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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離諾貝爾理想標準差多遠?

茉莉

「終于……!」瑞典皇家文學院常務秘書宣布中國作家高行健獲獎的話音未落,從包圍他的記者群中,一個記者迫不及待地用瑞典文高叫起來。終于有一個中國作家獲獎了,瑞典人也終于一償宿願。整整一百年,中國作家在諾貝爾文學獎的名單上缺席,不光是普通的瑞典人覺得遺憾,就是皇家文學院的那些尊貴的評委們,也一直在誠懇地檢討﹕一個世紀中,他們在評選文學獎上所犯的「歐洲中心主義」,以及對中國這個東方文學大國的忽視。

一,百年缺席促成一人優勢

也許就是這種改正「錯誤」和急于補償的負疚心理,使得在中國和瑞典都一樣名字陌生的高行健,在21世紀伊始,意外地接到了這個來自斯德哥爾摩的金蘋果。無論在學校里還是坐在巴士上,我耳邊不斷地聽到瑞典語的廣播和議論﹕「這是第一個中國作家獲獎」。回到家里,電話里傳來瑞典朋友的祝賀﹕「恭喜你的同胞獲獎!」

瑞典人的好意我領了。但是我不能不誠實地對生性誠實的他們說﹕「我很遺憾,當瑞典皇家文學院終于決定頒獎給一個中國作家時,我們最偉大的中國作家已經不在人世了。我確實不認為高行健先生是我們中國的偉大作家。」說這些話時,我心里隱隱作疼。我心疼的是﹕當魯迅、沈從文等人寫出偉大的作品時,瑞典文學院院士里沒有一個人懂中文,也沒有幾個人對遙遠的東方文學感興趣。而現在,他們只能在被專制社會摧殘得已經邊緣化了的文學「矮子國」里,去勉為其難地挑選一個「代表中國文學」的人。

總算把這個獎頒給一個中國人了,瑞典文學院的評委說他們「終于松了一口氣」,可見中國人的百年缺席給他們造成的心理壓力有多大。然而這些好心的先生們可能沒有想到,當他們終于完成這個照顧性、指標性的任務時,卻在許多中國人心中,一個金燦燦的大蘋果變成了不那麼可口的青蘋果。事實上,百年來的諾獎評選,這個金蘋果時而紅,時而青,時而半紅半青,這全看每一屆評委中十幾個瑞典人的國際視野、鑒賞趣味、語言能力和文學理論水平。只要看看本屆評委中有多少人懂得亞洲語言和文化,就可以知道這一次的蘋果為什麼這樣青澀。

恕筆者直言,作為執行諾貝爾遺囑的一個工具,瑞典文學院從來就有力不能逮的勝任問題,他們沒法不受到文化、語言及地域環境的限制,這是他們自己也承認並一直在力圖改進的問題。然而,正如中國北京大學再也找不到蔡元培那樣的校長,找不出胡適那樣高水平的教授,今天的瑞典文學院院士是否比他們的前任更合格,同樣令人不敢樂觀,他們的能力與諾獎要求的「覆蓋全世界的文學」的宏大願望相比,尚有不小的距離。

其實,目前瑞典文學院手頭擁有的他國候選人名單,不說高手如雲,也是陣容可觀,但他們都沒有高行健的一個最大優勢﹕即中國文學百年缺席,以及它所造成的評委們的心理內疚與急切感。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正是令人遺憾的百年缺席,促成了一個中國人的入選優勢。這對其他各國更為優秀的作家,不能說是一件公正的事情。據筆者所知,其他國家比高行健更具資格獲獎的至少有一長串名單,這里只略舉幾位﹕

有「靈魂的生態學家」之譽美國文壇宿將梅勒;描寫二戰的作品聞名于世、對本民族性格作深刻反省的荷蘭籍比利時小說家克勞斯;涉獵女權問題、種族隔離和後殖民問題的「國際人」女作家多麗絲;具有深遂的歷史眼光和政治意識的南非後殖民主義代表作家科特則;描寫五十年代秘魯在腐朽專制下社會生活的秘魯「結構現實主義大師」華加斯•諾莎;其作品被不少批評家視為「二十世紀文學經典」的阿爾巴尼亞著名作家卡達雷;從道德角度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深刻反省的瑞典詩人湯斯托墨;……。

