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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邊疆之四

朱老忠

19--走向“南方”

好在想起來,昨天經過的“萬壽山”和“昆明湖”。那“萬壽山”是看不見了,但“昆明湖”還有個大致方向。畢竟那是個面積相當大的湖泊,即便方向有些誤差,也應該能走到湖邊。

這樣拿定了主意就向“昆明湖”挺進了。這樣走還是對的,發現了蘆葦叢,就知道到了湖附近,心里有了底。好不容易穿過蘆葦叢,真到了湖邊,再看這“昆明湖”,哪里有半點美景!那“湖”水深棕色,岸邊時有羊群和牛群的腳印和糞便,水中顏色的來源可想而知。

那也顧不得了,掏出搪瓷缸子,舀起來就喝--嘻,這“羊糞茶”味道還不錯呢!

算我走運,當我沿著湖邊走到昨天那座橋的時候,有個小伙子在橋上釣魚。我至今也沒弄明白,哪里冒出來的這麼一個小伙子,他後來是騎輛自行車離開的,而且和我同一個方向--遠離新廟的方向,這方向都是荒涼的牧區,而牧區都是騎馬,怎麼會騎自行車?

不管他是人是神還是鬼,就是他告訴了我真正正確的方向,那就是﹕順著這條路走。至于“向南”,他明明白白地說,這個地方,東南方向就叫“南”。該死!把個坐標旋轉了45度。這還讓人怎麼找!

就這樣向“南方”,走了沒多遠小伙子騎車超過我去,消失在前方。我就徑直沿著這條路走。早知道這樣,滿可以搭乘拉鹽的大車了。

這一路就沒什麼再多的內容,走,還是走。渴得受不了時,又喝過一次車轍里的水,遠不如那“茶”清涼可囗呢!

一路上,頻頻見到老鼠在草原上活動,偶爾也看到遠離大路吃草的牛羊和白色的蒙古包。天黑前,趕到了那個離新廟80里的公社,謝天謝地,總算又看見活人了!

這里恰好有個呼市來的醫療隊,晚上還有國慶改善伙食,美美吃了頓包子,睡了個好覺。也許不會再迷路了。

20--二次轉向

第二天,仍然順著這條路,徑直走到了要去的公社。這次雖然沒費勁,但走的速度卻慢下來。除了前一天“漫步草原”的疲勞外,後來才發現,兩個大姆腳趾的指甲都松動脫落了。

到公社時天又是不早,遇到了一群北京知青,不過是一隊的而不是我要去的三隊的。草原上大概是分散的緣故,對三隊的知青他們並不熟悉。這里和內地不同,公社下只有一級,所以既叫“大隊”也叫“生產隊”,可以說兩級“合二而一”了。

這群北京知青是個文藝宣傳隊,不知道去那里演出要返回一隊,臨時在公社打尖。我雖然也擅長吹拉彈唱,但看著他們的樂器卻沒有半點興致--我還沒到真正的目的地,而且在這里能否呆得下去也還是個未知數。比如這個一見面就問我是“幾隊的”的這個眼鏡隊長,時不時用我回答的“沒隊的”來諷刺我﹕“....所以你就無政府,所以你就‘沒隊’。”

雖然沒和他們“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倒也還是“親不親,故鄉人”,告訴我得明白﹕從公社直奔東南那條路,走三十里就到三隊。

第二天早上起了大霧。前面說過,連公社都不通電話,三隊當然不可能知道我已經到了公社。我只能是自己繼續11號前進。

離開公社路有好幾條,既然把座標旋轉了45度,“南”成了東南,那“東南”當然就是朝著正東了。沒說的,朝著正東方向這條路又開拔了。

從地圖上看,這里都標的是沙漠,但實際上還是草原,只是有很多起伏的沙丘,沙丘上也有草,比較稀疏而已。比較平坦的草場,土也僅僅一尺多厚,下面全是沙子。

順著這條沙丘之間的路走了大約個把小時,一個沙丘的後面,從霧中隱隱地看到幾排房子。走到房子跟前,從房後出來個人,一看是個戴眼鏡的知青,再一看認識,再仔細一看,原來還是那個陰陽怪氣的眼鏡隊長。

他一見我就問﹕“你不是去三隊嗎?怎麼跑一隊來了?”

