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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邊疆之一 朱老忠 1——初衷 “迎著晨風迎著陽光，跨山過水到邊疆。偉大祖國天高地廣，中華兒女志在四方。” 這首歌早在文革前就鼓舞著大家投身邊疆。當然更有那首《邊疆處處賽江南》，真是 把大批上海知青給糊弄傻了。 1968年秋天，早在四月份就報名插隊內蒙的我，因“政審”通不過，不但“第一個報名”被別人頂替，連提都不提，似乎我就沒有報名這碼事。問問這是怎麼回事？答復是“名額有限”。怪事！“有限”就正好“限”到頭一個報名的？虧這號人說得出口！當然，最後的結果是，必須等到“名額無限”的時候才有我的份。這是後話。 我從來沒指望那不地方“賽江南”，早去的同學來信說，那里冬天在零下四十多度，蒙古包里除了沒有風，和外面的溫度沒什麼差別。睡覺前要把衣服放進被窩，否則第二天早上那衣服象鐵片一樣涼得不能穿。每天早上看到，一層皮被子里面是棉被，睡覺的人腦袋深深地縮在里面，被窩口上一圈都是白霜。 那時的青年，誰不想為國效忠？不能當兵，也去邊疆，真有戰事，必定端槍。更何況，在老同學發赴內蒙時贈辭曰﹕“酒醇醇兮口熱心涼，路迢迢兮草多人荒，可汗巍巍兮祖起孫降，知青雄雄兮收我故鄉。”對于外蒙的“收復”，大家始終耿耿于懷，尤有甚者雲﹕“莫道失地千里遠，更遠還有莫斯科。” 所以，環境再惡劣，擋不住這番意志。什麼“晨風”“陽光”，什麼“邊疆賽江南”，統統使不上。這就是我要去內蒙的初衷。 2——出發 學校不讓去，那就自己去。當初要去坐車串聯的時候紅衛兵就不讓去，結果在1966——1967的“步行串聯”中徒步走了五千華里。有這番經歷和經驗，誰能擋得住！ 上路是要“盤纏”的，父母那時都住在“牛棚”，每月只發生活費，九歲的小弟弟每天也只能得到由我分配的一毛零花錢去買冰棍。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恰好有個父母的老朋友還錢，得了50元“外財”。留下25元，讓十三歲的妹妹當家，哥哥拿著那25元出去闖天下了（在豐台還有個大哥，偶爾可以回來照看）。 這麼點兒錢，明擺著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這也是抱著“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 學校對這樣的行動不支持，連介紹信都不給開。反正不是“黑人”，不給開介紹信也要去！為了能在必要時拿出身份證明，向學校假報丟失了學生證，補開了一個新的——新學生證上不僅蓋老的鋼印，還加蓋“革委會”的紅章，這樣更顯出一種理直氣壯的“貨真價實”。補學生證這手兒的目的，明告訴管事的老師，他也沒什麼折。 好，“伏波惟願裹尸還，定遠何須生入關。莫使只輪歸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沒說的，出發！ 3——上路 有手里這二十五元“盤纏”，必須充分利用。所以，路程的時間太長也吃不消，不能采用全程步行的方式，步行僅僅是不得已而為之時才用的。九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從北京的永定門火車站上了車。慢車一夜時間到了張家口。 1968年的張家口，和我1995年再次去時可大不一樣。這里沒什麼高樓。