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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頂紅”

朱老忠

丹頂鶴頭上的紅,是漂亮的頂峰,也是劇毒的頂峰。——民間傳說

1968年的12月,一列列滿載北京中學生的火車,給了山西送去了數萬名知青。北京站送行的站台上我與眾不同地興高彩烈——高知子弟,社會關系復雜,連支邊人家都不讓去。好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底還並非沒有我的容身之地,現在總算有地方證明我的忠誠和毅力了。父親也在出發前不久被從牛棚放回家來幾天和我告辭,我深深記得的一句話就是﹕生活上一定要注意,別以為是臨時的就可以瞎湊合——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臨時的。

聽了父親的話,我在中條山一個小山村的知青集體中長時間就是持這樣一種態度﹕下工後知青們一個個似乎要累癱了,沒人做飯我做飯,沒人挑水我挑水,沒人拾柴我拾柴——別人愛怎麼樣怎麼樣,反正我是要在這里正經過日子的,別人嘛,就算沾了我的光吧。

在知青當中我是老大哥,也是個工作狂類型的人,干起活來無論地里家里,長時間不累不困不渴不餓。可就是有一個叫小紅的女知青,干什麼活都咬著牙死死地跟在我的後面。這個革軍出身的小姑娘在女知青中年齡最小,1968年只有16歲,卻非常要強。似乎特地為了不服我的氣,她很長一段時間總是混在男社員中干活。

中條山大嶺的春天,在知青拾柴常去的老成窪,滿山坡開滿了鮮黃色的北迎春,花叢中一個天藍色的身影。每當我看到那北迎春,都會回憶起對小紅姑娘這個深刻的印象。在咬牙吃苦方面,她算是我唯一佩服過的人。

她學著我的樣子,帶頭將一擔八十來斤的水沿著陡峭的山路,從十幾層樓高度的溝底挑上來;也是她鼓動所有女知青,跟我一起登上高高的大嶺去拾柴。嶺上,小紅身著那件天藍色的上衣,總是在離我不遠的地方忙碌著,時隱時現在那陽春三月的迎春花叢中。

1974年的三月,北京這里卻還是沒有花草的料峭春寒。一天下午晚飯時分,在父母家落實政策後才搬入的筒子樓前,夕陽的余輝中忽然走來一個很熟悉的姑娘的身影——這是誰?我站在台階上,眼睛緊盯著她那條灰色的拉毛大圍巾。小紅姑娘當初圍的就是一條這樣的灰色拉毛圍巾。那姑娘攔住一個過路人問路時拉下了捂住臉的圍巾——果然是她!我和她第二次中斷聯系已有一年半了。

小紅姑娘大約是1970年冬天離開山村,去武昌當了後門兵。革軍出身,當然有這個條件。一年多沒消息,竟于1972年突然給我往村里來了信。“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照章回信,信件的內容不外乎一些非常“革命”的嚴肅詞句。反而她的信中有這樣的“小資情調”﹕“生活是綠的樹,是深藍的海洋,是美麗的花朵……”四、五封信過後卻又不來信了,我也就樂得清靜,不再去信。

我還不至于傻到什麼都沒看出來的程度,但深深地明白﹕我們不是同類型、同命運的人。就這麼又再次中斷了聯系。而這次直接找上門來,她居然在學校大院里找了整整一個下午。我北京家的地址從來沒告訴過她,但她卻能想到插隊知青回北京都要在居委會登記,于是跑到那里按我的名字現查現找現打聽,天快黑了才找到了樓前。

她說自己是從部隊回北京探親的。我領她進了筒子樓,這是以前的學生宿舍。見到了我父母,她都是禮貌地叫著“叔叔”“阿姨”,並且在他們走開以後問我﹕“你爸爸是黨員嗎?”“你媽媽呢?”我當然實話實說﹕“都不是。”

