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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在反思中成熟
──讀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錄》、《九十年代日記》
魏承思
人們往往把文人、學者、思想家三者混為一談。其實,他們是既相聯系,又有區別的。文人未必有學問,學者未必有文采,文人或學者更未必有敏銳深刻的思想。中國大陸社會處在激變之中,矛盾縱橫,新舊紛雜,往往令人無所適從。當今中國最需要的是能把握時代脈搏的思想家,穿越當下的渾沌,看清歷史的走向。然而,在我們這個大眾文化時代,真正的思想家實在是屈指可數,王元化先生可說是難得的一個。王元化是文人、是學者,他對《文心雕龍》、莎士比亞戲劇和黑格爾哲學的研究具有公認的國際影響,但近年來更以其敏銳深刻的思想在大陸知識份子中受到尊崇。
九十年代對王元化是重要的十年。以他自己的話說:“我在青年時代就開始寫作了,但直到九十年代,才可以說真正進入了思想境界。”“我把九十年代視為自己思想開始成熟的時代。”(日記,P528)元化先生與我亦師亦友、相識相交已有十七、八年了。我在八十年代末匆匆去國,從此浪跡天涯。這些年里,雖然元化先生每出一本新書總會托人帶給我,每次回到上海也總會去拜訪他,在一起僻室長談,斷斷續續了解他在思考的一些問題,但仍無法全面認識他九十年代思想發展的軌跡。最近,讀了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反思錄》和《九十年代日記》,不僅使我對他在這一時期的思想以及形成這些思想的背景有了深一層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領悟到反思對一個思想家的意義。
九十年代為什麼對王元化如此重要?他自己說,因為這是“我的反思時代”。在這十年里,他的思想十分活躍,寫了不少文章,檢討自己過去對五四的理解,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對黑格爾哲學的理解,對《文心雕龍》的理解、對盧梭國家學說的理解等。他把自己前後不同的認識,分別寫進《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關於現代思想史答客問》、《關於近年來的反思答問》、《清園夜讀》、《清園論學集序》等著述中。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引起爭議的是對激進主義的批判。從九十年代初寫《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對五四運動再評價起,到九十年代末寫《與友人談社約論書》、對盧梭國家學說再認識止,始終貫穿著對激進主義思潮的批判。有人據此指摘王元化是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從八十年代的啟蒙立場上倒退了。還有人把他視作“學術出台,思想淡化”的代表人物。其實,如果不是出於偏見、而又認真讀過元化先生這些著述的話,是不會得出這種結論的。他對激進主義的批判是長期反思的結果,不是曲學阿世的表現。反思是知識份子獨立性的昇華。一個知識份子不僅要保持人格的獨立,不依附於任何權勢;而且要追求思想的獨立,不依傍任何權威,衝破教條以及既定觀念。當今的大陸知識份子能保持獨立人格的並不多,而能保持獨立思想的更是鳳毛麟角。他們往往習慣於依傍權威(過去是依傍馬恩列斯毛,現在是依傍五花八門的西方主義或思潮),援經典以自重,而放棄自己的獨立見解。“沿習既久,惰性已成,個性日喪,創造力終於砍傷盡淨。殆至無權威依傍時,則不能創一說立一論。”(日記,P188)反思的可貴之處正在於“用自己的頭腦去認識世界,考慮問題。”(日記,P528)
其實,進行深刻的反思並不是每個知識份子都能做的。對自己進行自我批判,對自己長期積累的思想觀念進行徹底的全面檢討,是需要勇氣的。因為一個人最難做到的是否定自己。用王元化的話說:“對過去所追求的信念,崇奉的思想,心愛的觀念等等作了重信估價,有的甚至進行了批判。這對於一個不是隨便去信、去愛的誠實的學者來說,當他發現自己多年所心愛的東西其實不是那麼美好的時候,的確是痛苦的。”(反思錄,P77)這只有一個本著自己的良知,從自己的信念出發去寫作的思想家才能做到。
“反思是出於一種猶患意識,以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感,對過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尋求真知。這種反省之所以發生是鑒於自己曾經那麼真誠相信的信念,在歷史實踐中已露出明顯的破綻。”(反思錄,P78)王元化的反思和對激進主義的批判,不是一種純學術探索,而是他心路歷程的折射。以他自己的話說,是痛定思痛的結果。雖然他沒有明言所“痛”何指,但聯系當時中國的政治環境就不難理解了。其實,他在著述中也多次說明:“我的反思是想要發掘極左思潮的根源。”(反思錄,P8)“
我開始去尋找極左思潮的根源,糾正了原來對於激進主義思潮的看法。”(日記,P86)“激進主義縱使不是極左思潮的根源,也和它有著密切的聯系。”(反思錄,P6)可見元化先生的反思是基於對極左思潮的切膚之痛。對這種統治大陸半個世紀、給整個民族帶來巨大災難的意識形態,思想家的責任不僅是政治批判與道義譴責,更重要的是像王元化那樣去尋根刨底,從根本上否定其理論的合理性。因為前者是人人能做的,而後者唯有思想家才能勝任。一個思想家的社會關懷,應以尋求真知為出發點,而不是出於某種策略性考慮而放棄理論堅持。不管策略性考慮在政治上有多少正當性,但只要政治功利介入理論領域,理論就會失去力量,不再能夠啟迪人們的心智。
王元化的反思和對激進主義的批判並不是心血來潮,僅僅憑感覺進行的,而是在堅實論據基礎上長期深思熟慮的過程。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對於激進主義的認識是用了半年多時間仔細閱讀了大量資料而形成的。”(P8)王元化回憶,對激進主義的反思是由主持一名青年學者的學位論文答辯引起的。那位青年學者“引證了為我陌生的一些觀點,對我的思想發生了劇烈沖撞,促使我去找書來看,認真地加以思考和探索。其結果則是轟毀了我長期以來所形成的一些既定看法,對於我從那些教科書式的著作中所讀到的而並未深究就當做深信不疑的結論而接受下來的東西產生了懷疑。”(日記,P86)其實,思想和學術決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思想可以提高學術,學術也可以充實思想。時代需要的是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如果沒有學者的態度和學養,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也就成不了一代思想家。
在反思中否定自己的過去固然是痛苦的,但沒有這種反思就不會有成熟的思想家。由於客觀世界是紛繁複雜的,人們對世界的認識不可能一次性完成。中國知識份子推崇思想的一貫性。其實,“倘固執於保持一貫,不管過去的認識和理解對不對,一概堅持下來,那麼思想就會陷入凝固和僵滯。”(反思錄,P4)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只有不斷思索,不斷反省,不斷修改自己的觀點,才能不斷接近真知。王元化在九十年代思想發展的軌跡正是如此。這也是他近年來在海內外思想文化界聲譽愈隆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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