因此,這次匆促的、照顧性的評選,不但對他國作家不公正,還由于文學院在準備不足時就匆匆忙忙頒獎給中國人,使得一批水平不低于高行健的中國作家喪失競爭機會--他們或者其作品未被翻譯成英文或法文,或者沒有來得及與西方漢學家建立密切關系,而且,各位評委的歐洲胃口尚未調整過來。這些不公正,可能是瑞典文學院始料不及的,他們需要時間慢慢地認識到這一點並做出改進。

二,讓我們回到諾貝爾的遺囑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個時候回到百年前的諾貝爾遺囑,道理不言自明﹕你、我、他乃至決定獲獎人選的瑞典文學院評委,其個人欣賞趣味和文學觀念都無關緊要,在一個尊重個人權利( 包括財產所有權 )的社會里,沒有什麼人的個人觀點比諾貝爾本人的遺願更具法律上的權威性。

「我,阿弗雷德•諾貝爾,謹此宣布……我所余下的可兌換為現金的全部財產將……組成一股基金,基金利息將每年以獎金的形式頒發給一年以來給人類帶來最大福祉的人們。……一部分頒給在文學領域內將創造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文學獎由斯德哥爾摩的文學院主持;……頒獎無需考慮候選人的國籍,只要是最值得的人就可以獲獎,不管他是否是斯堪地那維亞人。」

在上面引用的諾貝爾遺囑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學獎的「理想傾向」是關鍵性的標準,所有的諾獎都要獎掖那些「將給人類帶來最大利益」的人們。正是根據這個遺囑,我們有權質疑﹕高行健離這樣的標準差多遠?

一百年的諾獎實踐,瑞典學界對于諾貝爾遺囑中的「理想傾向」的解釋,按照時間的推移,大致經歷過如下的流變﹕崇高而純潔的理想主義--胸懷寬廣的博愛--普遍感興趣的,作品是否擁有讀者群成為取舍的重要標準--考慮實效的標準--人文主義和世界文學。

盡管後來的諾獎評選強調了文學標準,但人文主義精神乃是諾獎所要求的理想傾向的核心,而人文主義的靈魂,就是愛--對于整個人類的大愛。基于這種大愛,人們提出「承擔責任」的口號,是「理想傾向」的具體體現。近幾年的諾獎頒獎詞,經常肯定獲獎者對人文主義傳統的弘揚,以及對『人類普遍狀況」的描寫,在貝克特、戈爾丁、大江健三郎等不少作家的評語中都采用了類似的語匯。

由于諾貝爾本人是一位激進的道德上的理想主義者,因此他的「理想傾向」長期被解釋為道義文章兼重,有時還過于偏重「道德價值參照系」。所以,一百年來,諾獎家族中涌現出一大群文學良心。如被稱為「一代法國人的良心」加繆,蘇聯時期的「俄羅斯良心」索爾仁尼琴,意大利下層人民的代言人達里歐,「德意志民族的良心」格拉斯,……。他們或者是反法西斯的文化戰士,或者是反共產極權的沖鋒陷陣的士兵,或者是……。 他們把良心的見證化為人性的思考,道德的反思,從而釀出偉大的文學。

第三世界獲獎作家對本民族的道德責任承擔更是可歌可泣。如尼日利亞劇作家沃爾•索因卡(1986年獲獎)先是由于反對尼日利亞內戰而羈獄,後流亡國外創立了「民主聯盟」等組織,于1997年被尼日利亞法庭缺席判處死刑。

然而,無論按照上述對「理想傾向」的任何一個解釋,高行健的作品都是不符合的﹕崇高純潔乃至博愛與他的作品不太相干,沒有多少中國人對他的作品感興趣,因此也就沒有多少實效。至于他的作品是否體現了「人文精神和世界文學」,容筆者下文探討。