小紅姑娘朝我微微一笑說﹕“就那麼回事!我在部隊呆了幾年,也沒入黨。”似乎在告訴我,她對“政治條件”並不在乎。

沒談多長時間,天就黑下來,我說了句留她吃飯的客氣話,也只能送她走。路上她告訴我實情﹕她已經復員,現在在家等待分配;家里只有她一個人,讓我去找她玩;還特地告訴了我她家里的電話號碼,說是守門的大兵如果不讓進可以給她打電話。

只送她到了居委會,她的自行車還鎖在那里。她忽然發現,那條灰色拉毛圍巾忘在我家里。她平靜地說﹕“不必取了,你來玩的時候給我帶過來。”

我愣愣地看了她一眼,似乎有些明白了。

這天晚上,我幾乎徹夜難眠,往事歷歷在目。

離村四十里中條山的深山中,有個五戶人家的葫蘆溝村,那里有我們生產隊十幾畝“飛地”,每年春天要派人去那里種地。和前坡沿的黃土高坡大不一樣,那里山比老成窪更深,景色也比老成窪的灌木叢更美,一架山一架山的全都是大森林。派去干活的清一色都是男社員,只有她,硬是跟著去了。

那個地方是真正的未加雕琢的自然風光,就像陶淵明描寫的桃花源。小紅甚至想當然地對我說﹕“別人回去,咱倆就留在這兒插隊吧。你每天到山坡上放牛、割荊條,我在家里做飯、編筐。”簡直有些異想天開!

那是1969年的春季,生產隊打算給知青在離葫溝蘆二十里遠的泗交買幾條麥收用的好扁擔。派了一個社員,讓我代表知青也一起去。小紅又是非要跟著。泗交卻沒有賣的,土產公司的人說扁擔是從野豬嶺收購的。我執意要買,讓小紅和派來的社員一起回葫蘆溝,我一個人奔了野豬嶺。結果順著泗交河谷走了將近一公里,小紅卻從後面追上來。真拿她沒辦法!

那天小紅跟著我真的走了很長的山路,從野豬嶺到了樊家岔,從樊家岔又到了石門嘴。桑木扁擔倒是看了很多根,不是長度欠缺,就是不夠直順。離開葫蘆溝已經超過四十華里,再不回家就趕不回去了。歸途上日頭西斜,我怕她走不動,故意讓她走在前面,她倔強地頭也不回,一邊走還時不時地采一把路邊的野花。等走到葫蘆溝,天已經完全黑下來。

別人早已經吃完了晚飯,她腳上大概是打了泡,一拐一拐地做好了一鍋面條,給我也盛上了。端回這一大碗面條時我才發現,里面還臥了一個雞蛋。一個外號“老怯”的男知青話里有話地說﹕“看看,人家多關心你呀!”

我夾起雞蛋放到嘴里,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吃糖衣不吃炮彈。”

這話後來還是被多嘴的人傳到她耳朵里了。對這句不識抬舉的話她雖然從來沒提起過,但我也深知這足可以下地獄了﹕本•拉登下十七層,我下十八層。

然而在從葫蘆溝回到插隊的前坡沿不久就聽到知青中傳說﹕干部子弟大袁正在追求小紅,小紅剛開始不太願意,但後來有所動搖。人家都是“紅五類”,與我有什麼相干!我躲得越遠越好。

再說,她知道我說那話以後待我已經明顯冷淡了。只有在麥收的地里揮鐮猛干的時候,她仍然是流著汗咬著牙,死死地跟在我的後面。我們倆是“唯二”能跟上社員割麥子速度的知青。

可是另一個女知青卻偷偷地告訴我,小紅的情緒已近崩潰,自己解釋的原因是﹕父親的問題長時間得不到解決。但在我面前,她從來是顯得很自信,很堅強。

小紅漂亮嗎?說不上。她只是比一般人的相貌稍好,當然只有情人眼里才會出西施。

我守著她“忘了”的拉毛圍巾夜不能寐,第二天提起筆,根據記憶中的印象畫出了她的側面像。對我這樣的業余愛好者來說,即便是寫生,像樣的作品也並不多,但給小紅姑娘的這個記憶畫像,卻是非常成功。也許只有在這個時候才出來了真正的美術靈感。是啊!冷面郎君未必是什麼光榮,地獄的滋味也一定很不好受,童話《白雪女王》中男孩子那顆冰心最終要被姑娘的熱情所融化。

她家住在一個戒備森嚴的部隊大院里,1974年她父親幾經周折早已經官復原職。高干家里是有電話的,而我給她去電話,卻只能去打公用電話。電話里她高高興興地說﹕“你來吧!快呀!”

