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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一個愛情故事

陳真

最近在某個網站上(http://www.ivu.org/chinese/people/history/gandhi_big5.html),讀到甘地一些話,讓我感觸很深。他說﹕

1.      我今天再次重申我過去曾經堅持的觀點﹐我認為一只羊生命的價值絲毫也不次于人的。我不願意為了保養人身而去奪取一只羊的生命。我認為越是無助的生命就越需要人們的保護以遠離那些野蠻的人。—《自傳﹐我的經歷》(An Autobiography,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

2.      一個民族的偉大之處和她道德的進步可以用他們如何對待動物來加以衡量。(出處不詳)

3.      If a vegetarian became ill, and a doctor prescribed beef tea, then I would not call him a vegetarian.  A vegetarian is made of sterner stuff.  Why?  Because it is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spirit and not of the body.  Man is more than meat.  It is the spirit in man for which we are concerned.  (Speech delivered by Gandhi at a Social Meeting organised by the London Vegetarian Society, 20 November 1931)

4.      If anybody said that I should die if I did not take beef tea or mutton, even on medical advice, I would prefer death. (同上)

這些話,縱使我們不以為然或慕道有餘而力不足,除非我們有著一副鐵石打造的心腸,否則恐怕很難不受感動。

很多人不知道甘地吃素,更多人不知道甘地有關素食的想法,是和他的「非暴力」(ahimsa)思想結為一體。根據甘地自述,他本來之吃素是出於宗教上的緣故以及對母親的誓言,可是,到了英國留學後,印度同伴們卻鼓吹他吃肉,說這樣才有力量對抗大英帝國。甘地於是試著吃了,感覺很不好,馬上又回到素食。後來,在道德上,直接影響他終生不再吃肉的是英國十九世紀一個「人道聯盟」(Humanitarian League)的領導人亨利梭特(Henry Salt)寫的一本書“A Plea for Vegetarianism”。

這個台灣社會可能不熟悉的團體,實際上帶動了許多重要的工作,比如,致力於獄政改革、反戰、動物保護運動及動物權思想。蕭伯納、美國律師丹諾(C. Darrow 等,都是這個團體的成員。據劍橋一位研究該團體的歷史學者說,我們所熟悉的亨利梭羅(David Henry Thoreau)在為世人所知前,許多傳記就是出於梭特之手。

我要說的是,任何一個思想,絕不是突然冒出來,也不是很神奇地被某個人所「發現」或「發明」,而是經過長久的時間,透過許許多多人的互相影響而逐漸發展成熟。

甘地,這個邱吉爾口中「半裸的小矮人」,一生中,捱過很多苦,揹負許多莫名的汙衊和誤解,坐過許多牢,挨過英國人和自己同胞的許多揍,甚至幾次被圍毆幾乎致死。不過,最後還是死了,不是死於英國人之手,而是死於同胞。一顆近距離發射的子彈。

放心,我不是要說悲壯勇敢那類的事,甘地並沒有給我這樣的感覺。相反地,想到他,我都會想笑出來,因為實在「很好笑」。為什麼會這樣,我也不是很明白;這不是因為我有讀過有關他的什麼「另類」資料,這種好笑感,也許只能說是我個人對他的感覺。總之,他讓我感到很愉快。

這樣一個人,說他寧願死也不傷害一頭小動物的生命。有什麼槍砲彈藥會比這樣的心志力量更大的呢?!雖然我無法「證明」,但是,這道理很明顯,不是嗎?!有宗教信仰的人,更應該能體會才對。憑藉權勢和武力、曾經呼風喚雨的各種人事物,總是迅速煙消雲散,唯有「非暴力」留其名。

這「半裸的小矮人」,沒有什麼天縱英明之處,他從小就很害羞,功課也不怎麼理想,身體更是柔弱不堪,一年請一百多天病假是常事;每天放學就趕緊跑回家,因為怕同學找他講話。他的第一場政治性演說,事先準備了講稿,以唸稿子方式進行,卻仍緊張得唸不下去,只好半途由他人代唸。可是,這場尷尬生澀的「演講」,卻感動了許多人。