三,高行健的羽毛尚未染紅

紅脯鳥原來只有灰色的羽毛,它們要想讓自己名副其實地紅起來。于是他們為愛情燃燒,努力去唱令人愉悅的歌,……,種種改變其灰不溜秋的顏色的奮斗全都失敗了。後來一只紅脯鳥看見三個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其中一個頭戴荊冠的人額頭上還在流血。出于對人類的同情,它感到不能坐視不理,它甚至感到鐵釘和荊冠在自己頭上刺痛。它鼓足勇氣飛近受難者,用力拔掉那人額頭上的荊刺,血濺到它的胸脯,從此染紅了永不褪色的羽毛。

上面是1909年諾獎得主、瑞典女作家塞爾瑪•拉格洛芙講的一個寓言故事,它形象地說明什麼是人文精神和道德,什麼是對他人的愛、憐憫、關懷和幫助。瑞典著名漢學家、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主任羅多弼教授曾經轉述過這個寓言,用以解釋諾貝爾獎文學所要提倡的東西,他指出﹕「一般來說,偉大的作家和作品都有對社會的參與和對道德理想的關懷,以及對任何形式的迫害和不公正的批判。」

那麼,已經獲獎的高行健先生是不是這樣一只紅脯鳥呢?他是否致力于拔掉他人額頭上的荊刺、從而染紅自己的羽毛了呢?無疑會有高明的評論家說,他們從高行健作品中讀出許多人文精神和道德責任感。顯然,對文本解讀中各種見仁見智的歧異觀點,學識淺陋的筆者無法展開爭論。為了避免我們在解讀中的自以為是,最好還是引用對自己的創作最為理解的高行健本人的夫子自道,來見證他到底有多少人道關懷與社會責任感。在《文學與玄學﹕關于靈山》一文中,高行健對與極權制度抗爭的流亡作家這樣表示其輕蔑﹕

「流亡海外的中國文學家如果只在流亡上做文章,未必有多大出息。索爾仁尼琴的困境,正在于他犧牲了自己的小說藝術,同一個腐朽的政權作戰,白白耗費了精力。」

這樣看來,不管高行健在藝術上有多麼高明,他絕不可能寫出符合諾貝爾「理想傾向」的優秀作品,因為,最好的文學是將道德承擔最藝術地表現出來,而再藝術的表現如果沒有這種承擔、甚至像他這樣明確聲明排斥其與極權抗爭的責任,這首先就不符合諾貝爾的初衷。

不能說高行健作品就完全沒有人文主義傾向,但是,他確實在這個標準方面缺乏出色的表現。他的作品大致歸于個人主義的隱逸文學之類。他宣稱自己不喜歡「轟轟烈烈的文學」,不喜歡揭露極權壓迫的《古拉格群島》,而最欣賞道家、佛家、玄學中的隱逸精神,欣賞「采菊東籬下」的陶淵明。一位了解他的作家這樣描繪﹕「他無須向外界需索,只需要往靈肉深處探索挖掘原始赤裸的人性本相,他私自的內在風景,靈肉的騷動。」他的個人主義宣言是﹕「我寫作為的是自己,不企圖愉悅他人,也不企圖改造世界或他人,因為我連我自己都改變不了。要緊的,對我來說,只是我說了,寫了,僅此而已。」這是典型的一個沒有責任感的個人主義者的獨白。

瑞典文學院因此宣稱﹕「他是一個懷疑者和洞察者,而並不聲稱他能解釋世界。他的本意僅僅是在寫作中尋求自由。」此外,有人說他有「真正大自由人」的氣質,不被諸如祖國、意識、主義、道德、民族、家庭、價值等無形繩索捆綁。這一切,當然是很聰明很高妙的。但是,在中國還不自由還苦難深重的時候,一個人只標榜個人自由,不被他人的苦難所羈絆,那種所謂的「自由」,只能說是一種自私的自由、頹廢的自由。

西方寓言中血濺胸脯的紅脯鳥、中國現代「直面淋灕鮮血」的魯迅,與高行健似乎根本不是一個話語系統。筆者認為,一個真正有高尚人格的作家,他的作品絕不會回避正在發生的人間苦難。我們不能苛求作家去參與很多社會活動,但是真正符合諾貝爾標準的作家,其作品一定是充滿社會責任感的。為了自己的「出息」,高行健放棄與腐朽的政權作戰,這似乎也被中國政府所稱道,因為海外中國人的人權活動里基本上看不到他。當他享受到西方人給予的寫作自由,從而「出息」起來的時候,他沒有意識到﹕他是否有義務為尚未獲得自由的作家去爭取自由?他是否應該做一點什麼,才對得起他那為之驕傲的法國護照上的中國血跡和淚痕?

