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10-May-2000

　　李鑑慧「科特齊」一文，裡頭有提到一段雞同鴨講式的採訪對話，有點好笑，也使我有些長久以來壓抑心中的想法湧上來，不吐不快。

　　科學怎麼評作品好壞，不管同不同意，我們多少能理解那是怎麼一回事；藝術之評好壞，卻有許多令人無法理解的怪象。

　　舉生活中最普遍的「影評」為例好了。經常報刊上讀到影評，如果我有耐著性子把它讀完的話，總感覺像在讀某種準備上法庭用的「證詞」一般；就好像有個目擊者在描述一個兇殺案現場，講得好像他真的看到了什麼--我們一般沒「藝術水準」的凡人看不到的--「真相」似的。導演變成個狡猾的兇手，會故佈疑陣，使我們無法看清整個案情真相。

　　影評人唯恐我們不相信他說的，往往還會列舉許多「證據」。典型評論法，比如﹕「你看！這一幕『象徵』了什麼『意涵』，那一幕導演企圖要『告訴』我們什麼『訊息』等等。」像算命先生在說文解字一般。

　　如果有人對著一張畫，信誓旦旦地說這部份是要傳達這個訊息，那部份是要傳達那個訊息，大卸八八六十四塊，一一有「意涵」，不知道該畫家會有何感想？！如果畫畫不能這樣評，為什麼電影、音樂就能用分屍的手段來「一一象徵」那根本不存在的「意涵」呢？我們當然可以說「我喜歡這段那段」，但怎麼會一一有個「相對應」的「意涵」呢？！也許我們被一種「科學精神」所誤導，以為不管什麼東西總可以像分析化學元素一樣「分析」(或應該說「分屍」)。比如我們也常會聽到一些樂評，說這節「傳達」出什麼「訊息」，那個旋律又要「呈現」什麼, 講得好像真有其事。

　　甚至更厲害的「影評」，連種種社會學理論都可以像使用某個化學反應方程式那樣，給它「應用」上去，來獲得有關某種「真相」的「證明」。

　　我常感到納悶﹕導演或各種藝術家如果真的有這麼多「意見」要說，何不直接說呢？！何必這麼辛苦地拐彎抹角，這裡「藏」一個訊息，那裡又「藏」一個訊息？！真的有什麼東西被藏起來嗎？當事人真的有什麼「話」要說嗎？如果有的話，直接用普通「白話」說就好了，何必拍電影或做音樂或寫小說或畫畫等等等呢？有話要說何必拐彎抹角這麼辛苦呢？

　　我記得南斯拉夫導演Emir Kusturica的「地下社會」(underground)在坎城影展五十周年得了大獎， 記者會上他被問到該電影值此南斯拉夫內戰時刻，究竟要傳達什麼訊息？他的回答是﹕我沒有什麼訊息要傳達，如果有的話，我應該是寫一封信到郵局去寄，怎麼是來拍電影呢？！

　　也許我們往往被一種「他到底要說什麼？」這樣的錯誤疑問所誤導，所以總是拼命想要解讀出「真正意涵」。但是，一個畫家畫一張畫，他有想要「說」什麼嗎？一個音樂家做了曲， 他有想要藉它來「說」什麼嗎？同樣地，一個導演會有什麼「話」要說呢？

　　當然，有些導演或藝術家的確有很多「話」要說，尤其是那些「懷抱某種偉大使命感」的。但是，無可懷疑，那一定是個爛導演、差勁的藝術家（不管他做人多麼有正義感），因為他不明白電影或任何形式的藝術，有它自己的一套「語言」，而且這些「語言」有它自己的生命，不受制於現實世界種種標準。這種有「使命感」的電影或小說或音樂，其實跟開記者會用嘴巴「直接用講的」有什麼兩樣呢？！

　　記得侯孝賢拍完「悲情城市」時，許多「愛台灣」人士，批評該片沒有「正確呈現」國軍在228事件中之殘酷、反而毀損台灣人的善良形象云云。我們可以罵說「哎呀！大爛片，害我都快睡著了！」不管同不同意這個說法，這種評論在形式上是無可挑剔的；你可以強迫一個人青蛙跳五千公尺，總不能強迫他「愛」某部電影吧？！但是，拿不屬於「電影語言」的因素去批評的那種「影評」，根本只是雞同鴨講。導演又不是在回答一個物理學計算題，怎麼會有「正不正確呈現」這回事呢？就好像一個人寫詩，頂多是寫得「很爛」，如果評論說他寫「錯」了，這不是雞同鴨講嗎？他又不是在寫三民主義申論題。

