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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對聯”始末 朱老忠 （一） 文革中1966年七月下旬開始的“對聯”事件，簡單地用一個“血統論”來評議，已經成為一種過于膚淺的官方說法。“對聯”是“血統論”的一個突出體現，反映了“血統論”的本質，但“對聯”又不等于“血統論”，即便沒有“對聯”也照樣有“血統論”，“對聯”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社會基礎和歷史條件，把“血統論”歸罪于“對聯”是一個極大的歷史誤解。 六十年代文革以前大家就都知道﹕黨的階級政策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什麼是“成份”？就是1948年以後解放初期“一錘子定音”人為造就的“階級”，這個“成份”極少有後來更改和糾正，若沒有改革開放，大約應該是一輩子就鐵定了。 一輩子還不算可怕，可怕的是下一代的“成份”還要“世襲”，二十年後新的一代，“出身”就是他們的“成份”。這才是真正的“血統論”。“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這個“黨的階級政策”，就這樣毫無疑義地被沿用在了“出身”上面。 可以說“出身論”就是“血統論”。 （二） “出身論”和“血統論”本應該不是一回事，血統是先天的因素，出身應該是後天初期的影響。不過大多數情況血統和出身一致，收養抱養的則不一致。而文革中所說的“血統論”實際成了“出身論”的代名詞。那階段當公開表示不同意見時經常會被責問﹕“什麼出身？”，沒有誰會問出“什麼血統？”這樣的話來。 也可以說，“血統論”是當初某種思潮故意強加給“出身論”的。 還有一個《出身論》，那是一篇文章。有人說，遇羅克因為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反對“對聯”的觀點而被槍斃，事實並非如此。 筆者沒有保留這篇《出身論》，因為當時似懂非懂。記憶中，其論點不僅僅是反對“對聯”，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出身好的反而更靠不住，並在此文中以“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為理論依據。提及了“權力”，想當然地觸怒了“無產階級專政”，這才是遇羅克被槍斃的真正理由。當時就連“聯動”死對頭的“三司”，也由司令蒯大富出面公開聲明反對這篇《出身論》。 筆者這樣憑記憶說可能不十分準確，但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眾所周知，“對聯”始終就不是什麼依據，也不可能成為什麼依據。反對“對聯”就要被槍斃，這也是為了否定“對聯”故意杜撰出來的。 筆者這樣說，並不想給“對聯”翻案，只是想告訴大家歷史的本來面貌，每個人都可用正常的邏輯來思考，不要隨大流人雲亦雲。 也許有些反對“對聯”人士立即會追問筆者﹕什麼出身！那筆者就只好認為，這樣的反對者已經演變成了擁護者。老實坦白一句也無妨﹕筆者並非出身“紅五類”的“好漢”。 （三） 筆者是文革時高三學生，雖不是“紅五類”，卻偏偏結交了很多“紅五類”的朋友，其中不僅包括若干“聯動”分子，後來甚至還認識了骨干的“聯動三平”（牛皖平、鄒建平、向東平）之一。因此，對文革“對聯”的興衰有些直接和間接的了解。 1966年上半年的寒假開學以後，北京中學流傳著這樣一條“毛主席語錄”，大體內容是﹕干部子弟在學校中政治表現是中等的，積極的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但不管這些人表現怎樣，革命重擔不能落在他們身上。 準確的原文沒有記下來，但至今沒有聽說過這條“語錄”是假的。與這條“語錄”同時流傳的還有老毛和毛遠新的談話，和王海蓉的談話。內容和形式也體現了和那條“語錄”類似的精神。 在此前不久發表的，據說以總書記老鄧為主撰寫的《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更是在最後以黑體字寫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條件”，後來證實是老毛加上的。