因為我們總是把“ahimsa”翻譯成英文“non-violence”的關係,一般人都會把「非暴力」侷限在肉眼可見的肢體暴力上,以為只要不對人動粗就是「非暴力」。 其實,所謂“ahimsa”,並不只是「不使用暴力」那樣粗淺的一個意思,它更是指的一種「不懷惡意」的態度。聽起來,很接近維根斯坦經常強調的「善意」(good will)那樣的意思。佛教中的「不殺生」、「慈悲」,我猜,可能也是類似的想法。

有些人會把「非暴力思想」的源頭,歸給亨利梭羅的「民不從」(civil disobedience),以為甘地是從梭羅處得到啟發,其實不是。甘地自述本是主張「以暴制暴」,是 1893年在南非研究基督教思想時,讀到托爾斯泰的「天國在你們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這本書,才使他成為一個堅定的「非暴力」信徒。這一年,也就是甘地在火車上遭受種族歧視,被警衛扔到月台、過了寒冷的一夜那一年。三年後,甘地寫了一本有關南非種族歧視的小冊子,結果激怒白人,被圍毆幾乎致死,但他拒絕提出控告。甘地說﹕托爾斯泰這本書,「治好了我的懷疑主義」,使我再也不懷疑「非暴力」的力量。

和甘地一樣,出身維也納首富家庭的維根斯坦,也受到托爾斯泰的深刻影響,於是,捐出所有繼承遺產,過著極為簡單的清貧生活,授課之餘,並致力於服務他人的基層勞動工作。奇怪的是,托爾斯泰是鼓吹反戰的,向來推崇托爾斯泰的維根斯坦卻自願入伍。這個疑惑,一直讓我百思不解,在看了更多有關維根斯坦在軍中的點點滴滴後,我似乎才恍然大悟。

這說來話長,在此不談。基本上,如果誤以為維根斯坦是「愛國」或「支持打仗」,是完全錯誤的。他曾說﹕就算敵人拿著武器來到我面前,我也絕不傷害對方。也許只有深刻了解維根斯坦思想和他的個性的人,才有可能理解這些「怪異」行徑,比如,自願入伍卻又不肯殺人、自願到最危險之處站哨當炮灰、有機會從俘虜營媊孺颸o拒絕,堅持要等所有人都釋放等等。不過,如果我們從非暴力的「自我受難」(tapasya)的觀點來看,似乎就不是那麼難以理解了。

如甘地所說,也許托爾斯泰才是「非暴力思想」的一個「最偉大的使徒」。不過,「非暴力」當然也不是托爾斯泰或哪個人所「發明」。實際上,我們可以輕易地在東西方各種古老宗教或哲學思想中,找到它的影子。可是,如果一定要給它一個「源頭」,我倒寧願說「非暴力」一直都存在我們的人性堙C

我當然不是在做出一種實證上的宣稱。這只是一種信念,就好像我相信有神一樣,不管科學能解釋各種物理現象到什麼地步,都不可能使我變成一個無神論者。同樣地,不管世上存在多少可怕、齷齪的罪惡,都不可能改變我這個「非暴力源自人性」的信念。我真難想像怎麼會有人不相信人性基本的善,那他還相不相信自己呢?

我常看電影,我發現,幾乎所有人對於什麼是好是壞是善是惡是悲是喜,居然享有一種完美的一致性,就好像所有人都會相信在算數上「一加一等於二」那樣。這個「發現」,常使我感到很不可思議而深深感動。縱然我們在行為上可能做出各種壞事,但我相信人心明白基本的善惡好壞,並且有向善的衝動。

如果這個說法不是太離譜,那麼,甘地式的「非暴力」就不是什麼艱難的道德追尋,而是容易理解並且能夠普及的一種想法。因為,它其實只不過是恢復我們原本就擁有的能力,就好像回到我們所熟悉的「家」那樣,而不是要去一個高處不勝寒的陌生道德聖地。

我這想法,其實還是該歸還給維根斯坦。雖然他從來沒有直接談到這些東西,但從他生冷艱澀的邏輯和所謂「語言哲學」這一頭,我總是無法克制地,馬上會「聯想」到另一頭熊熊烈火般的「道德世界」。為什麼會這樣,我也不知道,也許他是一個真正的好詩人,讓我「聽見」了他的弦外之音,而不只是一個巧思雄辯的哲學家。

