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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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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瑞典文學院的“杰作”

--一個犯眾怒者的思索

茉莉

夜色籠罩中的斯德哥爾摩老城,皇家文學院前面的小廣場,幾盞嫣紅的燈籠給這個北歐的冬夜增添了溫馨的情調。街頭小販們都知道十二月七日是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發表演說的機會,他們因此拖延了下班時間。

昔日漫步老城時,我常常懷著崇敬的心情仰視瑞典文學院之所在。然而這一天,當我們中國的獲獎者步入那座建築主講,那座房子在我眼中,突然變得那麼平常無奇,它似乎與斯德哥爾摩任何一座建築都差不離,這大概是“景隨心移”的緣故。自從得知中國作家高行健獲獎,痛心疾首之余,我就開始視瑞典文學院為一個普通的學術機構了。人們崇敬的對象必須是有點格調的人或事,一個學術機構,其格調高低是以它所獎掖的人所具有的社會理想與人格理想來確立的。

如果不是我家先生要出席高行健的演講會,從美國來的一位朋友又堅持認為我有陪同的義務,我是沒有興趣去現場聆聽這位在我看來是一次錯誤的獲獎者。盡管瑞典文學院早在五十年代就誠實地宣稱,他們評選出來的文學獎得主,只要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合格,他們就滿意了。然而,第一個中國獲獎者竟然如此遠離諾貝爾理想標準,這個事實讓我好長時間都在傷心。

傷心也好,高興也罷,我們都終究要從喧囂中冷靜下來,需要嚴肅地面對瑞典文學院的這次選擇,面對劉再復先生贊頌的這個“新世紀的第一篇杰作”,更要面對的,是今天中國人的心靈與中國文學的未來。

一,文學家以心靈分類

我們一直在期待真正的大師。每年諾獎的頒發,筆者都盡可能追蹤瑞典文學院舉辦的演講,聆聽別國大師的腳步。不錯,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漢語的聲音在這個演講廳回蕩,然而,當高行健以舒緩的中國話讀起講稿時,筆者發現,人類其實不是由語言種族進行劃分的,文學家更只能是按照心靈的性質分類。

區別偉大作家和寫作工匠的標準是﹕是否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大師為我們樹起人的豐碑,他們的作品具有關懷重大事物的深度與廣度,有對人生終極關懷的執著與追求,而缺乏人間悲憫的人只有自戀的聖經可唱。

一篇獲獎演說,讓戴上桂冠的作家們無可逃遁,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人格素質,靈魂成色,理論素養,在這個大廳里抖落得一清二楚,讓世人考察,他們放在天平上的精神含量究竟有幾分。愛因斯坦說﹕“上帝不擲骰子。”然而,瑞典文學院這次卻拋錯了繡球,

在一切文學原理之上,還有一個永恆的人道主義。生命要遭遇許多痛苦,尤其是處在專制制度下的人們,需要知道怎麼個活法,因此才去尋找文學。冷漠文學是暴政施虐的後遺癥,是人們喪失反抗能力的標志,由于文學所具有的影響力,冷漠甚至可以反過來縱容暴政的橫行。當人們頌揚高行健和其“冷的文學”之時,一個民族的希望也就由此暗淡,因為知識分子的心冷,比一般人的心冷更為可怕,它意味著這個民族無處尋找溫暖自己心房的文學。

極度的失望之情縈繞著我。苦難沒有使高行健的心靈博大,沒有增添他同情他人痛苦的能力,沒有深化他的追思與質疑。在這個文學大雅之堂上,精神破碎者有了機會,一再嘲弄那些精神不敗者,其嘲弄的語言冠冕堂皇,卻掩蓋不了自己的破碎與零亂。玩世者只會搗毀價值,卻不會創建有生命的東西。一個被專制打擊後,其脊梁骨不再堅硬的人,一個被在現實的洪水漩渦中,其頭頂被淹沒逃遁的人,在巴黎的高樓上關上自己的門窗,對世界的哀痛叫喊充耳不聞。他的演講沒有靈魂的悸動,沒有生命的激情,沒有從血肉里生長出來的思想,卻在這里獲得世界最熱烈豐厚的回報。

