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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審八國聯軍中的美國(一)

--美軍參加“八國聯軍”在華行動的考證及更多疑問

北明

在美國對華外交行史中,美軍在八國聯軍中的行為是一個不能夠超越的問題。而“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要案,是中國近代遭受外侮的象征,是半個世紀以來國人心中不解的民族情結。在審視美國對華行為歷史過程中,我將依據所發現和掌握的資料,對這個在中國學界已明確定論的重大歷史問題做一番檢視和研究。希望為以後相關的研究提供一些從未面世的史料和不同的審視角度。本次先依據我最近查閱的相關史料,對我早先提出的美軍在華“侵略行為”的疑問做一簡單回答,並就將要展開的調查做一個簡要的說明。

在“美軍在聯軍中的‘侵略行為’闕疑”一文中,我按照事件發生的順序,提出了有關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期美軍在華行為的四個疑問﹕一,美軍是否參加攻打大沽炮台佔領天津的軍事行動;二,美軍是否全程參加了進攻北京的軍事行動;三,美軍是否參加了聯軍對北京的分片佔領;四,美軍是否參加了隨後相應的軍事討伐行動。這些問題,經過反復求證和資料核實,有些可以做結論,有些則需要進一步研究﹕

一,美國拒絕攻打天津大沽

美國海軍是否攻打大沽這個疑問之所以提出,是因為美國在那之前,針對義和團暴亂導致的中外緊張局勢,明確而強硬地提出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管理完整(將另文詳論,簡要介紹見“重評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一文)。而與聯軍一起攻佔天津大沽這一軍事行動,顯然至少在表面上,與美國當時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精神相矛盾。

依據夏建先生在“美國加入八國聯軍在華行動的歷史考證”一文中提供的美國調兵(商船船員)大沽的時間,對照聯軍攻打大沽的時間,我曾經撰文認為美國參加了那場戰斗。但是中國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的著作《晚清七十年》有關章節明確指出﹕“大沽之戰時,美國海軍拒絕參加。”此外,英文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在提到相關歷史是,其說法是“歐洲聯軍攻打大沽。”這一說法顯然把美國排除外了。這些信息告訴我們的是相反的可能﹕美軍沒有參加最初對的對華軍事行動。然而究竟情況如何,上述兩個資料來源都沒有詳情報告。

所幸的是,筆者在一百年前的有關英文書籍中,找到了美國沒有參加攻打大沽這一聯軍軍事行動的確鑿證明,這就是當時的美國海軍艦隊司令路易斯.肯普夫(Louis Kempff)和當時唯一停泊在大沽的美國軍艦莫諾卡西(Monocacy,一艘輪船)號的指揮官懷斯(F. M. Wise)當時的正式情況報告。這本書和其中的文獻引證,不僅詳細敘述了聯軍攻打大沽的原因,而且陳述了美國拒絕參加這一軍事行動的原因。 我將在本系列中另文陳述這一史實。

二,美國參加了全程對北京的進兵,但事件的性質需要重審

美軍參加了全程的對北京的“進攻”,直到解救出被圍困在外國公使館的美國公民和中國教徒。關于美軍出兵中國的證明之一是1901126日和323日,八國在京商議庚子索款期間,美國海軍部(Navy Department)和作戰部(War Department)應美國政府要求,分別就對華軍事行動的軍費開支和損耗作出的評估報告。海軍部的評估有三個項目,其中第一項就是“在大沽期間”。作戰部則是按照所屬各分部開支分別列出的。這兩個部門的評估單在1924年美國國會關于免除中國未來分期支付的庚子賠款“201聯合決議”聽證會上,由會議主席出示給聽證會各議員,作為討論的參考資料之一。這份資料因而也連同聽證會一起被記錄在案,保存至今,成為確認美國在義和團暴亂期間,出兵中國天津和北京的重要文獻。

