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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高行健獲獎給朋友的信

崔衛平

(崔衛平現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思想文化隨筆《帶傷的黎明》,文學論文集《看不見的聲音》,譯著《布拉格精神》,即將出版譯著《哈維爾文集》,編著有《蘋果上的豹——當代女性主義詩歌》、《不死的海子——海子評論集》等,為國內知名的文學評論家之一。)

親愛的朋友﹕

你幾篇文章中的多數觀點我都同意,尤其是你堅持認為中國人也有權闡釋諾獎標準,是一種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態度。那種以外國人的權威“馬首是瞻”,不敢說半個“不”字的做法,是和他們(曾經)的政府一樣,使用的是兩套標準。

你文章中引用的某些說法令我瞠目結舌﹕“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在實際上,有關文學獎的評判標準包括理想傾向的定義和解釋問題,從來都是文學院的特權,他人的判斷是無效的。”什麼叫“特權”?難道這個諾獎評委會是一個小小的文學極權組織?恐怕諾獎評委會中的人自己也不會這樣說吧?說到底,這不是“有效”或“無效”的問題。即使除了這個評委會之外的人所說的話都是“無效的”,任何人發表自己的言之有理或荒謬絕倫的看法,都是這個人自己的權利。誰都知道,參與真理、參與公共行動是每一個人的權利。不然,這個獎和文學活動都會很沒勁,很不好玩。

處于這麼一個遙遠的地位,我更關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在何種程度上,一個國家的人民不被自己的政府所尊重,因而他們也不被其他民族的人民所尊重?一個國家的政府長期拒絕和遮蔽自己人民的聲音,因而這些人的聲音也不幾乎不被其他民族的人民所聽見,也逐漸被認為是不值得考慮和無關緊要的?在這個意義上,談論這次諾獎的結果,在我看來,是一次了解和認識我們自身境況的機會。畢竟是一位中文作者以他的中文寫作的作品而得到評估,因此不能說和我們這些仍然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們毫無關系。現在繼續談論這件事,已經不是和“諾貝爾人”(及“文學正義”的事業)有關,也不和我們過去及今天看待諾獎的心態有關。

這次評獎也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我們看,中文讀者幾乎完全被排除在外!漢語界對高行健這兩部小說的反應(當然是沒有什麼反應)不能構成對它們做出評價的依據。當然,大陸方面的原因從表面上很好解釋﹕因為被“封鎖”啊。某種限制當然是存在的,並一時改變不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大陸的人們仍然是可能的讀者,對這些可能的讀者其可能的反應可以不加考慮,完全置之腦後,沒有留下任何可能的余地。從技術上說至少是這樣﹕在大陸讀者仍然缺席的情況下,在不存在大陸讀者這個維度的情況下,做出這個頒獎的決定,至少顯得太倉促和缺少慎重。

很顯然,高行健的小說大量涉及大陸前幾十年的社會歷史現實,如何對它們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大陸讀者應該有不可忽視的發言權。捷克小說家伊凡•克里瑪在談到她“逃亡”巴黎的同胞、同行米蘭•昆德蘭時說過一句話﹕昆德拉在作品中所描寫的當時捷克的社會現實,是任何一個在布拉格住上一段時間的外國記者都能夠得到的認識,即是比較膚淺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高行健小說中的許多描寫和從中得出的一些頗有哲理色彩的議論,從我們這里身處其中的一些人看來,也沒有超出克里瑪對于昆德拉的這個評價。當然這是今天我們讀到高行健的作品之後得出的看法。而如今擁有這個看法,與我們在有關國內國際的無數問題上擁有自己的看法一樣,是完全無效(這里用得上“無效”這個詞)。這里,我們又一次被推向完全無能的境地。

實際上,大陸讀者的情況要比人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據我所知,至少在一個有限的範圍之內,那些在海外的詩人作家仍然被大陸的讀者所閱讀,比如北島、楊煉、虹影。我們也曾通過某些渠道讀到高爾泰的陸續發表的小說《家園》。高爾泰的這個東西廣受歡迎,在我手上,就傳了好幾個人。這樣民間的流傳不是任何一個權威的召喚,而是高爾泰作品本身的魅力。