正如維根斯坦自己說的,他的哲學分成兩半,一半是有寫出來的那些,一半是沒寫出來的,而正好是沒寫出來的那一半才是重要的;不過,藉著說那不重要的,才能讓你明白那重要的另一半。

至於「非暴力」是否在任何情境下都不能使用暴力?很多人喜歡討論這類問題。反對者尤其喜歡舉一些「如果有人正要殺害你的家人,你手上有支槍,你怎麼辦?」之類的例子。我逐漸地發現這些也曾深深困擾我的問題,已經都不再是問題。不是因為我找到了完美的答案,而是我們根本不必在意它們是否有個完美的答案。

我們只要一直努力秉持著「善意」就好了,實在不必費神去思考我們的善意能否適用在一切個別情境。一個相信神的人,也不必去煩惱科學發展到什麼地步後就必須放棄這個信念。

或者,舉例來說,我也支持「動物權」或「動物福利」的想法,如果你問我某種微生物或蚊子跳蚤或我最害怕的蟑螂有無動物權,我雖然沒有一個好答案,但是,不管有沒有,其實都不影響我對「動物權」這個概念的信心。再舉個維根斯坦的例子,他說,我雖然不知道眼前的檯燈光線的明確界限,但我不會因為這樣而懷疑這光是假的。也就是說,我們不知道某個概念能推到什麼樣的極致,但這不影響我們使用這概念。一個概念的邊緣地帶的模糊,本來就不是缺點,而是一種必然的屬性。

事實上,當我們使用任何一個概念時,我們從來都無法知道它的全部內涵,也無法肯定它的「邊緣」究竟確切何在,但這完全不影響我們使用它。好比說,一個自由主義者,不必然要反對「監獄」這回事;至今沒有人能確定莎士比亞的長相,但這也不影響某人宣稱他是個「莎士比亞專家」;我也不知道豬哥亮今年幾歲,但我不會因為這樣而懷疑世界上根本沒有這個人。

同樣地,我不確定我在某些情況下是否會使用暴力,但是,這個「不確定」,完全不影響我對「非暴力」的信仰。即使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廢棄暴力,當然也不表示「非暴力」是一條走不通的路。

會有問題的,通常是一些個別情況,至於戰爭,我相信它並不是那麼兩難的一種特殊狀況。跟以前的各種合法刑求一樣,只要我們決心往「廢除它」的路上走,有一天我們就能做到。對以前的人來講,廢除「皇帝」,簡直連做夢也無法想像,可是,人們還是做到了。戰爭當然也一樣,只要人類決心不再以它做為一種解決群體爭議的手段,有一天,它還是會從人類的生活堙A連根拔除。

最近看到台灣教會公報2536期第9版一篇長文「武力抗拒的神學意涵」,作者王崇堯先生。王先生闡述美國神學家尼布爾(R. Niebuhr)支持戰爭的論點以及古代宗教人士某種「聖戰理論」,進而主張說「將面臨中共暴虐侵犯的台灣基督徒,只有兩條路可選擇﹕一是投入戰爭防衛自己的國家,另一是投降、被統一而屈服於它。」

對此,我深不以為然。當然,我不是要說王先生心懷惡意,也不是要說王先生是個迷信暴力之徒。我只是不以為眼前只有這兩條路﹕投降或戰爭。對我來說,還有一條路,而且還是條坦蕩的快樂大道,就是「非暴力」。

出國後,認識一些「共匪」,以前也看過很多「共匪」寫的書, 我發現,「共匪」與我們根本沒什麼兩樣。而且,都還蠻可愛的,尤其「小共匪」,越小越可愛。要我因為「保護國家」這麼一個「抽象」的理由,而興起對別人家丟炸彈的念頭,實在是一件比死還痛苦的事。

蕭伯納說「我寧願褻瀆神明五十次,也不願傷害一隻對我表示友善的狗。」同樣地,我寧願下地獄十八層,也不想去殺害一個無辜的生命。「保衛國家」,對我來說,太「抽象」了,「國家」根本不需要我的保護,它只要不虐待我就很感激了。