筆者因此很為高行健先生擔心,一旦有一天,中國自由了,他能夠回去了,如果許多專制下受難的同胞問他﹕「長期接受西方政治庇護並獲得巨大榮耀的你,為我們做了什麼?」他是否敢于說出這樣的真實﹕「我在法國享受自由樂不思蜀,我只為自己寫作,很多西方人喜歡我,你們的苦難與我毫不相干。」

綜上所述,將諾貝爾獎授予羽毛仍然灰不溜秋的高行健,本屆瑞典文學院院士們要檢查一下是否患了色盲。就因為高行健會唱令人(主要是西方人)愉悅的歌,就因為他能在戲劇中做出熱烈的男女調情動作,人們就應該將他認作一只紅脯鳥嗎?

四,瓶子和酒--「世界文學」質疑

不僅僅是由于十幾個瑞典人對中國人的善意,這次諾獎評選,還由于瑞典文學院自八十年代以來設立的新目標,即把考察的範圍拓展到更廣闊的文學領域,這是他們的一種要覆蓋「全世界的文學」的願望。這新的鱗選眼光,既是基于歐洲固有的世界主義傳統,基于歌德提出的 「世界文學」的理想,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在《共產黨宣言》予以承認,也符合當代社會全球一體化的必然趨勢。最重要的,它是諾貝爾設立這項獎的初衷﹕諾貝爾不僅僅是要資助文學,更是要通過文學達到一種國際間的互相理解。

這種新的評選眼光,並不是要抹殺掉各個國家的民族性,相反,正由于世界具有眾多的種族、人民、語言、氣質和世界觀,文學也因此更豐富多采。今天,「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形成雙向交流,雖然前者的勢頭更盛,但中國文化也確實以一種不可忽視的的速度滲透到西方世界。這一切,可以說是高行健獲獎的背景。在瑞典人看來,頒獎高行健,是他們實踐「世界文學」目標的一個舉措。

早在1993年,瑞典漢學家羅多弼先生就在一篇題為《有中國特色的世界文學》的文章中,對高行健的作品做出這樣的結論﹕

「《靈山》的內容,是有關中國地理、漢民族和少數民族風俗傳統的故事。在逐一生發《靈山》“六義”時,高行健吸收了中國和西方的文化傳統。揉合的結果是高度原創的,……。因此,我認為,我們可以把它稱為一部有中國特色的世界文學作品。」

高行健本人也自認是「世界文學的公民」,一直贊美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前所長劉再復,高度評價說﹕「高行健得獎,標志著中國當代文學走進了一個新的里程,真正成為世界文學的一個重要部份。」

然而,被視為「世界文學」典範的高行健,在中文世界里卻激起極大的反感。撇開中國政府的挑唆、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不論,一些客觀中肯的批評實際上直指對于「世界文學」的解釋。不少人認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是由其文化傳統來理解中國文學,因而只能接受與西方現代主義傳統接近的作家。一些中國人覺得,高行健的作品只不過是幫西方人完成了後現代主義文學創作的示範,作出了震撼西方人的文學實驗。一句話,這不是東方能接受的「世界文學」。因此有人質疑﹕東西方有沒有真正實現交流和理解的可能?