包括大陸以外的中文讀者,對高行健小說的反應也是寥寥無幾。李歐梵先生在他和陳建華、王曉明的對話中談到在課堂上講過高的戲劇,而沒有講過他的小說,可見高行健的小說在漢語界的位置之一斑。而這樣的情況也同樣被忽略了。我不知是否能說,在某種意義上,對大陸以外中文讀者(人們)的理解和重視程度,是和對大陸讀者(人們)是否被重視和理解聯系在一起的。

而所有這些被忽視的“可能的讀者”是什麼樣的人?“這些從來沒有露過面的人他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一個法國的文學家或者一個德國的普通人都可能會這樣想(如果他們偶然想起過這個問題的話。)在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中,這些人具有什麼樣的思想感情?具有什麼樣的判斷力?包括政治上、美學上和文學上的判斷力。

在一片“逃亡”及“逃亡大勝利”的呼聲中,這些沒有逃亡的人們是怎麼生活的?他們怎麼不逃亡?他們是“合作了嗎”?是在什麼意義和什麼程度上與自己的政府“合作”的?這樣做會帶來什麼樣的精神上和心靈上損害和痛苦?又會帶來哪些自我的安慰或欺騙?至少因為如此,他們和和他們的政府一樣是不可信任的吧?

當然,也許有個別例外。那麼有人是堅持的。誰是堅持的?他們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堅持的?這些人以什麼樣的方式能夠讓人們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有效”還是“無效”?在何種意義上,才能評價這種堅持的意義?或許就沒有什麼意義 ?在那樣一種總體環境中生活了許多年,這些人的頭腦和精神難免同樣受到損害,他們能夠存活下來,這就說明他們肯定是在某些方面是“合作”的。

抑或壓根就不存在諸如此類這樣的問題!最有可能的是,中國現在已經完全和世界接軌?!根本不存在一兩個“別有用心”的人不斷提出的人的權利及言論自由問題?!(這敢情最好,否則令大批善良的人們良心不寧。)

所有這些看起來頗為纏繞復雜的問題,在我們這個現實中僅僅是十分初級的。我們面臨的現實要比這些更為復雜和纏繞若干倍,它們是許多“從外面”談論中國的人們難以想象的。的確,這種情況很像那個著名的表述﹕外面的人看不出來,里面的人說不出來。一個手頭的例子是,我說過要寫一篇文章談談對高行健作品的不足,就得到一些朋友當面勸阻,認為這樣做客觀效果是站到了某一方面。從大局考慮,我還是“不要這樣做了吧。”

總之,如果一個政府需要進一步論證自己的合法性,需要進一步就自身的正當性做出說明,其公民的合法身份和各種正當性都有進一步澄清和論證的必要。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公民們的政治和文化身份都變會得曖昧不清乃至和混亂不堪,不僅是別人,他們自己也難以指認,難以做出恰如其分的說明。

他們像一群影子一樣無聲無息地存在。在實際生活中,他們對自己所處社會和所處境遇的發言權幾乎等于零!這次順便地,在遙遠的國度人們的眼中,他們對于描寫自己所處生活的文學作品的發言權也無疑等于零!說句實話,這次諾獎的結果,頒發給一個不被他的祖國讀者閱讀的中文作者作品,極大地傷害了許多中文讀者的感情。這是我在朋友的圈子中不斷聽到的一句話。

不僅是中文讀者收到了無視和冷落,受到同樣不公正對待的還有中文本身。在談論高的獲獎這件事時,翻譯的問題一再被人們提到。在網上讀到不久前在香港台北國際書展展前記者會後,馬悅然教授“用流利的中文表示,……由于外國人很少懂中文,若中國作家的作品不譯成外文,沒有太多人能夠欣賞。因此翻譯者的水平很重要……”,他還舉了老舍的《駱駝祥子》受到不公正翻譯的後果。這肯定是說出了某個實情。很顯然,若是想把中文作品變為非中文讀者所能閱讀的東西,翻譯的作用怎麼估計都不過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當感謝所有熱心介紹中文作品的所有專家、學者。

但問題很簡單,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為等著被翻成他國語言才寫出來的,一個還在用母語寫作的作家首先是和自己的母語打交道。這與他住在什麼地方關系不大,一個作家居住在什麼地方寫作完全是偶然的。

