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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忠的“大學夢”

朱老忠

“大學夢”三個字加上了引號。嚴格地說,老忠年輕時沒做過什麽大學夢。這麽說可能有些人不會相信。也許因爲老忠的父母自打解放後就在大學堣u作,老忠在大學的環境中長大,對大學很早就失去那種新鮮感覺的緣故吧。

老忠從上小學的時候起就是瞎混,直到上高中,也從來都沒體會過“用功”是什麽滋味——真正的用功其實是後來在工作中的自學。從小的教育,老師就要問什麽“學習目的”,那麽小的孩子,即便說出來,也大都是爲了應付老師——至少老忠是這樣認爲。不過說學習目的“不明確”也好,“不正確”也罷,老忠却真的是一向稀婼k塗,光知道長到一定的年齡就應該上學,這個是父母的要求,也是社會的要求,自己完全是被動的,所以根本就提不上什麽“學習目的”。

說來說去,寫這個題目其實也是趕時髦、凑熱鬧——誰讓咱這一代人偏偏對這個題目感興趣呢!

老忠上中學的時候,真正讓我做夢的事情不是上大學,而是當兵。

人就是這麽奇怪,那些唾手可得的東西往往不引起重視,偏偏願意去追求那些很不容易得到的東西。1963年老忠初中畢業上了高中,也就是在那年,開始了“學雷鋒”、“思想革命化”、“大學解放軍”的政治風氣。伴隨著“援越抗美”的熱潮,老忠當時的想法就是當兵、打仗。

可惜,老忠的政治條件是非常不適合當兵的:出身“高知”本以爲不是什麽不利因素,後來才聽說在六十年代初有中央文件,這個出身與“地富反壞右”同等對待;不僅如此,老忠還同時有非常複雜的“海外關係”——上一代和同一代的近親中,有在臺灣的,有在美國的,有在澳洲的。不能當兵,却非要學著小說《歐陽海之歌》堶惆獐佪n極爭取,這個當兵夢不但最終碰得頭破血流,而且那番爭取和努力,還引起了學校黨支部極大的不滿——真讓老忠當時無法理解:怎麽如此積極地在政治思想上要求進步,反而是教育學生思想進步的部門從中作梗呢?

這個問題大約是到插隊農村以後才逐漸理解了。1972年,頭一次開始在知青中招收“工農兵學員”,那年,正是老忠喂牛的飼養員剛剛卸任,已經開始在生産隊擔任保管兼出納的時候。作爲縣堛漱@個先進知青,老忠理所當然地被“推薦”了。

來縣堜菪耵漪O京工(即現在的北京理工大學)和師院(即現在的首都師範大學)的兩位女老師。一般說來,對老忠的印象應該是不錯。她們都注意到了老忠頭上圍的是農民的羊肚手巾,本人是上滿了高中課程的老高三,不但精通數理化,而且擅長琴書畫。然而老忠跟招生老師見面之後就隨即上山回到自己的生産隊,盡職盡責地幹活去了,也不管別的知青還在縣媊~續什麽“活動”。

儘管老忠那年被縣堭擢邡鴗F地區,最終還是落榜了。原因也不必多問,無非就是“名額有限”——誰還不知道這是藉口?真正的理由歸根結底就是政治條件!

當然,政治條件也是可以被突破的。那年,另一公社插隊的一位同是“高知”出身的本校同學,人家就能“及第”“中舉”。他自己坦然承認,這是“活動”的結果,“你自己不去‘活動’,還能指望誰?”他不但這樣勸說老忠,還介紹了自己“活動”的一番“經驗”:“首先要讓招生的知道你有才,其次是要讓人家知道你有財,第三是要讓人家覺得你可憐……”老忠這樣的木頭腦袋,說什麽也學不會(接受不了)這套——爲了“可憐”二字,那小子衣衫襤褸地天天在縣城婺簼菪穻悎v泡,表面上像個叫化子,却能掏錢請老師下飯館。

