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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心就這麼高--鋼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親

劉元舉

第一章 在葬禮的氣氛中壯行

第二節  昨日重現

晃蕩著的列車像個特殊的大搖籃,不知什麼時候就能把生命從現實搖入夢境,而後又能從夢境拉回現實。39歲的郎國任進入了人生最為成熟的年齡了。在他身上,這種成熟體現的最為充分的標志就是愛沉思,愛回憶。他在這種現實與夢境的交替中徜徉。

5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一樣,郎國任的童年是涂有著文革那種特殊年月的色彩的。彩旗、標語、鑼鼓、游行,大場面的鬧哄,大潮流的激蕩。那時的孩子是缺少管束的,讀書無用論,什麼有用呢?最有出息的便是文體特長。郎國任的家是在大東區,是黎明機械廠的宿舍。黎明機械廠是沈陽赫赫有名的大廠礦,在那個年月,大廠礦總是令人羨慕的。游行時,隊伍浩大,文娛體育各路人才雲集,總有文藝演出,總有球類比賽,就是廠里的俱樂部也比一般的廠礦俱樂部要氣派得多。或許正是受到這種環境燻陶,郎國任從小就愛好文藝。他兄弟姐妹一共五個,父母收入都不高,所以,家庭生活很是拮據。他先是學吹笛子。那時候好多孩子都學吹笛子,因為笛子在所有樂器當中是最便宜了,幾毛錢就能買一支。他的同學當中還有幾個愛吹笛子,有的學得比他還早,當然吹得比他好一點。比他吹得好的同學就愛在他面前顯擺,每到這時候郎國任就格外嚴肅。他可不能眼看著別人比他強。他從小就爭強好勝,干什麼總得比別人強才能。而且,他總愛跟人家比。他的兒子郎朗就有這個特點,愛跟別人比,越是比他學琴早的人越是比他彈琴好的人他就越是有比的興致,一定要比過你。今天比不過還有明個,終有一天要比過你。郎國任不是那種盲目攀比,他很有頭腦,很有心勁,沒事就愛琢磨,他總能琢磨出名堂來,因而,他超過那個愛顯擺的同學一點不奇怪。問題是] 正巧當時學校要成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選人時,郎國任蠻有信心。大有舍我其誰也的架式。學校里再沒有別人比他的笛子吹得好了。卻不曾想宣傳隊要了那個同學而把他排斥在外。他第一次覺得不公平。其實,他這般好勝,把比他強的人一個個比下去,能不遭致人家的嫉妒?

好像從此命中注定了將有嫉妒伴隨他一生。當他兒子在大踏步超越周圍彈琴孩子時,嫉妒的怪影就是籠罩著他,他來到北京後第一次受到的最大打擊——老師不教郎朗了,那就是來自一種嫉妒的力量。可以說郎國任是被嫉妒害苦了。但是,也正是因為不斷的嫉妒造就了他頑強上進的不屈不擾的個性。從小他就不服輸。不讓他進宣傳隊,他就組織了幾個同學去市政府找市長,要求市長批準他們自己成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他們來求見市長是有所準備的,每人能背100 條毛主席語錄,要背給市長聽。人家瞅他們幾個毛孩子怪可笑的,就想法糊弄他們說市長沒在,外出了。問得啥時候回來?接待的人說起碼得一個月。一句話就把幾個小學生唬住了,那幾個孩子沒了主意,就瞅郎國任,等他拿主意。郎國任動了心眼,他說他不相信,見不到市長就不走。人家怎麼哄他他也不走,結果,他硬是沒走,在市政府大樓里過了一夜,到底拜見了市長。這是他童年時代最為自豪的事情,在當時傳為佳話。那年他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他想組織成立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願望雖然未獲批準,但是,他得到了學校的高度重視,由此被學校的軍樂隊接受了。軍樂隊比宣傳隊更有派,在全市都很有名。