偉大的藝術家不必都是挑戰政權的勇士,但他必須是挺起胸膛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也捍衛他人權利的人。作家的職責是把真理與美的氣息帶給大眾。藝術家先天的悲天憫人精神,使得他們不能不把現實問題作為自己的題材,即使是最孤獨的隱士,也不能回避正義被褻瀆之類的嚴肅問題。當心靈置于侵犯與守衛之間,人們的選擇也就有不屈抗爭與頹然逃遁之分。

在這個演講大廳里,人們曾經聆聽過一連串高貴的獲獎者,他們帶頭站在真理與正義一邊,在與一切不義的抗爭中,以他們藝術家的敏銳與勇氣,當仁不讓地被瑞典文學院稱頌為“斗士”、“英雄”、“代言人”。   

緬懷上屆諾獎得主、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他的演講曾經長久地在筆者心中喚起無比的感動。那時我是何等地欣喜--格拉斯對人道主義的忠誠、他的勇敢和智慧,他的與他人共命運的火熱關切,使我們相信,縱使這個世界充滿災難、悲哀與邪惡,還會有格拉斯這種文學斗士與我們同在。

這種與你同在的激動與感悟,在許多諾獎得主的演講詞里都可以讀到。同樣是來自侵犯人權的土地,《百年孤獨》的作者馬爾克斯,就在他1982年的諾獎演說中,提醒瑞典文學院,不但要注意拉丁美洲的文學,更要注意拉美異乎尋常的現實﹕“每天發生的不可勝數的死亡。”馬爾克斯甚至利用諾獎演說的機會,呼吁歐洲人幫助拉美,創建一個“新型的、錦繡般的、充滿活力的烏托邦。”

為什麼要在演講詞里談政治?立下頒獎遺囑的諾貝爾,他生前最崇敬的作家雨果告訴我們﹕“文學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新生女兒。”為了文學自由必須爭取政治自由,這個簡單的道理,百年來不少得主在他們的獲獎演說里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各種語言重復過。對待現實的不公正,他們像雨果一樣,“在墨水里掀起風暴。”然而中國的諾貝爾獎得主,似乎不認為替他人爭取自由是他的責任。

近在咫尺,與筆者一樣同是流亡者的高行健,比較過去許多曾在這個大廳里用各種外語演說的諾獎得主--已經去世的和仍然活著的,他的流利漢語反而使筆者倍覺遙遠與陌生。

二,中國人有權參與解釋諾貝爾

為了盡自己的一份言說的責任,在高行健的演講會議結束後,筆者在演講廳門口,把自己與傅正明合寫的一篇題為《瑞典文學院誤導中國作家》的英文文章,當面交給了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赫拉斯-恩格道爾先生。恩格道爾先生表示了感謝,並詢問了一下筆者的個人身份。事後,聽說這位秘書先生復印了這篇批評文章,負責任地發給瑞典文學院各位院士閱讀。

在這篇英文文章中,我們重溫了諾貝爾的遺囑以及歷史上對遺囑的各種解釋,特別提到諾貝爾本人歷來被視為“一個激進的道德上的理想主義者”。文章分析了這次評選將誤導中國作家走向逃避現實的隱逸之途的問題,提醒瑞典文學院注意﹕處在極權制度下人們,對文學有著不同于民主國家人們的審美精神需求。我們表示,不願意看到諾貝爾文學獎淪落為一個世界性的“文學游樂場”,並要求文學院不違背他們百年來所形成的人文主義偉大傳統。