她果然只是一個人在家。我下了好大的決心才把那畫像拿出來,她一看就驚訝地說,畫得真象啊!仔細看了幾分鐘,忽然放下去看窗外。我不知所措地立了好一會兒,她才回過頭來,談起了其他的話題。

她提到一些我完全沒有料到的內容﹕自己還“有可能回山西農村”;提到大袁那樣的人“很壞”;更提出一個這樣的要求﹕陪她去趟山東老家。這些都讓我無法當面妄加評論和答應。

臨分手,我指了指桌上的畫像,她大方地說﹕“送給我吧!”並把畫像拿在手里,一直送我出了大院的門,看著我騎上車。

我開始給她寫信了。在信中明確表示,回山西農村“沒有必要”,雖然我不能判定這就是打算為我做出的犧牲,我也告訴她﹕我堅持農村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大部分人早日離開農村;對大袁,我也認為,這些打架斗毆的干部子弟並不是什麼壞人,我一直拿他當朋友看待。陪她去老家的事情我避而不答。我們之間沒有任何特殊關系,怎麼可能!至今也無法判斷她當時是怎麼想的,正如無法判斷她的圍巾忘在我家是不是故意的、到底有幾分故意的一樣。

就在我那次回訪後不久,一天下午,她又一次突然闖來,這回恰好只有我一個人在家。剛一進門的第一句話居然又是問這件事﹕能不能陪她回山東老家。還進一步提出,能不能再找第三個人,而且“要可靠的”。

我也只能說“找找試試”。可是,連我自己也不敢說可以陪她去呀,這麼大的行動,是不可能隱瞞的,她的父母,我的父母,都會同意嗎?

她也沒正面回答我為什麼要說大袁那樣的人“很壞”,卻給我背誦了《相信未來》的詩句﹕

………

當我的紫葡萄化為深秋的淚水,

當我的鮮花依傍在別人的情懷,

我依然固執地拿起凝露的枯藤,

在淒涼的大地上寫下﹕相信未來。

………

那麼我又應該相信什麼樣的未來?哪兒來的那麼多啞謎?猜不透!

其實,我與小紅真正的“二人世界”卻是僅僅有這樣的兩回。其間兩個人坐得遠遠的,不但是連手都沒踫踫,而且連纏綿悱惻的話也沒有講過半句,除了有贈畫讀詩的舉動外,那氣氛簡直就是國家級的談判。

沒有等到家人回來,我就送她走了,路上,我提到了我的家庭,提到她以前不知道的海外關系,美國的、台灣的、澳洲的。既然她這樣主動地來找我,我實在不應該對她有任何隱瞞。我也一樣認為,不隱瞞應該是對等的,特別是夾在當中的和大袁的這層關系,她應該對我講清楚。

1969年的仲夏,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和大袁一次談到很晚;1971年她剛剛開始當兵的時候也只給當時在北京的大袁寫信;大袁甚至含含糊糊地告訴過我她在武昌當兵的部隊番號﹕“啊…啊…記不清了,不是五三一就是三五一。”

哼!這樣拐著彎讓我知道,誰稀罕去主動聯系!