在深邃復雜的母語環境中,在此前存在的各種文本--傳統和現代的小說文本及民間傳奇、其他文本如電影和戲劇文本、政治文本、宗教文本、歷史文本、教育文本、各類譯文文本甚至媒體文本等等--之間產生復雜的對照和關聯,做出種種公開的和隱蔽的對話、變換、交叉和交流;穿梭于無數的外部限制之中,並通過作者嚴格的內在制約,最終產生出一個新的奇異變幻的靈動空間。這其中有著太多的奧妙和可能擁有的活力,它們都是在母語的綜合性背景上才凸現出來的,換句話說,是母語提供了一部新作是否擁有生命力和開放性的最終根據。單靠譯文對某部作品作出評價,脫離了其原來血肉相聯的語言背景,那麼,在這部作品作為譯文受到關注的同時,這部作品所屬的母語所具有的權威性便被置之不顧;產生這個母語環境的流動的生活便遭到了冷落和遺忘。

還有那些屬于語言修辭學、寫作技術上的全部問題!什麼叫用詞的“增之一分嫌多、減之一分嫌少”?這“一分”和那“一分”是怎麼計算出來的?如何讓一個詞出現在合適的光線之中?賦予它什麼樣的色彩、什麼樣公開的和隱蔽的含義?它和它周圍的其他一些詞又是處于什麼樣的搭配之中?句子和句子之間是如何銜接、轉折和過渡的?一個句子怎麼起頭、如何無中生有地冒出來,仿佛像是從深淵中開放的花朵一樣,既自然又石破天驚?在一個單元之中,幾個連續的、相近的意思如何把它們翻來覆去、運用句頭、句尾的巧妙裝置最終表達得完全不重復,以便造成不斷行進的幻覺等等,這些都是一個母語運用者獨具的心思和秘密的技巧,而最能夠配合這樣一位作者的是使用同一種語言的人們。在這個意義上,中文讀者不僅對高行健作品中所描繪的社會歷史現實比較有發言權,並且作為母語讀者,對于高行健作品的語言藝術的評價也更為擁有權威。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紅樓夢》的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的差別,在同一個英文譯者的筆下,恐怕是體現不出來的。

從網上讀到署名曹長青的關于高行健的文章(出現的是繁體字,是一位台灣人嗎?),他對《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做了深入細致的閱讀,他閱讀文學和大陸生活都很敏銳,他所指出的那些問題我都有同感。比如他引出高的這樣一段﹕“党一旦決定發動一場鬥爭,沒有一個單位不鬥得個你死我活,誰都怕給清理了。”“再比如學習,不是字典裡說的掌握知識或學會某種技能,不,這專指肅清不符合党當時規定的思想……‘五七幹校’決非古今中外通常的學校,報名也好不報名也好,指定誰便非去不可,還不可以退學……”154頁。曹先生指出其中的問題是“給外國人介紹背景材料的文字”,從修辭學的角度,我還要加上一句﹕這樣的文字實在是不夠“自律”,一點也不講究!一點寫作上的難度都沒有!一個職業作家怎麼會允許自己寫下這樣的句子?一位更年輕的朋友聽了我念了書中的幾句,說﹕“怎麼像是翻譯過來的文字?而且是翻得最不好的那一種!”

(這里我也趁機加一點“給外國人介紹背景資料的文字”﹕在得知高行健得獎以後,周圍的不管是專業人士還是非專業人士都在想方設法找些他的作品來讀。可等到看到作品本身之後,大多數的反應是“讀不下去”、“沒有任何閱讀快感”、“提不起興趣”、“令人打瞌睡”等。)

