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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君少捧秦始皇

秦越人

張藝謀先生導演、製作的影片《英雄》,從去年1220日在全國上映,截至2003111日,票房已沖過2億元,創下了中國電影票房最高紀錄。這個數字一定還會飆升。絕大多數觀衆對這部影片的色彩、光影、構圖、動作贊不絕口,認爲“藝術形式美極了”,“市場運作棒極了”。但是,對這部影片的主題和內涵,出現了不少批評意見。較有代表性的是:劉洪波發表在《南方周末》的“勸君少刺秦始皇!”魏明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講的“《英雄》[拍禦馬]”,也就是影片《英雄》拍了皇帝的馬屁。周其俊先生發表在《文匯報》上的文章,作了一個符合實際的結論:“《英雄》則是當前影視劇流行的‘帝王崇拜’情結最精致的代表作。”

影視和歷史小說中的“帝王崇拜”,逆歷史潮流而持續瘋長,對我國的文化、教育和社會發展危害極大,似須從文學評論、政治評論和歷史評論方面來撥亂反正,澄清歷史的是非。而批判流毒數十年的“尊秦弘法”思潮,恐怕是消解“帝王崇拜”情結的一個切入點。接著,恐怕就要批判近年影視、小說上炒得最熱的清代帝王了。我想先對秦始皇講一點看法,作爲引玉之磚。

誤讀千年的尊秦經典

——“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

從古到今,許多文人學者都把“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看作歌頌秦始皇統一中國的頌詞,就連我們敬重的偉大思想家王夫之、魯迅也是這樣講的。其實,這是讀書不求甚解的一大誤會。尊秦的九字經典,來自《中庸》的右第二十八章。原文是“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程氏注解:“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統一也。”如果《中庸》是孔子之孫子思的著作,那麽文中的“今”,决不會是早于秦始皇“橫掃六合”300年的春秋末期,而是指尚能維持名義上的統一的東周。如果《中庸》是清代某些考據家考據的,是西漢儒生的僞托,那麽,西漢的儒生和朝廷,同秦始皇有著最直接的深仇大恨,他們絕不會用美妙的詞句去歌頌秦始皇的。所以,把“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當作歌頌秦始皇統一中國的經典詞句,是從古到今一些文人學者很大的誤讀和誤會。

那麽,用“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來描述西周的鬆散統一或東周名義上的統一,是否站得住呢?完全可以。

關于“書同文”,從《易經》、《尚書》、《詩經》、《春秋三傳》等文獻和地下出土的竹簡、金石銘文來看,最遲在西周以後,漢字的符號、文法和文章結構,就是統一的。秦朝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書,只是書寫方法的簡化,幷不是首次統一文字。何况,程邈作隸書,至今尚無實物證明,現在發現最早的是漢隸而非秦隸。關于“車同軌”,史書上說的是秦始皇修馳道,統一車輛軌道的寬度。可是,秦始皇幷不是“修馳道”的創始者。西周就有國家一級的道路,稱爲“周道”或者“周行”(讀如杭)。《詩經.小雅.大車》:“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經.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委遲。”《國語.周語》:“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十埵傢f,廬有飲食;三十埵陰J,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埵野哄A市有侯館,侯館有積。”上述詩文說明:周朝有周王室一級的國道,周道像磨刀石一樣平坦光滑,像箭秆一樣直;周道的寬度能够容納四匹馬拉的大車從容行駛;周道兩旁植樹;每隔十堙A有供旅客休息、飲食的廬舍;;每隔三十埵釣悎客住宿的路室,每隔五十埵野威瞴A市上有較大的旅館,旅館媕x藏著生活資料。秦始皇“修馳道”,不過是整修和擴大周朝的國道而已。

周朝不僅陸路暢通,水運也相當發達。《尚書.禹貢》記載:西周的貢道,以黃河爲幹綫,聯絡各個河流,九州都可以通航。《史記.河渠書》記載:周朝,自豫州滎陽引黃河水南流爲鴻溝運河,與汝、濟、淮、蔡、曹、衛等國的水上交通都很通暢。楚國西有漢水,東有邗溝,貫通江南的三江、五湖,以人工渠相接,外可以通大海,內可以通邗溝運河。齊國境內有濟水和淄水相連。可見,西周和東周已能用巨大的人力開掘運河,溝通大小河流,構成中國南北各地縱橫交錯的水陸交通網了。秦始皇和隋煬帝都不能冒前人之功,不能把他們當作“修馳道”和“開運河”的首創者。