這“可憐”二字堶情A老忠似乎已經感到了什麽。

次年,也就是1973年,也就是張鐵生交白卷那年,老忠第二次被貧下中農“推薦”。這年在“舉孝廉”之後還有“應鄉試”。因爲已經有同學在一年前進入大學進行“上管改”,老忠不甘落後,就利用晚上的時間自學了高等數學,所以老忠當然跟那交白卷的表現相反——答卷出色完成,而且用導數來求解極值。不過老忠也有跟張鐵生一樣的地方:仍然是生産隊的幹部,在隊堛漕き幷不比當隊長的張鐵生要少,也根本就不去進行什麽“活動”。張鐵生參加考試的地方是他的母校,交白卷、得六分,還指望著學校老師對自己的印象,老忠却是遠在兩千多堨H外的他鄉。

通過“一張發人深省的答卷”,張鐵生上了大學,而老忠這年却是連一年前都不如,縣堻o關都通不過就已經名落孫山,儘管老忠已經代表縣堨X席了地區知青代表會,縣堣]沒給這個“面子”。

恰恰在大學“錄取”階段,老忠爲了一些其他事情住在縣招待所,那天夜婺礞@群一直就沒離開縣城,就在那媬n極“活動”、等待“錄取”的知青一起,看到了那些人的表現。最終沒被錄取的說:“給家媦g封信‘報喪’吧。”,而被錄取的却說:“可離開這鬼地方了!”

原來如此!工農兵學員根本不需要對農村、對農民、對“社會主義大農業”有什麽深厚的感情。這個時候我才真正明白,爲什麽老忠這樣的不可能被錄取,也徹底明白了當初學校黨支部對老忠爭取當兵那麽反感的原因。

別人的想法跟老忠是那麽的不一樣!

老忠報名大學,爲的是受些正規的教育,多學些知識,仍然沒有什麽具體的“學習目的”。別人却是早就把上大學作爲離開農村的一個最優途徑,離開農村才是真正的目的。

老忠當初做夢當兵,也是爲的打仗,爲的“抗擊美帝”。別人却是把當兵作爲入黨當官的一個途徑。中國人當官有兩條路,一條是讀書做官,另一條是入黨做官。在學校黨支部眼堙A老忠這樣的人面前明明擺好了一條讀書做官的坦平道路,却死乞白咧地非要去要擠別人當兵的那座獨木小橋,你說你老忠,是不是惹人硌硬?招人討厭?

插隊時對待離開農村這個問題,老忠一向的態度就是:讓別人先走,我還可以堅持。從此之後,老忠再也不去報名工農兵學員,而堅持農村則一直堅持了八年。

老忠始終也想不通的是:爲什麽知青務農、做工都永遠要當“接受再教育”的“臭知識分子”,而一旦上了大學倒反而搖身一變成了“工農兵”?原來即便在“極左”的文革中,在“工農兵”被當作一種最高社會地位之時,居然還是在繼承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1977年恢復高考,圓了很多人的“大學夢”,老忠却是再次報名幷再次成爲“落第窮儒”,哪怕老忠的數學成績在全地區名列第四也還是無濟于事。那兩年北京是對老高三的錄取進行了特殊照顧,沒回北京的老忠仍舊無緣大學。這年深切地體會到,不但政審仍然是“名額有限”一個强有力的藉口,另外,我們這些老高三的一輩子都失去了人人都應該擁有或曾經擁有過的“年齡優勢”。

由于文革,全中國的六届中學生同時畢業,同稱“老三届”,却有“初”“高”之分。不過在後來的工資待遇上大家等同,幷且跟文盲也完全等同:從學徒工開始積攢工齡。于是,老高三在離開學校後所有的競爭中,年齡就永遠成爲一個劣勢。

一直等到1980年,老忠才有幸考上了業大,沒有政審,沒有體檢,沒有嚴格的年齡限制,邊工作邊上學,總算混上一個“大專”文憑。而早在畢業前兩年,就已經超過了“讀研”所要求的35周歲。

于是因爲達不到“大本”,老忠便被擋在“副高職”的門坎外面。中國的規矩,你畢業的學校是什麽檔次你就是什麽水平,而沒人管你做了多少工作,自學了多少東西,出了多少成果。不乏這樣的例子:一個中專畢業的人,他畢業的學校改成了大專,他的文憑就變成了大專,那學校又改成本科,他的文憑便也隨之變成了大本。也就是說:老忠唯一的指望,只能是畢業學校的“晋級”,才有可能“借光”而實現“雞犬升天”。

就這樣,老忠至今還在繼續作著自己獨特的“大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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