郎國任能吹笛子還能唱歌,還能指揮,在小學時就出盡了風頭。他還嫌不過癮,便練起了二胡。他開始學二胡時純粹是白手起家。當時商店里擺放的二胡並不貴,十元二十元就能買到一把。但是,郎國任沒這筆錢買,就只好自己動手制做。他做的二胡竹筒比京胡稍粗一點,用一張青蛙皮繃住,弓弦也是自制的,把竹棍用火烘烤軟了彎成形,再偷偷從馬尾巴上剪下一絡,這可是個挺危險的活兒,弄不好要被馬蹄子傷著,還得提防著讓車老板子看見。自制的二胡拉起來聲音也真不賴。每天吱吱呀呀地拉著自制的二胡倒是別有一番興味。在他的記憶中,只管媽媽要過一次錢。只那一次就讓他刻骨銘心。

那是上小學時,他特別痴迷踢足球。天天在操場上撒鴨子奔跑,幾天下來就把鞋踢壞了。他看到別的同學穿著新買的白球鞋,羨慕不已。回到家後他就管媽媽要。媽媽不同意,他就哭著叫著,蹦著高管媽媽要,不給不行。他寧肯不吃飯不睡覺,也一定要錢買白球鞋。他把媽媽鬧騰火了,一氣之下操起趕面杖嚇唬他﹕你再鬧我就打死你!他更高的聲調喊叫﹕打死我也要買!媽媽猶豫地把趕面杖掄起來,以為他能躲閃,可是,趕面杖落降下來時,他不僅不躲還挺身迎了上去。結果,趕面杖打在了他的胳膊上。

母親在2 歲時就失去了父親。母親的父親是張作霖大帥手下的一個團長。在一場戰斗中悲壯地戰死沙場。從母親這一趕面杖來看,英雄的熱血似乎並未凝固。母親是個女強人,她有文化,愛好文藝。她愛唱歌,郎國任從小就喜歡聽母親唱的《三杯美酒敬親人》《漁光曲》《蘆生戀歌》《阿哥阿妹情誼深》等。母親很有辦事能力,當過街道辦事處主任。主任這一趕面杖打出去之後,就後悔了,她怕打壞兒子。兒子像英雄一樣頑強不屈,終于迫使母親讓步了。

郎國任如願以嘗地穿上了新球鞋。為此,挨這一趕面杖也值。新鞋除了讓他興奮之外,還使他增加了另外一種和他同令的孩子不同的感受。他知道珍惜東西。他那雙鞋總是自己刷得干干淨淨,總是怕別人踩髒。而且,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管媽媽隨便要錢買什麼用品。俗話說得好,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或許正是因為清貧,使得郎國任過早地具備了奮斗意識。他從小就不依靠任何人,全憑自己去把握命運。

父親給他的童年帶來的並不是自豪,而是自卑。家庭出身是破落小地主,還有海外關系,他的大爺在台灣。台灣,那是一個一提起來就讓他頭皮發麻的字眼,他最打怵的就是填表。而那個時代偏偏總有那麼多莫名其妙的表格讓他填寫,面對這種表格,每一次都使他這位剛強的少年的內心受到了深深的刺傷。出身的十字架像一片厚重的烏雲始終盤旋在他的頭頂上,讓他憋悶得很。他那麼渴望出風頭,卻偏偏加入不了紅衛兵。全班那麼多同學幾乎全都戴上了紅袖標,這讓他無比羨慕。除了受到的壓抑之外,更激發了他的上進心。他痛切地意識到自己的出路只能在業務上,必須具有超人的一技之長,否則他將永無出頭之日。他比任何人都下功夫。每天天不亮,他就爬起來練二胡。功夫沒少下,但因為沒有正規拜師,總是長進不大,這使他很苦惱。他渴望拜師學藝,可是,到哪里找老師呢?也許蒼天不負有心人。有一天傍晚,他正從學校往家走,走著走著,忽然聽到一陣悠揚的二胡聲從遠處斷斷續續地飄了過來。那聲音美極了,使他簡直不敢相信會是真的。當時是夏天,馬路牙子上坐了好多乘涼的人。他從這些人身邊走過,順著二胡聲音找去。伴著涼爽的晚風,這聲音越來越清晰,越來越真切。多麼熟悉的歌啊!“向著北京致敬,向著北京致敬,”這正是他天天在練的歌,可是,為什麼人家拉得這麼好聽?這是什麼人在拉呢?他穿過一條小胡同,繞到大雞仔合作社的後院,發現了這個拉二胡的人。

