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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邊疆之三

朱老忠

13——仍有歸宿

我還能去哪里?東烏旗的路,如果從兩邊的房子距離算,寬度不在長安街以下,只是這里沒有頻繁往來的車輛,而且和寶昌一樣,連半盞路燈也沒有。

想起了寶昌,就想到了內蒙的房子。和內地不一樣,這里的房子沒有柁,檁子直接搭在隔牆上,而背陰一面都是一條直通通的走廊,這樣大概對冬季的保溫比較有利。我也記起,在寶昌找安辦那天早上,革委會每間屋子都鎖著門,但走廊門卻是不鎖的,因為走廊里什麼都沒有。

既然如此,革委會的走廊就成了我的目標——哪怕是在那里坐一夜背包,也總比在露天過夜強。

當時是什麼時間也不知道,因為那年頭,戴上手表是一種“奢侈”,估計大約在午夜12點前。不過,革委會居然還有一個房間亮著燈。既然不是偷偷摸摸來的,咱們明人不做暗事,好賴和人家打個招呼,呆在走廊里也算名正言順。

房間里有兩個人在伏案工作,我向其中一個看來年紀大一些的說明了我的情況。說的過程中,電燈熄滅了,兩個人都點起了蠟燭。這個地方沒有高壓送電,電燈都是本單位的小汽油發電機,革委會的供電應該是最久的,但也僅僅限于前半夜。

這位干部還挺有同情心,但也沒多說什麼,可能他們的工作還很多。他隨便拿張紙寫了個字條,讓我拿著這個去住旅店,說是無需蓋章,那里肯定會接待。

“萬一不接待怎麼辦?”

他把手一攤﹕“那你再回來,還不是一樣住走廊。”

他沒有說錯,順順當當地就住進了旅店。後來我才知道,這樣的地方真正城鎮戶口的人本來就沒有多少,彼此大約都能叫上名字。所以一個字條比公章還管用。

東烏旗的旅店價錢和錫盟一樣﹕兩毛,也是土炕,但遠沒有錫盟的那麼大、那麼擁擠,而且是單一的男性。沒想到,這麼多坎坷之後,居然過了一個難得的踏實安穩之夜。

不過這一夜幾乎沒怎麼睡,“三堂會審”還在浮現,明天尚且吉凶未卜....

14——蒙混過關

天快亮的時候,和旁邊一個旅客聊上了,他是拉鹽的大車老板子,漢族人,因病不能和車隊一起走,暫住在東烏旗。

天亮後,趕緊收拾行裝,按原計劃,不在東烏旗耽擱——即便這麼住也實在磨不起,羅鍋子上山,前(錢)緊了!

票好買,和錫盟一樣只認錢。下一站要去的是新廟,這可是乘車的最後一站了。

排隊檢票上車時才發現,這個隊進行得特別慢,慢得讓人無可容忍。別人能沉住氣,我可是心急如焚。

耐不住性子,我跑到檢票口去看看怎麼回事。只見穿袍子的兩個高大蒙族人,正在向檢票員用蒙語交涉著什麼。那檢票員個不高,從兩個大個子當中看過去,他正在檢查的是兩個蒙族人的邊卡證,上面有蒙、漢兩種文字,而且貼著照片。

這怎麼辦?這里離近邊境,在錫盟聽清華附中那四個小子說過,有時候上車要檢查邊卡證,怎麼偏偏又讓我趕上了?

我假裝著要問檢票員什麼事地往前擠,到跟前時恰好那兩個蒙族人也湊近檢票員,指著那邊卡證在解釋什麼。倆大個把個檢票員的視線擋得嚴嚴實實。我看看自己的位置已經擠過檢票口到了里面,一不作二不休,拐過牆角就溜上了車。

嘿嘿!神不知鬼不覺,不但沒查證件,連查票都免了。

好不容易陸續上滿了乘客,沒人注意我。車終于開了,開出了東烏旗。朝著太陽升起的方向疾馳。多麼令人鼓舞呀!這關一過,那就是勝利在握啦!

