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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中研院政治學老師吳乃德
陳真

這篇文是“回應”中研院社科所政治學老師吳乃德,他的文章標題是﹕《人的精神理念在歷史變革中的作用﹕美麗島事件和台灣民主化》該文發表於『21 世紀的台灣民族與國家』研討會,吳三連基金會主辦,1999/12/21-23.
  我這文只是私人e-mail,登於此 mailing list,至於是否和醫學或心理學或精神醫學“有關”,這我不說了,我想應該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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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匆匆寫,雖然長篇大論的,但希望你別看得太嚴重,就當做一般e-mail 大略看看就好了。
  我雖然沒有能力“針對”你的這篇文章做評論,但是卻有能力針對這個主題說「我的」看法。這個看法,能夠納到一個所謂學術的架構下,但是,這樣會很花時間, 而且似乎反而不容易說清楚,所以,我還是自由「漫」談比較好,想到什麼寫什麼,沒有結構。

雖然有點「語無倫次」,不過,完全出自我內心深處。我的意見大約是﹕
  1. 我贊成「精神價值」的因素應該被「想到」, 至於怎麼研究或能不能研究那是另一回事了。可是, 我「感覺」它總是被某種強調「嚴謹」的學術所遺忘, 也就是說「連想都沒想到」。
  2. 也許我們對「專業」、「實證」、「科學」的過份崇拜, 使我們陷入對「瑣碎」因素的執著, 而「忘記」那可能起了很大作用的「精神」力量。
  3. 我認為價值的東西該被「想到」, 不是要說它是「可以研究」, 而只是想「強調」它該被想到而已-相對於許多人看社會現象時, 根本對這些「個人精神層面」的東西嗤之以鼻。
  4. 但是, 我不認為「精神價值」的東西可以用實證的方法去研究。我認為事實 (fact) 和價值 (value) 間有個大水溝, 不是人力所能跨越。它們是屬於事物兩個完全不一樣的領域。一個是相對的、偶然的(contingent),一個是絕對的、先驗的 (transcendental)。我記得Charles Stevenson因此說過:「最重要的問題從哪裡開始, 我們的研究就應該在哪裡結束。」附帶一提, 這個Stevenson 是Wittgenstein的學生, 從劍橋回到耶魯教書, 時值二次大戰, 在一片愛國、道德熱情洋溢的時候, 他卻潑人家冷水, 主張「道德是一種情緒」, 和Wittgenstein 一樣, 他也認為道德、價值是「不可說」的 (unsayable, ineffable), 當時的宗教領袖受不了他, 出面譴責其教壞人心、侮辱道德的神聖 (因為說道德是「情緒」聽起來等於說它是「非理性」), 耶魯大學就把他解聘了。
  5. 我完全能認同道德、精神、價值等等這些東西是「不可說的」這種說法。不過, 我們雖然無法「研究」精神價值是怎麼一回事, 卻能「指出」它的存在。就好像我們雖然無法用科學事實「證明」或「研究」母愛究竟是「長怎麼樣」, 但卻能透過「非科學的」、「非命題式的」(non-propositional) 表達方式,「指出」它的存在。換句話說, 掌握「精神價值」層面的東西, 也許只有靠相對於「實證分析」或「理性論證」這些方法的各種「非理性的」藝術表現形式。
  6. 我說的這個「藝術」, 不是指我們一般理解的那種藝術, 而是廣義的, 只要 「非科學的」都算。在部份歐陸哲學以及Wittgenstein哲學中, 在談論到「哲學本質」(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時, 有這樣的一個科學/藝術或科學/倫理的二分法。不過, 這個說來話長, 總之, 大約很接近於我們說的「科學/人文」那個意思。