“哦!既然三隊是三十里,一隊大概就是一十里。”

“貧什麼?方向錯啦!讓你往東南,你怎麼往東走了?”

該死!我怎麼就忘了他們是北京人,他們的座標還是那個沒轉45度的老座標。

眼鏡隊長問﹕“你是想走遠路還是想走近路?”聽那囗氣似乎是在問“願打還是願罰”。

他也象那個紫紅袍子的絡腮胡那樣,大模大樣地指著和絡腮胡的指向大體平行的方向﹕“走近路就朝我指的方向,走到那棵老榆樹下面就見到去三隊的路了。”

霧氣騰騰的,我哪里能看得見什麼“老榆樹”?心里話﹕“我看你就夠‘老榆樹’的!”反正是又一回離開大道,就這麼走吧,豁出去了!

21--最後沖刺

一路上都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這一次也沒有例外。走了不遠,霧氣消散,太陽也露了臉。在沙丘中很順利地找到路,這下總可以放心地前進了。

路終于拐出了沙丘,不遠的地方看到幾排土房,顯然這是到了目的地。

又有狗叫起來,我繼續前進。但離得稍近一些發現,那房子前面雖然只是一條狗在叫,周圍還睡著一大群狗,足足有二十多條。

惹不起我還躲不起?我走了條斜線,方向朝著房後,要是從房後轉過去,離門就近了,再有狗也能及時進屋。

可是事與願違,當我要去的方向被發覺時,那條叫著的黑狗便爬起來邊叫邊追過來。這下子不要緊,那群狗忽拉一下全起來了,跟著它,叫著,朝我撲來。

既然如此,那就照老章程,還是調回方向按原路,朝房子前面走吧,反正繞是已經不讓我繞了,事到如今,“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當然,那把鐵鍬就又緊緊握在手里--光棍不吃眼前虧麼。

這一次和上一次不一樣了,在離房子還有五十米左右的地方,狗群就把我團團包圍,用鐵鍬比劃一下前面的,後面的就要上,嚇唬一下左邊的,右邊的就想撲。不到這個時候,絕對體會不到“腹背受敵”是一種多麼要命的局面。

我把那鐵鍬左手倒到右手地掄起了圓圈,一邊還在往房子的方向移動。越是離房子近,那狗群越是咬得凶,包圍半徑越是收縮得小,我掄圓圈的頻率也只好隨之加快。可是能多快呢?利用間隙狗足可以沖上來給我一囗了。

在眼睛的余光里,發現房子前面出來了幾個人。趕快接近他們,就能幫我打狗。

我朝那幾個人跑過去,同時把雙手背到後面,把鐵鍬當成“尾巴”左右掃著群狗,我知道兩條腿的我,說什麼也跑不過四條腿的狗,但有這條“尾巴”抵擋,狗就不能咬我的腳後跟。

啊!終于跑到跟前了,一眼就認出來,那三個人中我的那個老同學。

“老谷!”我叫著他的外號。他伸出手來﹕“毛主席萬壽無疆!”

不知道什麼時候,狗已經不再追我,也不再狂吠了,聽由我去和老谷打招呼問候。我知道,這時,才真正是完成了全部的旅程。

22--知青MM

我趕的時候挺好,老谷恰好在大隊,沒在“浩特”。

到了這里,我才知道“浩特”的含意,就是一個居住點。說“相當于村”有些勉強,其實不過一、兩戶,而且大都是僅僅一戶,伴隨著一個羊群和少量的牛。還不僅僅是小,而且地理位置不固定,因為牧民還是游牧,在一個地方不能居住太久。當附近的草場被羊啃到一定火候就要搬家,這就是為什麼不住房子而要住蒙古包的道理。

這里的知青也被分成兩個男或兩三個女為一個“浩特”,自己去放羊、獨立過日子。可想而知,這和當年蘇武的生活沒什麼區別。特別是那些女孩子,有些剛剛十五、六歲,就要不僅自己顧自己,還要放好這群羊,別給“北京”二字丟臉。