這已是九月三十日的早晨,說不定晚上就能找到老同學,一起開國慶晚會了。離開北京十來天,直到這時才算有了真正的好心情。要不是滿車的生面孔,我一定要高聲唱起來了﹕

“八路軍打日本真厲害,老百姓慰勞理應該,婦救會來送鞋,穿這個鞋兒跑得快,打得那日本鬼子下了東海。”

這就是我那位內蒙插隊的老同學,在我們班聯歡會上的一個“保留節目”。他是高干子弟,但踏實肯干,滿腹經綸,寫得一手好書法、好詩文。而且老實得出奇,因此屢屢被我這樣的淘氣鬼所捉弄。絕對地不會撒謊,在同學中連偶然開玩笑撒個謊,也會因臉紅被馬上識破。

當初去內蒙時他老子被康生點名,重點整治,已經戴上手銬關進大獄,他對前途已經不抱什麼幻想。和他在一起,頗有“微斯人,吾誰與歸”的感覺。

捎帶說一句,今非昔比,他從當初的自治區代表出席全國人大,到現在已在農業部當了多年的司長。也很難再見他一面。官做大了,共同語言也少了,怎麼會愛聽我這個黨外反動分子,說不完的怪話、發不盡的牢騷?雖然我很討厭聽台灣人罵共產黨,我自己罵得可比他們厲害多了。“那共產黨也是輪得上你們罵的嗎!”

15——路在何方

新廟,以這里的一個規模較大的喇嘛廟為地名。東烏旗也有一個喇嘛廟,而且也不小(好象東烏旗又名“喇嘛庫侖”)。只記得和北京黃寺不太一樣(雍和宮是西藏的喇嘛廟,黃寺就拿不準是不是蒙古喇嘛廟了),遠遠看去基本色調都是比較白,與其說“金璧輝煌”不如說“銀璧輝煌”。但當時實在是沒有半點兒旅游參觀的心思,後來也再沒遇到過機會。

當時的新廟沒有個正經車站,就是路邊停車而已。一下車,馬上打聽我要去的公社怎麼走,一聽我就傻了﹕從新廟往南130里地,途經的另一個公社,距下車地方也要80里,而且不通汽車,當地人要去都是騎馬。不要說沒馬,就是有馬我也不大會騎,就是騎上也把不準往哪兒走。這大約是上午11點左右,我毫不遲疑,拔腿就走,人們在背後提醒我﹕“你就這麼走?還不半路喂了狼?”

嚇唬小孩子呢!多大啦?還講什麼《小紅帽》和大灰狼的故事?我連頭也沒有回。

向東方向走出新廟大約五六里,道路出現了一個向東南方向的分岔。怎麼走?無人可問,只有自己來判斷。既然目的地的位置是“往南”,那麼選這條岔路一定是越走越近。

在岔路上走了大約十分鐘就猶豫了﹕原來的那條大路的路邊有電話線,而這條岔路上卻沒有。步行串聯走在呂梁山山溝里的時候,這是一個重要經驗﹕沿著電話線走,一定會走到有人煙的地方。

再者說,人家告訴要“往南”,這條岔路分明是往東南,未必就對。

這麼一想,就又斜插回原來的路上走。走啊走,走了總有兩三個小時,再也沒有看到往南去的路了。剛才那條岔路很可能是應該走的,可是,誰能回答?這里的人口密度遠遠低于寶昌,有指望嗎?

公路經過一個河灘,路旁過來一個馬群,那放馬的是個解放軍戰士。早就聽說過在渤海邊有的部隊專種水稻,號稱“水稻兵”,在這里卻遇到了“牧馬兵”。用不著笑話人家,好不容易看見人了,怎麼能放棄這個問路的機會呢?

那當兵的自然不是本地人,說不清我要去的公社位置,但他肯定我走錯了路。他指著公路南面的方向讓我看,那里遠遠的有個蒙古包,“你到那里去問路吧!”

那條岔路顯然是對的,這時我才知道,原來還有不通電話的公社。那時政社合一,公社屬于一級行政,鬼知道,行政部門居然會沒有電話!