  7. 這樣的「藝術」方法, 和實証的方法有許多的不同, 比如說它不提出假設、它不做解釋 (explanation), 它不形成理論, 它不求所謂「嚴謹」, 也不求合乎「邏輯」。換個方式說, 這樣的方法, 不是要提出證據來「辯倒」別人, 而是要「說服」別人、「吸引」別人的注意力到某個事物上, 說服別人也跟我們用同樣的眼光看世界。Wittgenstein 說那就像傳教士傳教一樣, 是一種「詩的語言」或「比喻式的語言」, 而不是「科學的」語言。
  8. 過份地注重科學、實証分析, 使我們忘記那「精神價值」的重要性, 而一味談論那些微不足道的表面實証因素。Wittgenstein批評說「我們這個時代所犯的最大妄想之一就是以為這個世界可以用事物間的自然法則、因果關係來解釋」; 這樣的解釋是瑣碎的、套套邏輯的。
  9. Martin Heidegger也曾批評過這種對「科學」、「嚴謹」的思考方式之過份尊崇, 使我們面臨一種「虛無的威脅」的現象 (a phenomenon of threat of nihilism), 使我們抓不住世界的本質, 他說這是一種對「生存的遺忘」(forgetfulness of being)。我不知道這是否接近你說的無法「認知歷史真實」(sense of reality)。當我們透過語言或概念去理解世界時, 概念的表象 (representation) 特性只會讓我們在事物瑣碎的表面因素上打轉。晚期的Heidegger因此主張語言 (即概念) 之「詩的特性」, 比較能趨近這個世界的真實 (reality)。
  10. 我不是會亂信口開河的個性, 寫這麼長的一個回應, 不是臨時瞎掰, 而是因為我這幾年來, 也常常在想這些問題。我的論文其實就是在談「事實/價值」或「知識/道德」等等的「關係」問題。我主要是研究Wittgenstein 的語言哲學觀念之轉變; 談「概念的形成」和「真實」(reality) 間的「關係」(所謂「語法」(grammar)), 討論我們如何透過語言 (概念) 來理解真實; 不管前後期的Wittgenstein 之「語法」觀念如何轉變, 他一直都認為「價值」是在事實 (或現象) 之外, 而事實之外的「先驗」(transcendental) 領域才是「真實」(reality) 的「終極/絕對意義」(ultimate/absolute meaning) 來源; 科學上追逐的那些「原因」只是事物瑣碎的意義。
  11. Wittgenstein 雖然在哲學上領風騷幾十年, 而且似乎是越來越紅, 去年時代雜誌 (Time) 選千年人物或什麼的, 每個領域選一人, 哲學就是選他。可是, 他的哲學中這些核心的想法, 實際上, 在羅素或維也納學派 (the Vienna Circle) 主導的「科學的哲學」(scientific philosophy) 之「威風」下, 是一直紅不起來的。現代當紅的仍是一批以為事物的意義或價值存在事實「裡面」的所謂「自然主義者」 (naturalist) 或「科學的哲學家」(scientific philosopher), 比如Quine, Davidson 等人或早期一點的Dewey。
  12. 但我認為這些以為用「科學的方法」可以找到「意義」 或 「規範性」 (normativity) 的想法是荒唐的。比如羅素認為用「科學的心理學法則」(psychological laws), 我們就能「鎖定」意義, 他說意義是「事物一種可以觀察的性質」(an observable property of observable entities), 所以可以用科學方法 (邏輯分析) 研究。
  13. 更荒唐的如 Quine 認為我們的信念(belief) 之規範性(normativity) 純粹用神經科學 (neuro-science) 就可以解答, 好像意義就存在神經元堶惘的。
  14. 這裡, 所謂「意義」(meaning)、「價值」(value)、「信念」(belief) 等等, 當然不是我說的這麼簡單。不過, 那不會太影響我想說的重點, 也就是: 意義或價值不在事物「裡面」; 在事實裡面尋求價值或意義, 找到的意義是瑣碎的; 「絕對的意義」(absolute meaning) 在事實之外。