這其中雖然沒有什麼“出身”“成份”，但就“接班人”的問題與後來流傳的“語錄”相呼應。 再加上“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的階級政策，就虛擬出了一個“嚴峻形勢”——從中學起的下一代人之間會有權力之爭。 北京中學的干部子弟，就這樣獲得了一種“社會責任感”﹕一是要防修反修，準備接班；二是要掃除接班的競爭者——在老師校長眼中表現積極的那些非“無產階級”出身學生。 “紅衛兵”就是這樣，在清華附中自發組織起來，而且在“地下”開始活動。因為在當時的中學里，這屬于組織非法“小集團”，是不可能公開的。 當時北京海澱區的高中大都實行住校（還有一種對犯錯誤學生的處分叫做“勒令走讀”呢），這些干部子弟的行為被發現，這種“脫離黨組織”的“集團”，理所當然地受到學校黨組織的批評，多數學生也是持“擁護黨組織”的態度跟著批評“紅衛兵”。 恰恰在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爆發了。請注意，是5.29先有“紅衛兵”，6.1以後爆發“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爆發“文化大革命”而造就的“紅衛兵”。這里說的是“爆發”時間，本文不打算討論“文革”準確的“開始時間”。 （四） 所謂的“文革”“爆發”，是指那1966年6月初“大轟大嗡”的開始。從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公布起，中學生在學校就坐不住了，在學校貼大字報，還成群結伙跑到北大看大字報、貼大字報。但這都是按照中央的調子，表示對聶等“革命派”的支持。一時間，北大校園里就象趕集那麼熱鬧，在北大的“集”上還出現過田華等名人的蹤跡。這實際上就是最早的“串聯”。 當時很少有人知道聶元梓的行動是來自康生的指派，因此六月初的北大，還剩余了很多批評攻擊聶元梓是“右派向黨進攻”的大字報。從中可看到聶元梓最初反對學校黨委，也是受到來自領導和群眾的多方壓力。 與此同時也傳出了清華附中“紅衛兵”受到校領導“壓制”的消息，很多干部子弟就手又跑到清華附中，開始了中學間的“串聯”。 在諸多譴責“紅衛兵”的大字報群中，出現了支持“紅衛兵”的大字報。不僅僅是受到北大氣氛的影響，更是有“接班人條件”、“階級政策”以及上文所提到的那條“語錄”為信念的支柱。所以，那些支持“紅衛兵”的大字報用的署名，基本上都寫的是“某某中學紅衛兵”。盡管那時其他中學大部分並沒有真正成立“紅衛兵”組織。 記得是那年的6月8日，更多支持“紅衛兵”的以干部子弟為主的中學生來到清華附中，總數大約兩百人左右，被校方擋在了校門外面。校方大概是看到來了過多的外校學生，而且在對“紅衛兵”的態度上和本校學生不一致，很容易引起沖突，因而采取的措施。 校外的學生不肯走，其中有人出面維持秩序，避免和校內的學生發生語言沖突。校外學生所在學校也來了校領導，勸本校學生返回學校。但因此更加造成“校領導壓制干部子弟”的對立局面。 由于最終清華附中“紅衛兵”得到老毛的支持，這次大規模的“聯合行動”順理成章地成為“革命行動”，並成為各校“紅衛兵”壯大力量的一種模式。 （五） 在1966年的六月上旬，傳出北京市委徹底“爛了”的消息，各單位學校都有人開始揭批“黑幫”，揪本單位“走資派”——“根子”爛了，那“稍兒”還好得了嗎？但還是有消息不靈通、或者對這號“小道消息”不相信的，認為是又一次“右派向黨進攻”。直到各單位學校進駐了工作組接管了領導，正式宣布了本單位原領導是“走資派”，學校里才合法停課，開始“斗、批、改”。老百姓在此之前對原領導的態度，就是最初“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分界。同時，為了掃清運動的障礙，還開始了斗“保皇派”。這也是最初的“派性”和“群眾斗群眾”。很多老師在這期間就被定為“保皇派”或“走資派的爪牙”。 中學里的干部子弟並不都一樣，大部分都以“受校領導壓制”和及時的“小道消息”而最先“造反”，但也難免有些不認為“受壓制”的，成為工作組眼中的“保皇派”；原校領導內部也有矛盾和斗爭，下面的學生自然也有支持這個的或支持那個的。誰個“反”，誰個“保”，可就不是憑工作組就能說清楚的了。 以干部子弟為主的“紅衛兵”在各中學紛紛成立，也有學生或工作組對此不以為然，仍然認為是“脫離黨領導”的“非法組織”。于是，中學的干部子弟，要麼是受了原校領導的壓制，要麼是受了新校領導——即工作組的壓制。為壯大“紅衛兵”的勢力，各中學之間的干部子弟不斷串聯，在那些“受領導壓制”的學校支持“紅衛兵”。