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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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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南天

DAPHNE TSUI

(一)

當我的客人臨走時,如獲重釋地跟我說:我明天就去德國渡假了,現在的德國,飛机下降時望下去是大塊的金黃色、大塊的青綠色,──金黃色的是油菜花。怕我不明白。

也許坐在香港中環置地廣場辦公室衣冠楚楚的我,离開田野已很遠……,欠一欠身,目送他离開。

根本不需要去遙遠的國度,二千公里外上海的近郊這個時令也開滿油菜花。

春季金黃色的油菜花開滿大田,我曾在油菜田里抄近路去上學,金黃色的細小花瓣掛在我的頭發上,黃黃的花粉沾在我的衣褲鞋襪上;當油菜成熟時分,結出的豆夾子,可以做成“小剪刀”;當然,也嘗試過用手擠油菜籽,看看有沒有菜油,使勁往空白的作業本上擦,也不見一點儿油腥。

崇明農場,我出生、長大的地方。

听說崇明農場就要解体,遷移戶口就如一碟小菜。

但是,當我們的父母在狂熱的气氛下,輕易地把戶籍從上海遷到新圍墾的第三大島、第一沙島后的很多年,以為從此在也回不了近在咫尺的上海市區,甚至於他們的下一代。簡直可以說是一种欺騙、一种變相的流放。

當所有的革命熱情過后,當他們明白冠于“上海市”某某國營農場只是一個心理安慰。他們成了一屆又一屆“知青”口中親切的“老職工”。

當恢复高考後,把所有的回滬指望寄托在他們的下一代身上。這一著於城市里的學生也是“千軍万馬過獨木橋”,而在農場師資极差的狀況下,無疑是難于上青天。

一個頗具規模的完全中學每一年畢業班只有一、二個人可以考上大學。多少聰明的家長為了讓小孩擁有上海戶籍,放棄念高中、考大學的机會,初中畢業就考中專、技校,多少优秀的學子連踏進高考考場的權利也沒有了,即便這樣全校初中畢業生也不會超過十、八個入中專、技校的。

當我們終于回到父母的出生地、講著毫無瑕疵的上海話、擁有同樣的上海戶籍,還是被稱作“小崇明”。這倒和南非的法裔回到他們的祖家巴黎被人看不起一樣。只是我們有些不甘,离開上海是那么的近!坐雙体客船只需一個小時三刻鐘。

在崇明當地人又從不把我們納入他們的社區,我們沒有資格考師資出色的崇明的中學,因為我們是屬于農場局系統的。除了這一點之外,我們好象又比當地人么高人一等。當地人崇明人的第二代就算和我們一樣在農場出生、長大,我們也貶稱為:小老蟹。崇明產蟹嘛,當然,不用客气他們的父輩就是我們口中的“老蟹”了。

真是象极了南非白人在土著面前逞能,只是沒有种族、膚色的區別。

取崇明人作媳婦的,在記憶中僅有我善良的、可怜的、給人取笑為“小矮媽媽”的小學男同學,他的妻子簡直就可以用如花是玉來形容,崇明農家女,嫁過來之后農業戶口可以變更成我們為之傷感、憤恨但每月有微薄工資發的城鎮戶口;嫁給崇明人作媳婦更是的鳳毛麟角。

八十年代初期,崇明的一些農村還是很窮的。

我母親的朋友曾經在我千辛万苦走過獨木橋後,暗地里告訴我:我母親當初是如何偷出戶口本,不顧年邁的封建資產階級的母親的哀求,去崇明農場報到。

那時,我外婆的七個子女:大的儿子因在解放以前的洋行做過事,正在安徽接受“勞動教養”;大的女儿一早离開她罪惡、壓抑的家庭,去到黑龍江的鶴崗煤礦發光和熱;第二個儿子從法學院畢業后,因為家庭成份不好,分配到西安的農學院教書;第二個小名叫“美麗”的女儿,上海交通大學船舶系畢業,分到造船厂只能做秘書,最后嫁給了她的上司,已經和丈夫一起作為革命干部調回她丈夫老家──云南干革命去了;小儿子、小女儿大學畢業分到新疆,但分別是南疆与北疆,相距以千公里為計算單位。