從文本的自律、中文寫作的自覺這樣的角度來看高行健,對不起,我就要對這位“千僖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為不敬了。我是較早在大陸擁有《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這兩本書的人,到昨天還沒有寫出一個字象樣的評論,其原因我現在可以更為清晰地表達成這樣﹕對付高行健的作品,並不是一個嚴肅的批評家的工作,而是一個出版社的編輯就能輕松完成的事情。試想,假如踫上一個比較年輕一些的編輯(35歲吧,也已有十年從業經驗),這個人不知道高行健八十年代及後來去法國以後的戲劇工作,也不知道他是一名“逃亡”巴黎、發表“去國聲明”的那位先生,當然也不會知道他原來出身于藝術世家、會畫畫、彈鋼琴等等;總之,是一位無名的作者把他自己的小說郵寄到了國內某出版社的編輯部,那麼,等待著他的最為可能的就是這樣一封退稿信。其中的文字也許簡單、粗暴了一些,但對于看不出什麼潛力來的無名作者,一般的編輯可能就是這麼做的,這樣的粗粗一瞥更能看出高行健小說的某些實情。

高行健同志﹕

您好!大作《靈山》已拜讀。這是一部頗費心力的作品,雖然從文字上看,您還十分年輕稚嫩。您對文學的執著投入,讓我們這些從事文學圖書出版的同志感到欣慰。

但是,作品的毛病不少,大致說來,有這樣幾項﹕

一,說的主題模糊,內容陳舊,表達手法也較為滯後,均停留在八十年代初期。

二,書中議論太多。寫小說就應該寫故事、寫人物,過多的議論會妨礙讀者的正常閱讀。我個人認為,這些議論也比較陳詞濫調。進一步說,如果把議論當作作品的主要框架,就更站不住腳了。當然,如果哲學議論能夠寫得象米蘭•昆德拉那樣具有深度並編織在全書的有機結構中,還是能吸引讀者的。這樣說對您不一定不公平,您也許沒有讀過這位捷克作家的作品。

三,作品的語言較為粗糙,病句較多,米飯里摻沙子,讀來令人頭疼。建議以後多讀中外世界名著,以提高自己的文字修養。

四,大作中的性描寫比較多,這與當前國內的文藝政策不符。既然說到這里,也順便說一句,大作中的性描寫段落看去太似粗暴的、農民式的性幻想,這與您在作品中力圖營造的知識分子氣息大相悖離,建議您在修改時加以考慮。

作品中還有一些細節問題,這里就不一一贅述了。總之,我們認為大作尚未達到出版水平,現隨信掛號寄回,請您查收。

此致

敬禮!

編輯xx

xx編輯部(公章)

199025

在前面提到的那個三人對話中,李歐梵先生還說到高行健在歐洲有很大影響,高行健是用法文寫作。這引起了我的深深的興趣。我不妨來想象一下歐洲人、尤其是法國人怎麼接受高行健的?他們歡迎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高行健?

當然他們需要一個中國人,一個曾經具有特異的國籍身份和仍然擁有特異的文化身份的人,這個人身上的特殊背景和蘊含能夠滿足他們對于異域風情和恰到好處的政治異議的向往,甚至他的苦難和“弱點”(高在台灣的講演中講到“弱點”),也正好滿足這些人自啟蒙運動以來的某種“寬容”和多元精神,甚至包括某種悲憫情懷﹕“來吧,讓我們擁抱這個曾經和無數沉默的影子們一起生活、他本人也像影子一樣的人!”

但同時,這個人身上的“異質”目前不應對他們構成任何危險和具有威脅性。那麼這個人應該是“歸化”和“歸順”的,應該是被他們的文化所“教化”的。他不僅這樣做了,同時如果公開表明他的“歸化”、“教化”的立場則更好!當然高行健做到了所有這些。他毅然“去國”,並不再和大陸的中文世界發生任何關系,便證明了這一點。在這次台灣的講演中,當他說﹕“民族性的認同我認為是虛假的問題”時,無疑更加確鑿地證明了他是一個成功的“歸化者”。這也許讓一些法國人和其他歐洲人聽上去非常順耳,感到非常放心,也許不經意中還生出幾分他們民族的或歐洲的自豪感。(對他們當中的個別人來說,是否還有個人的成就感呢?)但是天哪,一個作家--語言藝術的運用者,一個本應深諳民族語言所有那些微妙和美麗方面的人,怎麼可以如此輕率地談論“民族性的認同的虛假”?在我們的耳朵聽來,出自一個作家說出這樣的話,幾乎接近對于中文的詛咒了。