有些學校的工作組因“壓制干部子弟”而被趕走。 大家的觀念中，“文化大革命”是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應該“講階級”，用“毛主席語錄”來說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想當然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 那麼怎麼“講階級”，唯一的根據就是“黨的階級路線”，也就是那個“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而在學校里，“本人成份”清一色是“學生”，“階級”的劃分，就只有“出身”了。 在干部子弟的“紅衛兵”得勢的學校里，出身不好的學生成為“階級敵人”、“修正主義的苗子”。有些地方的干部子弟出于嫉妒心，趁機對文革前與其他出身同學的各種矛盾進行報復。 （六） 雖然在5.16通知中已經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後被簡稱“中央文革”），但直到1966年的七月份才開始公開行動。那時的北京中學已經鬧得天翻地復，多數學校中干部子弟的“紅衛兵”組織佔了上風，但仍有些學校情況不同。即便在文革以前，各學校的干部子弟的表現，以及給普通學生老師的印象，也並不是都一樣的。 七月下旬的一天（大約是25,6日），許多學校的“紅衛兵”來到北京外國語學校，這是北京市唯一的一所外語中專，來這里聲援仍處下風的該校“紅衛兵”。就在這一天，該校“紅衛兵”成員某某某（年代已久，沒記住名字）寫下一個對聯，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代代相傳”。 這個對聯被北航附中“紅衛兵”看到，認為不妥，將“英雄”改為“革命”，將橫批改為“基本如此”，具體的修改者是岳??。在次日的繼續聲援行動中公開打出了這個對聯。 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是否在修改前被動，或者在修改後變為主動，筆者沒有直接的了解。只知道就在當天的晚上，江青在展覽館劇場接見了“紅衛兵”，公開了對“紅衛兵”的支持。參加的有許多學校的“紅衛兵”，當然包ㄇ寤 街瀉捅貝蟾街小１貝蟾街械摹昂 辣 弊櫓掛?叫“紅衛兵”叫“紅旗”，但那首“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的《造反歌》，就是北大附中吳??所作。 從首句的“打黑幫”可看出，這很可能是在五月份開始批判“三家村”時寫的，而未必是“大轟大嗡”以後的產品。歌名則大概是後來加的。“造反有理”這個“語錄”，最早公布于《人民日報》一則不起眼的國際短評《漢弗萊的哀嘆》，時間大約在1966年的五月底或者六月初。 在這次接見大會（時間大約是1966年的七月27日）上，“紅衛兵”唱著《造反歌》，打著各校“紅衛兵”的旗幟，支起“對聯”的大字標語，象慶祝勝利一樣。實際上也確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此後“紅衛兵”的對立面在各中學統統處于劣勢。只有對立面同樣也是以干部子弟為核心的少數組織還在苦苦支撐。 在這次接見會前不久，北大附中“紅旗”女首領彭小蒙發表了一個有名的演講（在事後也被老毛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所肯定），就在這次接見大會上，彭小蒙帶領大家高呼口號，就喊出了“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江青在一旁接言﹕“基本如此嘛！” “對聯”就是這樣產生，並在這次大會上這樣被“肯定”下來的。在這次大會上，江青還講出過“要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就滾蛋”這樣的話，後來還被加上“國罵”和“對聯”編成了一首歌﹕ 老子革命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要革命的你就站過來， 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 但參加這個大會的人，畢竟為數有限。 （七） 在這一節，筆者首先感謝知情人士的指正。 