筆者認為,這一點不能否定﹕高行健確實超越了國界,他的創作豐富了世界文學。但是,在高行健的作品中,我們更多地看到的是,他僅僅在藝術形式上借鑒西方,少有內在的、具有普遍價值的人文精神的思考與交融,少有人類共同理想的文學體現。

由于高行健是用西方的現代形式去表現禪宗的內涵,筆者因此不太恰當地將此比喻為﹕「西方的瓶子裝中國的酒」,而且不見得就是中國的佳釀。試想,如果「世界文學」這個游戲換一個玩法,比如說,中國的瓶子裝西方的酒,即采用中國傳統的藝術手段,來描寫具有基督教人文精神、當代人權、環境保護與和平主義的內容,那麼,諾獎評委們還能特別欣賞麼?沒有了西方人容易打開的現代瓶子,里面也沒有對西方人來說既特殊又神秘的禪宗玄學,他們的興趣可能就大大降溫。例如,原汁原味的中國特色《紅樓夢》,大多數西方人就無法欣賞。因為它古樸雅致的中國瓶子不易為西方人打開。

有比較才能做出鑒別。1945年的諾獎頒給智利女詩人米斯特拉爾,被瑞典人認為是在南半球的美洲實現「世界文學」的一個成功嘗試。米斯特拉爾被稱為「智利的女兒,人民的歌手」,她的詩作具有拉美民歌特點,表達的卻是對人類命運、世界和平的關切,可稱為「拉美的瓶子人類的酒」。東方人中,被視為「世界文學」完美例子首推泰戈爾,他的作品繼承了印度古典文學、中世紀孟加拉民間文學傳統,其詩歌並受到日本非(非字加單人旁)句的影響,形式基本上是東方的,其思想內涵卻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之愛、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無論東方人還是西方人,讀者對泰戈爾的熱愛,筆者在此不須贅述。

由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看出,成功的「世界文學」,首先是被本民族人民所接受、所欣賞,即所謂「越是本土的才越是世界的」,否則,只是評委一廂情願的「世界文學」。因此,為了評出真正的「世界文學」,本屆諾獎評委們應該借鑒其前任成功的經驗,正視東西方文化審美觀的差異,調整自己的口味,並認識到真正的「世界文學」所具有的多種形式,這樣,「覆蓋全世界文學」的目標才可能接近。

五,誤導之一﹕走逃避現實的隱逸之途

諾貝爾獎享有崇高的世界聲譽,它甚至可以引導文學潮流。瑞典文學院毫無疑問地自我意識到這一點。在授獎高行健的新聞公報中,他們指出﹕高行健創作「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

筆者因此感到憂心忡忡。身為被瑞典慷慨接收的中國難民,我的讀者知道,在不少文章中,我都真誠地贊美和感謝瑞典,也經常介紹諾貝爾獎。正由于這種對第二祖國由衷的熱愛,正由于瑞典自由民主精神給予我的燻陶,使筆者能夠毫不忌諱地說出自己的真實看法﹕你們的這次評選誤導了中國作家,這種誤導是雙重有害的。

第一種誤導,是文學院在頒獎高行健時,所提倡的逃避現實的價值觀。

文學院這樣表彰說﹕「高行健的另一部長篇《一個人的聖經》……。小說的核心是對中國通常稱為文化革命的令人恐怖的瘋狂的清算。作者以毫不留情的真誠筆觸詳細介紹了自己在文革中先後作為造反派、受迫害者和旁觀者的經驗。他的敘述本來可能成為異議人士的道德代表,但他拒絕這個角色,無意當一個救世主,他的文學創作沒有任何一種媚俗,甚至對善意也如此。他的劇作《逃亡》不但讓當權者惱怒,也曾在中國民主運動中引起同樣程度的非議。」

讀到這里,筆者懷疑自己的眼睛--有「世界的良心」之稱的瑞典,居然獎賞一個放棄向強權抗爭的人?作為造反派、受迫害和旁觀者,高行健的三種生活經歷,從積極追隨潮流,到消極承受迫害,到最後的逃避旁觀,無疑是真實地反映了中國人生存的無奈。但是,我們不禁要問﹕

唯一獲得諾獎的中國作家筆下的文革,是否已經被清算了?中國人深重的苦難,是否被他藝術地描寫出來了?高行健不願充當「異議人士的道德代表」,這種逃避態度,是應該由享受太多民主人權的瑞典人來引導中國人的嗎?難道八九民運被鎮壓的十幾年來,我們中國作家逃避現實逃避得還不夠,還需要瑞典文學院來教誨中國人最擅長的明哲保身老莊之隱嗎?