我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哪一場戰爭是「聖戰」,所有戰爭都是建立在卑鄙的謊言、無知的偏見和少數人的利益上。為戰爭付出代價的,從來都只是無辜的大多數人,而那些促成戰爭的少數人,卻總是毫髮無傷,並且獲得他們所要的世俗利益。

王先生的主張,基本的思考邏輯其實只是「我將被迫害,所以我要殺人。」可是,這個世界哪個地方沒有殘酷的迫害和可怕的不義呢?台灣勞工每年單是因工作災害死掉的就有一千五百人,十年就死一萬五千人,等於是一個二二八了。可是,勞動場所的安全,幾十年來,有沒有什麼改進?勞工的痛苦有沒有一刻被聆聽、被當一回事?沒有!從來沒有!說半天,主流社會根本當它只是一個屁。行動不便的肢體障礙者,幾時能走到大街上來?數萬的雛妓之痛苦,難道背後不是有個可惡的黑白兩道社會結構在撐腰?有多少外勞在台灣被當做「人」尊重?這一切難道不是迫害?不是血淚?他們難道只是「極少數人」?或者他們根本不是「人」,而只是憑「商機」論斤稱兩的「一堆肉」?

我當然不是要說,所有被迫害的就都該站起來,行使王先生口中那種「正義的暴力」;相反地,正因為迫害和不義無所不在,如果我們再使用同樣的思考邏輯、同樣的暴力法則--「拳頭就是真理」--來對付壓迫者,這個世界將永無寧日。

要給戰爭一個偉大的藉口有什麼難呢?世界上有哪一場戰爭不是以「正義」之名?就好像有哪一個政客會說他的行為不是「為了愛台灣」而是為了自己好處?就好像美國老是對「不聽話」的國家丟炸彈一樣,明明是侵略,明明是大屠殺,每次都說是「為了正義」。

比如說,十年來,美國炸死餓死病死至少五十萬個伊拉克兒童,等於是在消滅整個國家,卻說是為了趕海珊下台,說怕他製造生化武器,美國國務卿還說死這麼多小孩,「是值得的!」真不知道這是哪門子正義!?而且,跟伊拉克哥倆好的時候,就努力幫忙它發展武器,來對付不聽話的伊朗。現在鬧翻了,就又換上另一套「正義」說詞。轟炸南斯拉夫也是,比它還壞的國家一大堆,為什麼不也伸張一下「正義」,卻反而賣更多武器支持他們去做更多迫害人權的事!?

世界上沒有什麼「聖戰」,一切戰爭都是可恥的、可悲的、不義的,死的都只是廣大的無辜者,爽的都是背後的發動者。

暴力像個惡性循環,如果我們真的厭惡不義,就該想辦法給這個惡性循環踩煞車,而不是更加努力練拳頭。以血洗血,只是更加血流成河。如果戰爭也能說成「聖戰」,說是「為了建立一個符合上帝意旨更公義與人性的社會」,那我真不知道這個「充滿公義的上帝國」,到底是長什麼樣?又充滿了哪門子「公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幾年,托爾斯泰給甘地的信中,曾講了一個例子。他說莫斯科有一所高級女子中學,主教希望所有人都能跟著回答說「在戰爭與處刑時可以殺人而不違反上帝教誨」,有一個女生卻堅決不肯如此受教。托爾斯泰說,故意對這個女生的想法裝聾作啞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她的想法,或多或少也都是我們的感覺。托爾斯泰並提到﹕世界充滿了犯罪和迫害,富人驕奢淫逸,窮人卻過得艱辛淒慘,罪惡和悲劇無所不在,但是,我們「只有透過排斥一切暴力」,才能解決這些衝突。

我們不談或許太「崇高」或「抽象」的「正義」觀念,即使單就功利的角度來,「非暴力」仍是比較「划得來」的一個方法。當你的對手確信你不懷惡意且寧死也不使用暴力反擊時,他比較會願意坐下來跟你談,而且,當他拳頭準備落在你身上時,也會比較猶豫或小力一點。

有人可能以為我在鼓吹投降或丟棄尊嚴來保命。正好相反,我們只有不跟對方懷抱同樣的惡來做事時,才有可能抵抗惡,並且保有尊嚴,不是嗎?