我是從未見過小巧、古肅的外婆掉眼淚,相信這次自五幾年買辦資本家的外公“該死”之后,她的眼眶又濕濡了。

在淮海路一四一二弄,空空的一幢別墅要它做什么?可能我外婆也在心里盤算……并在她的一位——已經竄到中央做領導的──紅色資本家的娘家遠親恐嚇式地宣傳下,上繳給了國家。

當然,金條是免不了悄悄留下的。

搬到我外婆稱之為“鴿棚”的公寓,還是很多上海人為之羡慕的“上只角”:26路電車經過的“武康路站”旁邊的國泰新村。因此,我從未嘗過我們那個年代住在蘇州河北岸(諸如:藥水弄、番瓜弄)及南市區朋友報填住址的羞怯、卑微心情。

慶幸的是:第一,我外婆雖然沒有活到百歲,不過就差那么几年,報了我祖父、母、外公短命的仇;第二,也沒有在她怨恨的“鴿棚”里升天。前者是因為“鴿棚”讓她躲過了“文化”的革命;后者“鴿棚”干干淨淨留給下二代做新房。

剛到農場的一、二年,我母親寫信給她的舊日朋友:她要扎根農場、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一番。

當然,不可否認正在興頭上的集体生活使得她在長期憂郁生活中所得的胃病神奇地消失了。當我四、五年級看到她痛得死去活來的是膽囊炎,甚至因為長年吃深井水,太多的礦物質聚積得了結石,此乃后話也。反正,當其時她是開心的,沒有了四小姐的身份,有四小姐的气質,周圍的男同志象“勤勞的蜜蜂”,那時她還在場部做秘書。

到我懂事時,她已是滿手老茧、頭發枯黃的老職工了,跟反革命成份的、曾經是白面書生的父親是天造的一對。偶爾,講起以前好日子好象在夢游太虛,小小的我也辯得出:那是絕對不同日常粗曠而不經修飾的純朴之音。

因此,小時候我對食物的理想就是每月二十一號場休日,媽媽、爸爸包的菜肉大餛飩。

好多年以后,吃餛飩,總帶著一种珍貴的心情。

甚至,對于我女儿,吃不完山珍海味,不當一回事,吃剩下的那几個餛飩,唉,心痛莫名。

有一种魚,吃過真是一生難忘。

夏天,是農忙時節。為了革命工作,場革委會委提倡“六進出六出”,就是早上六點鐘大人們要去到田里工作,晚上六點鐘才踏上歸家的田埂。我們"小人儿"在自由地、快活地、听天由命地生長著。

農場,最好的服務設施是每個連隊有食堂,它有特殊的等价貨幣即飯、菜票,拿著飯、菜票及印有“農業學大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站在崇明島,心向北京城”之類豪言壯語的搪瓷大碗、鋁制的調羹,敲敲打打,喔,還要和著廣播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嘹亮歌聲,吃飯去。

在香港公司吃午飯是沒有什么明示的,常常弄得我錯過准點出去吃飯,倒是非常怀念那“革命軍人各個要牢記”的“嘹亮歌聲”。

只是,食堂的飯菜不敢恭維,用知青說法“廣東湯、四川菜”(上海話的諧音:清而無油的湯,淡而無味的菜)。蔬菜班里當造什么、食堂的大鍋便是什么,以前樣樣都單純,整整一個秋季都可能就是當造的紅燒茄子,油是金貴的,每人二兩,大菜師傅也不知道怎么落手。

弄到如今我刁了嘴,就算是《紅樓夢》的茄子端上來,也不屑一顧。

那時候,大家都很結實,除了食堂的大師傅要擔心肥胖,連長、支部書記都不必為了減肥這等事而操閑心。

開始了“科學种田”,記憶中有三季稻、雙季稻(原本稻谷一年在秋季收成一次的,三季就是收三次,雙季則收二次)、套种之類的新生事物發生了,田的肥力不夠了,用化肥;接著害虫多了,用農藥!