筆者以為,表彰高行健的這種不「媚俗」的「自由」態度,其後果是非常可怕的。它對海內外仍然堅持與專制政權抗爭的中國人和中國作家,是一種孤立和貶低。中國目前正在經歷新的文革式的恐怖與瘋狂。高行健願意不願意成為「異議人士的道德代表」,是他個人的選擇,但絕不應該成為頒獎的理由。試想,要是沒有人願意在海外成為「異議人士的道德代表」,那麼國內無數發不出聲音的受難者,是否應該徹底地被國際社會遺忘?

誠然,一切異議運動都有其「媚俗」的成分,但是,正是這種有許多缺陷甚至為人不屑的中國異議運動,是中國人不屈服于暴政的象征。人們可以不喜歡這些和他們一樣有缺點的異議人士,但卻不能否定這個目標﹕讓中國人享受瑞典人早已享受的民主與基本人權。不願與異議陣營為伍的高行健,卻得與能給他許多出版和捧場機會的西方人、台灣人交游周旋,只能說那是一種「高級的媚俗」。這位絕對崇尚自由的創作者,他何嘗有過真正的自由?他自詡「「不隸屬於任何主義」,卻可能隸屬于﹕逃避現實主義,對他人苦難冷漠不問主義、缺乏道德承擔主義。

中國人目前的生存狀況似乎與高行健完全無關,就如一家人的後院起火,情勢危機(筆者不必在此舉證中國十幾年來大量因言論、思想和宗教緣故被殘酷迫害的案例),而我們流亡在外的高雅作家卻在自由的巴黎,侃侃而談前院草坪上的雜草(在書齋里想象,挖掘他自己心靈中虛無和飄渺、談禪說道,描述他和眾多女性的性生活體驗。)。因為對于享受自由、養尊處優的西方文學界,別人後院起火與他們不太相干,而類似前院雜草一樣的問題,才是他們有興趣的「人類的普遍問題」,尤其是精彩的性描寫,才真正體現了「共同的人類情懷」。

對于西方人來說,今天已經不是英雄的時代。筆者經常向中國朋友描述,在美麗的北歐之夏來臨時,瑞典人怎樣駕著房子車,去森林里的小木屋享受山林之趣。但是,只有苦難存在的地方才有抗爭,才需要英雄。連基本人權也被剝奪的中國人,他們生命中有著難以承受之重(就在筆者撰寫此文時,一個朋友正因為幫助六四受難者被中共國安部威脅恐嚇,另外一個已經五次坐牢,一個曾經為筆者開辦「茉莉專欄」的網站被強行查封);而後現代的西方人卻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生活優裕的他們太多奢侈的痛苦,因此需要高行健這樣善談空靈哲學的作家與他們共鳴。

真正的文學絕不是什麼高妙的智力游戲,絕不是要去演繹一個什麼玄乎的道家哲學,文學和生命血肉相連,它充滿普通人的情感,絕不回避人間真正的痛苦。畢生熱愛文學的諾貝爾,他本人最佩服的作家就是寫《悲慘世界》的現實主義兼浪漫主義大師雨果。諾貝爾雖然是一個孤獨的人,卻不是一個象牙塔中的人,而是一個時刻關注社會現實的人。有趣的是,高行健的成功,卻正是因為他挑戰了社會寫實主義。

難道就因為我們曾經有過壓抑個人人性的集體主義,我們的作家就一定要向極端的個人主義、現代主義傾斜,一定要去描寫人類存在的卑渺、虛無、荒謬,而沒有其他的出路可走嗎?真正高貴的個人主義應該是去捍衛每一個人的自由。與薩特、加繆等人的存在主義世界觀相比,高行健奉行的沒有任何主義,缺少的是美學意義上的「崇高」。

羅多弼先生曾經這樣語重心長地指出﹕「現在,我們在中國文學中看到的,更多的是犬儒主義和虛無主義,是對商業化的屈服,對所謂先鋒的後現代主義的盲從,這阻礙了當代中國優秀文學的發展。」遺憾的是,瑞典文學院正在引導這種對虛無主義的盲從。

中國人正生活在一個沒有經典,沒有大師的國度里,在一片末世景象中,一切腐朽,一切衰頹都粉墨登台。人們期待著新生的涅磐,然而,崇高的諾獎給予我們的是什麼呢?

