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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Ben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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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忠的“大學夢” 朱老忠 “大學夢”三個字加上了引號。嚴格地說，老忠年輕時沒做過什麽大學夢。這麽說可能有些人不會相信。也許因爲老忠的父母自打解放後就在大學裏工作，老忠在大學的環境中長大，對大學很早就失去那種新鮮感覺的緣故吧。 老忠從上小學的時候起就是瞎混，直到上高中，也從來都沒體會過“用功”是什麽滋味——真正的用功其實是後來在工作中的自學。從小的教育，老師就要問什麽“學習目的”，那麽小的孩子，即便說出來，也大都是爲了應付老師——至少老忠是這樣認爲。不過說學習目的“不明確”也好，“不正確”也罷，老忠却真的是一向稀裏糊塗，光知道長到一定的年齡就應該上學，這個是父母的要求，也是社會的要求，自己完全是被動的，所以根本就提不上什麽“學習目的”。 說來說去，寫這個題目其實也是趕時髦、凑熱鬧——誰讓咱這一代人偏偏對這個題目感興趣呢！ 老忠上中學的時候，真正讓我做夢的事情不是上大學，而是當兵。 人就是這麽奇怪，那些唾手可得的東西往往不引起重視，偏偏願意去追求那些很不容易得到的東西。1963年老忠初中畢業上了高中，也就是在那年，開始了“學雷鋒”、“思想革命化”、“大學解放軍”的政治風氣。伴隨著“援越抗美”的熱潮，老忠當時的想法就是當兵、打仗。 可惜，老忠的政治條件是非常不適合當兵的：出身“高知”本以爲不是什麽不利因素，後來才聽說在六十年代初有中央文件，這個出身與“地富反壞右”同等對待；不僅如此，老忠還同時有非常複雜的“海外關係”——上一代和同一代的近親中，有在臺灣的，有在美國的，有在澳洲的。不能當兵，却非要學著小說《歐陽海之歌》裏面那樣積極爭取，這個當兵夢不但最終碰得頭破血流，而且那番爭取和努力，還引起了學校黨支部極大的不滿——真讓老忠當時無法理解：怎麽如此積極地在政治思想上要求進步，反而是教育學生思想進步的部門從中作梗呢？ 這個問題大約是到插隊農村以後才逐漸理解了。1972年，頭一次開始在知青中招收“工農兵學員”，那年，正是老忠喂牛的飼養員剛剛卸任，已經開始在生産隊擔任保管兼出納的時候。作爲縣裏的一個先進知青，老忠理所當然地被“推薦”了。 來縣裏招生的是京工（即現在的北京理工大學）和師院（即現在的首都師範大學）的兩位女老師。一般說來，對老忠的印象應該是不錯。她們都注意到了老忠頭上圍的是農民的羊肚手巾，本人是上滿了高中課程的老高三，不但精通數理化，而且擅長琴書畫。然而老忠跟招生老師見面之後就隨即上山回到自己的生産隊，盡職盡責地幹活去了，也不管別的知青還在縣裏繼續什麽“活動”。 儘管老忠那年被縣裏推薦到了地區，最終還是落榜了。原因也不必多問，無非就是“名額有限”——誰還不知道這是藉口？真正的理由歸根結底就是政治條件！ 當然，政治條件也是可以被突破的。那年，另一公社插隊的一位同是“高知”出身的本校同學，人家就能“及第”“中舉”。他自己坦然承認，這是“活動”的結果，“你自己不去‘活動’，還能指望誰？”他不但這樣勸說老忠，還介紹了自己“活動”的一番“經驗”：“首先要讓招生的知道你有才，其次是要讓人家知道你有財，第三是要讓人家覺得你可憐……”老忠這樣的木頭腦袋，說什麽也學不會（接受不了）這套——爲了“可憐”二字，那小子衣衫襤褸地天天在縣城裏跟招生老師泡，表面上像個叫化子，却能掏錢請老師下飯館。 這“可憐”二字裏面，老忠似乎已經感到了什麽。 