我吃到的終生難忘、使得我有九死一生經歷的魚就是“藥水魚”了。

一撒農藥,有害的、無害的一起死。我媽婦道人家隨手拈來一條二根筷子長的黑魚,紅燒燒,三個人(我父親因為過渡勞累,和很多同志一起志同道合地生了肝炎,在場部醫院隔离著。不過,据說他們晚上經常翻圍牆去看樣板戲,日頭也不必在田里勞作。)美美地吃了一頓,只是總是有一股淡淡地揮之不去的農藥味。吃完了,我媽害怕了,關照對門也是“吃魚”的人家:如果明天我們起不來,叫赤腳醫生來救命。當然,第二天,大家不必如農田里的魚:翻死白眼,一樣生龍活虎地干革命。

真是天有什么來哉,人有多大膽。

在農場的日子折實也有五千五百天。

如若讓我揀一個特別幸福、非常難忘的日子,不用想一定是二月二十六號,毛主席生日,吃面不用飯菜票,敞開供應,慶祝敬愛的、偉大的領袖毛主席万万歲,當然是由大吃大。

最寒心 、害怕的日子就是九月一號自己的生日,父母是每月五號發工資的,毫不疑問那是月底,蔥油大排面那是休想,陽春白雪面還是可以的;而且不管教育制度如何改革,一會儿春季班,一會儿秋季班,九月一日必定是開學典禮,彩旗招展,高音喇叭的刺音響徹云霄,從百忙之中來關心農場下一代的場党委領導、團委負責人到先進班級代表、三好學生、學習雷鋒典型,我們紅小兵精神抖擻立正在操場,東風吹、戰鼓擂,不必去打擊侵略者,就和秋老虎較量、較量,我是心里還要想著紅軍爬雪山的情景。

因此,在我當家作主的今天,九月一號──不管是泰山壓頂、還是十万火急,就是沒有辦法叫我現影為資本家賣命;雖如今我們的生活是芝麻開花節節高,只是蔥油大排面還是上海的好吃。

我沒有生長在劉胡蘭的年代,但是我也用鮮血染紅了紅旗的一角、捍衛了革命隊伍的純洁性。

我是第一批參加紅小兵的,可我淘气的弟弟到了我這個年齡沒有批准做共產主義的接班人。記得很清楚那年六月一日儿童節是和端午節同一天,母親在加班加點,長病假的父親忙著去食堂買粽子,我在雙人床上胡思亂想,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說是遲、那是快,我弟弟悄悄地戴上我的紅領巾,偷偷地對著鏡子自鳴得意,一點響聲,把我拉回了現實,我一聲怒吼,他還沒反應,我的腦海里浮現出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的光輝形象,想起入隊時對党和毛主席的宣誓,從上鋪沖了下來,接著“頭開花”──鮮血不僅染紅了紅旗的一角而且整個身体也有半邊濕透了。用著冷靜、老練的聲音吩咐,嚇呆了的弟弟報告去有主見的我媽。等待時候,我并不覺得痛。

我媽連忙气喘吁吁地抱著我去醫務室,那條眼角邊口子對于年輕、秀气的赤腳醫生無疑是一件艱巨的外科手術,她不敢輕舉妄動,拍板:送場部醫院處理。

車技最好的副連長義不容辭地駕著手撫拖拉机,突突地向場部駛去……泥路上的坑坑震得我媽叫我哭,“什么地干活?”。從來的教育就是:不許哭。

縫針的是因生活問題從上海下來的未畢業的護校生,我媽說打一支麻藥吧,她頂著大肚子專業地說:縫針是不可以打麻藥的。送我來的一堆人都當她是權威,各個噤若寒蟬,我可是一滴眼淚也沒有掉,心里想著《閃閃紅心》里的潘冬子。

