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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邊疆之四 朱老忠 19－－走向“南方” 好在想起來，昨天經過的“萬壽山”和“昆明湖”。那“萬壽山”是看不見了，但“昆明湖”還有個大致方向。畢竟那是個面積相當大的湖泊，即便方向有些誤差，也應該能走到湖邊。 這樣拿定了主意就向“昆明湖”挺進了。這樣走還是對的，發現了蘆葦叢，就知道到了湖附近，心里有了底。好不容易穿過蘆葦叢，真到了湖邊，再看這“昆明湖”，哪里有半點美景！那“湖”水深棕色，岸邊時有羊群和牛群的腳印和糞便，水中顏色的來源可想而知。 那也顧不得了，掏出搪瓷缸子，舀起來就喝－－嘻，這“羊糞茶”味道還不錯呢！ 算我走運，當我沿著湖邊走到昨天那座橋的時候，有個小伙子在橋上釣魚。我至今也沒弄明白，哪里冒出來的這麼一個小伙子，他後來是騎輛自行車離開的，而且和我同一個方向－－遠離新廟的方向，這方向都是荒涼的牧區，而牧區都是騎馬，怎麼會騎自行車？ 不管他是人是神還是鬼，就是他告訴了我真正正確的方向，那就是﹕順著這條路走。至于“向南”，他明明白白地說，這個地方，東南方向就叫“南”。該死！把個坐標旋轉了45度。這還讓人怎麼找！ 就這樣向“南方”，走了沒多遠小伙子騎車超過我去，消失在前方。我就徑直沿著這條路走。早知道這樣，滿可以搭乘拉鹽的大車了。 這一路就沒什麼再多的內容，走，還是走。渴得受不了時，又喝過一次車轍里的水，遠不如那“茶”清涼可囗呢！ 一路上，頻頻見到老鼠在草原上活動，偶爾也看到遠離大路吃草的牛羊和白色的蒙古包。天黑前，趕到了那個離新廟80里的公社，謝天謝地，總算又看見活人了！ 這里恰好有個呼市來的醫療隊，晚上還有國慶改善伙食，美美吃了頓包子，睡了個好覺。也許不會再迷路了。 20－－二次轉向 第二天，仍然順著這條路，徑直走到了要去的公社。這次雖然沒費勁，但走的速度卻慢下來。除了前一天“漫步草原”的疲勞外，後來才發現，兩個大姆腳趾的指甲都松動脫落了。 到公社時天又是不早，遇到了一群北京知青，不過是一隊的而不是我要去的三隊的。草原上大概是分散的緣故，對三隊的知青他們並不熟悉。這里和內地不同，公社下只有一級，所以既叫“大隊”也叫“生產隊”，可以說兩級“合二而一”了。 這群北京知青是個文藝宣傳隊，不知道去那里演出要返回一隊，臨時在公社打尖。我雖然也擅長吹拉彈唱，但看著他們的樂器卻沒有半點興致－－我還沒到真正的目的地，而且在這里能否呆得下去也還是個未知數。比如這個一見面就問我是“幾隊的”的這個眼鏡隊長，時不時用我回答的“沒隊的”來諷刺我﹕“....所以你就無政府，所以你就‘沒隊’。” 雖然沒和他們“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倒也還是“親不親，故鄉人”，告訴我得明白﹕從公社直奔東南那條路，走三十里就到三隊。 第二天早上起了大霧。前面說過，連公社都不通電話，三隊當然不可能知道我已經到了公社。我只能是自己繼續11號前進。 離開公社路有好幾條，既然把座標旋轉了45度，“南”成了東南，那“東南”當然就是朝著正東了。沒說的，朝著正東方向這條路又開拔了。 從地圖上看，這里都標的是沙漠，但實際上還是草原，只是有很多起伏的沙丘，沙丘上也有草，比較稀疏而已。比較平坦的草場，土也僅僅一尺多厚，下面全是沙子。 順著這條沙丘之間的路走了大約個把小時，一個沙丘的後面，從霧中隱隱地看到幾排房子。