的亞文化運動。這樣一來,勢必要顛覆原有的文學秩序,形成一幅不同以往的文學地圖。

以往在人們心目中的知青文學,就是以梁曉聲、張承志、張抗抗等人爲代表的知青文學,其實它們只是官方意識形態下的主流文學,而不是具有自由立場的知青文學。從來就不曾有過大一統的知青群體和知青文學。衆所周知在文革初的紅衛兵運動中,新生代就分成了相互衝突的政治派別;在上山下鄉中,知青群體也曾分成“扎根派”和“不相信派”。知青文學從它形成初期,就有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學形態——文革官方的僞知青文學(如張抗抗《分界綫》)和民間知青文學(白洋澱詩群)。這兩種文學(官方文學與民間文學)形成了各自的傳統。我在自己的這本書中,還用大量事實表明,兩方面傳統直接影響到了新時期、後新時期的知青文學寫作。新世紀的知青文學地圖已經發生根本的變遷。從自由主義的海拔標尺來衡量,原來認爲的珠峰,現在變成了窪地,原來認爲奔騰的江河,現在變成了混濁的泥湯,而曾被視爲蠻荒的地方,生長著芬芳的花卉。城市沙龍和鄉村詩群中的知青文學,具有鮮明的地下文學色彩,它是當代民間文學中最具現代性的一部分。以食指、岳重、芒克和舒婷等人的知青詩歌,將成爲中華民族永久的遺産。而曾經風行一時的知青作家,却只有在涉及某種反常歷史現象時才會被提及。

知青文學在形成發展中,有幾個歷史時期很值得注意。它們是:知青一代信仰形成時期(19621965)、紅衛兵群體向知青群體過渡時期(19671969)、官方知青文學形成時期(19741976)、後知青文學建立初期(19811982)、知青文化熱(1990)。它們幷不都是歷史運動的高峰,缺乏戲劇事件,有的時期還顯得有些沈悶,但確是歷史轉變的樞紐。

知青一代信仰形成的時期,正值三年意識形態調整時期,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1963年初,全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雷鋒運動,隨後是毛語錄的出版;于此同時文藝界推出了“階級鬥爭文學”、“反修戲劇和共産主義道德文學”。正是在這樣的極左背景下,階級路綫的升學制度開始建立,校園堛漪F治生活也急劇白熱化。在這一時期,孕育了紅衛兵運動的全部思想模式,未來各派系的利益衝突,以及紅衛兵文學的後工農兵文藝範式。可以說一代人的歷史惡果,在這幾年播種的。

另一個重要的時期是1968年,紅衛兵運動受到重創急速跌入穀底,一代人的精神發生了危機。在這一時期,各派紅衛兵對“出身論”展開了激烈論戰,各沙龍和知青點展開了廣泛的讀書活動,以及遍及全國的鄉村走串,知青群體中流行油印小報和研究報告。這是新生代發生轉型的重要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紅衛文學建立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一批知青沙龍和文化村落開始形成。此後的知青文學沿著這一時期開闢的方向,開始了獨立探索的道路。

第三個重要的時期,是19741976年,江青集團爲了對權力集團展開文藝鬥爭,有意識的培植知青作家,啓用紅衛兵、知青話語來爲其陰謀政治服務。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以《分界綫》(長篇小說)、《山村新人》(話劇)、《理想之歌》(長詩)爲代表的僞知青文學。這一時期,文革官方建立了一支經過組織化的知青作家隊伍,這支創作力量所形成的主流傳統,一直影響到文革後知青文學的發展。

第四個重要時期是80年代初,在以《今天》爲代表的民間知青文學受到壓制後,以《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爲代表的一批“悲壯的青春”作品,受到社會熱烈歡迎。一批文革中受過組織化培植的知青作家,經過歷史反思後,創作了一批第二種忠誠的知青小說,它們屬于“權力知青”二元化的文學話語。正是借著這種複合型的話劇,後知青文學才得以被允許進入主流文化,從而得以全面發展,最終蛻變成爲獨立的文學形態。

第五個重要時期是90年代初,知青文化熱在全國興起,由于意識形態的管制知青紀念活動從一開始就打出了“青春無悔”的口號,沿著這個邏輯,後來發展成爲劫後輝煌。知青中的“宏大叙事”完全壓住了“私人叙事”的微弱聲音。

歷史經驗證明,知青群體中的重大思想轉型往往發生于歷史事變之後,一批有志之士迫于時代壓力進行艱苦的求索,在沈默中發生的思想轉變,成爲其後歷史事件發生的重要根源和誘因。知青群體從來沒有自己的話語權力,他們在民間的聲音非常微弱,而官方默許的“知青文學”長期占據著中樞和主流。在知青文學的兩種傳統——民間和官方的傳統,一直形成尖銳的對立狀態,一直沿續到21世紀。

知青文學爲新世紀的文學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其中也不乏失敗的教訓,其中還有許多令人困惑的問題,爲什麽上世紀80年代,在相對寬鬆的歷史條件下,知識分子的民間寫作反而衰退?爲什麽80年代的“尋根文學”采取了保守的文化立場?當前,知青中的有志之士,正在致力于知青文學的民間寫作。我想未來的知青文學,應當以史爲鑒,不再重蹈“尋根文學”的覆轍。知青的民間不是傳統的民間,知青的民間創作也不是傳統的文學,而應該是現代的民間和現代的文學。

[作者簡介]楊健,1969年從北京下鄉到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後參軍當測繪兵,退伍後在北京外文印刷廠當工人。1978年考入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現爲副教授。著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1993),《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五七幹校告白》(口述實錄、合著)(1998)、《中國知青文學史》(2002),以及話劇《桑樹坪》(合作)、《風滿樓》等。現從事文革十年文學藝術的研究。

(原載南加州中國知青協會《知青》第5期,2003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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