我也不是要說生命不重要,不是要說中共丟炸彈來,我們死就死吧,反正人生如夢。不是,我不是這意思。正好相反,正因為生命是如此可貴,為什麼我們要駐足在醜惡的暴力堥蚆V蹋自己和別人的生命呢?用無辜者的生命來換取或抵償自己的生命,也一點都不光采。

如甘地說的(見上引述3),「人不只是一團肉」(Man is more than meat.),「人是用更強壯的東西打造的」,那就是我們的「精神」(spirit);重要的是精神是感情,而不是那一堆氣血骨肉皮毛。上帝如果少了吹這麼一口氣,人就沒有生命,而只是行屍走肉。

理當屬靈的宗教界,會很難體會這些道理嗎?

「非暴力」的重要實行手段之一,就是「自我受苦」(tapasya)。透過自我受苦,我們比較有可能打破那個不義的惡性循環,脫離宿命輪迴,使世界向一個好的方向走去。老子說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只有當我們把精神看得比肉體的死更重要時,那些威嚇的手段才會失效。好像是佛經上說的吧,我們若立志向刀山,刀山必摧折;我們若自願下油鍋,油鍋也必平息。聖經上也說,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臉,你就連右臉也給他打。不也是同樣的道理嗎?聖經從來都不是教我們「你好膽敢揍我一拳試試,我就踢你一腳!」

相反地,如果我們那麼在乎肉體的死和折磨,一切惡事就能找到它的用武之地,我們也永遠得活在這樣的恐怖和折磨之中,而無法超脫暴力的陰影和惡性循環。這道理不難理解。好比我們常說的「無欲則剛」,如果我無所求,你就比較不可能控制我或奴役我。如果我求名求利求享樂求分數求掌聲,求一堆東西,那麼,許多良心話或正當事,我可能都會有所顧忌而不敢說不敢做了。如果我不在乎坐牢,樂意之至,甚至我也不在乎死,那你還能用監牢或斷頭台來嚇阻我、堵我的嘴嗎?

總之,「非暴力」不是投降,更不是弱者的權宜之計,相反地,它是真正有力的「抵抗」之道,是強者的作為。

我實在不相信中共即使真的來了,會有什麼了不得的能耐能壓迫我們。如果我們真的連打仗死掉都不怕,怎麼會怕中共的統治呢?真的讓中共來統治,它有辦法統治得了多久呢?二三十年前,我相信全台灣十之八九的人都相信國民黨是個東方不敗,可是現在呢?動輒可取人性命、入人於黑牢的獨裁者呢?我們沒有用暴力,還不是照樣讓惡事停止!?

假設今天有獨裁政權又來了,我們如果都不賣他的帳,不當他的官,不繳他的稅,不當他的兵,不幹他的活,那他要奴役我們什麼呢?他頂多是把我們殺掉而已,可是,他能殺多少人呢?而且,能消滅一個人的肉體,能消滅他的感情和精神嗎?事實很明顯﹕在某個意義上,沒有人能真正奴役我們,除非我們願意跟他配合。

我不是要呼籲不要抵抗、任人宰割,我只是想說「抵抗」的方法有很多種,而「非暴力」是最好最有力量的一種。屬靈的宗教界,更應該相信這種力量才對,怎麼反而相信那些軟弱無力的飛機大炮呢?如果這樣,我真是無法明白所謂「宗教」是怎麼一回事!

達賴喇嘛說「慈悲是我的宗教,我的心是我的廟堂。」宗教之所以是宗教,不都是在乎精神多於實體,在乎永恆多於眼前嗎?!

而且,為什麼我們要把「勝負」看成是一時一地的事呢?為什麼我們非得在第一時間就「打敗」「敵人」呢?我們該堅持正直的手段,花世世代代去建立一個比較好的世界,而不是用以牙還牙的便宜方式去維護眼前一時一地的所謂「利益」。這不是唱道德高調,而是完全可以說得通的簡單道理。就好像一個人如果想把研究工作做好,他就得長期犧牲一些遊玩或約會的時間,除此之外,別無它途。這不是「道德情操」,而只是「認清事實」,或者說「認清真正的利益所在」。