走到房子跟前，從房後出來個人，一看是個戴眼鏡的知青，再一看認識，再仔細一看，原來還是那個陰陽怪氣的眼鏡隊長。 他一見我就問﹕“你不是去三隊嗎？怎麼跑一隊來了？” “哦！既然三隊是三十里，一隊大概就是一十里。” “貧什麼？方向錯啦！讓你往東南，你怎麼往東走了？” 該死！我怎麼就忘了他們是北京人，他們的座標還是那個沒轉45度的老座標。 眼鏡隊長問﹕“你是想走遠路還是想走近路？”聽那囗氣似乎是在問“願打還是願罰”。 他也象那個紫紅袍子的絡腮胡那樣，大模大樣地指著和絡腮胡的指向大體平行的方向﹕“走近路就朝我指的方向，走到那棵老榆樹下面就見到去三隊的路了。” 霧氣騰騰的，我哪里能看得見什麼“老榆樹”？心里話﹕“我看你就夠‘老榆樹’的！”反正是又一回離開大道，就這麼走吧，豁出去了！ 21－－最後沖刺 一路上都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這一次也沒有例外。走了不遠，霧氣消散，太陽也露了臉。在沙丘中很順利地找到路，這下總可以放心地前進了。 路終于拐出了沙丘，不遠的地方看到幾排土房，顯然這是到了目的地。 又有狗叫起來，我繼續前進。但離得稍近一些發現，那房子前面雖然只是一條狗在叫，周圍還睡著一大群狗，足足有二十多條。 惹不起我還躲不起？我走了條斜線，方向朝著房後，要是從房後轉過去，離門就近了，再有狗也能及時進屋。 可是事與願違，當我要去的方向被發覺時，那條叫著的黑狗便爬起來邊叫邊追過來。這下子不要緊，那群狗忽拉一下全起來了，跟著它，叫著，朝我撲來。 既然如此，那就照老章程，還是調回方向按原路，朝房子前面走吧，反正繞是已經不讓我繞了，事到如今，“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當然，那把鐵鍬就又緊緊握在手里－－光棍不吃眼前虧麼。 這一次和上一次不一樣了，在離房子還有五十米左右的地方，狗群就把我團團包圍，用鐵鍬比劃一下前面的，後面的就要上，嚇唬一下左邊的，右邊的就想撲。不到這個時候，絕對體會不到“腹背受敵”是一種多麼要命的局面。 我把那鐵鍬左手倒到右手地掄起了圓圈，一邊還在往房子的方向移動。越是離房子近，那狗群越是咬得凶，包圍半徑越是收縮得小，我掄圓圈的頻率也只好隨之加快。可是能多快呢？利用間隙狗足可以沖上來給我一囗了。 在眼睛的余光里，發現房子前面出來了幾個人。趕快接近他們，就能幫我打狗。 我朝那幾個人跑過去，同時把雙手背到後面，把鐵鍬當成“尾巴”左右掃著群狗，我知道兩條腿的我，說什麼也跑不過四條腿的狗，但有這條“尾巴”抵擋，狗就不能咬我的腳後跟。 啊！終于跑到跟前了，一眼就認出來，那三個人中我的那個老同學。 “老谷！”我叫著他的外號。他伸出手來﹕“毛主席萬壽無疆！” 不知道什麼時候，狗已經不再追我，也不再狂吠了，聽由我去和老谷打招呼問候。我知道，這時，才真正是完成了全部的旅程。 22－－知青MM 我趕的時候挺好，老谷恰好在大隊，沒在“浩特”。 到了這里，我才知道“浩特”的含意，就是一個居住點。說“相當于村”有些勉強，其實不過一、兩戶，而且大都是僅僅一戶，伴隨著一個羊群和少量的牛。還不僅僅是小，而且地理位置不固定，因為牧民還是游牧，在一個地方不能居住太久。當附近的草場被羊啃到一定火候就要搬家，這就是為什麼不住房子而要住蒙古包的道理。 這里的知青也被分成兩個男或兩三個女為一個“浩特”，自己去放羊、獨立過日子。可想而知，這和當年蘇武的生活沒什麼區別。