如果說,是1969年初夏那句“吃糖衣不吃炮彈”撲滅了她的“第一波”攻勢,冬天的“第二波”又是被我再次無情地撲滅。雖然自心里也有很多矛盾,但正是我自己,多次把她拱手讓給了、甚至是推給了大袁。

6970之交的冬天,縣安辦組織了知青參觀一些先進知青點,派出了兩輛卡車,知青們都是站在車上。到了上山下山的路上,大家都要扶著車幫擠在兩側。我那只扶著車幫的手忽然感覺到上面又壓了一只手,隨著車的晃動從人縫中看到,那正是小紅的手,她也沒看我,似乎好象是無意的。我故意把手動了動,這是什麼地方?這麼多人!雖然是隔著手套,也不能搞這種名堂!她還是不看我一眼,但手就是不肯拿開。

這以後,她卻仍然裝得象什麼也沒發生過。

僅僅在這之後不久,大袁找來了相機膠卷,在村里給大家留影。照到小紅的時候,她把大袁的相機拿在自己手里,東轉西轉地找背景,找到合適的地方卻把相機交到了我的手里,讓我來搶鏡頭、按快門。真不知道是怎麼琢磨的!那膠卷不是我的,大袁後來特地告訴我,底片沖出來就剪下來交給她自己了。而那張相片最終我也沒能看到,據她房東老鄉後來說,照得比她真人還要好。

照相過後春節前,她要回家了,我親手幫她裝好了兩個沉甸甸的手提包。從山村到縣城二十多里沒有車,只能憑兩條腿扛著東西下山。

但就在她出發的前一天晚上大袁忽然告訴我,他正好去縣城有事,可以去送她。我明知大袁這是有用意的,但也不知道該如何對付。第二天一早,當她洗完了臉轉過身來問我“咱們什麼時候走?”的時候,我頭都沒回地說﹕“今天我不去了,讓大袁送你去縣城。”我背朝著她,不想看她的表情,更不打算回答她的問話,心里只有四個字﹕與世無爭。

她似乎是愣了一會兒,卻是什麼也沒問,什麼也沒說,連一句告別的話都沒有就離去了。直到她回到家給大家報平安的信中才提到﹕那天晚上“一個人住在縣城的小旅館里好難受!”信雖然是給大家的,但這“好難受”我始終認為是寫給我一個人看的雙關語。那幾年,每當我想起信中的這句話,都讓我慚愧得無地自容。

兩“波”以後的1970年農忙時,已滿18歲的她與1969年判若兩人,一年前的緊跟和咬牙不復存在,挑水拾柴不再參與,地里不再和男社員一起干。割麥子的季節又到了,我和以前一樣緊跟在所有老鄉當中,割到地頭回過來接人的時候發現,她也混在其他知青那遠遠落後于老鄉們的隊伍里。她出工也不再積極,經常把自己關在窯洞里看書,寫字,而且幾乎就不再直接跟我說話,明顯地是在故意對我冷淡。

麥收以後,一向精力充沛的我一反常態,大約有三、五天,除了吃飯以外的時間,不分白天黑夜地悶頭大睡。那年秋天,我開始在生產隊里喂牛、放牛,以那三十多頭牛為伴,牛圈幾乎成了我的家。小紅何時走的,怎麼走的,誰去送的,一概沒有留下任何印象。時間的流水,本應該把一切沖淡,沖走,沖得一干二淨。又有誰能料到在離去以後,1972年她會突然來信,中斷聯系後又會在1974年重新出現,而且出現得那麼冒失,那麼大膽,那麼不可思議。然而更無法料到,局面卻會那麼快地急轉直下。

在陪她回山東老家的事情上,為了履行“找找試試”的諾言,我找了一個老同學。他恰恰也是個正在待業的復員後門兵,有得是空閑時間,但我也知道,人家不大可能應許這樣的事。不過那個同學聽說了這當子事非常驚訝,說是如果她小小年紀果真能下這麼大決心,是很令人佩服的。還告訴我,干部家庭對子女婚姻方面的要求他比我再清楚不過了。

對此我又何嘗不知道呢!