樓上的窗戶灑過來的燈光並不很亮,卻把他勾勒得比較清晰。他端坐在一把小板凳上,好像是那種能折迭的小馬搭子,擺出的姿勢一看就是拉二胡的派頭。二胡架在腿上,頭微微低垂,一手揉弦,一手運弓,那聲音絲絲縷縷地繞住了郎國任,他就像被綁住了似的,再也邁不開步了。直到人家拉完走了,直到樓上灑出來光線的窗戶完全都閉了燈,變得一片漆黑,他才意識到該回家了。肚子早就餓了,不過這時候他才覺察到。從此,他天天到這里聽人家拉二胡。他不敢靠前,只能用心去聽去悟。他這是在偷藝,他怕人家煩,每次都躲在暗處。躲在暗處的小家伙知道在明處拉琴的人是沈陽有名的拉二胡的,名叫劉萬生。他仰慕已久,卻只能默默地躲在一邊聽人家怎麼拉。同樣一首歌,人家一拉就那麼有滋有味兒,可輪到自己拉時,就沒這種味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有一次,他完全被陶醉了,居然忘了隱藏自己,而是跟著二胡哼唱起來,越來聲音越大,突然,二胡聲嗄然而止,那邊傳來聲音﹕是誰躲在那里啊?他聽人家喊他,心里邊打鼓似地慌跳。他像犯了錯誤似地一邊嚅嚅應答著,一邊從暗影里走出來。其實,從郎國任第一次偷藝開始人家就覺察到他了,只不過看他是個小毛孩子而沒有搭理他而已。原以為小孩子不過是圖個新鮮,聽一聽就得一走了之,卻不曾想他還天天都來聽,竟然一連堅持了一個多月。他這才意識到這不是個一般的孩子。僅憑這份毅力和心勁就贏得了他的喜歡。劉萬生問他怎麼老聽不走呵?他說他很喜歡聽,聽不夠。人家又問他有什麼好聽的,天天聽還聽不夠?他說越聽越愛聽。在他眼里劉萬生就是大師了,所以,他非常仰慕。見人家對他的態度很和靄,便提出了想跟人家學二胡。劉萬生沒有拒絕,收下了他這個學生。郎國任欣喜若狂。他心急,恨不得能把那些好聽的曲子《年關》《賽馬》《手拿槍,心向黨》等一夜之間都學會。特別是《手拿槍心向黨》是當時非常流行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有人哼唱著手拿槍心向黨。郎國任想如果學好了這個曲子,那到學校一拉,肯定震倒一片。

然而,劉萬生就像故意不讓他快點學似的。他讓他練最基本的功法,運弓,揉弦,天天都是這般單調,不允許他拉曲子。他有點忍不住了,以為老師故意拿一把。他為了感動老師,就天天到老師家幫干活。他很勤快,見啥活干啥活。老師當時正在處對象,有個女的總來。他太小,也不明白這些,看到老師跟那個女的坐著也不知道躲出去,呆在屋里只管埋頭打掃房間。這不有些礙事嗎?不過,他的這種小小苦心老師當然明白。劉老師非常認真地跟他說,必須打好基本功,二胡就這麼二根弦,為什麼會變幻出非常美妙的聲音來呢?就得靠基本功。練不好基本功是不可能拉好琴的。心急吃不了熱豆腐,你不能一口吃成個胖子。功到自然成,功不到就想成,這是沒門的。一番話在郎國任身上真正起到了作用。他對二胡有了真正的理解。原先他想找老師學拉二胡就是急著想學拉那些好聽的歌。卻不曾想二胡竟然有著如此深奧的道理。這種意識對于郎國任後來的人生道路有著重要的作用,即便他後來與郎朗研究鋼琴時,都還受益無窮。

郎國任忍著單調和寂寞天天苦練基本功。夏天熱得全身冒汗,二胡架在腿上,硬把皮膚磨出一個大疥子。胡琴稍稍一觸,疼得鑽心。那癤子越鼓越大,他發起高燒,燒得迷迷糊糊,爬起來還抓二胡練。這一病,他整整11天沒有上學。他在病中拉起了《年關》,拉得如泣如訴,惆悵萬轉,正在干活的母親放下手中的活計出神地聽著,聽著聽著,母親的眼淚從清 的面頰上流淌下來。母親第一次這麼認真地傾聽,也是第一次這麼被感動,起先,母親並沒有認為兒子把二胡當事業干,後來,她發現兒子把拉二胡當成命了,她不僅是感動簡直就是受到了震撼。于是,母親到商店給兒子買了一把真正的二胡。當母親把二胡遞給兒子時,兒子樂得蹦高了。這把二胡當時50元。對于這個普通人家而言,50元是筆巨款了。勒緊褲帶挪出這筆巨款成全了兒子,這是一位有見地的母親,是位通達事理的了不起的母親,她贏得了兒子深深的敬重。直到如今。