其實那時候北京所謂的“高樓”也不過四、五層的而已，七十年代初新華社蓋了八層樓，還象一堵牆似的那麼顯眼，後來廣播事業局蓋了12層樓，簡直就是鶴立雞群了。而張家口那年頭，也就有個把二層樓而已。我一路步行，從火車站直奔長途汽車站。路上所見單位、工廠門口掛的牌子，那字遠沒有我寫的好呢。 長途汽車一開，我發現坐在前面的兩個北京口音的小伙子，居然和我一路，不但也是去錫林郭勒盟，而且也是去東烏珠穆沁旗。然而直至我到了目的地後才知道，原來這兩個十九中的小子，和我要去的還是同一個公社的同一個大隊。事情雖然就是這麼湊巧，但我沒和他們結伴，我知道僅自己身邊這點兒“盤纏”，是明擺著要沾人家光的。 可能也正因為沒有和他們結伴，我最後能到，而他們倆卻被堵截在了半路。 不過在和他們分開以前，他們可比我要順利得多。 4——小鎮上的盲流 我的行裝和1966年底步行串聯時一樣﹕一條棉被打成背包，背包帶上別著備用的膠鞋和一把小鐵鍬——我不是來旅游，是來干活的。不過這個背包在上車前就被送到車頂，還要起個“行李票”。 長途汽車離開張家口沒多遠就開始“過壩”，其實就是爬山。但不象從石太鐵路哪樣上了山接著就是一重重的山，這里上了山就是內蒙古高原，也就是所謂的“壩後”。 汽車經過張北時我下來看了看。剛剛九月中旬，北京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但張北居然飄起了雪花。“胡天八月即飛雪”，並無半點兒夸張。 快到傍晚時分，長途汽車到了終點站——寶昌，也叫太僕寺旗。下車的人們急著買下一段的汽車票——長途汽車沒有通票，只能一段段買。我因取行李排了個最後。好不容易到了窗口，里面哪個凶巴巴的婆娘把錢扔出來﹕“去錫林浩特方向的票沒有介紹信一律不賣。” 只好先住下再說。買了票的人們已經涌向可數的幾個旅館、大車店。為省錢，我也很想住大車店。但問題來了，沒有介紹信人家不接待。 被拒絕接待後的我，毫無辦法地坐在背包上——那時還沒學會抽煙，要是在兩年後，非得下去它半盒煙不可。 有個同車來的好心人住下後出來打水，勸我說﹕“小伙子，別光在這里耗著，趁天還沒黑，上別的店去看看呀！” 我一想也是，這里已經聲明不接待，再讓人改口也不大容易。出了大車店，遇到了十九中那兩個小子。他們不象我，要等著從車頂取行李，所以雖然買票和我一樣受阻，但隨著大撥卻混著在旅館登了記，沒亮介紹信也住下了。 我忽然想到，步行串聯時住過火車站，這里沒火車，但長途汽車站也可以試一試。于是又回到下車的出站候車室，在那里假模假樣地抄寫時刻表。 那個凶巴巴的婆娘拿著個笤帚疙瘩又出現了﹕“出去了！出去了！我們這兒該下班鎖門了。”這才注意到，候車室里早就只剩我一個人。 前腳出了車站，後面門就砰地關嚴鎖好，“階級斗爭觀念”還真是夠強的！ 天開始黑了，這個荒涼的小鎮連個路燈也沒有。長這麼大，頭一次在這麼個陌生的地方這樣地孤立無援。世界一下子變得如此冷漠，不由人想起了安徒生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 5——沮喪 背起背包，沿街走去，路旁房屋不大的窗戶閃著昏黃的電燈光。但發現有一家較大的窗戶是白色的日光燈，我向這家走去。原來這里是旗招待所。接待室里只有一個年輕的女服務員（那時都叫“服務員”），隔著窗戶向我招手。我終于想到，對于年輕小伙子來說，年輕女服務員應該是最好說話的。 果然，我把情況一說，她看了看我的學生證，說還要等所長回來，不過沒問題。哇！原來男人也可以用“美人計”。就這樣，一夜本該一元，我自帶被子，能省五毛。