16——迷途不返

走回頭路是浪費時間,我走向那個蒙古包,要問出一條斜插回那條岔路的方向。離那蒙古包大約兩百米,聽到前面的狗開始叫喚了,再往前走,一條大黑狗狂叫著迎過來。我已經走投無路,不能被它擋住。我從背包上取下小鐵鍬,繼續前進。那狗看到正面攔不住我,就繞到了我側面,叫得越發凶狠了。看到它有撲上來的意圖,我不得不橫著鐵鍬對著它。它又迂回到我的左後方,我只好象螃蟹那樣橫著走,看著它一要撲上來,就伸一下鐵鍬把它嚇退,當然它退一步後仍然窮追不舍,而且越來越猖狂地吼叫。

我無法看行進的方向,也不知道離蒙古包還有多遠,只在提防這條大狗的同時注意,腳底下不要被大堆的新鮮牛糞絆倒。就這樣,終于出現了一個蒙古打扮的小男孩,用一根竿子幫我打跑了這條凶惡的大狗。蒙古包前,一個身穿紫紅色蒙古袍的絡腮胡子在等我,伸出手來說﹕“毛主席萬壽無疆!”我握住他伸來的手,也以此話來回答,就算打好了招呼行完了禮。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蒙古包跟前,也是第一次和真正的蒙古族牧民對話。

早就知道,東烏旗靠近外蒙,這里人的語言風俗、生活習慣、性格作風等都和外蒙很相像,會說漢話的不多。不過還算走運,這個蒙族人勉強會說漢話,他手指西南方向,能看到兩座小山包,說是路就在那小山旁邊。

朝著小山包的方向,穿過了重重的蘆葦叢,雖然長蘆葦的地方已經干涸,沒有水,但也沒有路,路還不是人走出來的嗎?這樣很困難地大約又走了兩個小時,總算走出了蘆葦叢,離小山包不遠,也看到了路。

那麼,是不是這條路?這條路分明還是朝著東南方向。會不會在小山包的那一邊,還有一條向正南去的路?那只會說不多漢話的蒙族人不可能告訴得很清楚。

唯一的辦法就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登上那小山包一看,沒有另一條路,至少是小山包旁邊沒有。小山包南面,遠遠地閃現著粼粼波光,顯然有個湖泊。

又傻了!

好在就在小山包的西邊,還有兩個挨著的蒙古包。這時才想起來,早起到現在連口水都沒喝!趕緊去那里,連問路帶要水喝。

這個的蒙族老鄉比上一個顯得寒酸,但漢話卻說得更好一些。我一口氣喝了他兩大搪瓷碗的加鹽奶茶後,他領我出了蒙古包給我指路。兩條惡狗撲上來,他手一揮,轟走了狗。算我走運,過來的時候不知道狗跑到哪里去了,我從里面出來才發現我。

他告訴我,不能從小山包這邊走,南面的水泡子要騎馬才能過去。還要翻到小山包的那一邊,就是我過來的那一邊。他還說﹕天快黑了,你今天走不到了,一定要走,就住到那水泡子附近的蒙古包去吧。

17——草原之夜

“美麗的夜色多沉靜,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聲,

想給遠方的姑娘寫封信,可惜沒有郵遞員來傳情。”

這是六十年代初的歌曲,也是民歌經典之一。但我眼前的草原可沒有那麼愜意。

翻過小山包,天色漸暗。說是小山包,高度不會低于頤和園的萬壽山,否則就不會在二十里外能看到。要不是1966年底步行串聯到過山西,說不定還要當做大山呢。沿山下那條路走了沒多遠,就是一座小橋,橋下流水的上游,就包括我斜插過來的那片蘆葦叢,而下游不遠,就是那波光粼粼的湖,當地稱“水泡子”,蒙語發音是“淖爾”。大約也得有昆明湖那麼大。