有了一把好二胡,郎國任如虎添翼。他練得更勤奮更狠了。劉老師對他的進步很滿意,于是開始教他練曲子。還是非常嚴格地教,僅那句“手拿槍心向黨”他就拉了二個多月。他自己沒拉煩倒是把每天到小樹林來晨練的人聽煩了,人家問他怎麼就會拉這一句。

功到自然成。郎國任的二胡在沈陽第一中學很有些名氣了。他們郎家的五個孩子個個都愛好音樂,但是能夠拿出手的只有三個﹕二姐打洋琴,弟弟吹笛,他拉二胡,三個人同時登台,可謂一個郎家軍了,也真夠風光了。然而,在那個以政治為第一標準的年代,他們雖然拉得好吹得好,卻仍然不能擺脫壓力。那時不像現在,各個中學比得不是學習而是文體水平。他們學校很重視宣傳隊。服裝是清一色的黃軍裝,配上左臂的紅衛兵袖標,往台上一坐,讓燈光一照,一排排刷齊,很是帥氣。那種精氣神兒。郎國任本來腰板就背直,在台上就更是直得令人眼氣。他最得意的時候是坐在台子正中進行二胡獨奏《手拿槍,心向黨》。二胡和他的腰板一樣拔得直溜,弓隨心走,心隨黨走。每次台下都響起熱烈的掌聲,一再返場。他拉《年關》時,那弦揉得讓人心顫,他把劉萬生大師的絕活兒學到手了。演出結束後,領導上台接見演員,和他握手時,領導總是笑眯眯地和他多握一會兒,夸他拉得好,並鼓勵他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當好革命接班人。他為學校爭了光,學校領導跟在上級領導的屁股後邊,滿面風光。領導們以為他是個紅後代、是顆好苗子,卻不會知道他是屬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還不是紅衛兵。他的胳膊上戴的那個鮮艷的紅袖標是臨時管別人借的,演出結束,就得立馬摘下來還給人家。

每次演出,他都得如法炮制,于是,借了還,還了借,不厭其煩。有一次,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外賓來到沈陽參觀學校,市里邊指名讓他們學校接待。他們學校的宣傳隊在全市出名,參加這種演出得提前開個會,就是所謂的戰前動員。那時候干啥都像作戰,崇拜解放軍嘛!演出前,郎國任就到處借袖標。由于這種活動全校師生都得參加,就都得著裝入場,都得戴紅衛兵袖標。不是紅衛兵的沒幾個,這時候學校領導也格外寬容,允許不是紅衛兵的學生戴袖標。不是紅衛兵的學生都得忙于借袖標,就把袖標借緊張了。郎國任每次管那位借袖標的人這一回不能管人家借了,因為人家也得戴紅袖標入場。怎麼辦呢?他瞪著兩眼借不到。眼見就要到演出時間,人家都著裝一新,清一色的黃軍裝洗慰得平平整整,配以左臂的紅袖標顯得格外醒目。他們興沖沖地來到大禮堂集合。唯獨郎國任沒佩戴紅袖標。他是台柱子,不戴紅袖標可不成。結果還是管宣傳隊的老師出面幫他借了一個袖標。從這以後,他倒是放下心了,每到演出時,沒有袖標,他不著急,總有人幫他著急想辦法的。總去借也不是個事兒,發展他加入紅衛兵吧,也不夠條件。咋辦呢?辦法還是有的,學校特批給宣傳隊一塊新袖標,與道具放在一起,專供演出時郎國任佩戴。那袖標因為和道具放在一起,沒幾天就弄得皺巴巴的,影響了神聖感。如果不是到了重要場合,必須標戴袖標,他就不戴,他嫌麻煩。據郎國任說,他是全班最後一批加入紅衛兵的。那還是因為下鄉學農時,他有幸跟學校的紅衛兵團長分在一個屋住,兩人朝夕相處,幾乎無話不談,建立了友誼。郎國任是何等聰明之人,他自然能夠贏得團長的好感。他這才近水樓台後得月了。如果不是有這個接近團長的條件,天知道他得何年何月才能加入紅衛兵組織。