當然，筆者一沒有造謠的習慣，二不認為告訴筆者這些消息的人都是有意混淆視聽。比較滿意的解釋大體應該是，筆者所述這一過程來源的北航附中丁某，雖然組織了若干次“對聯”的大辯論，但對這一“對聯”的具體過程並不完全了解。丁某誤以為是“原著”的外語學校某某人，大概是只知道在北大附中最初“代代相傳”，而被丁某看到“執筆”修改成“基本如此”的岳某，倒有可能對“對聯”的發展過程更清楚。 記憶中的東西，地點往往不容易出錯，但時間卻總是未必很準確。但由此似乎可以認為，北大附中的對聯辯論，與外語學校的聲援，在時間上間隔不大。 不過，筆者寫到（六）才出來的“對聯”產生情節，並非故意要在這幾句話上“憋”什麼“寶”。對什麼人執筆的具體過程，筆者沒有過多的興趣，不管是誰執筆，筆者都不會認為他們就是什麼十惡不赦歷史罪人。筆者著重強調的都已經寫在前面，那就是“對聯”產生的歷史的和社會的條件。 不妨再重復一遍﹕“對聯”是“血統論”的一個突出體現，反映了“血統論”的本質，但“對聯”又不等于“血統論”，即便沒有“對聯”也照樣有“血統論”，“對聯”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社會基礎和歷史條件，把“血統論”歸罪于“對聯”是一個極大的歷史誤解。 對于彭小蒙的講演是在什麼時間地點，筆者也沒有記得很準確，但這也並非筆者所要強調的地方。筆者要說的是江青在大會上以接下句的方式，公開表示了對“對聯”的支持，而知道這事的人只是那些參加了該次展覽館劇場大會的部分“紅衛兵”。 這就是事後“紅衛兵”有恃無恐地宣傳鼓吹這個“對聯”的原因。 “對聯”之所以能夠泛濫，決不是北京的干部子弟的“能量”所能夠決定的，江青的支持也僅僅是少數人知道。所以說“對聯”泛濫的基礎，還是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血統論”。 在江青公開支持“對聯”以後，北航附中的“紅衛兵”先後在北航、化工學院、河北北京師範學院及清華等大專院校主動挑起大規模的辯論，意在爭取成為“紅衛兵運動”的核心。 在諸多次辯論中，“血統論”的“對聯”佔了上風。這並非“紅衛兵”如何擅長雄辯或以勢壓人，關鍵在于“黨的階級路線”確實如是執行的。因此擁護者還是佔了多數，根子上的原因是“相信黨”和“相信黨的政策”。 （八） 首先聲明，在本文中老忠有可能“以訛傳訛”，但並不想美化歷史上的自己，因此沒有任何“故意”的必要。非常歡迎知情人士來指正。要說“埋沒了誰誰的文革功績”老忠認可，但要非說是“誤導無知青年”那實在是言重了。 本文所述的“道聽途說”都是來自知情的“歷史見證人”，如今的知情人士的敘述對老忠來說也仍然是“道聽途說”而已。老忠不堅持以往的“道聽途說”都是歷史事實，也以同樣的態度對待現在的“道聽途說”。老忠只不過以為，當初在1966年還是幾天以前發生的事情都不能說得清，到了三十多年以後憑一句“見證人”就指望說清楚，是絕對不可能的。 任何一個歷史事件，即便同是現場目擊者，由于觀察的角度不一樣，敘述的都會有區別。這沒什麼可奇怪的。“道聽途說”統統放在這里，留給考據學家們去爭論。再次強調一下﹕本文著重要說的是“對聯”所代表的思潮，才真正是“對聯”產生的起因。 就在那次天橋大會上，“紅衛兵”和江青發生了爭執。會前“紅衛兵”還在為“對聯”爭“頭功”，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好幾個學校的“紅衛兵”都說“對聯”是自己首先提出來的，但是大會上，江青卻矢口否認了對“對聯”的支持。 會後，“紅衛兵”認為受到了捉弄，拿出錄音磁帶放給江青聽，江青卻說﹕“這不象我的聲音，磁帶沒收！”但此舉實在拙劣，因為她沒收的不過是一盤拷貝。 要說“紅衛兵”要專門對付江青才進行了拷貝，在那時大概還不至于。比較合理及解釋是﹕復制多份用來做為四處宣傳“對聯”的殺手 。 以上內容1972年“聯動”分子石某對筆者所述。如果這段錄音現在還有人保留，則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見證。 此後，北京的“紅衛兵”不再宣傳和辯論“對聯”，但“對聯”及其代表的思潮早已流毒全國。不過隨著文革的深入，“走資派”被不斷揪出，“好漢”一夜之間變成“混蛋”的也比比皆是。“五類分子”加上一個“資（本家）”變成“黑六類”，又進一步加上一個“黑（幫）”成為“黑七類”。雖然到了1966年的12月份還有堅持“絕對如此”的，但已屬極個別。 （九） “血統論”最風光的時候是1966年8.18接見以後。