關于“行同倫”,從《詩經》、《左傳》、《國語》和孔、孟、老、莊、墨等先秦諸子之書來看,經過殷商、西周的民族大融合,最遲在東周時期,華夏族和華夏文化就已經形成。當時華夏族的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狀態,是“敬天”、“法祖”、“保民”;是尊華攘夷;是崇尚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禮,幷輔以刑賞之治,也就是《禮記》上講的“以禮、樂、刑、政治天下”。秦始皇的“以法爲教”,“以吏爲師”,以刑罰、暴力鞭笞天下,而又狂熱的迷信神仙和巫術的統治思想,連他的長子扶蘇都不贊成,老百姓更是“苦秦苛法久矣”。曇花一現的秦帝國幷未形成風行全國的文化和共同心理狀態。

除了“書同文”等三條是張冠李戴以外,實行郡縣制也是冒前人之功。郡縣制,在春秋時期就有了。縣是直屬于各國諸侯的行政區劃;邑是直屬于大夫的行政區劃。晋國又在離國度較遠的區域設郡。當時,郡、縣、邑的行政長官已經不是世襲制,而是委任制了。戰國後期,七國普遍實行了郡縣制。秦始皇所起的作用,只是把直屬于諸侯的郡縣改爲直屬于中央集權的秦帝國,直屬于全中國至高無上的大獨裁者——皇帝。

說來說去,尊秦派吹捧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歷史功績,只有兩條屬實,即:建立全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和統一幣制與度量衡了。後者,自然是好事;前者的利弊,下文再說。

兩種統一觀

在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都出現過兩種統一觀:一種是承認國內各個民族和地區的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的鬆散聯盟式的統一;另一種是,高度中央集權,君主或僭主專制,實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全面壟斷的一元化大一統。在中國,先秦以前的統一和秦漢以後的大一統是不同的。殷商以前,目前還說不清。西周分封諸侯的封建制,是周王室和諸侯分權的統一,周王室只掌握“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大權,也就是制禮、立法和戰爭的權力,各諸侯國的內政、外交和財政、司法是獨立的。在周天子和各國臣民之間存在著大約六十幾個能够起緩衝作用的中小共同體——諸侯國。而各國諸侯爲了爭奪農奴和士、庶人,一般不會實行過分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從西周金文和《詩經》、《左傳》、《國語》、《國策》來看,防止農奴逃亡和爭奪人才是當時一個很普遍的問題。

在整個春秋戰國時期,除了商鞅變法以後的秦國,實行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專制以外,其他六國,都有多元文化的態勢:儒、道、墨、名、法、陰陽家、農家、雜家百家爭鳴。儒家又分了八派;道家分了莊子、列子、楊朱等幾派;法家有管仲、晏嬰、慎到、田駢、李悝、申不害、韓非等幾派。那時是中國文化最活躍、最繁榮的黃金時代。

戰國末期,中國統一是必然趨勢。但是,由誰來統一,實行什麽模式的統一,對中國以後的發展,利害是不同的。當時,蘇秦主張聯合六國以抗秦的“連橫”政策,屈原主張以文化發達、實力雄厚的楚國和齊國爲核心,聯合六國以抗秦。如果屈原和蘇秦的主張得以實現,重新統一的中國很可能是一個承認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的實行鬆散聯盟的中國,而不是一個以法家學說爲國家意識形態,實行極端君權,極端中央集權和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全面專制的中國。不要以爲中國實行秦式的統一,是歷史的進化,是歷史的必然。歷史的發展,幷不像庸俗進化論者空想的那樣直綫上升,而是有時前進,有時倒退;有時進步戰勝落後,有時野蠻征服文明。秦始皇橫掃六國,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和政治、經濟、文化全面專政的大一統一元化的中國,就是野蠻征服文明,就是歷史的倒退。

雖說是“千載猶行秦政制”,但是,漢、唐的統一模式同秦式統一幷不完全一樣。漢、唐的政治體制,是在漢族聚居的中國本土,實行中央集權;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保存附屬國或者設置羈縻州或土司制,實行相當寬鬆的統治。漢、唐的專制暴政,也遠不如秦朝。