郎國任是1970年畢業的。他沒有下鄉,而是留城等待分配工作。有兩類人比較走運能分到好工作﹕一類人是那種會拉關系,走後門的;另一類就是有超眾特長的。郎國任就是屬于後者。他當時的二胡已經在沈陽市嶄露頭角了。他還沒等畢業,就被中捷友誼廠盯上了。中捷友誼廠的宣傳隊在沈陽的廠礦企業中是很有名氣的。郎國任也很希望自己能分到那個廠子。憑著他的一技之長,分配到一個大廠礦的宣傳隊是應該不成什麼問題的,何況中捷友誼廠已經跟他提前打好招呼了,一畢業就到學校來要他。

消息不脛而走。有羨慕的也有嫉妒的。無論出于什麼心態,只要有人問他這件事,他就總是搪塞說這是沒準的事呢!不知為何,他總有一種感覺,凡是遇到這種好事時,他都不會順利得到,不定又會出什麼岔了。果然,明明說好的中捷友誼廠的宣傳隊並沒有把他要走。這是因為政審時,他不合格。校長如實向廠方來人秉報,郎國任家有海外關系,而且是台灣關系。這在1970年是斷然不可能的。所以,他二胡就是拉得再好,也是無法進入大廠礦的,只能屈尊分到大集體的小廠子——沈陽第四標準件廠。一聽到第四標準件廠郎國任心里邊就不是滋味。第一標準件廠他都未必愛去何況還來個第四呢?但那時候能找到工作已經不錯了,還怎麼能挑肥揀瘦呢?

這哪里像工廠呢?矮趴趴的小平房沒有一點大工廠的氣派。一看就知道這是住家的那種房子臨時改成了車間廠房。院子也不很寬敞,地都沒有鋪平,原材料什麼的亂七八糟,堆放的東西比他的心情還糟。他被領到一間設備簡陋滿是灰塵的車間門口時,便愣在那里不肯往里進了﹕就在這里干活?這是人呆的地方嗎?他作夢也不會想到他的命運從此就將放置在這樣一個地方。屋子里灰暗,牆壁怎麼髒成這副奶奶樣。幾台車床也是髒兮兮地擺放著,旁邊還堆著蓬松的鐵屑。泥土地本來是黃的卻被不知道是哪輩子的機油浸成了一片片濕潤的黑漬,每一腳踩上去都想躲開來,卻就沒個干爽的地方下腳。還得提防那隨處可見的鐵屑,東一卷西一堆的。窗玻璃大部分破碎,殘剩的玻璃上殘留著紅漆大字,因為殘缺已無法辨認那些受了傷的紅字。

噪音隨著車床一同響動。每台車床前立著一個人,人的衣著也和車床同樣灰暗。他敏感地意識到自己馬上就會變成這副模樣了,心猛地往下一沉,憋得有些上不來氣了。有人推了他一把,他只能憑慣性往里邊進了。他來到一台車床前。車間主任把他介紹給班組長,人家對他表示熱情歡迎,可他卻熱情不起來。他眼睛一直打量著只顧埋頭干活的車工。車工,原先只是一個不很清晰的印象,現在好了,離得夠近了,好好看一看吧﹕戴著藍色的工作帽,還戴著一副線手套。那線手套剛戴時肯定是白的,可出現在郎國任的眼里時,已經成了完全的油黑色。這種油黑色也在車工的臉上劃出了道道。一身工作服也是油滋麻花,還戴著一副套袖。車工看到他時,機械地點了下頭。

這種小工廠可以用三個字概括﹕髒亂差。分到這里來的人大凡都希望干鉗工,而他因為不爭不搶,聽憑發落,就被按排到這里當了車工。車工,這幾乎是最差的工種了,一站就是一天。如果說髒點累點還難不倒他的話,靠鐘點卻讓他無比苦惱。從他邁進這個車間的第一天起,他就發誓一定要離開這里,而且一定要盡快離開。他深知離開這里的唯一可能就是要練好二胡。二胡對他來說已經不再僅僅是愛好了,而是與他的命運緊緊聯在了一起。

