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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對聯”始末

朱老忠

(一)

文革中1966年七月下旬開始的“對聯”事件,簡單地用一個“血統論”來評議,已經成為一種過于膚淺的官方說法。“對聯”是“血統論”的一個突出體現,反映了“血統論”的本質,但“對聯”又不等于“血統論”,即便沒有“對聯”也照樣有“血統論”,“對聯”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社會基礎和歷史條件,把“血統論”歸罪于“對聯”是一個極大的歷史誤解。

六十年代文革以前大家就都知道﹕黨的階級政策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什麼是“成份”?就是1948年以後解放初期“一錘子定音”人為造就的“階級”,這個“成份”極少有後來更改和糾正,若沒有改革開放,大約應該是一輩子就鐵定了。

一輩子還不算可怕,可怕的是下一代的“成份”還要“世襲”,二十年後新的一代,“出身”就是他們的“成份”。這才是真正的“血統論”。“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這個“黨的階級政策”,就這樣毫無疑義地被沿用在了“出身”上面。

可以說“出身論”就是“血統論”。

(二)

“出身論”和“血統論”本應該不是一回事,血統是先天的因素,出身應該是後天初期的影響。不過大多數情況血統和出身一致,收養抱養的則不一致。而文革中所說的“血統論”實際成了“出身論”的代名詞。那階段當公開表示不同意見時經常會被責問﹕“什麼出身?”,沒有誰會問出“什麼血統?”這樣的話來。

也可以說,“血統論”是當初某種思潮故意強加給“出身論”的。

還有一個《出身論》,那是一篇文章。有人說,遇羅克因為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反對“對聯”的觀點而被槍斃,事實並非如此。

筆者沒有保留這篇《出身論》,因為當時似懂非懂。記憶中,其論點不僅僅是反對“對聯”,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出身好的反而更靠不住,並在此文中以“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為理論依據。提及了“權力”,想當然地觸怒了“無產階級專政”,這才是遇羅克被槍斃的真正理由。當時就連“聯動”死對頭的“三司”,也由司令蒯大富出面公開聲明反對這篇《出身論》。

筆者這樣憑記憶說可能不十分準確,但這些都是有據可查。眾所周知,“對聯”始終就不是什麼依據,也不可能成為什麼依據。反對“對聯”就要被槍斃,這也是為了否定“對聯”故意杜撰出來的。

筆者這樣說,並不想給“對聯”翻案,只是想告訴大家歷史的本來面貌,每個人都可用正常的邏輯來思考,不要隨大流人雲亦雲。

也許有些反對“對聯”人士立即會追問筆者﹕什麼出身!那筆者就只好認為,這樣的反對者已經演變成了擁護者。老實坦白一句也無妨﹕筆者並非出身“紅五類”的“好漢”。

(三)

筆者是文革時高三學生,雖不是“紅五類”,卻偏偏結交了很多“紅五類”的朋友,其中不僅包括若干“聯動”分子,後來甚至還認識了骨干的“聯動三平”(牛皖平、鄒建平、向東平)之一。因此,對文革“對聯”的興衰有些直接和間接的了解。

1966年上半年的寒假開學以後,北京中學流傳著這樣一條“毛主席語錄”,大體內容是﹕干部子弟在學校中政治表現是中等的,積極的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但不管這些人表現怎樣,革命重擔不能落在他們身上。

準確的原文沒有記下來,但至今沒有聽說過這條“語錄”是假的。與這條“語錄”同時流傳的還有老毛和毛遠新的談話,和王海蓉的談話。內容和形式也體現了和那條“語錄”類似的精神。

在此前不久發表的,據說以總書記老鄧為主撰寫的《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更是在最後以黑體字寫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條件”,後來證實是老毛加上的。這其中雖然沒有什麼“出身”“成份”,但就“接班人”的問題與後來流傳的“語錄”相呼應。

再加上“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的階級政策,就虛擬出了一個“嚴峻形勢”——從中學起的下一代人之間會有權力之爭。

北京中學的干部子弟,就這樣獲得了一種“社會責任感”﹕一是要防修反修,準備接班;二是要掃除接班的競爭者——在老師校長眼中表現積極的那些非“無產階級”出身學生。

“紅衛兵”就是這樣,在清華附中自發組織起來,而且在“地下”開始活動。因為在當時的中學里,這屬于組織非法“小集團”,是不可能公開的。

當時北京海澱區的高中大都實行住校(還有一種對犯錯誤學生的處分叫做“勒令走讀”呢),這些干部子弟的行為被發現,這種“脫離黨組織”的“集團”,理所當然地受到學校黨組織的批評,多數學生也是持“擁護黨組織”的態度跟著批評“紅衛兵”。