  15. 不過, 雖然我一直強調精神精神精神或意義價值等等, 但我不以為有個「很特別」(specific) 的、具公眾意義、而且很「感人」的「精神」在台灣的民主化歷程中起了作用。如果有人能找到這個東西, 如果它能被稱呼為一種公眾的「精神」, 那我相信全世界的人恐怕都具有這樣的精神。就好像我不會以為清朝取代了明朝的過程中有什麼特別感人的「普遍道德精神」起了作用一樣。
  16. 我這麼說, 不是要鄙視或低估這個「道德精神」, 相反地, 我對它有無比的推崇, 我甚至常想, 這可能是人類所能做得到的一種最普遍的、也是最純粹的道德形式。
  17. 我不知道要怎麼稱呼它, 它像是一種基本的「道德感」(moral sense), 或者說一種「普通常識」, 就像我們建立起各種繁複的知識形式, 包括數學物理或社會學等等所有知識的那個「底」, 就像一套數學系統的基本公設 (axiom) 一樣。雖然我們無法證明基本公設, 但全部的人都相信它們是正確的。在這些「簡單」的公設上, 我們建立起複雜的數學運算形式。沒有了公設, 就什麼也建立不了。
  18. 我看不出來知識的「底」跟道德的「底」, 有什麼不一樣。兩者同樣都是我們「自動」會明白某些東西絕對是 (知識上) 「正確的」或 (道德上) 「好的」。這個「自動」, 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
  19. 觀眾對於電影中的好人壞人, 幾乎可以說是毫無異議地達成「共識」, 這件事, 常常使我覺得很神奇。大概不會有「正常」人會認為巫婆是純潔的, 而白雪公主則是大壞蛋、該拖去槍斃。對於什麼是悲劇收場、什麼是皆大歡喜, 不管處於什麼文化, 我們也都似乎有完美的「共識」。看到有人去世, 其親屬哭泣, 我們也絕不會疑惑地去「研究」或詢問對方為何哭泣。
  20. 說它是「共識」似乎不太對, 因為這樣聽起來好像說我們大家事先有開會討論過, 或者好像是說它是某種歷史的偶然下的產物, 或者好像是說它甚至可以透過學習或模仿、效法來達成似的, 我不這麼認為。相反地, 我認為它是「自動的」、「先天的」、「沒有為什麼的」、「天賜的」。
  21. 在這個「底」的層次上, 道德和知識的界限就沒有那麼清楚。即使在知識上, 「終究」而言, 我們也許不該說我們「知道」, 而應該說我們「相信」, 因為有一個「底」, 是「被給定的」(given), 我們只能接受而無法懷疑或探究的。
  22. 康德也曾說:「到『最後』, 我們該把『知識』讓位給『信心』(faith)。」換句話說, 我們其實什麼都不「懂」, 我們只是「相信」而已。這聽起來很像在講宗教, 好像「知識論」(epistemology) 講到最後都得請上帝出面, 不過, 事實似乎也是如此。這有點像Kierkegaard講的 (宗教上的) fideism, 我們先「信」了, 再來找理由。兇手先抓來定了罪, 再來想辦法逼他口供當成「證據」, 在這個基礎上, 衍生出各種知識或道德形式。
  23. 你知道有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這種研究, AI 機器人能做的事越來越多, 早在20-30年前, AI就能比羅素的「數學原理」證明各種數學定理證明得更簡潔。AI兩三年前也打敗了世界棋王, 所以, 很多人擔心人腦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高明之處。不過, 我認為AI被兩樣東西打敗了, 一個是非理性的東西, 比如「做比喻」、直覺、感情等等, 另一個就是「普通常識」。
  24. 人工智慧可以處理複雜的運算, 但卻無法明白各種「最簡單」的道理。比如它無法明白一個人如果是180公分, 為什麼就一定不是100公分。我們也無法明白「為什麼」, 但是我們把它當成「普通常識」, 所以根本不必問為什麼。當我們把一樣東西從 P 處移走, 那這東西當然就不會停留在P處了, 但是AI無法「自動」明白這個道理, 它必須做「思考」, 最大的問題是它思考了老半天卻仍無法給出證明。