這期間,他到沈陽音樂學院拜果俊明教授為師。有明師指點,這是成功的先決條件。但是,令他苦惱不堪的是時間太緊。在“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下,天天得政治學習,林彪事件震動全國更震動他的標準件四廠。他比誰都更恨林彪,因為林彪佔去了他多少寶貴的學琴時間。政治學習不能請假,本來定好的到音樂學院學習的時間隨時就被佔用了。文件多,運動多,仿佛小小的標準件四廠學好了上級文件,開好了批判會中國就不會變修變色了似的。促生產更狠,政治上耽誤的時間要搶回來,加班加點,大干快上,挑燈夜戰。成立青年突擊隊。郎國任自然是突擊隊的一員。流水作業,你想偷懶耍滑,你想打個頓都不可能。平均每半分鐘就得車出一個零件。把粗糙的毛坯子卡到車刀下一圈圈轉悠,不能有絲毫差失,他是在為社會主義的輪胎車螺絲,這活兒隨便就能上綱上線。他珍惜自己那雙拉琴的手,他不能像別人那樣戴線手套,油膩會浸透線,再浸透他的皮膚指紋,會弄髒弄粗他的手。他戴膠皮手套。站在機床前的郎國任是這副包裝﹕戴口罩,戴眼睛,戴帽子,戴套袖。不要以為他活干得不好,其實,他那雙拉二胡的手指干車工是非常合適的。他車出的活兒很是精致,保質保量。如果他活干得差一些粗一些,多他少他都無所謂,或許還能對他的調動有利,可他偏偏成了技術骨干。單位怎麼舍得把一個技術骨干輕易放走呢?

他堅信憑著他的本事,肯定會被專業團體要走的,為了這一天的早日到來,他吃了多少苦且不說,他最苦惱的事情是沒有充足的時間去音樂學院找老師上課。工廠倒班是最辛苦的,工人沒有不打怵的。可是,郎國任卻盼著倒班。他凌晨四點上班,下午一點半下班,他正好可以利用一下午的時間去音樂學院上課。為了保證回課質量,他必須有足夠的時間背譜子,有足夠的時間練指法。除了睡覺之外,他幾乎就沒有業余時間。而一天他頂多能睡四、五個小時的覺。他說那時候干活比犯人都苦。

站在車床前是不可能練琴的,他就利用政治學習時間。他把譜子帶到車間,開會或學習時,他就把譜子攤放在工具箱上,偷偷背譜子。光背譜子還不行,得操練。他想出招法,用一根小棍當胡琴桿,再綁上一根弦,就可以悠哉悠哉地拉起來,他用這種方法練指法,效果甚佳。他的二胡技藝提高很快,他在沈陽市已經小有名氣了。業余和專業樣板戲團常常找他幫忙演出。憑著他的二胡,走到哪里都頗受尊重。他希望人家盡快到廠里把他調走。每天只要一出工廠的門,他就感到天高地闊,像出了籠子的鳥,再也不想飛回來,而每一次重復著進到車間,他的心情立刻就灰黯起來。他總以為很快就能真正離開這里,他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居然會在這里呆了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十年,簡直就像掉進了油井里邊,一開始就想往外掙扎,可是,越蛄蛹越爬不出來,弄得一身油膩。這期間有許多機會。大廠子的樣板戲團來挖過他,單位不放,市里邊的專業樣板戲團也到廠里來商調過他。不是因為倒霉的海外關系就是因為他是大集體的編制而痛失良機。當然,他的小廠也不舍得放他。除了他是個好車工之外,他還能為廠子爭光。每次搞匯演,他都能捧回獎狀。搞廠慶時,他居然能夠拉來一個軍樂隊,奏起雄壯的軍樂,使這個多灰的簡陋的小廠變得輝煌起來。在這種時候,廠領導們個個面露喜色,對他的態度也格外好起來。

趁領導心情好的時候,他請下了三天假。三天啊,這在當時是怎樣的恩賜!人家揣著診斷書都來上班大干,一天也不休息。哪有人請什麼假呀。他沒跟領導說去北京拜訪名人,去開闊眼界,見大世面,他只說到音樂學院學習。