按照慣例,瑞典文學院有責任聽取來自獲獎者祖國的各種批評意見,卻沒有必須回答的義務,他們通常對各種反應保持沉默。筆者對此一直抱著“說了就不會白說,白說也要說”的信念。就在筆者送交了批評文章三天之後,萬之先生專門采訪了這位常務秘書,其中提到筆者曾經公開批評的一個要點,即新聞公報中寫到的有關高行健作品“也刺痛民主運動”的問題。恩格道爾先生對此做了一番解釋,表示他們“對中國民主運動並沒有否定的意思”(《明報月刊》二○○一年一月號)。這可以視為對筆者批評的間接回應。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民間的獨立知識分子無權無勢,所持的只是精神批判的立場。這個角色,不但要求對專制的當權者抗爭,而且對民主社會的權威機構和權威人士,甚至對不言自明的公理,也應該不停地提出疑問。因為民主本身就意味著壓力行為和道德堅持。即使在民主國家,有權威的大聲音也是忽視小聲音的,民間獨立人士因此只能加大質疑的音量,在最能被人聽見的地方公開發表意見。

沒想到,筆者對瑞典文學院的善意批評惹得一些中國人很不高興。他們責難﹕到底干卿底事,你要在人家大辦喜事時煞風景?如果一個犯眾怒者可以自我辯護的話,我想說,我寧肯讓瑞典文學院覺得難堪,也不願去欺騙它--告訴他們說這次選擇是多麼的正確,我們中國人為此有多麼自豪和感激。筆者相信,“求真”的學術理想既是我們追求的,更是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所信仰的。

寧肯讓高行健的知音們百般敵視,筆者也要說出自己的看法﹕中國文學不能都去走高行健這條路,瑞典文學院不能在中國民主運動的問題上,采取以放棄正義為代價的中立妥協態度,因為諾貝爾明確規定這個獎是為全人類服務的,那麼,在人類還不完全平等的時候,它實際上不可能中立。否則,諾貝爾獎便不值得中國人景仰,它甚至有可能和它所獎掖的人一起犬儒下去。如果後現代的西方人需要建立“文學游樂場”,也請不要把釘子砸到弱者身上。

毫無疑問,任何權威機構與成功人士,其身後都會跟隨一大群捍衛者。人們往往對受難弱者的呼救置若罔聞,卻樂于去捍衛名人與權威。在對筆者的諸多指責中,有一個關于諾貝爾遺囑的解釋權的問題。有人嘲諷筆者妄自充當解釋諾貝爾遺囑的專家,有人說高行健有沒有資格獲獎不是你有權議論的,這只是瑞典文學院的事情。一位高行健的捍衛者在他的文章中這樣寫道﹕“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在實際上,有關文學獎的評判標準包括理想傾向的定義和解釋問題,從來都是文學院的特權,他人的判斷是無效的。”

諾貝爾遺囑的解釋“從來只是文學院的特權”?這種武斷的說法不但閹割了歷史,小看了瑞典文學院吸收包容的能力,更是無視諾貝爾有關世界文學的理想。其實,瑞典文學院擁有的絕對權利,只是法律賦予的遺囑執行權而已。沒有一個文學院院士敢于當眾宣布﹕他們也壟斷了解釋權,其他人不能置喙。由于諾貝爾把遺囑的執行權委托給瑞典文學院,使得文學院在解釋諾貝爾遺囑方面佔有極大的優勢,但這種優勢不應當成為一種壟斷。如果這種解釋權被壟斷,就會成為一言堂,近似獨裁。沒有人能夠壟斷諾貝爾,正如沒有人能夠壟斷真理。我們只能逐步接近真理,瑞典文學院也只能逐步努力接近諾貝爾的本意。就因為瑞典文學院長期以來認真聽取來自世界的批評與不同解釋,不斷地接受他人的解釋成果,諾貝爾獎才有接近諾貝爾初衷的可能,才有今日的聲譽與權威。