特別是那些女孩子，有些剛剛十五、六歲，就要不僅自己顧自己，還要放好這群羊，別給“北京”二字丟臉。 不過這里來的知青都是堅定的革命派，堅定得令我感動。我到這里時，他們早來的也才十一個月，晚來的不過四個月而已，也許是年紀小，但不可否認他們的努力，他們當中很多人蒙語已經相當流利，和當地蒙族同胞交流都沒什麼問題。 我到的日子，部分知青正在大隊集中打草，老谷也在其中。這時剛剛回來幫助做飯，大批下工的還沒回來，聽外面狗咬得邪唬，才出來看看，卻見到我被狗群追得抱頭鼠竄。 我坐在一邊看著老谷他們做飯，一邊神聊著這一路的經歷，老谷鼓勵我說，一定要爭取能在這里扎下來。 大家都下工一起吃了飯，我不甘落後，下午就和大家一同去勞動。現在是把已經割下、晾干的草用牛車拉回大隊來集中垛放，我和大家一樣，坐在牛車上出發了。 七、八輛牛車排隊走著，後面那輛車上幾個蒙族小姑娘用蒙話問知青們﹕“新的‘斯格滕’叫什麼？”我哪里聽得懂，老谷就來翻譯。可是老谷還在趕車，蒙族小姑娘偏偏問來問去沒個完，她們那輛牛車上跳下一個女知青，跑到我這輛車上來，替她們都問到以後才用蒙話替我回答。 女知青叫韓志紅，來自北大附中，梳著短辮子，模樣端莊秀麗，性格活潑開朗。牛車上她就沒停嘴，除了告訴我這里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的形勢外，還和其他車的知青聊著，逗著。 當一輛輛滿載干草的牛車踏上歸途時，已經是傍晚時分。坐在牛車高高的草堆上，伴著斜去的夕陽，那幾個蒙族小姑娘唱起了歌。哇！這可真是韻味十足的草原風情啊！ 知青也都跟著唱起來，一路上歌聲此起彼伏。大家忽然齊聲要韓志紅來一個，她沒有片刻猶豫就唱起來，歌喉圓潤，非常動聽。這下我才知道，原來她還是本隊最好的女歌手。 23－－也是MM 在女知青中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人物－－毛愛黨。當時在東烏旗，知青中的頭號先進是大名鼎鼎的劉平平－－沒錯，就是來自北京師大一附中，王光美給劉少奇生的那個最小的女兒。而第二號先進就是這個毛愛黨了。 在這篇回憶錄的人物中，她是唯一列出的真名實姓。 聽聽這名就知道，這是在文革中自己命的名。文革中，66年8.18那天在天安門城樓上，老毛一句“要武嘛！”，宋任窮的千金就從“宋彬彬”改成了“宋要武”。 消息見報後，很多學生仿而效之，將自己用了十多年、二十年的名字來個“革命化”。這個毛愛黨更加“革命徹底”，造了“百家姓”的反，自己愣“起”了個新姓。不難想象，這個人在學校期間肯定是“左”得出奇。 其實，在那個大隊的知青都是北京中學的“四三”派，而我和老谷，則是與“四三”極端對立的“老紅衛兵”這一派。老谷是高干子弟，文革開始就是紅衛兵，只是一夜之間從“好漢”變成了“混蛋”；而我這個文革初期並沒有充當過打手的“花七類”，則是在他們最倒楣的時候同情這幫干部子弟，和他們一樣地對中央文革及其手下的“老左”們非常反感，便成為其中罕見出身的成員。 盡管如此，這幫“四三”在這里和老谷也成了朋友，對我歷盡艱辛來闖內蒙也都給予了非常熱情的支持。只有這個毛愛黨例外。就在我剛來到這里的頭天晚飯時，毛愛黨就當著眾人的面沖我冷冷地說﹕“怎麼來的怎麼回去！”為避免和別人公開爭論，她說完就扭頭出了門。 和毛愛黨住在一起、而且平時顯得與之關系特別好的，卻是對我態度截然相反的韓志紅－－這名字顯然也是改的，只是沒改姓。 毛愛黨不能說是丑婦，只是相貌平平。比起其他女知青來顯得略胖些。