　　藝術裡沒有「蔣公說」，作者自己就是「蔣公」，所以頂多是「爛」而已，是絕不會有「錯」的。

　　一個藝術家面對自己的作品，心中如果不幸還會想到觀眾或讀者的存在的話，那他頂多也只能問「你喜歡嗎？」而不是「你同意嗎？」因為藝術語言不是一種命題式的 (propositional) 辯論，它沒有要說出什麼特定的「意見」，哪有什麼「同不同意」的？！

　　上周聽「地下社會」、「亞歷桑那夢遊」等片之作曲家Goran Bregovic在倫敦的演奏會， 快結束時，他問現場瘋狂熱舞的觀眾說「你們喜歡嗎？」使我印象深刻，心想這麼偉大的藝術家，怎麼還會想到觀眾呢？！有點失望。不過，還好他沒有問「你們同意嗎？」，否則聽眾一定滿頭霧水，因為在政見會上，我們才會問「你們同意嗎？」

　　另外，電影不管以什麼歷史或人事為主題，都不一定要跟那些事有什麼相關，那可能只是個毫無重要性的「幌子」而已，不是嗎？就好像有裸露鏡頭不一定是A片一樣，片中有男女主角是同性戀，為什麼就變成什麼「同志電影」呢？有戰爭場面，為什麼就是「戰爭電影」呢？

　　記得「現代啟示錄」導演科波拉，努力否認該片與戰爭或越戰有什麼關係，可是有哪一篇影評不是拿這些不重要的「背景」大談特談呢？好比大島渚的「俘虜」，他本人也再三否認該片與同性戀的關係，可是，同樣許多人說它是「同志電影」。好像只要有角色「疑似同性戀」就一律是同志電影。要這樣談，當然也可以，反正也不犯法，但是，應該這麼說「這部電影『使我想到』戰爭或想到什麼，『我認為』點點點。」而不是「直接嫁禍」於導演，講得好像他不是在拍電影，而只是在「發表政見」似的。

　　最詭異的怪象是「研究超人為何會飛」的「評論」法。這怪象經常可見於校園或什麼界， 比如社運界或醫界。好比說，經常有老師或較資深的精神科醫師，會叫大家看某一部電影，然後來討論。這本無可厚非，奇怪的是討論的內容，經常是問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那樣，然後要大家表示意見。這哪有什麼「為什麼」？！超人會飛是因為導演教他的啊！不但會飛，要他拿地球當足球踢都可以啊！瘋女十八年的瘋女為何會瘋，是因為編劇逼她「瘋」的啊！不瘋還叫瘋女嗎？沉默的羔羊「心結」為什麼會解開？是因為出錢拍片的老闆幫她「解開」的啊！ 不「解開」哪能騙這麼多票房呢？！

　　我們往往把科學上那套實証的「為什麼」搬到藝術上亂問一通，「研究」得好像真有這麼一回事。

　　怪象種種，嘆為觀止，說不完。許多藝術家很睹爛別人做評論，想來不是沒有理由。

　　有一說叫「作者已死」，十分流行，我不確知其意，但我大約明白是說作者只能任人糟塌、曲解至死的意思。這樣聽起來很好，犧牲小我，刺激讀者創意。問題是很多人都不讓作者死，硬要賴給作者，硬要說這段「代表」這個，那段又「代表」那個，就好像分屍，挖出胃來說，「嗯！這個管消化的。」挖出肝來，就說「嗯！這個管解毒的。」 餘同理可證。聽來有點惡心，不過，大部份「影評」，基本上就是這樣幹的。

　　我想很多人會曲解本文，以為我是在反對對藝術做評。不是這樣，我只是要說它不是科學，所以不能做「分析」，只能訴諸以情以淚以幻想以鼻涕以痰以口水等等。

　　總之，要評什麼都可以，我們一點都不在乎，但是，至少形式上要搭調，對雞就要說雞話，對鴨就要說鴨話，這「話」兒跟那「話」兒是不能溝通的兩套「話」，雖然表面上它們都是「話」。而且，不要用一種目擊者描述某個犯罪現場似的口氣，「指出」或企圖「研究」出「真相」。那太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