正如我們不能說莎士比亞的解釋權只屬于莎士比亞的後裔,不能說中國的四書五經就不允許洋人詮釋,人類業已創造的任何精神財富都屬于全人類。雖然諾貝爾的遺囑非常簡略,但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文學家和哲學家的諾貝爾,他生前留下不少詩歌、小說和哲學筆記,以及後期定型下來的思想,實際上成為解讀他的遺囑的唯一依據,而對這些思想的研究詮釋,其權利屬于世界,這實際上就是在西方已經成為常識的“學術自由”。

丹麥著名文學史家勃蘭兌斯,就是最早嘗試解釋諾貝爾遺囑的一位外國學者。一個世紀以來,瑞典文學院以外的一些批評家,包括北歐各國的文學批評家,都曾以他們研究諾貝爾“理想傾向”的論文,分享了遺囑解釋權。甚至眾多的諾貝爾傳記作家,都在他們的著作里設立章節,專門解釋諾貝爾遺囑。他們的觀點在不同程度上被瑞典文學院接受采納。又如,至今尚未成為文學院院士的瑞典漢學家羅多弼先生,也曾嘗試詮釋諾貝爾的“理想傾向”,以分析中國作家長期未能得諾獎的原因,誰能說他是在“侵權”呢?

在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發生過不少鱗選的疏漏與選人不當的問題,(根據一項國際調查,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失誤),因此曾遭受過不少激烈的批評指責,甚至引發了兩次大的抵抗運動﹕一是因為對托爾斯泰的疏漏,二是由于對斯特林堡的排斥。對托爾斯泰的疏漏,其批評和不滿的聲音來自世界各國。為斯特林堡抱不平的瑞典人,還曾捐款設立一個“反諾貝爾獎”,以反抗當時文學院的偏見。這些抗議結果清楚地表明,世界他國人民對諾貝爾遺囑的認識,沖擊了並影響了瑞典文學院後來對諾貝爾遺囑的解釋,從而間接地影響了遺囑的執行。

受諾貝爾的委托,享受優越地位的文學院院士們,有必要經常反省與檢討,從而把面對世界鱗選獲獎者的工作做得更好一點,使諾貝爾獎真正屬于全人類。事實上,瑞典文學院也曾公開承認過不少錯誤,如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檢討。承認錯誤既需要來自各方面的中肯批評,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如果本屆諾貝爾獎評委沒有接受批評的雅量,不能努力去提高他們對中國文學的鑒賞眼光,筆者相信,下一屆評委也會在今後的實際評選中有所矯正。

幾百年來,西方人一直以極大的興趣,翻譯詮釋我們中國的經典名作,如孔孟老莊、唐詩宋詞,今天,也許是中國人參與解釋諾貝爾遺囑的時候了。來自東方的嚴肅認真的批評,是一種主動參與的行為,是對諾貝爾獎的真正尊重。一切認真探討的觀點,都應該被傾聽;一切有道理的看法,都可以被采納。例如筆者多次談到的,處在西方後現代時期的諾獎,如何對待自由世界與東方專制社會的文學需要不平衡的問題,這不能不說是瑞典文學院要面對的新課題。“你沒有解釋權”的蠻橫,只能使諾貝爾文學獎變得封閉與狹隘。筆者從這次被指責的經驗中,深感學術自由是有生命之物,如果人們不去維護它,堅持它,它也會自然枯萎。

三,“紅旗下的蛋”與文學本位

十二月九日,在佛光山聽了高行健的演講《禪與人生》之後,一位台灣朋友邀請我們用齋飯。施主中一位張先生聽說我就是反對高行健獲獎的茉莉,雖然生氣,還是以佛教徒的慈悲為懷對我進行開導。他說﹕“高行健獲得這個大獎是他和瑞典人的緣分,是他的福分,你不應該反對。”當時筆者嘴里塞著齋飯,不便說話只有連連點頭的份,心里暗想﹕要是對一切有緣之事閉嘴,所有的評論家就要失業了。這位張先生一定不知道,不少諾獎得主在本國都被批評得體無完膚,甚至鬧得沸沸揚揚,如英國的戈爾丁,意大利的達里歐,這是很正常的爭論,正好證明文學的豐富性、多樣性與不可窮盡。真正的文學批評可從來不認什麼緣分和福分。