恰恰在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爆發了。請注意,是5.29先有“紅衛兵”,6.1以後爆發“文化大革命”,而不是爆發“文化大革命”而造就的“紅衛兵”。這里說的是“爆發”時間,本文不打算討論“文革”準確的“開始時間”。

(四)

所謂的“文革”“爆發”,是指那19666月初“大轟大嗡”的開始。從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公布起,中學生在學校就坐不住了,在學校貼大字報,還成群結伙跑到北大看大字報、貼大字報。但這都是按照中央的調子,表示對聶等“革命派”的支持。一時間,北大校園里就象趕集那麼熱鬧,在北大的“集”上還出現過田華等名人的蹤跡。這實際上就是最早的“串聯”。

當時很少有人知道聶元梓的行動是來自康生的指派,因此六月初的北大,還剩余了很多批評攻擊聶元梓是“右派向黨進攻”的大字報。從中可看到聶元梓最初反對學校黨委,也是受到來自領導和群眾的多方壓力。

與此同時也傳出了清華附中“紅衛兵”受到校領導“壓制”的消息,很多干部子弟就手又跑到清華附中,開始了中學間的“串聯”。

在諸多譴責“紅衛兵”的大字報群中,出現了支持“紅衛兵”的大字報。不僅僅是受到北大氣氛的影響,更是有“接班人條件”、“階級政策”以及上文所提到的那條“語錄”為信念的支柱。所以,那些支持“紅衛兵”的大字報用的署名,基本上都寫的是“某某中學紅衛兵”。盡管那時其他中學大部分並沒有真正成立“紅衛兵”組織。

記得是那年的68日,更多支持“紅衛兵”的以干部子弟為主的中學生來到清華附中,總數大約兩百人左右,被校方擋在了校門外面。校方大概是看到來了過多的外校學生,而且在對“紅衛兵”的態度上和本校學生不一致,很容易引起沖突,因而采取的措施。

校外的學生不肯走,其中有人出面維持秩序,避免和校內的學生發生語言沖突。校外學生所在學校也來了校領導,勸本校學生返回學校。但因此更加造成“校領導壓制干部子弟”的對立局面。

由于最終清華附中“紅衛兵”得到老毛的支持,這次大規模的“聯合行動”順理成章地成為“革命行動”,並成為各校“紅衛兵”壯大力量的一種模式。

(五)

1966年的六月上旬,傳出北京市委徹底“爛了”的消息,各單位學校都有人開始揭批“黑幫”,揪本單位“走資派”——“根子”爛了,那“稍兒”還好得了嗎?但還是有消息不靈通、或者對這號“小道消息”不相信的,認為是又一次“右派向黨進攻”。直到各單位學校進駐了工作組接管了領導,正式宣布了本單位原領導是“走資派”,學校里才合法停課,開始“斗、批、改”。老百姓在此之前對原領導的態度,就是最初“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分界。同時,為了掃清運動的障礙,還開始了斗“保皇派”。這也是最初的“派性”和“群眾斗群眾”。很多老師在這期間就被定為“保皇派”或“走資派的爪牙”。

中學里的干部子弟並不都一樣,大部分都以“受校領導壓制”和及時的“小道消息”而最先“造反”,但也難免有些不認為“受壓制”的,成為工作組眼中的“保皇派”;原校領導內部也有矛盾和斗爭,下面的學生自然也有支持這個的或支持那個的。誰個“反”,誰個“保”,可就不是憑工作組就能說清楚的了。

以干部子弟為主的“紅衛兵”在各中學紛紛成立,也有學生或工作組對此不以為然,仍然認為是“脫離黨領導”的“非法組織”。于是,中學的干部子弟,要麼是受了原校領導的壓制,要麼是受了新校領導——即工作組的壓制。為壯大“紅衛兵”的勢力,各中學之間的干部子弟不斷串聯,在那些“受領導壓制”的學校支持“紅衛兵”。有些學校的工作組因“壓制干部子弟”而被趕走。

大家的觀念中,“文化大革命”是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應該“講階級”,用“毛主席語錄”來說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想當然地,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