罪大惡極,千古暴君

中國歷代史家和人民都認爲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範文瀾等人却要搞“尊命史學”,美化秦始皇。范先生說:“儘管他是個暴君,但是,他建立地主政權代替領主政權,建立統一的大國代替割據的小國,比起秦以前的封建時代來說,顯然進入了新的時代。”“在這個階段上,束縛在宗族的農奴得到解脫,成爲廣大的農民階級。由于農民階級的出現,生産力前所未有的提高了。以農業爲基礎,工商業也發展起來。”

教條主義者常常用馬克思根據歐洲歷史情况而劃分的五種社會發展形態來圖解中國歷史,總以爲中國也有一個界限分明的歷史分期,浪費大量精力去爭論從那一年到那一年是奴隸社會,從那一年到那一年是封建社會。範文瀾先生的獨創是把中國封建社會又分爲領主社會和地主社會,他把春秋戰國之交看作封建領主社會的上限,把秦始皇統一中國看作封建地主社會的開端。其實,馬克思早就指出亞細亞生産方式的特殊性,幷沒有要求用歐洲的社會發展形態來圖解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的歷史。

作者不想在這堛纏中國社會的發展形態,作者只想指出:秦始皇幷沒有把農奴解放成爲農民,幷沒有“使生産力前所未有的提高了”,更沒有“以農業爲基礎,工商業也跟著發展起來。”相反的是:秦始皇大規模地實行或者恢復了奴隸制,嚴重的破壞了農業和工商業,大大損害了生産力和人民生活。

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强制服奴隸式兵役和勞役的有五種人,即:“嘗逋亡人”,就是曾經逃亡的農奴或自由民;“贅婿”,就是自己沒有産業,給女方當上門女婿的人;“賈人”,就是中小商人;“徒附”,就是犯苛法被判徒刑或苦役的罪人;“黔首”,即露出黑頭發、不許戴帽子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地主。這五種人都被當作奴隸役使。西安的學者和散文家党治國先生說:中國現代的“五類分子”,是繼承了秦始皇的發明。這個話很有意思。

這些“五類分子”有多少呢?據《史記.秦本紀》記載:

“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幷天下,天下徙詣七十余萬人。”

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黔首三萬戶琅琊台下。”

始皇三十二年,“乃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戍。”(集解: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這就是說,秦始皇用五十萬奴隸軍隊,征服了廣東、廣西和越南北部地區,幷派兵留守駐防。)

始皇三十五年,“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余萬人。”

另外修馳道民工三十余萬人。

以上,無償服奴隸式兵役和勞役的老百姓共有二百五十萬人。爲上述軍事和勞役大軍運送糧草和裝備的人以及在內地駐防的軍人、夫役。估計還有二百五十萬人。兩項相加約有五百萬人。當時,中國人口兩千萬人,其中有勞動能力的壯年人(包括婦女),按1/3計算,不過六百余萬人。在六百余萬有勞動能力的人民中有五百萬人爲帝國服奴隸式的兵役和勞役。這還不是大規模的實行或恢復奴隸制嗎?

還有,用活人殉葬,最遲在春秋以前就已經從制度上廢除了。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可見,當時用木俑或陶俑代替活人殉葬已經普遍通行了。可是,秦始皇死後,嬪妃、宮女和知道陵墓秘密的工匠被用爲殉葬品的,據記載有三萬餘人。這又是恢復奴隸制的一大證明。

把秦始皇的罪惡概括起來,至少有以下幾條:

第一、   在征服六國、征服黃河河套地區和征服兩廣、越南的戰爭中,屠殺了數百萬人;

第二、   在戰爭和爲自己修阿房宮、修陵墓中,用奴隸式的勞動役使了數百萬人,其中死于非命者,又不下百萬;

第三、   用嚴刑峻法殘酷的迫害人民,鞭笞天下。

據《漢書.刑法志》記載:周朝的刑罰:殺人者死,受刻面之刑者可以守門,受割鼻之刑者可以守關,受宮刑者可以守內宮,受刖足之刑者可以守園囿,受徒刑者可以看守倉庫,七十歲以上、八歲以下的人可以不受刑、不爲奴。周穆王還制定了以罰款代刑的法律。可是,秦孝公時商鞅創連坐法,和誅滅三族(父族、母族、妻族)的酷刑。肉刑也更加殘忍了,有鑿腦袋、抽筋、下油鍋、五馬分尸、千刀萬剮之刑。商鞅本人就是作法自斃,被五馬分尸。秦始皇兼幷六國之後,變本加厲的使用嚴刑。始皇三十四年,頒布了焚書、禁止民間藏書和鉗制思想、言論的命令,“偶語詩書者弃世”,即:殺頭;“以古非今者族”,即殺盡三族;“令下三十日不見焚書者鯨爲城旦”,即:臉上刺字,服苦役修長城;始皇三十五年,又活埋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以至“赭衣塞路,囹圄爲滿。”逼得天下臣民都起來造反。