要了解筆者為什麼會這樣犯眾怒,這里有一首詩可見一斑。這首詩發表在香港《當代文藝》12月號上,據說是代表了許多中國人的心聲。作者自稱是黃河之濱的一個虔誠的詩人和作家,他在詩中寫道﹕

“雖然我沒有吟誦過你的詩篇,

但我知那是最好的

雖然我沒有閱讀過你的文章,

但我知那是最好的

雖然我不知道你的身高、風度和言談,

但我知那是最好的

雖然我不了解你的人品、性格和信念,

但我知那是最好的

這絕非是我的盲目恭維或是什麼主觀臆斷

我可愛的同胞已經被世界承認了,

難道我還要去橫挑鼻子豎挑眼”

--南侯﹕《為你舉杯,高行健》

諾貝爾獎也成了偶像崇拜的一種。崇拜者根本不需要去閱讀高行健的文本,就以權威的褒貶為褒貶。在許多人看來,一個作家的地位不決定于他作品的真正價值,而在于他得到了什麼樣的承認。這種不深入了解的盲從,必定以犧牲學術精神獨立為代價。從這首詩里,人們可以想像我們這些“橫挑鼻子豎挑眼”的批評者所面臨的壓力和敵意。不少海外華人覺得﹕高行健讓中國人揚眉吐氣了,只要是中國人得獎我們就要高興,還有不少人認為,只要是共產黨不喜歡的人獲獎我們就要擁護。一個朋友來電子郵件嚴詞訓斥本人﹕“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發表批評讓中國政府看笑話?”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被人視為“寧可犯眾怒也要堅持自己立場的一根筋”。

正如崔健唱的﹕“我們的個性是圓的,就像紅旗下的蛋。”與大陸文壇在當局的封殺下被迫沉默相反,擁有自由的海外卻是熱鬧非凡,人們把高行健的文學從“冷”唱到輝煌。正如北京一位理論家給筆者來信說﹕“我們從電台里聽到的全是海外名人的一片贊美之聲。”這贊美中有多少是對高行健的真實佩服,有多少是對權威的維護,有多少是在聰明地做人,還有多少是從“從大局出發”,我們無從知曉。筆者只知道,從海外電台里傳進國內的一片贊美與輿論一致,和國內對高行健評論的一片封殺與沉寂,都不是自然正常的事情。

第一次,筆者對自己一直信賴的海外媒體有了新的認識。一家著名的海外電台曾經來電邀請筆者參加一個討論高行健的三人會談節目,但當他們了解到筆者的觀點之後,就再也不來錄音了。而另一位已經對筆者做了采訪的電台記者,也被高行健的一個“知音”告誡﹕“這種采訪內容最好不要播出去。”至于高行健的捍衛者們向筆者發稿的雜志社打了多少電話,施加了多少壓力,那是他們自己心里有數的。筆者因此痛心地認識到,即使是在西方自由社會生活多年的中國人,也還是樂于唱中國傳統的“鄉願曲”,只要你不符合他們的一致口徑,哪怕你再有道理,他們也照樣設法封殺你。自認“一根筋”的筆者因此想起不與任何環境妥協的賽義德(Edward Said),他寧可犧牲所謂的“組織統一”與“內部團結”,也要保持自己獨立思考與探討的自由意願。

文學批評在這里喪失了尊嚴。中國文學要健康發展,就應該對這次諾獎有正常的評論,需要尖銳的思想交鋒與批評。充滿審美精神與真正人格的評論,它不為任何一個狹隘的政治服務,而只對文學負責,只為中國人的心靈服務。諾貝爾文學獎呼喚中國出現有專業素養的、客觀負責的評論家,他們應該熟悉中西文學史,有精確的文學素養與鑒賞水平,還應該了解諾獎百年史及其標準解讀的發展軌跡。但是,在本屆諾獎公布之初,我們看見的大都是官方唆使的惡意攻擊、網上一片喧囂和海外媒體的友情捧場。無論是官方還是海外,都把這次諾獎評論扭曲了,把它變成了一個敵對雙方較勁兒的地方。可以說,這是世界諾獎史上的一個獨一無二的奇特現象。