  25. 我們當然也無法給出證明, 但是我們卻「直接」把它當成普通常識,「直接」就信了, 根本不必問為什麼, 因為上帝給了我們邏輯, 我們對邏輯有信心, 因為它是絕對的、超越我們的經驗的, 就像上帝給了我們「基本的道德感」一樣, 它也是絕對的、先驗的。在這個意義上, 兩個性質南轅北轍的東西--道德和邏輯, 卻似乎具有同一種基本性質, 所以, Wittgenstein常說「邏輯和倫理是同一件事」。
  26. 大約100年前, 普林斯敦有個著名的數理邏輯學家, 叫做Kurt Godel, 提出一個「不完全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s), 大約是說: 用精確形式語言和規則建立起來的一個形式系統 (formal system) (好比說一種算術或邏輯運算系統), 如果它是真的 (true), 那麼, 這個系統媕Y必然會存在一些無法証明是真或假的命題, 但我們卻能「高高在上」、憑上帝所賜的普通常識能力就能知道這些命題是真的。可是, 人工智慧卻沒有這個能耐。
  27. 這個「不完全定理」, 許多人把它視為對AI的致命一擊, 說它恢復了人類的「自信」, 因為那表示人類和「人工智慧」是不同種 (category), 我們技高了一籌, 我們有人工智慧根本無法明白的、最簡單的「普通常識」。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普通常識, 卻構成了人和機器一個不可跨越的差距。
  28. 同樣地, 我們若看電影, 看到有「歹徒」殺人放火姦殺擄掠, 我們看了義憤填膺, 如果有人這時候問「你為什麼說他是歹徒呢?」我們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是「普通常識」, 這是一種我們據以判斷「對錯」(即知識的) 或「好壞」(即道德的) 的「底」, 它沒有什麼為什麼, 我們只能接受它, 凡事只要違反了這個基本道德感或普通常識, 就會使我們感到很不舒服。就好像國民黨一方面殺人家一家婦小, 一方面又要運用媒體抹黑說別人是暴徒, 這樣的事, 我們不需要任何特別的「道德精神」或任何政治學的知識, 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它違反了我們最基本的道德感 (或普通常識)。
  29. 我說的這東西, 其實不是我的想法, 基本上仍是Wittgenstein的看法, 這個我說的「底」, 用他的詞是叫「河床」(bedrock)。我有寫過幾篇英文的「學術性」文章談這些想法。
  30. 回到「台灣」的例子, 我不認為我們有什麼特別的「精神」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起了作用, 起作用的頂多是這個「基本道德感」的「底」。
  31. 我也不認為我們有必要再去「鼓吹」任何「高於」這個層次的精神, 因為我不以為精神可以被「鼓吹」。
  32. 我的確是相信存在有比這基本的道德感更「高」的精神, 但那是私人的 (private)、無法被公眾所適當理解的。同樣用Wittgenstein的話, 那是一種「私人語言」(private language), 它不是一個公眾的討論對象, 或者說, 它不會形成一種公眾的意義。
  33. 我們似乎可以想像一下, 假設今天民進黨也來迫害一下國民黨支持者, 我相信同樣的「感人」歷史情節會再重演一遍。我的意思是要說, 反抗什麼什麼, 不是憑的某種僅屬於少數人或你說的「部份民眾」對「精神價值」或「道德信念」或「民主理念」等等的「堅持」或「追求」, 而是憑的屬於幾乎所有人的普通常識或基本道德感。
  34. 那有人可能會說, 那麼, 那欺負人的一方, 當他欺負人時, 他的普通常識怎麼沒有起作用呢? 這就好像問為什麼不是大多數的人都不顧危險去從事反對運動呢? 我不認為這是因為從事反對運動的人的「精神價值」比較旺盛、崇高。理由有三。