北京真好,看什麼都心情舒暢。出入大劇場,大飯店,與久仰的名人促膝交談,在北京拉二胡好像那聲音都與沈陽不一樣。他感到北京的天空每天都是新鮮的,他陶醉在北京城,樂不思蜀,他還由北京到了北戴河,那片夢幻中的海濱,給了他諸多美妙的感慨,令他流連忘返,結果竟忘了好不容易請下的三天假,過了一個月,他才興猶未盡地返回沈陽。

他一進車間,就被書記傳到了辦公室。請了三天假,居然耽誤了一個月,他知道問題挺嚴重,心里邊惴惴不安。書記是有名的鐵嘴,批評起人來那才厲害。書記鐵青著臉,一口接一口地抽著煙,仿佛不知道他已經進來了。書記不拿正眼瞅他,他就更加不知如何是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你小子挺有本事啊!到哪里去了?他吱唔著沒敢說去北京,而是說去北戴河了。書記一聽去北戴河了就像被煙頭燙了一下,立刻從坐位上站起來,睜大眼睛指點著他說﹕你說什麼?北戴河?你咋不去“扭腰”(紐約)呢!

書記的眼神是一種輕蔑,口氣是冷嘲熱諷的。這讓郎國任極不舒服。他嘴上沒敢頂撞心里邊卻有著更大的勁兒。他當時雖然沒有敢想去美國去紐約,但是,他絕對憋足了勁,一定要干出點名堂。

檢查是要寫的,但,這事沒完。全廠職工開大會時,書記在台上講話。聲音拿腔作調,啊- 這個——從雲山霧罩的國際形勢拖拉到不著邊際的國內形勢,從大問題講到小問題,上掛下連,郎國任知道就快輪到自己了,就在下邊坐不住了,心不是在跳而是在蹦——接受審判的心情可太不是滋味了。果然,該點他了﹕我們有的人,呵,太沒有組織紀律性了。請三天假,居然可以一個月不上班。上哪去了?上北戴河去了。多有張逞呵,那是你去的地方嗎?(北戴河是中央首長療養開會的地方)你咋不上“扭腰”(紐約)呢?

台下一片轟笑,許多人扭頭朝他這邊看。鐵嘴書記不依不饒,你也不想想,你是干什麼的,吃幾碗高梁米,那是你可以隨便去的地方嗎?

郎國任臉皮很薄,哪受得了這個?全身的血忽地一下子涌上來,腦袋昏脹脹的,恨不得地下裂開條縫鑽進去。

呆下去了。于是,他度日如年地盼著調走。

市樣板戲團終于來人商調他了。他是從車間那扇破玻璃窗看到樣板團的兩個人來到廠里的。他緊緊追隨著來人的身影,想看看他們是不是去了書記的辦公室,卻被一堵山牆遮擋住了。他變得心神不定起來。那天,他第一次把螺絲車出了幾件廢品。對于敏感的他而言,這不是吉祥之兆,果然,他沒有調成。又過了一段時間,部隊文工團要調他。他已經不再像當初一聽到調他的消息就激動不安了,他越來越平靜,也越來越灰心了。

終于有一天,市雜技團派人來到標準件四廠。結果仍然不能讓他高興,因為他是大集體編制,工作關系是調不了的,經過反復協商,只能暫時借調。借調意味著隨時可能回來。所以,郎國任在離開車間時,連東西都沒咋收拾,只是把脫下的工作服塞到了工具箱里,他把工具箱還放在牆邊,那個自制的棍狀二胡還沒有舍得扔掉,他隨時準備再回到車間。

從那以後,郎國任的心總是不踏實。在雜技團里他如魚得水,同事們跟他的關系都很融洽,因為他的業務水平高,也深得人們尊重。但是,只要是閑下來,一核計不定啥時候一個令下來,他還得回到工廠,他的心就格外沉重。時常他在夢中經歷著逼真的情景﹕雜技團領導找他談話,一副無奈的樣子……完了,一種來自深淵的絕望使他驚醒過來,嚇出一身冷汗,撲騰撲騰蹦個不停,這一宿,就別再想睡了。

原載亦凡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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