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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造成的社會風氣大倒退 朱老忠 經歷過文革又爲文革唱贊歌的，無非是在文革中當過“左派”而風光一時，幷以此做爲自己光榮歷史的人。其實這些人也清清楚楚地知道，文革强調的“階級鬥爭”、“政治觀點”、“左中右劃分”，造成了人性泯滅，人心不古，社會風氣大倒退。 衆所周知，北京市在文革前，乘坐公共汽車都是自覺排隊的，來晚的人心甘情願地後上車。候寶林五十年代初的相聲《夜行記》中那個不遵守交通規則的人，在排隊上車時却仍然要受到社會風氣的約束。不僅乘車，在任何一個人多的場合，包括了挨餓的困難時期，都是該排隊就排隊，個別不自覺的人會受到大家的齊聲譴責。但就是從文革的1966年開始，這個良好風氣被徹底破壞，直至如今也沒有任何恢復的希望。 大約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參考消息》上刊登過這樣一篇文章：一個中國的俄文翻譯請教蘇聯人“夾塞兒”這個詞在俄文中的說法，結果人家出乎意料地回答“沒有這個詞”，解釋了中文的意思後對方說這是“無耻行爲”。中國雖然早就有這個詞，但是自打文革以來，這樣的“無耻行爲”已經成爲一種光榮的時尚，一種可以用來誇耀的“本事”，一種特殊的“能耐”。 按先後次序排隊，這是一件以小見大的事，充分體現著整個社會的風氣和道德水準。 文革開始，群衆能够被廣泛發動起來“批判‘走資派’”的源動力，在于對幹部以權謀私行爲的不滿。但隨著大批“走資派”被“結合”、“平反”，也僅僅在半年多以後，所有在文革初期被批判的行爲都變得似乎可以諒解，人們終于發現這個體制本身就是一種“貪官政治”。不會用權的幹部是碌碌無爲的草包，而有所作爲的幹部往往同時在以權謀私。其實那時候所謂的“謀私”，也不過是走個“後門”，撈取些不太顯眼的好處，大都僅僅限于“吃占”，還沒有發展到後來的“貪拿”。 文革上山下鄉當中，很多幹部爲自己的子女逃避和擺脫這一命運，而將其從“後門”送入部隊，所謂“後門兵”也是當時的時髦。但記不清是1972還是1973年，流傳了這樣兩條對待“後門兵”的“最高指示”，一條大意是：走前門的不一定是好人，走後門的不一定是壞人；另一條大意是：子承父業，理所當然。這就使得以權謀私的“後門”現象更加合理合法。後來還出現了這麽一個政治笑話，說是鄧小平去看望病中的周恩來，周問鄧：後門堵住了沒有？鄧答：連後墻都給推了。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餓死膽小的，撑死膽大的”，以權謀私成爲全民的現象。 在七十年代初曾經冒出來個“四大肥缺”：聽診器、方向盤、人事幹部、營業員。醫生可以開假條，人事幹部可以安插職位，就連那文革前被人瞧不起的“臭開車的”、“臭賣貨的”，手中也會掌握著一定的權力，照樣可以“以權謀私”，一時間也可以轉“臭”爲香，居然擠進了“肥缺”的行列。 在農村的生産隊裏，也是“會計偷票，飼養員偷料，社員偷尿”。那時候農村的私人厠所，糞尿是統統要歸隊裏的，私自送到自留地叫做“偷尿”。凡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權限，都能够成爲一種謀私的手段，而且日益普遍起來。如今乾脆說得非常明瞭：有權不使，過期作廢。那些完全不爲自己謀利益的人，視社會道德爲己任的人，就象只知道規規矩矩排隊的“沒能耐”的人一樣，只落得個“天誅地滅”的下場。 1972年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使得一些大學派下去招生的“臭老九”也嘗到了這塊“聞著臭，吃著香”的“臭豆腐”滋味。只要有了掌握別人命運的權力，一切好處便會滾滾而來。第二年，據說有些大學派出的招生人員是專門挑出來的，要求之一就是“不抽烟、不喝酒”。可是錯了！能挑出來“不吃飯”的嗎？難道一定要“烟酒烟酒”，才有空可鑽嗎？那一年的張鐵生，抛開他對學問的態度不談，能够爲隊裏的農業生産而捨弃了對招生老師的巴結鑽營，這一點還是很值得贊許的。 文革造成的社會風氣的敗壞，爲後來的、直到如今的貪官政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誰也不可否認，“以權謀私”的現象早在“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否定文革”以前，就早已經被提倡、被普及、被發揚光大了。這决不是改革開放的罪過，而確是文革運動所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