正像漢娜•阿倫特(1906--1975)曾經分析過的那位猶太婦女Rahel Varnhagen,她竭盡全力把自己“歸化”,以便使得所處社會能夠接納她,但她最終是不成功的,在別人的眼中她仍然是個猶太人!她介于猶太“賤民”和“暴發戶”之間,到頭來也沒有被那個社會所接納,這給她帶來了深深的煩惱、苦悶和孤獨,盡管她自己並不明白它們來自何方!她在別人眼中仍然是個“異類”,這與猶太人總體處境密切相連,否認個人“身為猶太人”這個事實是愚蠢的。

目前在我眼中的高行健正是這樣一位人,他拼命試圖“歸化”,試圖忘掉他命中注定分派給他的“身為中國人”的那個角色,也讓別人忘掉他的這個身份,從表面上看,他也做得比許多人成功。但至少從他的作品的行文中所體現出來的,他仍然是那個中國人。他口口聲聲的“個人”及“個人自由”,在我們聽來,一方面說明他本人遠遠沒有從過去時代的惡夢中走出來,屬于仍然比較僵化的那種中國人,仍然沒有完成從“整體的人”向“個人的人”的轉化,從中看出的僅僅是最是不自由高行健,最是不個人高行健;而另一方面,“個人”又是他進入西方社會的入場卷,是要求得到承認的托福卷答題(歐洲的“托福”)。一個人要求得到承認的沖動可以理解,但更深的問題在于作為邊緣的“異類”是怎麼產生的!被當作“異國風光”“異國情調”的責任當然不在于高行健甚至西方人!難道不是他越是強調個人,或如何以“個人”的身份得到承認,他身後拖著這個社會歷史的陰影變越濃重、越顯突出?

(而作為個人的法國人或瑞典人、其他什麼人對中國人所做的,最多也就是幫這些“個人”一把。這樣說,千萬別以為我指望任何西方人,我只相信國際歌里唱的“一切全靠我們自己”。說到這里,不免還要添加一句,即使是不好的生活,也是我們自己的生活!)

老實說,這次讀高行健的小說包括他的領獎演說,又令我要說每每見過從國外回來的老朋友之後經常說的一句話﹕我們這些仍然留在國內的人,能夠隨著自己身邊環境的流動而流動,隨著腳下奔騰不息的生活道路的改變而改變和調整自己,在國外的一些人怎麼從思維方式到語言表達還是老一套!他們在人格心靈和話語模式上成為我們80年代初期的活化石。與之相比,我們這里的領導和御用文人在處世姿態和話語技巧上都比他們變化要大得多。(最後兩句話是我的朋友郝建加上去的,我也舍不得刪。)

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法國人對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沒有表現出如同這次對待高行健同樣的熱情和興趣?他們兩人同樣逃往巴黎、同樣能用法語寫作、同樣有著特殊的政治背景。我的理解是“時代不同了!”在某種意義上,高行健所代表的象征意義和昆德拉差不多,都是聲稱個人自由至上(盡管昆德拉的小說及其中議論部分的水平比高行健高明多了),但是昆德拉的那個年代冷戰還沒有結束,東西方陣營的對立、意識形態的對立仍然相當嚴重;還要加上的一個心理學的原因是,人們對于某些話題(比如人的權利、自由民主等)的耐心還沒有完全失去。其實哈維爾當年就曾指出過這個問題。他在談到和來自西方的和平鬥士打交道時﹕“我們每次將人的權利引進關于和平的討論,指出情況的復雜性和表明不一致的態度,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我們被認為是無可救藥的,那些人根本不想聽聲援之外的話。”顯然這些人對哈維爾關心的問題聽厭了,感到膩歪了,他們對此“發煩”了。又是十多年過去了,世界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些當年就快被聽厭了的問題現在越發使人們感到沉悶和難以提起胃口。他們在心理上完全不想接受!不想接受也不想承認世界上居然還存在這樣一個高行健所不要的國家!想象自己處在一個祥和的、單是由不同文化組成的、鶯歌燕舞的大同世界多好!于是高行健適時地被推到了前台!開玩笑,這就相當于哈維爾坐牢的時候給昆德拉頒發這麼一個獎!

好,親愛的朋友,一口氣說得夠多的了,就此打住。保重!

二月七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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