  35. 第一, 那些不「獻身」, 或者「欺負人」的, 其實並沒有「病識感」, 他們並不察覺他們這樣做有何不對, 實際上也的確不一定真的有什麼不對。因為, 這世界不是長得像個「是非題」, 這世界是個「曖昧的影像」, 我們的世界和他們的世界, 或我的世界和你的世界, 可能都「長得」很不一樣。既然不一樣, 我們就會有不一樣的對應方式。
  36. 第二, 即使這個世界是個客觀的存在物, 客觀得像由一條一條上帝所頒發的青年守則所構成那樣, 即便如此, 唱獨裁者反調的, 是不是就是做了比較正義的事, 而獨善其身或明哲保身的是不是就是做了比較不好的道德抉擇, 我是完全不這麼認為的。
  37. 第三, 主張「起作用的是普通常識或基本道德感」, 不必然推論出「有普通常識則『一定』會起作用」。
  38. 關於第一, 比如說: 我以前班上那些厭惡我這位「黨外人士」的老師或同學或教官, 他們現在幾乎都支持民進黨 (反而很可能大多數是會反過頭來罵我對民進黨的惡評), 我於是常想, 他們是不是曾經在某個午夜夢迴的時刻, 經過了一番可怕的天人交戰或懺悔, 結果經我interview的結果, 發現完全沒有, 沒有一個有這種「曾經做錯事或做錯判斷」的感覺, 我不以為他們是在說謊。
  39. 關於第二, 我認為在普通常識「以上」的實務, 好壞對錯就會有爭議, 畢竟這個世界的是是非非, 不是「巫婆陷害白雪公主」那樣的簡單情節。欺負人欺負到了某個「基本常識」的地步, 就可能會遭受「不計代價」的反抗, 這種反抗並不是出於某種「特別」的精神情操或特定意識形態 (比如「民主理念」), 而只是因為「欺人太甚」而已。但是, 卻不一定每個人都看到同樣的一個「欺人太甚」的圖像或世界。
  40. 所以, 像你文中強調的, 你引用Larry Diamond說民主轉型的重要因素是「眾多的公民, 他們願意為民主奮鬥*」我是不贊同的。一方面, 這聽起來好像只是把題目再說一遍而已, 根本沒有回答問題。另一方面, 要我相信國民黨或其支持者比較缺乏「道德熱情」或「民主理念」或缺乏對「精神價值」的追求心態等等, 是很困難的。困難在於概念上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的經驗上, 也不是這麼一回事。
  41. 我大約1983起到1990, 以完全公開不掩飾的身份,「專業」地、「全職」地參與反對運動及社運, 而且一直都在基層, 至少我接觸的各地眾多支持者以及許多現在當權的人, 根本不知道「民主」是什麼碗糕 (當然也包括我在內)。
  42. 我們也沒有Larry Diamond說的「願意」, 因為這樣好像是說我們是經過一番理性的思考才做的「決定」。
  43. 我們更沒有Larry Diamond說的「為」了什麼「而」奮鬥, 因為這樣聽起來, 好像一個動作背後有個像物理上的「因果關係」那樣的「原因」存在。如果有, 我想那只是「因為」有人「欺人太甚」而已, 而不是「為了民主」。
  44. 個人當然可以懷抱「崇高」的精神, 但那是屬於私人層面的。就好像國民黨支持者個人同樣可能懷抱一樣「崇高」、甚至「更崇高」的精神價值。就公眾意義而言, 卻只是「基本道德感」對事情的演變方向起了作用。至於隱私層次的「精神」, 我還是認為那應該是文史藝術的領域, 不是科學研究該插手的。
  45. 我甚至看過許多反對運動死忠支持者或檯面人物是一方面幹黑道、耍流氓、很習慣用武力解決問題, 一方面卻大喊「台灣要民主、要人權」。
  46. 我經常深深有個感覺, 從事反對運動、社運的人士, 跟圈外人或老K支持者比起來, 在私人精神價值或道德、民主理念上, 很可能是更糟糕的、更不在乎精神價值的。當然不是說全部, 而只是一種很明顯的感受。我甚至相信一個人進入了台灣這種「反對運動」或「社運」的圈子, 想要在「精神價值」的培養和基本品性上保持不受污染, 幾乎是不太可能的。更別說進步或追求「精神價值」了。
  47. 總之, 以為從事反對運動是比較道德, 或反映了某種「精神價值」或某種道德理念; 以為支持獨裁者或默從順服, 就是相對而言比較不道德或缺乏某種精神價值, 我認為純粹是一種錯覺。