如果我們只是志在追求眼前歡,那當然凡是攔路者皆敵人,就「馬上」該跟他拼個你死我活;可是,如果我們志在比較長遠的快樂,那眼前就根本沒有所謂你死我活的兩難。

換個方式說,手段和目的是不可分的。如果我們的目的真的是「充滿公義的上帝國」,那眼前根本不可能會出現「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情況。「上帝國」是要讓大家都能活,而且是永恆的,不是嗎?當年被穿腸破肚、被抓去餵獅子的基督徒,也沒有說因此要對迫害基督教的羅馬帝國發動暴力反擊。宗教本不該一味著眼於「眼前」或「肉體」。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建立一個「公義和平」的世界,那麼,花個千百年的時間去追求,有什麼好不耐煩的呢?就算千百年,也總比用錯的手段而永遠達不到目標好。甘地也這麼說﹕只要用正當的手段,我們遲早會達到目標。或者維根斯坦說的﹕「你只要告訴我你用的是什麼方法,我就能告訴你會找到什麼樣的東西。」手段和目的是不可分割的,手段變了,目的也就會跟著變。

另一方面,我們實在也太在乎台灣了。台灣本身只是個空洞的字眼。許多人老喜歡強調什麼「台灣意識」或以粗暴的方式叫別人也要高喊「愛台灣」,我真不知道那是什麼碗糕!這種台灣,我是一點都不愛、想到就要吐的。台灣人就台灣人, 美國人就美國人,有什麼意識不意識好得意的?!台灣就只是一個島、一塊土地,有什麼好愛不愛的?!我們愛一個島幹嘛呢?!我們愛的難道不是人、不是生命、不是一些好的價值嗎?如果我們不愛人、不愛萬物生命、不愛好的價值,那所謂「愛台灣」根本無法理解。

人就是人,生命就是生命,價值就是價值,這一切都不是只侷限於一個島,它是普世的,不是一時一地的東西。我無法理解許多不關心人權、不把人當人、視生命如無物的人,卻口口聲聲愛台灣,是什麼意思!我們如果不愛整個世界,卻愛一個小島,那是什麼樣的一種愛呢?我們如果不喜歡「狗」,會喜歡自己家的「小白」嗎?

我不是在提倡一種「博愛」的道德情操或什麼「國際觀」。我要說的是,如果我們愛的是「人」、是「生命」,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追求像「公義」、「人權」這樣一些普世的價值,是要建立「充滿公義的上帝國」,而不是要追求世俗的利益和眼前歡,那麼,台灣就不是台灣,它只是我們眼中的整體「世界」的一部份。

經常聽到一些喜歡強調自己「愛台灣」的人,好像把自己看做是魯賓遜,把台灣看成一個與世隔絕、可憐兮兮的孤島似的,總是強調什麼「台灣利益」。這話如果是出自宗教人士之口,更是十分怪異。如果你重視的是普世的價值,那台灣會有什麼「特別的」、「屬於自身的」利益呢?!就好像我們如果重視的是「病患權利」,那麼,只是一味強調「某某人」的權利不是很奇怪嗎?!這「某某人」難道不是「病患」的其中之一嗎?台灣當然有其利益,但這利益並不「特別」。就好像你我都有人權,但你我的人權,並不「特別」於其他人。

而且,「台灣人」又是哪些人呢?為什麼「台灣人」就都是「自己人」?!我們的世俗利益一定是一致的嗎?!我們所期待的世界一定是長得一模一樣嗎?!立場不同,世俗利益自然也就不相同,甚至可能起衝突。比如,我蠻希望大家盡量「共產」的,有錢大家用,可是,有錢人會這麼希望嗎?