美軍出兵中國的第二項證明是一部當事人的回憶錄。當事人是關鍵人物﹕美軍當時在華行動陸軍第二指揮威爾遜(James Harrison Wilson)將軍,回憶錄題為《老旗幟之下》(Under the Old Flag)。這本1912年出版的回憶錄在“中國義和團戰爭”一章里,敘述了作者出征前耳聞的有關戰事,然後描述說“……接下來我就聽說作戰部長命令菲律賓的一只部隊開赴大沽和天津,並通知謝費依(Adna R. Cheffee)將軍任救援遠征(relief expedition)的總指揮。”這位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和古巴獨立戰爭的將軍接著回憶說﹕“三個禮拜之後的722日,我接到阿迪奧坦特(Adjutant)將軍的電報,通知我說一支更大的部隊將被派出,如果需要,我將作為副指揮派往中國。”

此外,仔細翻閱那一時期的美國政府與中國外交關系的文件記錄,也可以間接看出美國介入在華救援行動的信息。塞耶(William Roscoe Thayer1908年出版的關于約翰海的生平一書,對于美國出兵中國也有具體的記載。還有一本美國在中國庚子之亂當年刊印的回憶錄叫做《中國,古老與現代》“China, Ancient and Modern”,更為詳細地記錄了美軍當時在京的軍事行為。

然而關于促成這個事件的基本事實、具體原因和歷史背景,在相關的漢語簡體字史書中卻被全然省略了。大量基本事實的省略,最終導致對這個事件性質的歪曲。對事件性質的曲解和證據不足的認定,也直接影響到對事件本身的研究調查和求證。例如,什麼叫做“對北京的進攻”?這個提法給人的誤導就是它字面上的意思﹕美軍在內的八國聯軍進攻北京佔領北京,從而這沒有疑問就是侵略中國的行為。但是如此理解就與事實本身相當遠了。這樣的提法首先忽略了八國聯軍尤其是美國被迫出兵的事實,其次忽略了義和團暴亂所造成的北京公使館亟待解救的事實;再次忽略了清政府暗中勾結並準許義和團進京,遂公使館被圍困的事實;第四,忽略了八國尤其是美國在長達半年的時間里,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多次反復與清政府聯系,敦請清政府解決問題卻終于無效的事實;最後,忽略了各國每一步措施,尤其是進兵北京這樣的重大措施已經全然通告了清政府,後果的嚴重性也警告了清政府這一事實。

本系列將依據美國國會保存的當年外交文獻,對這些問題一一作出陳述。

三,美軍參加了對北京的佔領,而且沒有立即撤軍

美軍確實參與了聯軍隊北京的分片佔領。既然如此,就這一事實必然要問的問題是﹕既然進京的目的是解救北京被圍困的公使館,那麼解救之後為什麼不撤軍?美軍在北京佔領的是哪片地區?佔領時期當地情況如何?這佔領期間都做了什麼?依據美國國會那些至今在美國也沒有公開出版發行,極少學者認真觸及的材料和文獻以及當事人的回憶,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和結論,將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

而關于1900年美軍在京緊急軍事行動結束並恢復北京秩序之後,是否立即撤回菲律賓的問題,我的考察結果是﹕美國政府確實準備在解除公使館危機之後立即撤軍,這是為了避免節外生枝,為了維護二度門戶開放政策的宗旨。美國政府當時幾乎下達這樣的命令。甚至在當年10月,將在華行動陸軍第二指揮威爾遜調回了美國。然而這並不是事情的終結。美國政府在認真聽取在華專員羅克西爾關于北京情況的詳細匯報之後,采納了他暫不撤軍的建議。美軍是和聯軍一起,在次年辛丑條約簽訂之後才撤離北京的。有關詳細內容及其原因,我將在以後的文章里披露。