由此可見: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曾和一個一起長大的男孩說起我的英雄事跡,他沒有為我裝出惊訝的表情,還說起他小時候腳底踩中三棵大鐵釘,拔出來一看釘是蛌滿A才不得不去醫務室要求打支預防破傷風的針,倒把知青女醫生嚇坏了,硬是要幫他包扎,他也就順水推舟地包了一下。這么一比,他簡直就是蓋世豪杰,還有醫學知識。從此再沒有興趣講我的英雄事跡。

只是可惡的小堂哥叫我“疤隊長”,那個時候誰沒有看《地道戰》、《地雷戰》十七、八遍呵,我也當仁不讓叫他“老狐狸”,他的眼睛細長象狐狸,就送他一個北朝鮮電影《看不見的戰線》里狗特務的代號。

那時候“婦女”可真能頂起半片天。

農場的俗文化就是諢號,絕對不必一百零八將單調。

《水銊 》,這本書好就好在可以讓我們作反面的教材,所以我們識字的課本還有毛主席語錄之外的反面教材。對我來說,不管是黑貓、白貓,見書就讀,在革命的大風、大浪里茁壯成長。但是,寓意深刻的諢號只有有知識的青年才發明得出。

有一個帶著小提琴來的七二屆知青叫“草人”,好多年之后在上海音樂廳看過鮑惠喬的鋼琴獨奏才知道他經常拉的是激動人心的:《翻身的農奴》,听過無伴奏合唱才知道他也拉過浪漫的《半個月亮爬上來》,一些當時听來雜亂無章的就是現在也听不明白的派格尼尼的作品了,都是在同志們鍛煉了一天、月亮爬上來之后拉的,他擔心是手指因粗重的勞動便得不靈活。

他們這屆很好運只在農場鍛煉了几年就“上調”了,回到上海“學大慶”去了,這是知青渴望的。只是沒過多久傳來他消息,工傷了,畢竟一起學過大寨,有感情,老職工問:坏在什么地方,右手食指、中指,不過給第九人民醫院接上了,和以前一個樣子活絡,還有二個月的病假。當時,已經“抓革命、促生產”了,高燒到三十九度以上才有一天病假。

几年後,在父親訂閱的《人民文學》上讀到《森林里來的孩子》,心想“草人”如果在農場再鍛煉一二年便可以用他的雙手回上海并敲開上海音樂學院的大門。

在香港看到劉詩昆用小手指受過傷的一雙手彈鋼琴,又想起了“草人”。

農場除了人以外還有“牛鬼蛇神”,一句話概括:坏份子。開什么誓師大會時,走過場式的斗一斗。平時,掃掃生活區的垃圾、洗洗廁所,工作量是肯定輕過普通職工的,不過以前這些低級的生活是低著頭的坏份子做的。

我和他們白天相處的時間比父母多,而且總的來說我也是不太分青紅皂白的人,父母教我見了長輩就要叫,總會在他們身邊走過時會用蚊子般的聲音叫一聲。

那時,黃蕉苹果很珍貴,要從上海或者崇明的縣城買回來才有的吃。反革命份子吳伯伯每次從縣城回來都會偷偷塞給我和弟弟一人二個。他原來是國民党部隊里打字的,還不是國民党員呢,個個都以為他是諜報員,電影里諜報員可是恐怖得要命的。

善良的、孤獨的、沉默的老人,是在農場終老的,連隊還派了一個阿姨照顧他,享年七十歲有余并有組織安排了小規模的葬禮。

我小學一年級時,連隊設立了小賣部,“賣糖的老右”黃伯伯是我父親尊敬的人。我弟弟經常去賣几分錢的硬糖解解饞,弟弟生病不用看的,三角錢可可糖吃下去就龍精虎猛;我媽總是在洗頭洗到一半時,速速差我去買一小袋的永紅牌洗頭粉或者海鷗牌洗發膏,她已經做了連隊辦的手工廠的統計員。更多的時候我去跟他討論數學“難題”。