那麼怎麼“講階級”,唯一的根據就是“黨的階級路線”,也就是那個“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而在學校里,“本人成份”清一色是“學生”,“階級”的劃分,就只有“出身”了。

在干部子弟的“紅衛兵”得勢的學校里,出身不好的學生成為“階級敵人”、“修正主義的苗子”。有些地方的干部子弟出于嫉妒心,趁機對文革前與其他出身同學的各種矛盾進行報復。

(六)

雖然在5.16通知中已經宣布成立“中央文革小組”(後被簡稱“中央文革”),但直到1966年的七月份才開始公開行動。那時的北京中學已經鬧得天翻地復,多數學校中干部子弟的“紅衛兵”組織佔了上風,但仍有些學校情況不同。即便在文革以前,各學校的干部子弟的表現,以及給普通學生老師的印象,也並不是都一樣的。

七月下旬的一天(大約是25,6日),許多學校的“紅衛兵”來到北京外國語學校,這是北京市唯一的一所外語中專,來這里聲援仍處下風的該校“紅衛兵”。就在這一天,該校“紅衛兵”成員某某某(年代已久,沒記住名字)寫下一個對聯,叫“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代代相傳”。

這個對聯被北航附中“紅衛兵”看到,認為不妥,將“英雄”改為“革命”,將橫批改為“基本如此”,具體的修改者是岳??。在次日的繼續聲援行動中公開打出了這個對聯。

外國語學校的“紅衛兵”是否在修改前被動,或者在修改後變為主動,筆者沒有直接的了解。只知道就在當天的晚上,江青在展覽館劇場接見了“紅衛兵”,公開了對“紅衛兵”的支持。參加的有許多學校的“紅衛兵”,當然包ㄇ寤 街瀉捅貝蟾街小1貝蟾街械摹昂 辣 弊櫓掛?叫“紅衛兵”叫“紅旗”,但那首“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的《造反歌》,就是北大附中吳??所作。

從首句的“打黑幫”可看出,這很可能是在五月份開始批判“三家村”時寫的,而未必是“大轟大嗡”以後的產品。歌名則大概是後來加的。“造反有理”這個“語錄”,最早公布于《人民日報》一則不起眼的國際短評《漢弗萊的哀嘆》,時間大約在1966年的五月底或者六月初。

在這次接見大會(時間大約是1966年的七月27日)上,“紅衛兵”唱著《造反歌》,打著各校“紅衛兵”的旗幟,支起“對聯”的大字標語,象慶祝勝利一樣。實際上也確是一個階段性的勝利,此後“紅衛兵”的對立面在各中學統統處于劣勢。只有對立面同樣也是以干部子弟為核心的少數組織還在苦苦支撐。

在這次接見會前不久,北大附中“紅旗”女首領彭小蒙發表了一個有名的演講(在事後也被老毛在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所肯定),就在這次接見大會上,彭小蒙帶領大家高呼口號,就喊出了“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江青在一旁接言﹕“基本如此嘛!”

“對聯”就是這樣產生,並在這次大會上這樣被“肯定”下來的。在這次大會上,江青還講出過“要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就滾蛋”這樣的話,後來還被加上“國罵”和“對聯”編成了一首歌﹕

老子革命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要革命的你就站過來,

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

但參加這個大會的人,畢竟為數有限。

(七)

在這一節,筆者首先感謝知情人士的指正。

當然,筆者一沒有造謠的習慣,二不認為告訴筆者這些消息的人都是有意混淆視聽。比較滿意的解釋大體應該是,筆者所述這一過程來源的北航附中丁某,雖然組織了若干次“對聯”的大辯論,但對這一“對聯”的具體過程並不完全了解。丁某誤以為是“原著”的外語學校某某人,大概是只知道在北大附中最初“代代相傳”,而被丁某看到“執筆”修改成“基本如此”的岳某,倒有可能對“對聯”的發展過程更清楚。

記憶中的東西,地點往往不容易出錯,但時間卻總是未必很準確。但由此似乎可以認為,北大附中的對聯辯論,與外語學校的聲援,在時間上間隔不大。

不過,筆者寫到(六)才出來的“對聯”產生情節,並非故意要在這幾句話上“憋”什麼“寶”。對什麼人執筆的具體過程,筆者沒有過多的興趣,不管是誰執筆,筆者都不會認為他們就是什麼十惡不赦歷史罪人。筆者著重強調的都已經寫在前面,那就是“對聯”產生的歷史的和社會的條件。