四,美軍沒有四處討伐,反而譴責並制止了英軍德軍在京外圍的暴行

從夏建先生“美國加入八國聯軍在華行動的歷史考證”中,基本可以得出結論﹕美軍沒有四處討伐。筆者進一步的考察結果完全支持上述結論。

有關美軍沒有參加聯軍在京討伐行動的證明,是1900101日美國在華專員羅克西爾(Rockhill,中文名叫柔克義)發給國務卿海的一份重要電報中提及的內容。這封電報首先描述了聯軍進駐天津和北京之後那里的情況,然後,在提及美軍的表現時這樣報告說﹕“我很高興能夠告訴您,我們軍隊在這里和別處任何地方的行為正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他們的紀律和良好的耐力受到所有方面的贊許。”事實上,美軍沒有辜負北京百姓的希望,迅速恢復了佔領區社會治安。在義和團暴亂平息之後,美軍臨時佔領區在全北京城各區中,是市民首先返回家園的、最先恢復市場商貿和正常生活的地區。

美軍當時的佔領區不是別處,恰恰是人去樓空的大清政府所在地紫禁城。紫禁城毫發無損的存在,即是美軍和平管理的見證。如果美軍在北京燒殺搶掠,那麼故宮早在一百年前就不存在了。而故宮的廢墟將成為比圓明園廢墟更令今人義憤填膺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見證。此外,當時的美軍總部進駐先農壇。而為了愛護這些美國軍人眼中珍奇古老的中國建築,美軍司令部甚至沒有進入先農壇廟宇,而是在驕陽似火的夏日八月,扎營在先農壇外面的空地上。

不僅如此,我在美國國會查閱的重要當事人的回憶錄及其他資料還顯示﹕美國譴責英軍毀滅中國古代建築的行為,制止德軍在北京以及外圍地區的軍事報復行動。所有這些詳細情況,我將在將在以後篇幅中依據國會保存的一百年前的原始檔案,文獻、資料進行陳述。

五,關于美軍在“八國聯軍”行為中的進一步疑問

我認為有責任說明的是﹕對于澄清重大歷史真相而言,依據已經掌握的那些從未發表過的美國國會和美國檔案館相關資料文獻為背景,關于這段歷史,正確的疑問(或者歷史空白)應當是﹕

一,美軍究竟是如何或者在什麼情況下,作出出兵中國的決定的?

二,在各國啟動軍事行動之後,美國卻率直聲明要保護中國領土完整。既然如此,為何又要加入七國聯軍進兵北京?

三,面對義和團的暴力攻擊,美國政府不僅肩負保護自己公民生命財產的責任,同時給自己加上了保護中國領土完整的義務。二者雖然不是完全相互矛盾,但卻由于列強吞並中國的野心使決策環境變得復雜,執行過程變得艱難,美國如何運作?

四,更進一步,在保護本國公民生命財產上,美國于七國利益一致,但在擴大在華勢力範圍、借機侵佔中國領土上,美國與七國態度全然相反;另一方面,在姑息甚至縱容乃至支持義和團濫殺無辜問題上,美國與中國政府嚴重對立,但是在保證中國領土完整和全權管理上,美國完全站在中國立場;義和團運動使美國的公正原則和門戶開放政策受到嚴重挑戰,美國如何處理這期間多方的復雜關系,跨越義和團障礙,實施既定政策?

五,在解除公使館危難之後,美國為什麼沒有立即撤兵?美國滯後撤兵行為與其保護中國領土完整的門戶開放政策之間是什麼關系?

六,關于美軍進京後至撤兵前的行為方式,歷史文獻是如何記載的?

所有這些疑問,我希望在以後的“八國聯軍中的美國”系列文章中依據史料作出陳述和分析。

歷史上多年來,美國對華實行友好親善的外交原則,但義和團暴亂終于導致危及美國在華生命財產。這兩個基本事實,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現實矛盾和外交困境,成為二十世紀開端時期,美國必須面對的難題。慈禧為首的中央政府縱容利用乃至支持義和團暴亂,而各列強由來以久的擴張野心,使得現實的矛盾更加尖銳,外交困窘更為嚴重。中國的庚子國難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上形成的。本系列對于這段歷史的澄清,也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上進行的。此外我想指出的是,對上述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陳述和初步的解答,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美國在那一歷史時期的對華行為,也有助于重新檢討我們過去關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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