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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金庸武俠小說的罪狀說起

少不丁

金庸武俠小說風行華人社會幾十年,在中國大陸,也有二十幾年了(從1978年算起),從普羅大衆到國家領導人(如鄧小平,蔣經國等)都愛看。這樣巨大的影響力,自然,稱讚和批判的評論多多。到了現今的網路時代,金庸武俠小說能在電腦上輕易閱讀得到,影響更廣了,而各層面的人士都能在網上交流各式見解。

本人絕對贊成王朔爲其對金庸的批判所作的辯護:“爲了‘生態平衡’也得有人罵一句。”至於通俗的形式是否就不能成爲博大精深的思想的載體,是否能登大雅之堂而成文學經典,這是一般的文藝批評的事,本文不擬就這些常見的爭論作論述了。

指控金庸武俠小說的罪狀多多,本文主要收集了若干指控其危害社會的罪狀來論述。這些指控基本上都有很有根據,頗有道理,這媔爲這些罪狀說因由。

金庸武俠小說的罪狀:(以下一邊列舉罪狀,一邊附上解說。)

罪狀1:無法無天--從來不提法制精神,什麽事情都按所謂的江湖規矩辦。說到底,誰的武功高誰就是老大,殺誰都不用償命,更不見司法部門的介入。這一點,還不如《三俠五義》。這樣會把年輕一代的思想價值觀和法制觀往歧路上引。

金庸當初寫武俠小說,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爲了通過連載來支撐其創辦的《明報》。《明報》是香港報紙中較嚴肅的,猶以其評論爲精彩,連中囯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高層都以之爲參考,儘管都曾禁制金庸武俠小說的發行。但是,在香港,嚴肅的報刊的生存是較困難的,因而,通俗的武俠小說就成了《明報》打開銷量的“救命稻草”。

武俠小說一般是說古代故事,當然難以虛構一個法制環境或者具法制思想的人物,只能以曾是中國文化一部分的幫會文化爲背景。象《三俠五義》和電視劇《包青天》等,雖有貌似公正廉明的查案和審案,問題是這種公正廉明需有展昭和包拯這樣的“高大全”才能執行。如果說《三俠五義》和電視劇《包青天》宣揚了法制,那麽,說的精確點,那應該是在皇帝領導下的法制--依法專制,並且,從來也不提現代法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內容--程式。

小說堛漲艘繷W矩,可以看作是故事的背景,又或者是吸引廣大讀者的調味料。不可否認,有部分人士看了金庸武俠小說,或會變得以模仿江湖規矩來作爲解決問題的方式。不過,如果讀者本身具有良好的法制意識,自然就會適當處理這些江湖規矩,把之停留在幻想中。就好象今天我們一般不會指望電影《角鬥士》堛漸D人公進行什麽司法上訴或者根據馬列主義來推翻奴隸制,也不會評點《基度山伯爵》“由於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更加不會指責偉大領袖毛主席點評過的《水滸傳》宣揚江湖規矩無法無天。

儘管鄧小平曾讚揚過金庸的政論和武俠小說,不過,鄧小平並不具毛主席神的地位,官方機構從未宣傳過鄧的有關“重要講話”,否則,誰敢說金庸的武俠小說是宣揚無法無天?

罪狀2:提倡各種神功論--學了所謂的神功後,書中的主人翁才得以出人頭地。在科技昌盛的今天,不去普及一些科技常識,一個個在熱衷於傳播各種各樣的虛擬神功,不知我們的媒體是不是在幫一些邪教製造群衆基礎,培養接班人。

只需中學的物理知識,就可以知道這些神功是不可能的,只能作爲幻想和調侃的資料。在普及義務教育的今天,如果這些教育竟然不敵武俠小說堛滿妖咱\”,倒是應改反思一下這教育系統出了什麽問題。

中國大陸民衆,多曾接受過幾十年的“毛澤東思想是不可戰勝的”的教育,又是在一掌握“先進理論”的永遠正確的政黨的領導下,並經常學習不斷推陳出新的光輝方針、路線、文件和精神等等,對神功論比較接受,這不足爲奇。

中宣部一直對向《超人》、《星球大戰三部曲》這類含有超能力內容的電影持禁制態度,也許,就是因爲《超人》、《星球大戰三部曲》宣揚了神功。不過,官方對於被毛主席讚揚過的《西遊記》則一向禮遇有加。對《西遊記》堛滲咱\的標準說辭是“反映了古代勞動人民戰勝自然的樸素願望”。沒人敢說《西遊記》是宣揚了神功論乃至於是幫了一些邪教。

