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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世界之間

----讀吳宓書一隅

劉自立

瞭解吳宓先生的整體思想不易。近議及詩可翻譯的問題,又讀吳宓書——因爲吳先生向來認爲詩是不可翻譯的——見其論阿諾爾德(18221888)文,另有一個收穫。“Standing Between Two World,one dead,The other powerlesste to be born”(即“兩個世界並存,一個已死,另一個尚無生命力的還沒有誕生”),是阿氏之名意。即吳宓之謂,“舊者已去而新者未立,譬之棟折榱崩,石飛瓦散,而風雨飄搖,木妻 身無所。狹義而解,用之於詩,可謂正好如此。舊詩已死,新詩生而無生命,在繈褓中叫喚了一個世紀,依舊體制稚昧愚鈍,近乎癡人多臆,不知其所雲矣。又,涉及人事、社會,也正好命中現狀,從物質到精神,從社會到個人。其表現于當時阿諾爾德之英倫,一如表現於時下我們之所見所聞。其巧合令人激賞,而其詰疑又令人無解其頤也。

如何解決此“青黃不接”的危難局面。吳先生講有六點,但都無計於事。故産生阿諾爾德之大傷感的作品。

其一是,如英人麥考萊專重人事改革,“更若選擇權普及……信仰自由……”等等。但吳氏以爲;“不知政令制度,不能移易人性,苟無術感化人心,使向善去惡,則世終不治。”這一條是吳宓“會通派”的一慣主張。吳從美哈佛歸,其師白璧德師的誨教餘聲在耳。他就認爲美國開國物質精進於世,國力大盛,但人心不古,人欲橫流,世治而心不治,心不治,遂出現他所深惡痛絕的盧梭之放任主義。於今看來,此言不虛。談到美國文明,無外乎速食、電影、裸體舞——但此一局面只究其表,未及其堙C其實,美國人的心治實在是“自由”二字。有此精神,人心潛力大增,道德之牆有倒塌一面,但自由的精神才是主流。吳宓全面鄙斥“信仰自由”,有其偏頗。鄙以爲,如若出現真自由而非僞自由談一類,“制度”之“移易人性”非不可能;相反,倒是人心依附於制度而腐爛黴敗,日勝一日,以至通體爛透了。

二、爲崇信科學……云云。如吳先生所言,“不知科學之于人生,乃一種方法而非目的。夫得隴望蜀,人之常情,但事供給所欲,決無魘足安樂之時,而況科學用之不慎,則但製造機關槍氯氣炮潛水艇,爲殺人之利器耳。”又說,“以上二派,皆謂世之治,人心之安。無需乎宗教也。”科學事之爭,亦始於“五·四”前後。尤著名者如張君勵與丁文江。至80年代,牟宗三先生等亦複提此議。撮其要者,也無外乎吳宓先生之所指。科學一直以來,爲有識之人稱之爲“器”,工具也。用其器,必有其人。人之改觀,複可有器之正用,而不至於走上歧途如希特勒的V2大炮,本不在話下。

三、吳宓引勃朗寧的改形之宗教,謂之爲“特人心中一種神秘而兼浪漫之感情耳。”吳氏以爲“以此宗教,虛空渺茫,不可恃也。”浪漫主義,與其說是宗教,不如說是反宗教。一如其曰,如拉斐爾前派,“主以美術代宗教”云云。吳氏以爲,“以此爲宗教,褻瀆實甚,匪特惡莠亂苗而已”。藝術與宗教,層次等級接受與創作的方法大異,本不可替換。

以及,如卡萊爾之做事忘憂;再及,“如法之De MaistreLamennais”之倡言復古。”復古事,按照吳宓,本不無教益補養,但世風已變,不可逆返。又回到新世界未誕生,舊世界已滅亡的判斷上去,所以復古也難。今看古今中外,過渡時期談復古與“復興”者不乏其人,但多已成泛談。尤其在時下的狀況堙A新世界之於舊世界,本已糾纏攀繞,無可剝離——但是,既已見“新”,則未必再看好“古”——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趨勢。什麽叫“新”,當然見仁見智。其實,新舊之分,用“辯證”的眼光看,是新中有舊,舊中有新的。本無純粹的“破舊立新”。又,按照吳宓,則應當是蓄舊中之優良的元素于新,方可成就於新;反之,以舊中之劣敗的元素於新,則成就新的劣敗——如法西斯、“文化革命”……

徐葆耕先生所編這本《會通派如是說》,在其前言中也有關於此的精彩議論。徐先生說,“對於中國當時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吳的導師白璧德警告他的中國學生說,在潑掉洗澡水的時侯不要連同澡盆中的嬰兒一起潑掉。‘在力攻舊形式之非’的時候,‘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舊文明之精魂也’,否則,‘中國所得於西方者,止不過打字機、電話、汽車等機器……”;“他(白氏)希望中國至少有百人潛心研究西洋文化之淵源,在中國的大學媮縣掑l的論語與亞堣h多德的倫理學。”此觀念是吳宓一生的主倡。

“文革”時,有人讓吳教授批孔,他說,打死我,也不批孔。錚錚鐵骨,錚錚斯言。非但是人格的追求而枉其勢;更是深刻的反省與成熟的理智。這一悲劇中國人到底瞭解了多少呢!

最後一提,吳宓先生的《論新文化運動》一文,1920年刊出,1922年收入《學衡》。是對“五·四”本身暨其後産生的各種思潮的大總結,今已過去八十多年,卻猶言在目,猶言於心,爲匡正以後中國人走上不歸歧路之最佳警示與預言,不可不讀,不思。此心緒恰成吳先生之詩如茲——

操舟人海苦難航,雲霧波濤沒曉光。

右轉左傾失路准,前推後挽許身藏。

回頭未必既逢岸,觸石斯須便覆亡。

萬里行來仍舊處,圓天低蓋水中央。

至於說吳宓“不能深刻認識經濟、政治同精神文明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對於科技與人文之間的關係”未可“會通”之見,筆者以爲恰好相反。

先言科技與人文關係事。前已略”述,即是,如愛默生言,“‘世間二律,顯相背馳。一爲人事,一爲物質。用物質律,築城制艦,奔放橫決,乃滅人性。’……彼培根與盧梭之失其人性者,以其忘卻人事(指盧氏棄子於育嬰堂;培根則“納賄貪財,以此得罪”……)之律(即爲人之道理)也。而歐戰所以終不可免者,以歐洲文明只知遵從物質之律,不及其他。”此觀念彌足可貴,是對泛科學化的一大抨擊,且擺明瞭科技——人文的關係,“會通”之意,昭然明目。筆者早年亦讀過一些如《人是機器》這樣的書籍,是吳宓之謂西方思潮中旁枝未節之類。

至於政經與精神文明的關係,則更是吳先生到處談論之事。吳宓撰白氏《民治與領袖》書提要提及其政治主張,有十分尖銳的評斷。說,“白璧德教授以爲民主政治之成敗得失,當視其國領袖之資格以爲斷,與他種政治同。今日美國之趨勢,尚不糾正改良,則將滅絕個人的自由,而終歸於一種墮落。”……吳宓此觀念,也被其他美國人所認同,歷史亦爲其證,如華盛頓的選擇。以後則是由體制來保證其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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