他是清華數學系畢業的,分配在北京水利部演算水文地理,工程師,血气方剛講錯了話,發回祖籍崇明改造。可能曲离口時間太長,有時在我做出來了,他還未做出。因此,後來摘掉了帽子、補發了工資,甚至可以回北京工作了,他還是選擇留在農場,把補發的工資全部捐到玉佛寺,他就在農場當居士。其實,我父親說他有過一年的婚史。

我父親以前也非常喜歡數學,給我看過他所有的成績單除了体育外全是五分,我還笑他不及格。我四眼的媽媽解釋:那時五分就是一百分。他們那時“蘇聯”是老大哥,我們這時是“蘇修”。爸爸一心想研究“地對空、空對空”,憑他的家庭成份當然是落空。他班的第三名是貧農,去了“哈工大”。很多年後,從西北某城保密單位轉業回老家無錫做造船廠的廠長,語重心長地對做干校教師的我父親說:還是你好,老婆不用分配。

因此,我的眼里農場未必有城市恐怖。

因此,要离開農場的思想是父母灌輸的。

現在想來我那身材魁梧、儒弱、寵容我的父親是一個幽默的人,對來我家玩的男同學都擺出“冷眼向洋”和“橫眉冷對”的革命家形象。給那個腳底穿三個釘男同學取了名“幽靈”,靈感來源於馬克思《共產党宣言》的序言?還是跟黃居士抄過幾遍《金剛經》的功力,使得他一早洞察先機:那男生會占据我的心靈!

認識他的時候,在小學五年級,我調到他們班,我們都編排在紅旗組,他應該是這組人里的倒數一、二名。在我上“大一”下半學期時我們第一次接吻,那是八十年代中葉,我們不算太前衛也不絕落后。我因有修讀法醫的關系,心里譏笑同住的中文系女生怕因接吻而生小孩的論調,好在附近“同濟”猛男多,很快歌舞升平去也,照社會學系師姐的偉論:世風日下,人心不固。

他說過:五年級時,我坐在他的前排,當冬日的陽光變成一條光帶折射在我的耳朵上時,我的耳垂是透明的。就是說我的耳朵是“可愛的”,“斕”就自己体會吧,同時也說明了五年級時他就留意了我。他講話比較有點:曲徑通幽的意境,當然要富有想象力的我發揚光大,才能顯示我倆雙劍合璧的功力。總之,這是他面對著面講的最肉麻的贊美、歌頌之詞。

現在,想起五年級時我曾施恩於他。我幫老師批政治考卷,順手給了他一個九十分,要知道任何科目低於九十分是要調离紅旗小組的。潛意識証明,我至少對他印象不錯。

我想我們都是校科技小組的成員,使得我們更加志同道合。

那時,“學科學、愛科學”標語貼滿了學校的圍牆。我的理想已從吳淞碼頭颯爽英姿的女兵轉為居里夫人了。我們可以討論米格-25的問題了。我可以自己造個彈射飛机而且飛上了小學隔壁醫院的屋頂上,有勞我長手長腳的數學老師爬上去撿;他當然可以用有机玻璃、線圈等材料造發電机模型,不過和他的人一樣很慢熱。除此之外我們沒有什么私事交談的,主要是我有太多男孩子包圍,他不太要講話。

那時已經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可在班里如果男女同桌還是要划“三八線”的,而且我很幸運被分配到与女同學同桌。

只是好多年之后,我听了內地律師帶來的《同桌的你》:“誰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誰把你的長發盤起,誰給你做得嫁衣,……那時候天總是很藍,日子過得太慢,你總說畢業遙遙無期,轉眼就各奔東西……我也將有我的妻,……給她講同桌的你……”。

眼淚掉了,長發剪了。

他沒有妻子,可講前座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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