我那一而再的類似“傷害”的舉動,還不是都來自這種非常矛盾的心理!我不是感情用事的人,明明白白地知道和她不是一類人,也走不了一條路。不過這一次很象是,很象很像是多年的深思熟慮以後下的決心,而早已不該是十七八歲的“兩波”。那個不眠之夜所反復考慮的就是這個﹕如果這次再負了人家的真心,大概要有多半輩子的後悔。腦子里重現著幾年來壓在心頭上的,是小紅十七歲的“接近崩潰”、十八歲的“難受旅館”。

兩次“二人世界”以後,我還找過她大約三、四次,也見過她的父母。她爸爸是個軍官,在里屋聽到我和她在談讀《紅樓夢》的一些感受,便出來發表意見,認為《紅樓夢》不健康,不應該看。也不知怎麼就扯到了胡適,我提到胡適的實用主義,老爺子居然接過去就說﹕“共產黨就最講實用主義。”

那些年讀了一肚子馬列的我,撲哧一下笑了﹕“實用主義本來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呀,您怎麼能和共產黨聯系起來呢?”

這話似乎是有些不敬了,老爺子濤濤不絕地解釋起來了。大概是心想﹕你這個教授的兒子懂得什麼共產黨?雖然他根本無法自圓其說,我也在靜靜地聽著,再也沒有反駁什麼。

盡管在這個過程中她並不站在她爸爸一方,但是那個兩次作為重要內容談到的“回農村”的意向和陪她回老家的事情,統統再也沒有被提及。不過,她居然還問起了我們的知青窯洞。

1970年初,就在小紅那次春節回家的前不久,隊里要用知青“安家費”中的建房費給我們打窯洞了。打窯洞的地址遲遲定不下來,因為意見有分歧,大隊主張一個高窯址,知青願意盡量低,離近水源。其他知青逐漸都屈服于大隊,只有我跟小紅“頑固不化”。我們為的是誰?還不是為了全體知青的利益!

那正是在冬季的農閑時期,為了盡早擁有和住上知青自己的家,我不去上工修“大寨田”,而是天天忙碌在我們主張的窯址。我沒有叫任何知青來幫忙,去上工是有工分的,我們按自己的主張打窯洞,當時還不完全合法,所以很可能要白干。來幫著我打窯洞的知青,也只有小紅一個人。

那些日子是最有鄉土氣息的共同勞動。像“兄妹開荒”一樣,我掄大鎬猛刨,她鏟土挑土,土積得太多我也去挑土,天天一身汗水一身土。雖然彼此之間仍然沒有過多的話,但都很高興,干勁也很大。休息的時候我們遠眺,雖然那也是山西,跟歌中唱的可不一樣,我們這里﹕左手一指中條山,右手一指是稷王,你看那涑水河的水呀,嘩啦啦地流過我的山腳旁。

我們腳踏中條,每天收工時,稷王山像是遠處的一個巨大的屏風,落日的余輝逐漸地消沉在它的影子里,天邊留下一抹藕荷色的晚霞,隨著回家的腳步,天在暗下去,冬夜在一點點走近。

那活最終真的還是白干了,窯址沒按我們的意見確定。我們倆辛辛苦苦開挖好的兩米多深的運土溝槽,也在後來被逐年填平。無論在什麼地方,自己的命運都是由別人來掌握的。當小紅1974年再問起知青窯洞的時候我告訴她,那里已經完全看不出痕跡。

大約就在見過她爸爸以後,下一次的電話求見中她不像以往痛快地回答“你來吧!”而是說了句﹕“我爸爸病了。”

北京真正的春天到了,樹也綠了,天氣也變暖了,但再下一次的電話中她的回答卻是﹕“我今天有事,你改日來吧!”

既然如此,我就不再打電話求見,而只剩下給她寫信了。從第一次電話中被拒絕,我就預感到這件事不會有好的結局,恨不得要盡早回那插隊的山村去了。但我想到事情應該不是那麼簡單,我總是認為她一定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而能夠在精神上幫助、支持她的也只有我。

在那個時代的政治環境下,她那種家庭出身的人如果具有突破社會觀念障礙的勇氣,這本身就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我那位干部子弟復員兵的老同學也不斷強調著這一點,給我加油打氣。不過到底是怎麼回事她並不告訴我,我只能在信中小心謹慎地旁敲側擊。是的,不能再讓她受到傷害了!在我心中,她是高不可攀的雲中仙鶴、巫山神女,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可是兩三個星期過去,她就是不肯回我的信。我開始苦思冥想﹕為什麼會這樣?往後應該怎麼處理?她會不會因此受到更大的傷害?我能如何幫得上她?