可是大車店才兩毛。不過總算有地方“下榻”了。 回想起來，那時候真夠沒情沒義的，住下以後每次再見到那個年輕女服務員，只是點一下頭而已，怪不得後來直到29歲還連個女朋友都混不上。 下面的問題是吃飯，帶的全國通用糧票也是有限的。我那時的飯量很大，因此采取的辦法是每天一頓，一頓一斤。盡量吃包子。這樣，伙食開銷可限制在一元以內。 一出全程的車票大約要15元，剩下才是住宿和吃飯的錢。沒管過柴米帳的不知道，25元，那年頭要是用來零花確實是個大數，用來過日子也就比月生活費多5元，要是用來出遠門，衣食住行全在內，那可就…… 第二天一早，就又跑到長途汽車站，想說點好話把票糊弄下來。但在門口就踫到了十九中那兩個小子，他們垂頭喪氣，其中一個似乎有些眼淚汪汪﹕“咱們北京人怎麼這麼不受歡迎？”顯然今非昔比，這早就不是兩年前大串聯的時候了。 還用問嗎？肯定是那個凶巴巴的婆娘把他倆轟出來了。 我就不用進站了，直接跑到旗“安辦”（最初不叫“知青辦”，而叫“安置辦公室”，簡稱“安辦”），希望得到對“知青”“支邊”的支持。由于去得太早，旗革委會還沒什麼人，轉一圈回來，看到安辦有一個剛來上班的在掃地，他的答復是﹕我們的任務是安置本旗的知青，外地知青不歸我們管，有要求請到盟安辦去提。 完了！本來就因為去不了錫林郭勒盟才來這里討個辦法，他似乎是說﹕想開門嗎？先去門里面拿鑰匙！ 離開旗革委會時注意到，很多牆上張貼著布告，提到九月十五日後進入草原防火期，外出人員要經過防火教育後發給防火證，車站旅館在檢查旅客介紹信的同時還必須檢查防火證，對未持防火證人員如何如何處理等等。 看看！什麼都趕上了。 下午，用隨身帶的明信片給北京的妹妹發了信，說阻力很大，沒準要打道回府。 6——拼了！ 第二天早上，還是奔了長途汽車站妄圖找到突破口。就看到十九中那兩個小子等在一輛卡車的後面，那卡車一發動，就把隨身的大衣放上去，但不撒手。卡車一熄火，他倆就又趕緊把大衣扯下來。終于，卡車起步了，他倆便翻身而上，在車上還沖我擺擺手﹕“哥兒們！就這麼扒車沒錯！” 看來這似乎是唯一的路了。當時我真後悔沒事先退了招待所的鋪位並帶上行李，那不就和他們一起走了嗎？ 不過我畢竟是老高三，要比他們想得復雜些。首先應該弄明白，扒的車是不是去錫盟？要是錯上了車豈不是“南轅北轍”；其次，如何上車？象他們那樣等在後面，你知道它什麼時候開車？要是明早才開不就慘了！ 這一天的上午我不干別的，拿上一張紙在路邊統計往來的卡車牌照，我知道，這號碼是有其規律的。統計了幾十輛車後便可準確地估計到錫林郭勒車牌的前若干位號碼。 再就是地形，從長途汽車站門前往北不遠有座橋，汽車過橋都要減速。只要看車牌子是錫盟的車，而且向北開，應該就是往錫盟方向去，這個減速的小橋就是扒上去的最佳位置。 全偵察好了，我提前結了招待所的帳。該死！在這里耽誤了三天，有這時間，就是憑兩條腿也差不多能從北京走到這里，車錢也都可省下。只要天一亮，就該按計劃付諸行動了。 果然，一切正常，看準了一輛牌號合適的北向車，趁其減速時頂著塵土追上去，背包往上一甩，憑著學校體操隊員特有的矯健身手，利利索索地爬上去。 然而事情遠沒有那麼順利。 卡車剛剛開出小鎮，從後面追上了一輛剛開出站的客車，把卡車截住。我沒注意後面的車，所以我的行動被後面的客車看了個一清二楚——還是太嫩！ 車一停，沒等人叫我或揪我，我自覺地拿上自己的東西跳了下來。反正沒偷沒搶，也不用跑，看看拿我該如何發落！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