干起活來挺賣力氣，就是顯得笨手笨腳。或許還是笨嘴拙舌，因為她也是和老谷同一批最早來內蒙的，而蒙話說得卻不如那些六月份才來的知青。除了“左”，這個人看不出任何的特長，平時說話也很少開玩笑，裝出一副“馬列主義老太太”的模樣。可想而知，這樣的人出名，靠的就是“豪言壯語”。 我和她是兩個極端。從文革前嘴上就不設把門的，發不盡的牢騷、說不完的怪話；干活講究的是效率，總有出不完的餿主意。而賣力氣的程度則決不在她以下，說干活一個能頂她十個，也不會有人覺得夸張。干到高興處唱起歌來，把外衣一甩，露出體操運動員特有的一身發達肌肉，不敢自稱“呂布”，起碼是個“趙雲”（現在是“濟公”）。 大概只有這個毛愛黨，對“美人計”也會無動于衷。那年頭，就有這樣“特產”的MM。 24－－內蒙知青 毛愛黨那樣的MM並不新鮮，在我同班女同學中也出了個類似的。論模樣，還不如這位毛愛黨（趙本山講話﹕那老太太長得，比你還難看呢！），但只是思想類似，在學校時就“左”得出奇，態度很令人反感。但這個女同學去了北大荒後遭遇卻很慘。不知得罪了什麼人，被誣告“用毛主席像當手紙”，成了“反革命”被“就地勞改”，過了很多年才得以平反。結婚也很晚，至今在北京一個國家機關干收發室的工作。 盡管在學校時一直與這些極“左”分子對立，在內蒙我也不得不為這些人的革命堅定性所感動。她們對自己的要求是很嚴格的，決不貪圖半點享受，這方面比我並不差。和我突出地不一樣的是那個“早請示、晚匯報”。 並非有很深刻的想法，但有這樣的事實﹕我從1967年就公開拒絕跳“忠字舞”、做“語錄操”。可是不管叫“個人迷信”也好，叫“頂禮膜拜”也好，這些年紀輕輕就遠離北京的“左”派們真是把那“早請示、晚匯報”正而八經地做起來了。不但天天早晚堅持、頓頓飯前堅持，而且決不流于形式，在“請示”“匯報”中面對毛主席像，一個接一個地發言，結合自己當天勞動中的表現和想法，認真地在“狠斗‘私’字一閃念”。 那時的我畢竟也很“虔誠”，自然會被這種尤為突出的“虔誠”所感動。不一樣的是，“造反”“左派”、“革命小將”的虔誠來自中央的一再肯定，而我在文革的反反復復中幾乎沒當過一天的“左派”，缺少那種感激涕零的忠誠。 如果從現在的角度來看，我們會說是“愚昧”，是“無知”，是為現代人所不齒。不過，既然我們可以尊重那些信奉“我佛慈悲”的，尊重那些信奉“安拉保佑”的，尊重那些信奉“天國永恆”的，我們同樣應該尊重當初那些信奉“毛澤東思想”的，因為那全都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虔誠，放棄自我的虔誠。 不過，虔誠卻未必都是與人為善，當虔誠走向極端時難免伴隨著“殺死異教徒”的傾向。但這畢竟是個別的，我們不必因此否定虔誠。 內蒙知青的另一個特點是，其政治地位似乎在“貧下中牧”以上，至少是平起平坐。因為在1968年12月以前的提法是“相結合”，這和以後提出並執行的“接受再教育”，雖然都是“最高指示”，但卻是非常不同的。 這一點，也許和民族地位有關，當地的漢人就有這樣的說法﹕毛主席是漢人，共產黨是漢人，說漢人不好就是說共產黨不好。具有這樣的政治地位，當然也更加促進了內蒙知青的虔誠。 在內蒙期間，即便是那段和老谷只有兩個人管理一個浩特的時間，我和這些內蒙知青一起在堅持“早請示、晚匯報”，而且感覺非常自然。盡管我知道那是一種信仰，當時的我，渴望能達到這個信仰。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