我的那個充當“狗頭軍師”的同學也開始嘲笑我了﹕“至于嗎?這樣痴情!她有什麼了不起?不是和你沒有任何特殊關系嗎?你不是高傲得誰都看不上嗎?你不是自己說的﹕她也不是國色天香,你也不是登徒之輩嗎?”

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不過,我只有和他才可以商量呀!我掌握的原則是﹕不向任何一個認識她的人透露這件事,如果這件事的結局不是非常樂觀的話,不應該給她帶來這樣那樣的影響,她以後要走的路還很長。天下女人有得是,這不假,但真正能夠長期接觸,相互了解的卻往往非常有限。在這個有限的選擇範圍內,只要能發現個“差不多”的,而且彼此都認為“差不多”的,應該已經是非常寶貴了。

在這個理念的驅使下,在她顯然對我的所有信件不予回復的情況下,我也只有跟她攤牌了。

這封信嚴肅認真,開門見山。鬼知道那個年代別人的情書都是怎麼寫的,反正我就這麼寫了﹕“我希望和你永遠要好。說得再坦率些,希望和你明確地建立朋友關系。把這些話放在最前面,為的是後面可以方便地暢所欲言。”

在信中我提到﹕“我尤其應該感謝你一向對我的大膽和真情,對于舊日相處的回憶,是我決心給你寫這封信的基礎。”

我象寫一篇論說文一樣,引經據典地論述著﹕“恩格斯所說中世紀‘結婚本身是一種政治的行為’,‘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至今不是還在起作用嗎?嚴格地說,這也是一種交易,一種買賣。面對社會現實對人們的要求,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單單去看不慣那農村赤裸裸金錢交易的買賣婚姻呢?即使對于自己,尚且不能超越可觀現實的許可去實現自己的目的,何況對于別人,更不能提出這樣的強求。”

現在來看這篇東西簡直有些可笑!不過千真萬確就是這樣的內容,打死也不可能說出“親”啦“愛”啦之類的話來。

沒有溢美之辭,沒有山盟海誓,因為覺得越是自己這種出身的人,越是要注意“情調”的問題。這封“情書”中特地對當初“吃糖衣不吃炮彈”的話表示了歉意,同時也主動承認了僅僅在一件事情上對她說了謊話﹕那就是在1972年給她的信中提到,197112月有事去廣州,在武昌下車卻沒有去看她,原因並非“不知道部隊番號”——大袁告訴過我,而且還可能就是轉達她的意思。

197112月初的一個中午我在武昌車站下車了。在檢票口排隊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對面座位那個小姑娘居然也下到站台上,在不遠的地方看著我。有趣!說老實話,她很可愛,無論在這路上看到的模樣還是體會到的性格。當然,這樣的姑娘還有千千萬萬,我不是不屑理睬,而是心中另有別人。

唉,可是有誰呢?我一不去想她,二不去主動聯系,而且幾次三番地給她冷遇。就連在武昌下車,也只是要看看長江,看看大橋,看看“孤帆遠影碧空盡”,看看“芳草萋萋鸚鵡洲”。不過無需自欺其人,那些年看不上任何一個女性,就是因為心中留下了這麼一個影子。還能是什麼別的原因?

可是,自從她離開山村後就沒跟我聯系過。雖然她那個部隊番號我早就印在腦子里,我也只上大橋,只看長江,不去市中心,更不去看她。我的計劃是夜里就上車,沒打算在這個城市停留。從大橋走了一個來回,從橋上下來,到了長江邊上,一個人提著包,抽著煙,傻傻地望著大江,望著往來的船只,回味著“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心里卻是思潮滾滾,矛盾重重,想著她也一定來過這里……就這麼直到天黑。