六,誤導之二﹕玩語言的雜盤菜

如果諾貝爾獎增設一個「語言獎」,鼓勵那些在語言上玩出新花樣的作家,高行健的入選也許較令人信服。在不少自我寫作經驗的介紹中,高行健都表達他對語言本身圖騰式的崇拜,以及對自己善于「游戲語言」的洋洋得意。只可惜,據筆者考察,諾貝爾從未有意鼓勵這種文學傾向,他本人就是極討厭唯美主義的。(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筆者在此不便詳述。)

《靈山》是高行健最受推崇的作品,諾獎評語將之稱為「一部朝聖小說」。「語言的豐富機智」是授獎與高行健的理由之一。在小說創作中追求語言的流動美,讓小說回歸語言的藝術,高行健的追求與創新無疑是有成績的。

高行健因此竭力宣傳他的「語言至上」的文學成功理論,他說﹕「我以為一個作家,只對他的語言負責。他盡可以革新創造,甚而至于信口開河,言之無物,玩弄語言,卻必須尊重這語言本身擁有的規律、否則便無藝術可言。 」(《文學與玄學•關于『靈山』》)

語言是否可以這樣抬高到圖騰的地步?作家是否只須對語言負責而無須對內容負責?恕筆者淺陋,在本人的文學審美經驗中,語言之所以美,是因為它所表達的對象--思想之美,即語言只是思想的載體。當我們欣賞語言時,其實往往是在欣賞它如何恰當、準確、微妙地表達了思想內涵,而很少去欣賞它的言之無物、胡說八道。

幫助高行健出版中文版《靈山》的台灣作家馬森,在他的《藝術的退位與復位--序高行健『靈山』》一文中,也有類似筆者的「老式」觀點。馬森談到中國現代小說中能形成個人獨特的文字風格的作家,有魯迅的冷雋辛辣,有老舍的幽默風趣,「但是只有獨特的文字風格尚不足以使小說藝術達到圓滿的境界,……,還得加上在文字(意符)背後所傳達的作者個人的真實經驗。」關于高行健所強調的「語言實現」,馬森理解為﹕「也就是說把流于政治附庸的主題掛帥的小說,矯枉過正地扭轉回本位的語言藝術中來。」畢竟是本民族語言的作家,一句「矯枉過正」擊中要害。馬森對高行健作品的認識,其理解深入精闢,卻不知為何未被懂漢語的諾獎評委重視。

對這樣中肯的意見,高行健顯然不屑一顧。他毫不客氣地把自己等同于法國作家喬治•貝萊克,因為他也是「一個天生的語言藝術家」。對于馬森所稱道的,在其冷雋辛辣的語言背後表達深刻內涵的魯迅,高行健卻認定只是一個「把自己正經創作弄丟了」的壞例子,他簡單地評判說﹕「小說家魯迅便是前車之鑒。」

這樣灑脫無畏的文學語言觀,本來只是高行健自稱「語言流」的個人試驗,即使不合我們的口味與觀念也沒有關系,也自有它存在的價值。問題是,這是否是諾獎評委要提倡的玩法?這種玩語言玩純藝術的追求,是否代表中國當代文學的方向?這種語言上的隨意性,會不會因文害意,從而損害文學本身?

然而高行健也不是真如他所說的「言之無物」,他還是要表現什麼的。他說﹕「道家與禪宗,我以為,體現了中國文化最純粹的精神,通過游戲語言,把這種精神發揮得十分精致。我以一個現代人的感受,企圖用現代漢語,再作一番陳述。」要是不把這些禪禪道道、幾近不食人間煙火的精神,說法玄妙地傳達出來,哪怕是最會欣賞意識流的西方人,恐怕也沒有多少興趣。

這令筆者想起瑞典的中國餐館。我的一個朋友在那里做大廚,他叫我千萬不要自己花錢去吃。他說他們只是用中國進口的原材料,加上瑞典人習慣的糖和奶酪,隨意地在灶上炒一番,端出去就是一盤「色香味俱佳」的中國菜,叫瑞典人花了錢還心滿意足。這種為迎合西方人口味的改革創新無可厚非,因為它是海外中國人迫不得已的謀生之道。