不妨再重復一遍﹕“對聯”是“血統論”的一個突出體現,反映了“血統論”的本質,但“對聯”又不等于“血統論”,即便沒有“對聯”也照樣有“血統論”,“對聯”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社會基礎和歷史條件,把“血統論”歸罪于“對聯”是一個極大的歷史誤解。

對于彭小蒙的講演是在什麼時間地點,筆者也沒有記得很準確,但這也並非筆者所要強調的地方。筆者要說的是江青在大會上以接下句的方式,公開表示了對“對聯”的支持,而知道這事的人只是那些參加了該次展覽館劇場大會的部分“紅衛兵”。

這就是事後“紅衛兵”有恃無恐地宣傳鼓吹這個“對聯”的原因。

“對聯”之所以能夠泛濫,決不是北京的干部子弟的“能量”所能夠決定的,江青的支持也僅僅是少數人知道。所以說“對聯”泛濫的基礎,還是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血統論”。

在江青公開支持“對聯”以後,北航附中的“紅衛兵”先後在北航、化工學院、河北北京師範學院及清華等大專院校主動挑起大規模的辯論,意在爭取成為“紅衛兵運動”的核心。

在諸多次辯論中,“血統論”的“對聯”佔了上風。這並非“紅衛兵”如何擅長雄辯或以勢壓人,關鍵在于“黨的階級路線”確實如是執行的。因此擁護者還是佔了多數,根子上的原因是“相信黨”和“相信黨的政策”。

(八)

首先聲明,在本文中老忠有可能“以訛傳訛”,但並不想美化歷史上的自己,因此沒有任何“故意”的必要。非常歡迎知情人士來指正。要說“埋沒了誰誰的文革功績”老忠認可,但要非說是“誤導無知青年”那實在是言重了。

本文所述的“道聽途說”都是來自知情的“歷史見證人”,如今的知情人士的敘述對老忠來說也仍然是“道聽途說”而已。老忠不堅持以往的“道聽途說”都是歷史事實,也以同樣的態度對待現在的“道聽途說”。老忠只不過以為,當初在1966年還是幾天以前發生的事情都不能說得清,到了三十多年以後憑一句“見證人”就指望說清楚,是絕對不可能的。

任何一個歷史事件,即便同是現場目擊者,由于觀察的角度不一樣,敘述的都會有區別。這沒什麼可奇怪的。“道聽途說”統統放在這里,留給考據學家們去爭論。再次強調一下﹕本文著重要說的是“對聯”所代表的思潮,才真正是“對聯”產生的起因。

就在那次天橋大會上,“紅衛兵”和江青發生了爭執。會前“紅衛兵”還在為“對聯”爭“頭功”,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好幾個學校的“紅衛兵”都說“對聯”是自己首先提出來的,但是大會上,江青卻矢口否認了對“對聯”的支持。

會後,“紅衛兵”認為受到了捉弄,拿出錄音磁帶放給江青聽,江青卻說﹕“這不象我的聲音,磁帶沒收!”但此舉實在拙劣,因為她沒收的不過是一盤拷貝。

要說“紅衛兵”要專門對付江青才進行了拷貝,在那時大概還不至于。比較合理及解釋是﹕復制多份用來做為四處宣傳“對聯”的殺手 。

以上內容1972年“聯動”分子石某對筆者所述。如果這段錄音現在還有人保留,則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見證。

此後,北京的“紅衛兵”不再宣傳和辯論“對聯”,但“對聯”及其代表的思潮早已流毒全國。不過隨著文革的深入,“走資派”被不斷揪出,“好漢”一夜之間變成“混蛋”的也比比皆是。“五類分子”加上一個“資(本家)”變成“黑六類”,又進一步加上一個“黑(幫)”成為“黑七類”。雖然到了1966年的12月份還有堅持“絕對如此”的,但已屬極個別。

(九)

“血統論”最風光的時候是19668.18接見以後。在學校里,是按照林彪所說的“打倒資產階級保皇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紅衛兵”的反對派自然就是“保皇派”,老師校長就都成了“牛鬼蛇神”。這就是那段後來被稱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期。