再以統獨為例,以前講獨就要抓要殺的,現在倒過來了,喊統的就像過街老鼠。如果是這樣,那我們到底是在追求什麼呢?台獨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嗎?沒有其它更高的價值了嗎?比如說,「言論自由」不就該是一個遠高於統獨的價值嗎?!主張統一的人,有什麼錯呢?!為什麼人多的一方總是要把自己的某種意見說成真理一般。我不知道建立一個老是「多數壓迫少數」的獨立國家要做什麼!這和中共的統一心態又有什麼不一樣?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人民絕大多數是希望統一的。不管同不同意其主張,我們都不能說這些人是壞人。不管是統或獨,這堶掖ㄗS有「正邪不兩立」這一回事;並沒有一方是在宣揚「真理」,所謂統獨爭議,只是一種「說服」的過程,畢竟我們不是在爭辯某種科學發現。許多不必要的爭議和衝突,恐怕是出在我們總是把「短暫的認知」看成「永恆的真理」,把「價值判斷」視為一種「事實判斷」。

其實,如果我們所擁有的真的是「真理」,那更不必動肝火了,誰能憑多數暴力改變真理呢?就像一個人說一加一等於二,一萬個人說等於三,外加一百顆飛彈,一加一還是等於二。這才是真理。獨不是,統也不是,台灣前途的一切討論,都不是真理。既然不是,為什麼我們總是要懷恨意見不同的人呢?

如果台灣和中共打仗,即使台灣打了勝仗,我也不會感到一絲的愉快和光采。在國外,許多台灣人老是因為中國人民之窮以及生活之刻苦而百般歧視之,這種心態也讓我感到深深的挫折。這種「台灣國」,老實說,不要也罷!

甘地曾這麼說﹕

「我認為即使在一剎那間對英國人抱著仇恨的態度,也是有損於人類的尊嚴,有損於印度的尊嚴……仇恨罪惡,但不要仇恨作惡者。……在印度,恐怕沒有人能夠宣稱比我更猛烈地批評英國統治者和這種控制我們的制度的腐敗性質。但我不仇視那些自認為是我的敵人的人,…我是愛他們的,但這並不會使我對他們的過錯視而不見。…我毫不猶豫地把這個使我們痛苦的英國政府制度稱呼為『惡魔』,我認為它一無是處。…但如果印度的自由意味著消滅英國或英國人,那我寧可不要印度的自由。」

我大約能預料這樣的一篇文章,如果在網路流傳,不知要惹來多少「愛台灣」、「正義感超強」的「台獨青年」的憤怒。為此,我只好犧牲點文字的簡潔,盡量把話說得簡單明白,「以策安全」。

「正義青年」的熱情可感,但「熱情」不見得是個好東西,大多時候,「頭腦清醒」至少是跟「熱情」一樣重要的。

我能明白為什麼許多人總是熱情地想「改造世界」,但我不明白他們究竟如何能辦到。有些想法也許不是很好說明,但基本上是這樣﹕我們與其整天想著「改造世界」,不如花一點時間想想如何「改造自己」就好了。因為「我們自己」就是「世界」,改造了自己,也就改造了世界。

以前黨外時代,老聽到一種言論,就是談「如何教育民眾?」其實,我們自己不就是「民眾」嗎?「教育」我們自己就好了,管別人做什麼呢?!我們實在不需要擔心別人有沒有覺醒,更不必焦頭爛額地投入任何改革,我們沒那麼重要,沒有什麼非我們不可的工作,也不會有什麼偉大的目標,需要我們破壞自己的自然生活步調和內在寧靜才能達成的。

我總覺得跟這個「世界」盡量保持點距離是很重要的,當我們離它越遠的時候,這個「世界」反而會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當兩顆原子彈丟在日本後,一個英國記者帶著質疑的態度,跑去問甘地說,他的「非暴力」如何防止戰爭。甘地的回答是很令人感動的。他說﹕

「去做正當的事,不管這世界將發生什麼。任何人如果想感動別人一起行動,他就不要等待別人,先根據自己的能力幹起來。一個人變得不可抗拒,他的行動的影響變得無所不在的時刻就會來到,當他把自己降為零,變得毫無私心時,這個時刻就來到了。」

他又說﹕「把自己降為零的過程,是男人或女人所能夠進行的最高努力。」「非暴力意味著有意識的自我受難。這不是對作惡者逆來順受,相反地,這意味著以一個人的整個良知,去對抗暴君的意志。遵循人類的這條規律,一個人就足以對抗一個不義帝國的全部力量。」

這不是超人神話,對我來說,這比較像是一個真實的愛情故事。

後記﹕本文之甘地言行,一部份直接引自馬小鶴先生著作﹕「甘地」(東大圖書公司,世界哲學家叢書)。

12 Oc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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