想起來這有點像一個滑稽的故事。諾貝爾文學獎就如同是一個「世界廚師大賽」,當本屆評委們決定,這次一定要授獎與一位能做出最佳中國菜的廚師,因為他們都聽說中國烹調藝術技壓全球。但只有西方胃的評委們不管怎麼努力,還是無法適應「北京鴨」與「四川麻辣豆腐」等典型中國菜的口味,于是他們把「最佳中國菜獎」頒給一個用中國原材料加糖和奶酪的廚師。

嗚呼,真正正宗的中國菜!

七﹕中國政府的天大誤會與功勞

上面筆者盡談對于此次諾獎的悲哀與憂慮,只有在觀察中國官方的一次次表態時,筆者才有既開心又開眼界的時候。這幾年,原本是工人領導階級的家鄉親友一個個不是下崗就是失業,筆者納悶為什麼被領導階級的「作家協會」沒有下崗的。所以,當舒乙先生出來炮轟瑞典「一個大笑話」時,筆者幡然悟出原來紅色政權永遠需要他們捍衛的道理。

任何人都免不了有失誤。失誤不是笑話,只有拿著工人農民的血汗錢去諂媚專制政權才是可恥的笑話。一百年來的諾獎評選歷史,瑞典人從來就有聽取意見、自我反省、檢討並改進的好傳統,比如,他們承認1938年頒獎給美國女作家賽珍珠就是一個錯誤。筆者認為,盡管賽珍珠文學水平不夠,但如果以人文精神的標準來衡量,她還真算得上一只紅脯鳥。

中國外交部更是「干涉他國內政」,去批評不屬于國家外交事務的民間組織頒獎。他們指責貝爾文學獎授予高行健是「出于政治目的」,只能說明他們對諾貝爾獎的誤會有多大。

首先是他們完全不懂諾貝爾獎的機制。瑞典文學院具有不依賴國家和政府的獨立地位,在國際沖突中,它力求置身于政治對抗之外,這就是文學院所堅持的「政治上的正確性」的指導原則。自然,頒獎難免「政治效果」,但文學院總是刻意忌諱「政治意圖」。

其次,中國政府不明白,文學天生就有傳達反叛、異議的特質。由于文學與心靈相連,它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沖擊心靈的現實政治。如前所述,盡管瑞典文學院不是個政治組識,但他們那「理想傾向」的標準,卻可以理解為一種廣義的政治--即不妥協的對邪惡的抗爭,以及對完整的人的價值的追求。無論是諾貝爾本人還是一些獲獎的偉大作家,均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諾貝爾本人曾經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對宗教、皇權和社會秩序,全都采取一種挑戰和批判的態度。少年貧困的諾貝爾曾宣布他信仰一種「合理的社會主義」,到了晚年,他轉變為一個和平主義者。可見,他從來就沒有脫離過政治。

然而,弱智的中國政府把「政治」簡單地理解為意識形態對抗。只要看看百年獲獎名單中,無論是對抗資本主義的左派作家,還是和共產極權抗爭的右派作家,都有獲獎人選,就可知道,諾獎並未被狹隘的政治意識形態所局限。

盡管中國政府不高興,但客觀地看,一個並不夠格的高行健獲得大獎,中國共產黨要記首功。他們的不可磨滅的功勞,應該這樣記載于史冊﹕

由于他們長期對人性的迫害,促使高行健走向西方現代主義;由于他們慘絕人寰的「六四」屠殺,使得高行健的「去國聲明」在西方備受青睞;由于他們無理拒絕諾獎評委馬悅然先生的入境,使得可與高行健競爭的中國同行無法得到瑞典文學院的關注;最重要的,由于他們肆意踐踏憲法所規定的公民創作和出版自由,使有著古老文明的中國,真正有良知有才華的作家被壓抑,只有御用文人和墮落文人在那里大行其道,高行健因此成為「矮子國里的將軍」--盡管他仍然是個矮子。

20001021日完稿于瑞典松茲瓦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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