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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Ben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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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老師 朱老忠 1992年，在外地輾轉了24年的我調回了北京。第一件事是帶著兒子去看馬老師。 馬老師是我小學的班主任，也是我中學校長的老婆。我小時候不喜歡馬老師，因為老挨馬老師的“呲”。馬老師那時候大概也不喜歡我，因為我不是個用功的學生。 我是教授的兒子，但偏偏不愛入那高知子弟的圈兒，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些工人子弟。我就愛和這些孩子在一起。我知道，他們最會玩。和他們在一起，上房上樹，打彈弓，掏鳥蛋，抓蛤蟆，逮蜻蜓，秋天斗蛐蛐，冬天彈玻璃球……可是，這些孩子都是老師不喜歡的，慣用的兩個字就是“淘氣”。而我在這些孩子當中，不引著他們去用功，卻被他們引著胡鬧，還時不時干一些“玩命”的事，今天爬上了鍋爐房的大煙筒，明天把耳朵貼在鐵軌上聽那越來越響的咚咚聲，火車開到很近還不肯走——……因此三天兩頭被告到馬老師那里，被一個個提上講台。 我的最可恨之處大概在于，雖然不用功，卻總是考出好成績，引起那些高知子弟們的嫉妒。于是打我小報告的特多——那可都是在馬老師面前受寵的孩子。所以，馬老師每每對我格外“關照”，似乎所有壞主意都是我出的，什麼邪門歪道也都是我的發明創造。 直到1960年上了初中，才謝天謝地地松了口氣——總算是離開這個馬老師了。文革，校長因為解放後私藏了一把手槍，在“走資派”的頭銜上又是罪加了十等。那天，我們班的紅衛兵對校長進行了揪斗，把馬老師也一起揪來，跪在地上。 我也在場，盡管當時馬老師不可能注意到在場的我。 我不僅看到，當初在我眼中那麼高大的馬老師，已經比高三的我矮了許多，更是第一次看到，馬老師當初批評我時那麼凶惡的目光，這時卻充滿了恐懼。一個紅衛兵揪起她的頭發，問了一句什麼後就是一記重重的耳光——那是個工人子弟，文革前老實得象個貓——馬老師雙唇的整當中流出鮮血，一滴滴地滴到地上，就和電影里看到的挨打鏡頭一樣，真的一模一樣！ 盡管當時的我也是浸在“革命”的狂熱中，只能在心里壓抑著不斷泛起的同情和憐憫，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情調”，竭力去想馬老師對我如何如何不好，但這一幕情景卻牢牢地印在腦海中，時常會出現，永遠也抹不掉。 在離開北京的24年中，每當這個情景浮現出來，我都懷有極大的內疚。盡管當時的我根本救不了她，但卻在內心缺少了太多應有的同情。 1992年的馬老師和老校長都已經退休在家。我讓兒子給馬老師鞠躬，叫“馬奶奶”，告訴他馬老師是爸爸的啟蒙老師，當年對爸爸要求非常嚴格。 我們天南海北地聊，我盡量地逗兩位老人開心。但我們不提文革，不提對老師校長的批斗，更不提那一次批斗會，雖然我眼前還是趕不走那次批斗會的情景。至少校長應該知道，那一天我肯定在場。當然他們也不會怨恨我——一個起不了任何作用的“花七類”。 不提，在這時已經成為一種默契﹕那是一段噩夢，還是盡量不去回憶它。我們需要的是新的和諧和彼此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