十一

1974年已經入夏,我還是那樣,傻傻地望著窗外的綠樹在想她。那年雨可真大,沒有風,愣是被雨水把樹的枝葉打下來,滿馬路都是。

那封“情書”發出以後,心里真的踏實了,不再有坐立不安的感覺。該說的都說了,該認的也就得都認。在那“情書”的最後我寫到﹕“我以最誠懇的態度,要求你給我一個同樣誠懇的答復。”“感謝你看完了我的信,接到你的回信後,將再給你十倍的感謝。”簡直都快要跪下求饒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小紅仍舊是沒有回音。無可奈何的我,終于一個人坐上了開往山西的火車。

回到村里看到,隊里已經把知青的窯洞封了口安好了門窗——窯址當然不是我跟小紅堅持的那個。窯洞打好以後要敞口干燥上幾年才能住人。但知青從1973年起就只剩下了兩個人——我和老怯。老怯在大隊學校當了民辦教員,生產隊里實際上只剩了我一個人。就在往新窯洞里搬家的時候,我被告知大隊部有信,我的信還不止一封。她,終于從北京給我來信了。

我並沒有盼望能有什麼好消息——有的話我沒離開北京的時候早就應該有了。我無法估計她會受到來自方方面面多麼大的壓力,也無法估計她有多少難言的苦衷,只希望能以心換心,換來她幾句坦誠的心里話。

就在小紅關心的、但已經重新定位的知青窯洞里,我打開了這封信﹕

老忠﹕你好!

來信都收到了。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回你最近的幾封信,所以拖到今天。

全都怪我原來和你的接觸多了,並沒有考慮到其他方面的事情和你會產生什麼樣的幻想。但是,對你的願望也是有覺察的,後來和你的接觸就少了,至到參軍走後很長時間,我都不願意給你寫信。只是出于對那幾年勞動的回憶,才給山西的老鄉和剩下的人寫了封信。我只覺得自己對任何人都同樣熱情。我並不是封建家庭教養出來的孩子,所以膽子不小,是實事,因為,我把大家都視為自己的同志加以對待的。我認為,你的感覺並不客觀,更不正確。

我不希望和你建立某種特殊關系。希望你以後再也不要給我寫以前信中的內容了。只有這樣,我們之間的關系才能相處得和以前一樣。

小紅   7483

好極了!談了我這麼久,原來根本就沒這麼回事,我已經成為一廂情願的“剃頭挑子”!面對這封信,深感這幾個月的擔心、不安,都是顯得那麼多余。

拆開另一封信,那是大袁寫給我的,告訴我小紅去找了他,他也進行了回訪。原來如此!小紅要想回絕我所缺少的力量,在他這里終于找到了。

老怯後來從農村直接辦“病退”回了北京,大約1980年前後一次乘公交車去上班的時候,半路某站上來了大袁,熟人巧遇,但僅僅同行了兩、三站大袁就下了車。大袁告訴老怯說他自己“住在某部隊大院”,正是小紅家所在的大院。老怯判斷是﹕他們倆結婚了。除此以外,還能有什麼別的可能?

天曉得!女人對待“愛自己的人”和“自己愛的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十二

這世界上的事情也真是沒有那麼再湊巧的。一個在軍事部門工作的表舅,偏偏在1974下半年也調到了小紅家所在的部隊大院。本打算再也不登那個討厭的部隊大院的大門,卻是與這個部隊大院有了不解之緣。我家不是老北京,那個表舅是在北京血緣關系最近的親戚,理所當然地常來常往。我也早就作好了在這個大院與她或者他相遇的準備﹕我一定要問心無愧地和他們打招呼,無地自容的應該是她。不過雖然這個部隊大院遠遠沒有武昌那麼大,卻也是從來沒有這種遇到的情況發生。

直到20多年以後的1996年,退休的表舅跟我提到在老人活動中心和“賀政委”下圍棋的時候我多了一句嘴﹕“是叫賀??嗎?”“是呀!你認識我們政委?”表舅問我。“哦,我和他的女兒曾在一起插隊,彼此很熟悉,但很不愉快。”表舅看出我不願意多說,也就沒再多問。

大概是由于這件事的影響,一起插隊的其他幾個干部子弟從1974年起就都同時與我斷絕了來往——當然不是我主動斷絕,而是人家再也不來理睬我,大袁那信也是最後一封。我一直在懷疑,我為了維護她而單方面緘口不提,人家那一方面說不定還在千方百計地洗清自己,就象那封絕情的信。

誰知道我這個1975年上過《山西日報》的先進知青,在他們眼里、在小紅口中又是個什麼形象?