第四、秦朝的精壯勞力都在服兵役和勞役,從事生産的都是老弱婦孺,這就大大破壞了農業生産力。

第五、   “重農抑商”的錯誤政策沈重的打擊了工商業。

西周和東周,是一個既重農業又重工商業的朝代。《史記.貨殖傳》引證《周書》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采礦業)不出則財匱少。”《周禮》記載,官營手工業和市場管理制度之完善,在古代的世界,是罕見的。周厲王就是由于王室經商與民爭利而被中國第一次工商業者起義所推翻。春秋戰國時代的大工商業者鮑叔牙、管仲、范蠡、白圭、端木賜、弦高、呂不韋,都曾經參政,以至成爲一個諸侯國的最高决策者。秦孝公采納商鞅的建議,成爲先秦“重農抑商”政策的創始者。秦始皇把秦國抑商的政策推向極端,把“賈人”當作罪犯看待,罰他們服兵役和勞役;同時又强制六國豪富十二萬戶脫離他們的工商礦業基地,遷居咸陽,使工商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第六、   焚書坑儒、鉗制思想、禁絕輿論的反動政策,摧毀了自由思想、百家爭鳴的先秦文明。

第七、   苛重的力役、賦稅和國營監鐵業的暴利,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搜刮了人民的全部財産。據《漢書.食貨志》記載:秦朝人民的負擔,比周朝高二十倍。

第八、   大大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第一編.第五章》引用了戰國初期魏文侯相國李悝所算的一筆農民收支帳。范先生沒有講資料的來源,其他史學家發現,它來自《漢書.食貨志》。據李悝計算:農夫一家五口,耕田百畝,平均每畝收糧一石五鬥,共得粟一百五十石。除了十分之一的租稅十五石,餘一百三十五石。每人每月平均吃糧一石半,全家五口共吃九十石,余四十五石,每石賣錢三十,共得錢一千三百五十。除了祭祀、賽會用錢三百,余錢一千零五十,每人穿衣用錢三百,五人共一千五百,還差四百五十。加上婦女紡織和飼養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大體平衡。由此可見,孟子講的“樂歲終生飽,凶年得免于死亡。”幷不是空想。

秦朝的人民生活,沒有資料可查。只有兩句話,即:“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漢景帝的大臣晁錯在叙述漢文帝在位期間農民的生活狀况時,也算了一筆賬:農夫一家五口,其中應服徭役的壯年至少有二人,一年埵雂皉陷X個月不能在自己的田地上勞動。一家人種田不超過百畝,收穫不超過百石。另外還有送往迎來,吊喪,問疾病,養育兒女。一遇到水旱灾荒,急征暴斂,那就只好賤賣農產品和借高利貸,忍受商賈的盤剝,最後只好出賣田莊子孫來還債。西漢“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農民的生活水平還不如戰國初期,負擔比周朝高二十倍的秦朝,農民生活,那就更加低的不可比較了。已故的歷史學家陳逍教授,曾經認爲《漢書.食貨志》中記載的戰國李悝所算的農民收支帳,是西漢學者猜測之辭。我認爲:不論是戰國或西漢,都還沒有現代的統計學和統計制度。人們提出的數字,一般都是估計或者猜測。但是,西漢的歷史學家距離戰國初期只有三、四百年,他們的猜測估計,也比我們二千四五百年以後的人們的想象更可信一些。

總之,秦始皇雖有再次(不是首次)統一中國的作用,但是,他屠殺了數百萬人民,又把數百萬人民變作强迫服兵役和勞役的奴隸;它破壞了東周較爲發達的生産力,破壞了農業、工商礦業和社會財富;他摧毀了中國歷史上最爲自由、最爲繁榮的先秦文化;他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大大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所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權,極端君主專制的,政治、經濟、文化全面壟斷的大一統一元化的政治制度,在中國流毒二千多年,大大妨害了中國的發展與進步。歷史不容篡改,功罪不容顛倒,應該恢復秦始皇的千古暴君的面目,再不能再加以大吹大捧了,再不能毒害當代人民和子孫後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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