又是“萬壽山”又是“昆明湖”的,還慈禧太後呢!我可不是來賞景的,眼下的問題是,天黑下來,我的前站在何方?能見度下降,那個蒙族人所說水泡子附近的蒙古包也看不見了。

順著大道徑直走去,從北斗找到北極星,判斷出這條路的方向分明還是朝東南,而且不是四十五度的東南,似乎更偏東一些。大方向不對!當時就是這樣判斷。

前面的路邊出現了堆堆火光,走近火光,看到路上停著一大溜馬車,原來是拉鹽的大車隊,在路邊燃起了牛糞火做飯。遇到人了,當然還是要問路,但這些人是哲里木盟魯北縣的,也叫扎魯特旗。基本上都是漢人,但是對這一帶的地理也都說不好,只知道走這條路,直奔東南方向。

他們勸我說,天這麼黑了,一個人走又不知道路,實在太危險,不是開玩笑,草原到了冬天,狼就會合群,說你“喂狼”不是嚇唬人。

有了白天那幾條大狗的威脅,我也沒再充大份兒。放下背包,就和他們摻和了,吃的喝的就是他們帶的,吃完了也在一起閑聊,最後睡在大車的鹽堆上。連腿都伸不直,但還是睡得很沉、很香。

天亮了,大車老板子們找回放到附近草原上吃草的馬,套好了大車,迎著晨曦,揚鞭出發了。我認定和他們不是一路,偷偷在鹽車上留下些糧票和錢,離開大道,朝著我認為正確的正南方向走去。

我的概念﹕沒有路怕什麼,方向只要對,肯定是越走越近,遇到人再打聽好了。

這是1968年十月一日的早上。

18——漫步草原

文革“三忠于四無限”的歌曲中,《各族人民歌唱毛主席》的這一段給我的印象非常深﹕

...

幸福的伽耶琴在海蘭江邊激蕩,

熱烈的達甫鼓在天山南北敲響,

歡快的蘆笛吹奏在檳榔樹下,

深情的馬頭琴回響在內蒙草原上。

...

倒不是詞怎麼樣,而是跟著詞的曲調風味。體現了作曲者的用心良苦﹕第一句是朝鮮族,第二句是哈薩克族,第三句是彝族,第四句是蒙族,四句一氣呵成,連貫串通,銜接得十分自然。這里最後一句的蒙族風味是呼倫貝爾特色,那里的地勢平坦遼闊,風味也隨之悠長寬廣,《藍藍的天上白雲飄》是個典型。但錫林郭勒風味則是歡快跳躍,典型曲調是《草原紅衛兵來到天安門》,還有那首木琴獨奏曲《小騎兵》。因為這里的草原就是波動起伏的。

1968年的“十一”國慶節,我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起伏的錫林郭勒草原。人家在天安門前游行,我在大草原上漫步。

我盼望著能遇到引路人,但就是沒有人煙。電影《冰山上的來客》開場有一首《高原之歌》,唱詞中有“一馬平川的戈壁灘”,那還真是一望無垠,不到那里就不知道什麼是“遼闊”。但起伏的錫盟草原則不是這樣,走到一個高坡,視野不過兩、三公里,可是這兩三公里除了草就是我,什麼都沒有。走過這兩、三公里才能登上前面的高坡,結果景致幾乎沒有兩樣。

就這樣,一個坡一個坡地走,終于在一個上坡後,發現遠遠的低窪處似乎有座人工建築。總算看到了一線希望。

然而走得越近越看著不像房子,但是已經鐵了心﹕愛是什麼是什麼,今天非鬧他個水落石出不可。

離近了看到,這是一個圓形的牆圍子,牆不到一人高,圍成一個直徑大約五、六十米的圓圈,只有一個口。顯然不是住人的。在這圈外有一條打牆取土形成的溝。

走到跟前,卻看到一片淒慘景象。溝里溝外竟滿是死羊帶毛的白骨。那一個個死羊腦袋,似乎都在沖我呲著白牙。

我也累了,也絕望了,一屁股坐到地下。照這麼走下去,我大概也要成為這無人關顧的白骨之一了。

天還沒到午,天安門前的游行隊伍可能還在喊“萬歲”,一直不肯走回頭路的我,這一次還是趁早走回頭路吧。定定神站起來,回頭一看又傻眼了﹕我從哪里過來的?

這是草原,留不下任何足跡的草原,一眼只能看到有限的距離的起伏的錫盟草原。想走回頭路?回頭路該向何方!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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