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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審八國聯軍中的美國（十二） --美國家檔案館重要發現﹕光緒親自請求美國出面保護中國和平 北明 7月14日，聯軍進佔天津，情勢危機。而清廷內部，抗外與主剿的斗爭正面臨白熱化﹕當天，對外持開放態度的中國東南十三督撫聯合奏請朝廷鎮壓暴民，保護外國人，賠償義和團暴亂造成的損失並對德國公使遇害事件賠禮道歉。迫于壓力，清廷對外態度暫時緩和。清總署邀請外國公使及家屬前往總署避難，同時送物資給公使館,並暫停對圍攻。李鴻章授權通知中國駐外國使節向各國政府表示，中國將保證各國駐華公使的安全。但是兩天以後，山東巡撫李秉衡抵京。在他的影響下，朝廷復又采取強硬態度。五名已被撤換的通悉國際外交方式的總理衙門大臣，被拉到菜市口斬首。對外主和派“袁世凱有見及此，認為中國已達完全無望之境地。”（《劍橋中國史．晚清篇》） 清政府的駐外公使是最早一批切實接觸西方文化，了解西方契約精神和商業傳統、懂得運用國際通用話語（即協商，談判，妥協，契約等）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的官員。然而在義和團暴亂期間,他們很少收到任何來自己政府的指示，無法發揮其外交才能。面對日益緊張的中外關系，他們一籌莫展，無能為力。 伍廷芳，作為清朝派駐美國的公使，畢竟了解美國的對華政策。他同樣不能違背慈禧的旨意與美國做任何實際上有益與中國的溝通。但是，這位中美外交史上重要的外交大臣，並沒有漠視中國面臨的困境，放棄自己的職責。在美國二度門戶開放政策照會之後，在接到中國政府對外緩和指示的那日，他抓住時機，向大清政府通報了美國希望與中國政府溝通並與中國保持友好關系的願望以及堅持保護中國領土以及行政管理完整的立場。他顯然希望這些信息能夠有利于中國政府挽救面臨的困境。（Translation of a cablegram the received by Minister Wu on July 20, 1900, fronm the taotai if Shanghai, dated july 19,1900.） 伍廷芳的匯報源自清廷對外短暫的緩和和松動，也觸動了光緒以及對外主張議和的官員。有念中國的危難局勢，光緒為首的“帝黨”緊急商議之後，光緒親自寫信給美國總統麥金利。在信中，一，表達中國對美國的信任和友好之情；二，表示對中國目前局勢的嚴重擔憂；三，要求美國主動出面，為中國維持和平作出努力。 這封重要的信件寫于1900年的7月19日。從它的傳遞方式上看，顯然繞過了北京的正常傳遞渠道，而且十萬火急。它先是由山東巡撫袁世凱在北京的幕僚（privy council）以緊急形式傳遞給在山東的巡撫袁世凱的；袁世凱再發給在上海道台衙門的浙江巡撫余聯沅；余聯沅再遵照袁世凱之命發給中國駐美國公使伍廷芳；最後由伍廷芳呈交美國官員。雖然傳遞環節不少，但此信在光緒書罷落款的次日，就越過大洋到了美國總統麥金利手中。 接手轉遞此信的袁世凱和余聯沅都是後來抗命違旨，拒不與慈禧政府合作，私下與外國非正式簽約實行“東南互保”的要員；派駐美國的伍廷芳，則更是一位頭腦清醒，懂得利用外交手段爭取同情和幫助的官員。 對于研究義和團與八國聯軍這一歷史要案而言，這封信產生的本身比信的內容更為重要。因為它說明﹕清政府內部“改革派”的“帝黨”官員不僅信任美國門戶開放政策，認同美國的對華友好政策，而且意識到在多國列強之中唯有美國這個“外夷”可以依靠和利用來挽救中國危機。 現將這封一百年來從未面世的重要歷史文獻的全文披露如下（由于資料來源是美國國家擋案館保存的當年的美國政府外交文獻，文本是英文，故轉譯為漢語時，為方便當代讀者，不刻意還原為古文。英文原文請見附件）﹕ “中國長久以來與美國保持友好關系並且深深意識到，美國的目的是從事國際貿易。中美雙方對對方均無懷疑和不信任。最近爆發的中國人與基督教傳教士之間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強對朝廷立場的懷疑，認為清政府贊成人民歧視傳教，此懷疑並無根據。但是這種懷疑引起了大沽炮台被攻佔，並由此引發了具有災難性後果的軍事沖突。情勢日益嚴峻危急。我們剛剛收到我們使節伍廷芳的電報，我們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國政府一直期待兩國的友好往來，對目前狀況十分關注。目前的中國被不可抗拒的進程所驅動，不幸招致國際上幾乎普遍一致的憤慨。為了解決目前的困境，中國對美國寄予特別的信賴。我們誠懇率直地致信于您，希望閣下想方設法，采取行動，協調各國一致為恢復秩序與和平作出努力。懇請您，並萬分焦慮地期待您的回復。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900年7月19日)。” 此信並沒有公開清朝內部的派系斗爭及其對義和團暴亂所持態度上的嚴重分歧。在所謂“招致國際幾乎普遍一致的憤慨”的原因上，也含糊其詞。但是非常明顯的是，此信對美國表達了友好的情感，尤其明確表達了希望依靠美國解決列強進兵中國的問題。為了收拾慈禧一干保守派制造的危局，大清皇帝光緒如此謙卑懇切地請求外援，可謂忍辱負重。 （下期預告﹕美國總統麥金利給光緒皇帝的回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