然而中國文學評論界不甘心就這樣集體喪失誠實,就這樣集體失語與缺席。195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哲學家羅素曾經說過﹕“我們必須堅持提問的權利。”近兩個月來,越來越多的文學界人士閱讀到高行健的作品,他們從仔細閱讀中提出他們關心的問題。帶著懷疑的態度--真正的學術態度,去認知研究高行健的作品。既不附和中共官方,又不迷信外國權威的第三類聲音--回歸文學本位的聲音,在新聞效應過後,正在漸次在發出來。盡管評論高行健的文章在國內被剝奪了發表園地,在海外又一席之地難尋,但認真的批評家絕不會徒勞。

四,“道學家”、個人主義、禪

算得上咎由自取,較早站出來批評這次諾獎選擇的本人,所遭受的批評與譴責也紛至沓來。比較突出的指責是,茉莉的批評是“用政治干預文學”,“以大眾文學壓制個人主義”,還有人專門贈送筆者一頂“道學家”的高帽子戴。

只要稍稍瀏覽近兩個世紀以來紛繁而生生不息的文學批評史,我們就可了然,各種批評模式從來就存在著尖銳對立。根據美學家高爾泰先生分析,筆者所持的批評方法,大約遵循的是俄國別林斯基的現實主義批評傳統,即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特別強調文學的思想性與社會意義。無論人們怎樣指責這種傳統批評方式的局限,它畢竟是一種嚴肅的歷史美學的批評方法,而聯系政治倫理的道德批評,正是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

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什麼是道德的?筆者以為,那就是站在失敗者一邊,維護失敗者的尊嚴,而不是在已經倒下的失敗者身上再踩一腳。最近一個朋友指出﹕“中國這十年來精神資源的大崩解,從人的層次滑坡了一大截,離禽獸相距不遠了,這個大滑坡,大概讓我們的子孫補上好幾百年也不一定補得回來。”因此,在價值脫序的今天,文學更應該維護正義。

哈維爾認為,真正的政治,是為你親愛的人服務,為你的社會服務,為未來的人們服務。根植于政治最深刻的基礎是良心和道德。善,就是站在弱者一邊。無論今天的新新人類怎樣嘲笑“真善美”的文學標準,那些人之所以成其為人的基本原則會永遠聳立在那里,因為,沒有人願意在一個毫無真善美的可怕世界里生存。

然而,高行健卻在一九九八完稿于法國的作品《一個人的聖經》中,對人們輕蔑地說﹕“你何必去伸張正義,而正義又在哪里?”(第146頁)“那種激情和義憤該拿去喂狗。”(第156頁)似乎經歷過文革被強權欺凌過的人,就應該永遠放棄抗爭。在一個特別需要正義、道德和勇氣的時代,在一個特別需要悲憫與同情的時期,芸芸眾生的十幾億人中“破天荒”獲獎的第一人,既沒有勇氣去干預生活,也沒有能力在其文本中觸及時代本質。一反常態的瑞典文學院用這次選擇表明,他們對諾獎標準中的人文道德與責任的要求,已經降到歷史最低點。對此,任何負責任的批評家都不會無動于衷。

所有的善,所有的美,都包含在不是這種就是那種的“主義”之中。盡管高行健宣稱他“沒有主義”,但不少評論者都把他視為個人主義者,筆者就曾經在文章中指高行健提倡的是“消極的個人主義”。