不過這里來的知青都是堅定的革命派,堅定得令我感動。我到這里時,他們早來的也才十一個月,晚來的不過四個月而已,也許是年紀小,但不可否認他們的努力,他們當中很多人蒙語已經相當流利,和當地蒙族同胞交流都沒什麼問題。

我到的日子,部分知青正在大隊集中打草,老谷也在其中。這時剛剛回來幫助做飯,大批下工的還沒回來,聽外面狗咬得邪唬,才出來看看,卻見到我被狗群追得抱頭鼠竄。

我坐在一邊看著老谷他們做飯,一邊神聊著這一路的經歷,老谷鼓勵我說,一定要爭取能在這里扎下來。

大家都下工一起吃了飯,我不甘落後,下午就和大家一同去勞動。現在是把已經割下、晾干的草用牛車拉回大隊來集中垛放,我和大家一樣,坐在牛車上出發了。

七、八輛牛車排隊走著,後面那輛車上幾個蒙族小姑娘用蒙話問知青們﹕“新的‘斯格滕’叫什麼?”我哪里聽得懂,老谷就來翻譯。可是老谷還在趕車,蒙族小姑娘偏偏問來問去沒個完,她們那輛牛車上跳下一個女知青,跑到我這輛車上來,替她們都問到以後才用蒙話替我回答。

女知青叫韓志紅,來自北大附中,梳著短辮子,模樣端莊秀麗,性格活潑開朗。牛車上她就沒停嘴,除了告訴我這里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的形勢外,還和其他車的知青聊著,逗著。

當一輛輛滿載干草的牛車踏上歸途時,已經是傍晚時分。坐在牛車高高的草堆上,伴著斜去的夕陽,那幾個蒙族小姑娘唱起了歌。哇!這可真是韻味十足的草原風情啊!

知青也都跟著唱起來,一路上歌聲此起彼伏。大家忽然齊聲要韓志紅來一個,她沒有片刻猶豫就唱起來,歌喉圓潤,非常動聽。這下我才知道,原來她還是本隊最好的女歌手。

23--也是MM

在女知青中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人物--毛愛黨。當時在東烏旗,知青中的頭號先進是大名鼎鼎的劉平平--沒錯,就是來自北京師大一附中,王光美給劉少奇生的那個最小的女兒。而第二號先進就是這個毛愛黨了。

在這篇回憶錄的人物中,她是唯一列出的真名實姓。

聽聽這名就知道,這是在文革中自己命的名。文革中,668.18那天在天安門城樓上,老毛一句“要武嘛!”,宋任窮的千金就從“宋彬彬”改成了“宋要武”。

消息見報後,很多學生仿而效之,將自己用了十多年、二十年的名字來個“革命化”。這個毛愛黨更加“革命徹底”,造了“百家姓”的反,自己愣“起”了個新姓。不難想象,這個人在學校期間肯定是“左”得出奇。

其實,在那個大隊的知青都是北京中學的“四三”派,而我和老谷,則是與“四三”極端對立的“老紅衛兵”這一派。老谷是高干子弟,文革開始就是紅衛兵,只是一夜之間從“好漢”變成了“混蛋”;而我這個文革初期並沒有充當過打手的“花七類”,則是在他們最倒楣的時候同情這幫干部子弟,和他們一樣地對中央文革及其手下的“老左”們非常反感,便成為其中罕見出身的成員。

盡管如此,這幫“四三”在這里和老谷也成了朋友,對我歷盡艱辛來闖內蒙也都給予了非常熱情的支持。只有這個毛愛黨例外。就在我剛來到這里的頭天晚飯時,毛愛黨就當著眾人的面沖我冷冷地說﹕“怎麼來的怎麼回去!”為避免和別人公開爭論,她說完就扭頭出了門。