  48. 我不是要貶低這些支持者或現在當權的人士, 而是說: 以為我們「依賴」於一種「特別的」、值得「挖掘」出來的「精神」, 這種想法是錯的, 並沒有這樣一種精神, 所以也無從「挖」起, 我們頂多只能虛構一番, 但是, 凡是虛構的, 當然也就不是什麼精神了。
  49. 如果更進一步以為這個「依賴」(也就是『為了』台灣人的尊嚴、『為了』民主、『為了』未來子子孫孫的幸福、『為了』什麼什麼等等等」) 是像一種物理學上或實驗心理學上的「因果關係」, 那更是大錯特錯。
  50. 我記得以前每次聽到類似這些話, 都會有一種很奇異的感覺產生, 我會禁不住想:「咦?! 這個說話的人說他『想到了』未來子子孫孫, 那是什麼樣的一種心靈狀態呢? 真的有『一群子孫』活蹦亂跳地出現在他的腦海嗎? 他真的是想到了子孫或台灣人的尊嚴『才來』做這些事的嗎? 所謂『才來』, 是像我肚子餓了, 所以『才來』餐廳吃飯這樣嗎?」我認為這種種情況之間有一些似乎細微, 其實重大的差別。我們可能經常把一些用詞「說習慣」了, 也就沒有真正去想過當我們說這樣那樣時, 究竟是什麼意思, 而產生許多誤解。比如, 會誤以為我們自己的行為真的有某個確實的、法則般 (law-like) 的「原因」, 以為只要把這個「原因」找到, 我們就掌握了「行為」; 或者說, 以為出現某些行為模式, 就必然是出於某一種原因。
  51. 哲學上, 把後面這種傾向給個有點貶低性的詞彙, 叫做「理所當然心理學」(folk psychology), 好比說, 看到有人猛吃飯, 我們就說:「嗯! 他的肚子一定是餓了。」可是, 事實上, 這樣的解釋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比如說他可能不是餓了, 而只是在練習演技, 或者只是要討好辛苦煮飯的人, 或者只是他吃飯的習慣等等, 總之, 有無數種可能的原因。可是, 我們常被某種常見的原因所迷惑, 以為可以就這樣建立起某種一般化 (generalized)、因果關係式的解釋模式。
  52. 我們在對「事件」做解釋時, 常常也犯了這類輕忽或錯誤。所以, 不但有folk psychology, 應該也有folk history, folk politics, folk psychiatry, folk journalism等等才對。
  53. 以上是憑記憶和感覺寫的綜合「回應」(其實應該說「聯想」, 是我讀過你的文章後, 就憑著這個「讀後感」而寫的), 不過, 雖是「自由聯想」, 我反而比較有把握說得比較清楚, 因為都是我很熟悉、經常想的事。以下是從你的文章中再一一說些我認為有問題的地方。不過, 我只能含糊帶過這部份, 因為似乎得更加長篇大論才可能說得清楚。
  54. 你說該文目標在分析「部份台灣民眾對精神價值的追求和堅持, 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 但我只看到你在文章中一再做出這個「宣稱」, 而沒有看到那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精神價值」, 你在第17頁有提到說是「民主、人權、或台灣意識」, 但沒有更進一步說明這些東西是如何能湊在一起, 構成一種精神價值。
  55. 我也不認為台灣在那時候除了反抗政治上的壓迫外, 具有某種明確的人權理念。縱然參與反對運動者常常譴責國民黨之種種違反「人權」行徑, 我覺得那只是一種政治語言的操弄和動員, 而沒有人權的實質內涵或精神在媕Y。因為如果有的話, 台灣人不會至今對於像「刑求」這種仍然普遍的事興趣缺缺。黃文雄在兩年前接任台權會時, 也常聽他在講台灣是人權的沙漠。
  56. 反抗一個傷害人權的政黨, 不代表反抗者心理上有了一種「人權」的概念。這一點, 我想到一個Wittgenstein的例子, 他說某人能明白他欠了別人多少錢這件事, 不代表他心理上有一個有關「負數」的數學概念。