次年，也就是1973年，也就是張鐵生交白卷那年，老忠第二次被貧下中農“推薦”。這年在“舉孝廉”之後還有“應鄉試”。因爲已經有同學在一年前進入大學進行“上管改”，老忠不甘落後，就利用晚上的時間自學了高等數學，所以老忠當然跟那交白卷的表現相反——答卷出色完成，而且用導數來求解極值。不過老忠也有跟張鐵生一樣的地方：仍然是生産隊的幹部，在隊裏的事情幷不比當隊長的張鐵生要少，也根本就不去進行什麽“活動”。張鐵生參加考試的地方是他的母校，交白卷、得六分，還指望著學校老師對自己的印象，老忠却是遠在兩千多裏以外的他鄉。 通過“一張發人深省的答卷”，張鐵生上了大學，而老忠這年却是連一年前都不如，縣裏這關都通不過就已經名落孫山，儘管老忠已經代表縣裏出席了地區知青代表會，縣裏也沒給這個“面子”。 恰恰在大學“錄取”階段，老忠爲了一些其他事情住在縣招待所，那天夜裏跟一群一直就沒離開縣城，就在那裏積極“活動”、等待“錄取”的知青一起，看到了那些人的表現。最終沒被錄取的說：“給家裏寫封信‘報喪’吧。”，而被錄取的却說：“可離開這鬼地方了！” 原來如此！工農兵學員根本不需要對農村、對農民、對“社會主義大農業”有什麽深厚的感情。這個時候我才真正明白，爲什麽老忠這樣的不可能被錄取，也徹底明白了當初學校黨支部對老忠爭取當兵那麽反感的原因。 別人的想法跟老忠是那麽的不一樣！ 老忠報名大學，爲的是受些正規的教育，多學些知識，仍然沒有什麽具體的“學習目的”。別人却是早就把上大學作爲離開農村的一個最優途徑，離開農村才是真正的目的。 老忠當初做夢當兵，也是爲的打仗，爲的“抗擊美帝”。別人却是把當兵作爲入黨當官的一個途徑。中國人當官有兩條路，一條是讀書做官，另一條是入黨做官。在學校黨支部眼裏，老忠這樣的人面前明明擺好了一條讀書做官的坦平道路，却死乞白咧地非要去要擠別人當兵的那座獨木小橋，你說你老忠，是不是惹人硌硬？招人討厭？ 插隊時對待離開農村這個問題，老忠一向的態度就是：讓別人先走，我還可以堅持。從此之後，老忠再也不去報名工農兵學員，而堅持農村則一直堅持了八年。 老忠始終也想不通的是：爲什麽知青務農、做工都永遠要當“接受再教育”的“臭知識分子”，而一旦上了大學倒反而搖身一變成了“工農兵”？原來即便在“極左”的文革中，在“工農兵”被當作一種最高社會地位之時，居然還是在繼承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1977年恢復高考，圓了很多人的“大學夢”，老忠却是再次報名幷再次成爲“落第窮儒”，哪怕老忠的數學成績在全地區名列第四也還是無濟于事。那兩年北京是對老高三的錄取進行了特殊照顧，沒回北京的老忠仍舊無緣大學。這年深切地體會到，不但政審仍然是“名額有限”一個强有力的藉口，另外，我們這些老高三的一輩子都失去了人人都應該擁有或曾經擁有過的“年齡優勢”。 由于文革，全中國的六届中學生同時畢業，同稱“老三届”，却有“初”“高”之分。不過在後來的工資待遇上大家等同，幷且跟文盲也完全等同：從學徒工開始積攢工齡。于是，老高三在離開學校後所有的競爭中，年齡就永遠成爲一個劣勢。 一直等到1980年，老忠才有幸考上了業大，沒有政審，沒有體檢，沒有嚴格的年齡限制，邊工作邊上學，總算混上一個“大專”文憑。而早在畢業前兩年，就已經超過了“讀研”所要求的35周歲。 于是因爲達不到“大本”，老忠便被擋在“副高職”的門坎外面。中國的規矩，你畢業的學校是什麽檔次你就是什麽水平，而沒人管你做了多少工作，自學了多少東西，出了多少成果。不乏這樣的例子：一個中專畢業的人，他畢業的學校改成了大專，他的文憑就變成了大專，那學校又改成本科，他的文憑便也隨之變成了大本。也就是說：老忠唯一的指望，只能是畢業學校的“晋級”，才有可能“借光”而實現“雞犬升天”。 就這樣，老忠至今還在繼續作著自己獨特的“大學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