十三

1975年後山的泗交水利工地,身為營副的我帶領民工利用工余時間去為灶房拾柴。那拾柴地點真該死!就是六年前和小紅一起去買扁擔的通往野豬嶺的河谷。時間更是該死!是在接到小紅最後這封來信的八個月以後,還是那陽春三月的季節,漫山坡上又是開滿了那鮮黃色的北迎春。下午返回泗交的時間,偏偏又是那個日頭西斜,將要落山的時間。

望著那那花叢,天藍色身影的黑色回憶不斷地浮現起來,令人滿肚子都是沮喪和壓力。民工們都是些小青年,居然也學著當初的小紅,一邊走一邊隨手采摘著路旁的野花。可是連他們都看出來﹕天不怕地不怕的忠營副,一反往日的趾高氣揚和談笑風聲,今天怎麼象個受了氣的小媳婦一樣耷拉著腦袋一言不發了?

我心里在思考,我確實不應該沉默。此後不到一周,我對小紅那最後一封信給了最終的回復——一是不能違背自己從來堅持的“有信必回”的原則,雖然這次是空前絕後地拖延了八個月;二是在我以前給她的信中應允的“感謝”,也應該說到做到,給予兌現。

是的,我不能干涉她的拒絕,那是她應該受到尊重的的選擇權力。但始終使我耿耿于懷的,是她沒有相信我,連一句心里話也不對我說。

這封信雖然沒有留底,卻也是打了幾個月的腹稿,結構、詞句都有很深的記憶。

小紅﹕你好!

本來應該沒什麼可說的了,但我答應過的“感謝”促使我不得不再寫這封信。

首先要感謝你終于給我來了信!它起碼說明,我在你心中還不至于已經成為一個不屑理睬的角色。

同時還要感謝你拒絕了我的請求!這樣我仍然可以是個沒有任何心理負擔的自由人,仍然可以象以前一樣經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考驗。

更應該感謝你在信的最後提到“相處得和以前一樣”的希望!不過對以前的相處我已經有所懷疑。如果那真是同志式的關系,當然也是我的希望。不過即便這樣的關系現在也已經不行,什麼時候可以?大概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假如那一天還有這種必要和可能的話。但如果以前的相處是一場坦率的真誠換來的無恥欺騙,這樣的相處早就沒有必要再繼續下去了。

面對你的來信,我承認自己的主觀和不正確。今後無論何時何地,我都不會給你找任何麻煩,你盡可放心!也希望你能夠原諒我的所有過失(包括這封信在內),不要再來打攪我了。

在最後應該寫“此致、敬禮”的地方,我寫的是“謹此,添足!”

或許她根本就看不出“添足”在這里的雙重含義。

怎麼也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當時我只以“蛇”來比喻,後來的若干年才逐漸地意識到,這場惡毒的游戲更可能的,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感情報復。我以前傷害了她,她就要用這樣的辦法來進行報復。也許,我以前傷她傷得很重,難道就至于用這樣的手段來報復嗎?這樣報復的結果會怎樣?這麼多年幾次斷了又接、接了又斷地反復,該有多少思考、猶豫、矛盾、斗爭!恐怕她自己心里也不會好受,只能是兩敗俱傷。

不過,我將這件事徹底了斷毫無疑義是正確的,不再給她、也不再給我自己留下任何後悔的余地。她不拿我當知心人,不對我說知心話,已經不再是我心中的神女和仙鶴。這樣的感情報復,這樣的感情背叛,她的付出也許更大,心靈的創傷也許更重,可是我再也沒有心思去體諒她,理解她,同情她。能下這樣狠毒的決心,大概也只有用“鶴頂紅”三個字來形容了。

多麼美麗而又劇毒的“鶴頂紅”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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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式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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