在學校里，是按照林彪所說的“打倒資產階級保皇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紅衛兵”的反對派自然就是“保皇派”，老師校長就都成了“牛鬼蛇神”。這就是那段後來被稱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期。 在社會上是“破四舊”抄家，先抄“黑六類”乃至“花七類”同學的家，然後又抄與本校沒有聯系的。這樣一交叉，被抄多達五、六次的也並不新鮮。帶領抄家的當然是“紅五類”，而被抄的卻包括了在六月份還屬“紅五類”的“黑幫”，其子女即是從“好漢”變成的“混蛋”。 可惜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年後，那些“紅衛兵”在運動初期的體罰、打人、逼供信等手段被“造反派”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完全地繼承下來。1968年的八月份一天的下午，筆者來到高教部某機關，見到院子里“撅著”幾排“噴氣式”，還有單獨一個“噴氣式”撅在隊伍前面，口中還念念有辭，反反復復就是在說“我是反動分子某某某，我是牛鬼蛇神……”與1966年七、八月份北京中學里的情景別無二致。區別僅僅在于﹕周圍站著的監管人員都是三十朝上的成年人，而且沒有穿扎武裝帶的舊軍裝。 “對聯”被公開否定後，江青的出爾反爾，就給那些狂妄的“紅衛兵”一個極壞的印象。雖然尚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對江青，但議論中則多有微詞。即便在鎮壓“聯動”以後，這樣的微詞也時有聽到。說“紅衛兵”反江青是可信的，但反對的根據主要還是江青的出爾反爾。 不過說“紅衛兵”反“中央文革”，在當時是一種故意的丑化，現在則是一種故意的美化。“紅衛兵”其實是只反江青不反“中央文革”。第一個公開出面否定“對聯”的中央領導正是“中央文革”小組長陳伯達，但“紅衛兵”中立刻反對陳伯達的則只有不成氣候的極少數。當然，要是以“反江青”、“反‘中央文革’”，再進而認為北京的“紅衛兵”就是開始反對“文化大革命”了，那更是大錯特錯的。 最終還在堅持“絕對如此”的是少數“革軍”子弟。地方干部中的“走資派”雖然已經成為“一大片”，但軍內始終是“一小撮”，“好漢”變“混蛋”的情況不象地方那麼普遍。稍微理智的人都會看到這個變化十分荒唐，但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那麼理智，堅信自己永遠“根紅苗正”的人總是有。 （十） 雖然在1966年“8.18”以後的“破四舊”期間，北京“紅衛兵”還在自以為是地“鎮壓流氓”，但大約從1967年下半年開始，不但和“流氓”之間沒有了因血統而故意造出的隔閡，反而形成了“兵痞佛三結合”的局面。有些“紅衛兵”組織成了單獨的流氓團伙，“血統”矛盾轉變成團伙矛盾；也有些“紅衛兵”更溶入了社會流氓的團伙中。 這些游手好閑的中學生形成的流氓團伙，在北京城搶劫滋事打群架，用的凶器也從匕首、三稜刮刀升級到切菜刀，到了1968年一度把北京變成一個可怕的城市。 但“血統論”並沒有因為“對聯”的逐漸被忽略而減輕。1968年初在北京從學校里參軍入伍的公安部某副部長的兒子，兩個月後因老子出了問題而被“基本如此”地打發復員，回到了學校。“好漢”一夜變“混蛋”是那麼荒唐，但又是那麼現實。 所謂“不唯成份論”是沒有任何“定量”依據的，絕無一個固定的百分比，只要有一宗反例就可以稱為“不唯成份論”。所以凡是對“出身”有要求的崗位，毫無例外都是象當兵那樣執行著這樣的“基本如此”。 在農村，執行的是“絕對如此”。貧農的兒子還是貧農，地主的孫子仍然是地主。直到1975年筆者在插隊的村里還看到，地主的孫子在地里和大家一起邊勞動邊閑聊，大家議論諷刺到黨員干部時，只有地主的孫子在旁邊一言不發。大家臨時開個會，只有他一個人留在地里干。大家都知道﹕他也是地主，沒有和大家一樣的政治地位。可是大家也都知道，他沒有剝削欺壓過任何人。 對這個不滿十八歲的“投錯了胎”的小孩，筆者深深感到社會給予他的不平等。但這就是“階級路線”，就是“絕對如此”。 這種非常現實的情況，早在文革前的1965年，筆者在北京四季青公社北高莊大隊就看到過。但那時看到的是地主的兒子，當時年輕的筆者還認為非常合理。沒料到十年以後經過文革還看到了地主的第三代，但心情早已一反當年。所幸如今地主的第四代第五代，想必不會再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