然而,關于“個人主義”的定義,卻有哲學定義與中國人習慣用語的區分。在社會哲學上,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是一個社會本體論概念,與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相對應。這種“個人主義”意味著個人乃是目的,而不是達到其他目標的手段。其根本精神,是把個人首先當做獨立的個體看待,而不是首先作為某一國家、民族、黨派或團體的成員看待。其意涵為﹕ 人格獨立、個人尊嚴、個人自由、個人負責、自我實現。

哲學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不是一個倫理道德概念。這個意義上的個人主義者,甚至可以同時是倫理概念上的利他主義者,如羅曼羅蘭曾經宣稱自己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從個人出發,他對人類群體具有最強烈的愛,對社會具有最強烈的利他的責任感,他的個人主義理想是“使英雄再生”。在愛默生的個人主義里,有美的信仰與理想的閃亮。俄國流亡詩人布羅茨基描述自己是“一個離群索居的人”,但他從不放棄用文學干預國家事務的權利。我們甚至可以說,偉大的作家必須是這種類型的個人主義者,浩瀚的文學史如果不是有那麼幾位像羅曼羅蘭一樣的個人主義英雄,而只有要死不活的悲觀與自憐,只有冷漠頹廢的玩世現實主義,那麼,人類的元氣早就喪盡。

然而,我們中國人在使用“個人主義”時,習慣于把個人主義等同于自私自利。這種習慣用法,通常與“自私自利、利己主義、自我中心selfish, egoism)” 等倫理概念同義。當筆者在使用中國的習慣用法談高行健的個人主義時,被一些人使用哲學上的意義予以批判,這是雙方都沒有清楚地界定概念的緣故。而高行健的個人主義,與筆者上面例舉的個人主義作家較少相似之處。瑞典評論家彼德•路德松認為,從集體同謀犯罪中走出來的高行健,現在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個人享受,他信仰的是“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這種極端的、徹底的、享樂型的個人主義,我們只能按照中國的習慣用法--利己主義去理解他了。

一個人選擇如何做人、如何寫作,是不應該受到干預的。即使選擇做一個利己主義者、犬儒主義者,也是高行鍵的基本人權。但在倫理的評估上,不同的生活方式與價值目標有秀異與平庸之分。特別是作為一位指標性的公眾人物--諾獎獲得者,其價值及行為有公眾效應,更有被仔細評估的必要。這是現代社會對公眾人物最基本的要求,而不是筆者非要與高行健先生過不去。

離開斯德哥爾摩的那一天上午,我們在郊區的佛光山聽高行健談禪說佛。他說﹕“實際上佛家對我影響很深,我對禪宗尤其傾心。”言辭似乎還算懇切。禪宗之所以被人向往,就在于它面對個人世俗功名利祿的“無念”。真心傾心禪宗佛道的人,較少“個人”概念,更多“群人”概念。只持安己、樂己之心的人,佛教稱之為“入魔”。成佛者心中浮現的則是“群人性”--利己更利人,凡事隨緣而不退縮,相當于為社會奉獻的義士。而高行健先生是否願意做這樣的義士呢?

從戰火中死里逃生的諾獎得主海明威說﹕“當你看到人們的生活、斗爭和死亡時,你就會開始懂得,有比戰爭更壞的東西,膽怯就更壞,背叛就更壞,自私自利就更壞。”既沒有獲得諾獎也不信佛的顧準,在最黑暗的時代也堅持認為﹕力求在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上尋求自己的靈魂安寧是不足為訓的,他立志做一個“用鮮血做墨水的筆桿子”,這正是佛的大我品格。

沒有信念的寫作是不足道的。靈與肉、忠誠與背叛、光明與黑暗、行動與不行動,信仰與不信仰,絕不能都混為一談。不憚于被人嘲罵為“道學家”,不憚于被人挖苦為“代言人”,在眾人對受難的弱者背過臉去的時候,仍然與他們一同哭泣,這樣的作家,才有可能接近高貴的哲學的個人主義,也才有可能接近佛與禪。

二○○一年一月二十日于瑞典松茲瓦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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