在社會上是“破四舊”抄家,先抄“黑六類”乃至“花七類”同學的家,然後又抄與本校沒有聯系的。這樣一交叉,被抄多達五、六次的也並不新鮮。帶領抄家的當然是“紅五類”,而被抄的卻包括了在六月份還屬“紅五類”的“黑幫”,其子女即是從“好漢”變成的“混蛋”。

可惜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年後,那些“紅衛兵”在運動初期的體罰、打人、逼供信等手段被“造反派”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完全地繼承下來。1968年的八月份一天的下午,筆者來到高教部某機關,見到院子里“撅著”幾排“噴氣式”,還有單獨一個“噴氣式”撅在隊伍前面,口中還念念有辭,反反復復就是在說“我是反動分子某某某,我是牛鬼蛇神……”與1966年七、八月份北京中學里的情景別無二致。區別僅僅在于﹕周圍站著的監管人員都是三十朝上的成年人,而且沒有穿扎武裝帶的舊軍裝。

“對聯”被公開否定後,江青的出爾反爾,就給那些狂妄的“紅衛兵”一個極壞的印象。雖然尚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對江青,但議論中則多有微詞。即便在鎮壓“聯動”以後,這樣的微詞也時有聽到。說“紅衛兵”反江青是可信的,但反對的根據主要還是江青的出爾反爾。

不過說“紅衛兵”反“中央文革”,在當時是一種故意的丑化,現在則是一種故意的美化。“紅衛兵”其實是只反江青不反“中央文革”。第一個公開出面否定“對聯”的中央領導正是“中央文革”小組長陳伯達,但“紅衛兵”中立刻反對陳伯達的則只有不成氣候的極少數。當然,要是以“反江青”、“反‘中央文革’”,再進而認為北京的“紅衛兵”就是開始反對“文化大革命”了,那更是大錯特錯的。

最終還在堅持“絕對如此”的是少數“革軍”子弟。地方干部中的“走資派”雖然已經成為“一大片”,但軍內始終是“一小撮”,“好漢”變“混蛋”的情況不象地方那麼普遍。稍微理智的人都會看到這個變化十分荒唐,但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那麼理智,堅信自己永遠“根紅苗正”的人總是有。

(十)

雖然在1966年“8.18”以後的“破四舊”期間,北京“紅衛兵”還在自以為是地“鎮壓流氓”,但大約從1967年下半年開始,不但和“流氓”之間沒有了因血統而故意造出的隔閡,反而形成了“兵痞佛三結合”的局面。有些“紅衛兵”組織成了單獨的流氓團伙,“血統”矛盾轉變成團伙矛盾;也有些“紅衛兵”更溶入了社會流氓的團伙中。

這些游手好閑的中學生形成的流氓團伙,在北京城搶劫滋事打群架,用的凶器也從匕首、三稜刮刀升級到切菜刀,到了1968年一度把北京變成一個可怕的城市。

但“血統論”並沒有因為“對聯”的逐漸被忽略而減輕。1968年初在北京從學校里參軍入伍的公安部某副部長的兒子,兩個月後因老子出了問題而被“基本如此”地打發復員,回到了學校。“好漢”一夜變“混蛋”是那麼荒唐,但又是那麼現實。

所謂“不唯成份論”是沒有任何“定量”依據的,絕無一個固定的百分比,只要有一宗反例就可以稱為“不唯成份論”。所以凡是對“出身”有要求的崗位,毫無例外都是象當兵那樣執行著這樣的“基本如此”。

在農村,執行的是“絕對如此”。貧農的兒子還是貧農,地主的孫子仍然是地主。直到1975年筆者在插隊的村里還看到,地主的孫子在地里和大家一起邊勞動邊閑聊,大家議論諷刺到黨員干部時,只有地主的孫子在旁邊一言不發。大家臨時開個會,只有他一個人留在地里干。大家都知道﹕他也是地主,沒有和大家一樣的政治地位。可是大家也都知道,他沒有剝削欺壓過任何人。

對這個不滿十八歲的“投錯了胎”的小孩,筆者深深感到社會給予他的不平等。但這就是“階級路線”,就是“絕對如此”。

這種非常現實的情況,早在文革前的1965年,筆者在北京四季青公社北高莊大隊就看到過。但那時看到的是地主的兒子,當時年輕的筆者還認為非常合理。沒料到十年以後經過文革還看到了地主的第三代,但心情早已一反當年。所幸如今地主的第四代第五代,想必不會再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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