另外,“我們的媒體”的“我們”是誰?是你我他嗎?是讀者嗎?自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媒體可都是“黨的喉舌”啊。如此混淆“我們”和“黨”,真教我害怕。

罪狀3:大力渲染江湖義氣--江湖義氣比國法家規要重要,所以,什麽幫什麽派之類的組織在武俠小說的倡導下,已經深入民心,在一些地方的小學堙A據說都已出現了小學生自發組成的類似於黑社會組織的幫派組織,至於社會上的則有數不清黑社會組織在給政府添亂。

如果說金庸武俠小說成了黑社會的教材,那麽,象《閃閃的紅星》打土豪分田地,象《烈火中永生》搞地下工作,這些官定的經典影片堛滬痔R英雄們,還有毛主席欽點的《水滸傳》梁山好漢們,有沒有重視過國家法規呢?“文革”期間的各“革命”幫派組織的成員,可都沒有讀過金庸武俠小說,還不是能成立幫派組織而進行無法無天的活動嗎?如果說革命同志的非法活動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那爲何又要求武俠小說宣揚法制而不提江湖義氣?是不是在法制面前,革命理想比江湖義氣高一等?是不是進行“階級鬥爭”的農民起義好漢們比金庸好漢門高一等?

罪狀4:宣揚暴力--滿篇都是打打殺殺,仿佛暴力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

其實,在中國大陸長大的人士,從小對暴力就不陌生。1978年以前有反映革命戰鬥/鬥爭的故事、連環圖和電影,以及被灌輸的暴力革命鬥爭的理論(暴力革命是唯一正宗的革命手段,議會路線是修正主義),還有“文革”期間的“武鬥”和各種“專政”的經歷了;1978年後再加上了各種的港臺武俠小說,充滿暴力鏡頭的西片等等。

如果說武俠小說宣揚暴力,那麽,把它們撤掉也不見得身邊的暴力宣揚減少很多。

故事有暴力情節並不意味著就是宣揚暴力。讀者是“看熱鬧”還是“看門道”是讀者自己的事情,一些讀者就是容易被一些作爲“熱鬧”的細節所迷--或被這些細節毒害,或對這些細節反感。就如電影《搶救雷恩大兵》、《野戰排》和《獵鹿人》等等,充滿血淋淋的戰爭場面,喜歡軍事的人會注意到很多的戰鬥知識,對流血敏感的人會憎作品中的血淋淋的場面,而這並沒有改變這些作品的人道主義和反戰的主題。對於金庸武俠小說,喜歡武打的人士會欣賞大量的武打情節,善於獨立和多元思考的人士會看到對儒家傳統中迂腐、虛僞、殘暴和重權謀的陰暗面諷刺和批判,多情人士會爲小說中男男女女轟轟烈烈的愛情所感動。又如讀《紅樓夢》一般,“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說到底,金庸武俠小說之所以有這些罪過,是因爲:金庸從未受過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的熏陶,竟然在封筆多年後的1978年,其武俠小說乘著改革開放之機,“從香港這個殘留著最多中國舊文化的‘文化沙漠’殖民地隨著各種外來糟粕混進來”;他的作品既沒有被偉大領袖公開欽點過,也沒有被中國作家協會支援過(例如,沒有由任何一位革命文人作序以提醒各位讀者“由於作家的階級立場和歷史局限……我們要對其糟粕……”),更不能與黨中央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倡導的“主旋律”保持一致,居然在佔領了海外“小資”華人的市場後以摧枯拉扭之勢成爲中國大陸最受歡迎的讀物,最最佔領曾被“毛澤東思想”或其他領袖的“理論”或“思想”武裝頭腦的廣大讀者的眼球和心靈;金庸風頭還越演越烈,竟然常成爲中南海座上賓,做文學院院長,狂拍電影電視劇。

如果金庸的作品能夠按照毛主席的“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的文藝宗法被收歸爲政治圖騰的一部分,也許他的作品就不會被早已昄依的“五四”新文學的名門正派們這樣抗拒了。最近,《射雕英雄傳》的部分章節被收錄爲中國大陸語文課本的課文。儘管這引起很大爭議,不過,既然能以標準政治文藝評論語言來評價郭靖,這也算是對金庸的作品以“延安講話”文藝宗法進行“正果”化的小小嘗試了。這路還長,畢竟,再也不會有毛主席欽點金庸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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