和毛愛黨住在一起、而且平時顯得與之關系特別好的,卻是對我態度截然相反的韓志紅--這名字顯然也是改的,只是沒改姓。

毛愛黨不能說是丑婦,只是相貌平平。比起其他女知青來顯得略胖些。干起活來挺賣力氣,就是顯得笨手笨腳。或許還是笨嘴拙舌,因為她也是和老谷同一批最早來內蒙的,而蒙話說得卻不如那些六月份才來的知青。除了“左”,這個人看不出任何的特長,平時說話也很少開玩笑,裝出一副“馬列主義老太太”的模樣。可想而知,這樣的人出名,靠的就是“豪言壯語”。

我和她是兩個極端。從文革前嘴上就不設把門的,發不盡的牢騷、說不完的怪話;干活講究的是效率,總有出不完的餿主意。而賣力氣的程度則決不在她以下,說干活一個能頂她十個,也不會有人覺得夸張。干到高興處唱起歌來,把外衣一甩,露出體操運動員特有的一身發達肌肉,不敢自稱“呂布”,起碼是個“趙雲”(現在是“濟公”)。

大概只有這個毛愛黨,對“美人計”也會無動于衷。那年頭,就有這樣“特產”的MM

24--內蒙知青

毛愛黨那樣的MM並不新鮮,在我同班女同學中也出了個類似的。論模樣,還不如這位毛愛黨(趙本山講話﹕那老太太長得,比你還難看呢!),但只是思想類似,在學校時就“左”得出奇,態度很令人反感。但這個女同學去了北大荒後遭遇卻很慘。不知得罪了什麼人,被誣告“用毛主席像當手紙”,成了“反革命”被“就地勞改”,過了很多年才得以平反。結婚也很晚,至今在北京一個國家機關干收發室的工作。

盡管在學校時一直與這些極“左”分子對立,在內蒙我也不得不為這些人的革命堅定性所感動。她們對自己的要求是很嚴格的,決不貪圖半點享受,這方面比我並不差。和我突出地不一樣的是那個“早請示、晚匯報”。

並非有很深刻的想法,但有這樣的事實﹕我從1967年就公開拒絕跳“忠字舞”、做“語錄操”。可是不管叫“個人迷信”也好,叫“頂禮膜拜”也好,這些年紀輕輕就遠離北京的“左”派們真是把那“早請示、晚匯報”正而八經地做起來了。不但天天早晚堅持、頓頓飯前堅持,而且決不流于形式,在“請示”“匯報”中面對毛主席像,一個接一個地發言,結合自己當天勞動中的表現和想法,認真地在“狠斗‘私’字一閃念”。

那時的我畢竟也很“虔誠”,自然會被這種尤為突出的“虔誠”所感動。不一樣的是,“造反”“左派”、“革命小將”的虔誠來自中央的一再肯定,而我在文革的反反復復中幾乎沒當過一天的“左派”,缺少那種感激涕零的忠誠。

如果從現在的角度來看,我們會說是“愚昧”,是“無知”,是為現代人所不齒。不過,既然我們可以尊重那些信奉“我佛慈悲”的,尊重那些信奉“安拉保佑”的,尊重那些信奉“天國永恆”的,我們同樣應該尊重當初那些信奉“毛澤東思想”的,因為那全都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虔誠,放棄自我的虔誠。

不過,虔誠卻未必都是與人為善,當虔誠走向極端時難免伴隨著“殺死異教徒”的傾向。但這畢竟是個別的,我們不必因此否定虔誠。

內蒙知青的另一個特點是,其政治地位似乎在“貧下中牧”以上,至少是平起平坐。因為在196812月以前的提法是“相結合”,這和以後提出並執行的“接受再教育”,雖然都是“最高指示”,但卻是非常不同的。

這一點,也許和民族地位有關,當地的漢人就有這樣的說法﹕毛主席是漢人,共產黨是漢人,說漢人不好就是說共產黨不好。具有這樣的政治地位,當然也更加促進了內蒙知青的虔誠。

在內蒙期間,即便是那段和老谷只有兩個人管理一個浩特的時間,我和這些內蒙知青一起在堅持“早請示、晚匯報”,而且感覺非常自然。盡管我知道那是一種信仰,當時的我,渴望能達到這個信仰。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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