  57. 至於你提到的「精神價值」也包括「台灣意識」, 這使我更困惑。似乎我對「精神價值」的理解和你有很大的不同。我不把「台灣意識」這樣的「意識形態」也視為一種「精神價值」。「精神價值」應該是更抽象、更「形而上」, 至於「台灣人要出頭天」、「台灣要獨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中國一定強」等等意識形態或信念, 在我看來, 只是一種偶然的歷史結果, 是很容易會改變或隨事實而「調整」的, 這不屬於我所認為的「精神價值」。
  58. 我覺得你這文章也許觸及政治科學的學科本質的問題, 其實我和鑑慧常談起這類問題, 記得出國前林先生也問她說讀歷史要做什麼, 為何不讀政治等社會科學「比較有用」。我想林先生大概會覺得我讀哲學是更「沒有用」了。
  59. 這一點, 我想到Wittgenstein一些話, Wittgenstein 說他對別人追求什麼完全沒有意見,「但是, 你只要告訴我你用的是什麼方法, 我就能告訴你, 你是不是會找到你想要的東西。如果你用錯了方法, 你就會找到錯的東西。」你文章最後一頁, 也引用Chirot 提到「到目前為止社會學家幾乎完全不知道如何研究民眾的道德烈情和道德認知。」我想說的是: 或許這些東西根本不是「社會科學家」所能研究的, 因為方法根本上不搭調, 就好像羅素想要用邏輯分析等「科學方法」找到事物的「意義」一樣, 或者像一些主張「自然主義知識論」(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的人以為我們的信念 (belief) 彷彿就存在神經元的種種科學奧祕之中一樣, 都是用錯了方法。
  60.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有興趣的是屬於「個人的」、「精神的」、「價值的」東西, 大概還是得往那「比較沒有用的」、「不科學的」文史哲藝術中去找, 才找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同樣地, 如果我們有興趣的是「現世的」、「如何解決實務問題的」、「有法則可循的」, 那當然得往科學的一方走去了。就像往忠孝東路走對不對, 要看你是要去火車站或動物園。
  61. 或者再換個方式說, 做個比喻, 如果我們有興趣的是「解決現實問題」, 那當然儘可以自己出來選這個選那個, 當這個官當那個官, 幫大家、或「領導」大家弄出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解決各種問題。可是, 如果我們有興趣的是那有關「價值」的問題, 如果我們有興趣的不是幫別人釣魚, 而是發明更好的釣竿, 那麼, 一直去「承擔天下重責大任」, 甚至親自下海捕魚, 就是很怪異的事了, 因為「用錯了方法」。許多「有理想有抱負」的政治人物, 常常讓我感到他們所「宣稱」的理想, 和他們所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是完全不搭調的。比如, 如果我們宣稱「人民有能耐遏止執政者之為惡是重要的」, 那麼, 我們該做的不是自己去競選當「執政者」來推行民主 (魚), 而應該是努力思考這樣的「能耐」(魚竿) 要怎麼產生。
  62. 回到本題, 我當然不是說政治學是一種科學, 所以不要談「精神價值」, 我只是感覺政治學似乎是這麼定位自己。其實我是完全外行, 我完全不清楚像政治學或社會學這些學科是怎麼進行研究的。是不是也像哲學一樣, 有兩批人, 一超大一極小, 大的說「我們是最科學的科學家! 因為我們掌握事物最純粹的分析運算形式」, 小的說「不是不是! 我們是藝術家, 因為我們有興趣的是那先驗的神祕事物, 不是瑣碎的現實細節。」大的「玩」數理邏輯, 像羅素,「玩」得志得意滿, 虎虎生風; 小的也「玩」數理邏輯, 像維根斯坦, 但是卻「玩」得對一切事物的存在感到驚訝、敬畏萬分, 像面對一種神蹟, 無以名狀, 只好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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