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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並不如煙

章詒和

最後的貴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

康同璧,女,字文佩,號華  ,廣東南海人,1886年2月生。康有為次女。早年赴美國留學。先後入哈佛大學及加林甫大學,畢業後回國。歷任萬國婦女會副會長、山東道德會長、中國婦女會會長。曾在傅作義召開的華北七省參議會上被推為代表,與人民解放軍商談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51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全國政協委員。1969年8月17日病故,終年83歲。

——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

我在校讀書的時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個年代由于階級成分好,很受組織信任。當我畢業發配到邊陲,她被留校當了研究人員。到了“文革”時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員。“改革開放”以後,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宣統一個妃子的近親。“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信息發布,與之共事數十載的同事,無不愕然。適值單位最後實施福利分房,她給統戰部打了報告,言明皇親國戚的貴族身份,以求統戰。報告轉給了文化部(我所供職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直屬該部)。結果,滿足了“被統戰”的期待,實現了分房的要求。

而今隨意翻開一張報紙,“貴族”兩字隨處可見,什麼世襲貴族、東方貴族、白領貴族、單身貴族、金卡貴族、精神貴族。與之相搭配的圖片,不外乎豪宅別墅,靚車華服,美酒佳肴。把這些東西摞起來,簡直就是一本時尚大觀,看了足以讓人頭暈目眩,進而想入非非。可以說,貴族生活、貴族氣派、貴族氣質,已是當今眾多少男的理想,無數少女的美夢。

總之,解放後曾與“地富反壞右”一樣被視為棄履的“貴族”二字,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又陡然時興起來,登時身價百倍。而我真正懂得什麼是“貴族”,是在認識了康同璧母女以後。其實,它根本不是什麼用來炫耀、用以兌換到各種利益或實惠的名片,也非香車寶馬、綾羅綢緞、燈紅酒綠的奢華生活。

我們一家人認識康同璧,是反右以後的事。

1958年初,反右運動結束了。戴上頭號右派帽子的父親(姓章名伯鈞)經過無數次親人檢舉、朋友倒戈、同僚揭發的教訓以後,在待人接物方面很開竅了,也很收斂了。比如,在公開場合,他一般不主動招呼人,哪怕這個人是從前的下屬。又如,在非公開場合,一般不邀請他人聚會,哪怕這個“他人”是昔日之好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于是,不久便形成了一個右派小群體,或叫小圈子。由于父親是右派之首,也由于我們全家好客,加之,上邊給父親保留了大四合院,小轎車及好廚師等等。所以,一群“烏合之眾”的落腳點,大都選在東吉祥胡同10號。這是我家的地址,現在它已一分為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先搬進去住的是萬里,後為段君毅。跨院分給了藝壇領導高佔祥。

右派圈子的人,聚攏一起也很熱鬧。清茶一杯,有說有笑。聊國際政治的是羅隆基;談佛學和古詩詞的是陳銘樞;既說社會新聞、又講烹調藝術的是陳銘德、鄧季惺夫婦。在有來有往中,彼此尊重,相互關心。一人病了,其他幾個會自動傳遞消息,或電話問候,或登門探視。在無所事事的日子里,這種交往是他們的生活內容。在孤立壓抑的環境中,這個聚會是他們的慶典和節日。一般人是害怕這個右派圈子的,而唯一沒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兒羅儀鳳。

記得是1959年的春季,父母同去全國政協的小吃部喝午茶。傍晚歸來,父親是一臉的喜色。

我問母親﹕“爸爸為啥這麼高興?”

母親說﹕“自我們戴上帽子,今天頭一回遇到有人主動過來做自我介紹,並說希望能認識你爸爸。”

“難道這人不知道咱老爸是右派嗎?”

“當然知道。但她說以能結識章先生為榮。”

“他是誰?”

“她就是康有為的二女兒,叫康同璧。”

“她有多大?”我問。

“大概有七十歲了。”母親遂又補充道﹕“康老和她的女兒說,後天請我們去她家做客呢!”

父親好久沒當過客人了——想到這里,我替父親高興。

第三天,父母去了。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令父母感動不已。

母親說﹕“一切都出乎想像。康老住在東四十條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我們原先以為不過是小坐,喝茶罷了。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吃晚飯的。而且請我們吃的菜肴,是她女兒羅儀鳳親自下廚操持的。盡管屬于粵菜,那味道與街面的菜館就是不一樣。單是那又糯又香的廣東羅卜糕,你爸爸就夾了好幾塊。”

父親欣賞康同璧的個人修養和藝術才華。說﹕“果然名不虛傳哇!難怪康有為那麼疼愛這個女兒。她英文好,詩詞好,繪畫好。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幾幅自己畫的山水畫,可謂蒼古清雋,情趣天然。依我看,她的畫和那些專業畫家不相上下。”

其實,我心里清楚﹕讓父母最為贊嘆的,是康同璧母女對自己的態度。

過了一個禮拜,父親提出來要在家中回請康氏母女。

未及母親表態,我高舉雙手,叫道﹕“我同意!我贊成!”

父親也舉手,並向母親叫道﹕“二比一,通過。”

三人復大笑。

母親用手指著我的嘴巴,說﹕“是不是嘴讒了?”

“不,”我辯解道﹕“我想見見她們。”

經過緊張的準備,一切就緒。父母視康老為貴客,又是首次登門的緣故,所以決定不讓小孩上席。我聽了,不怎麼慪氣,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後面偷看,偷聽。

雜花生樹,飛鳥穿林,正是氣候宜人的暮春時節。下午三點,父親讓司機開著老別克小轎車接客人。

康同璧母女一走進我家闊大的庭院,便駐足欣賞我家的楹聯、花壇、魚缸及樹木。老人看見正房前廊一字排開的八盆臘梅,不禁發出了驚嘆﹕“這梅太好了,枝干蒼勁、縱橫有致,可以入畫了。”

父親說﹕“康老,你知道為什麼這八盆臘梅這樣好嗎?”

“當然是你養得好哇。”

“不,因為送花的人是梅蘭芳。”

康同璧聽罷,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走。我則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後面打量她。應該說,臉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那平直的額頭,端正的鼻子,細白的牙齒,彎彎的細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卻歲月時光。她身著青色暗花軟緞通袖旗袍,那袍邊、領口、袖口都壓瓖著三分寬的滾花錦邊。旗袍之上,另套青?背心。腳上,是雙黑色軟底繡花鞋。一種清虛疏朗的神韻,使老人呈現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絲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別針,在陽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幾許生動之氣。染得黑玉般的頭發盤在後頸,繞成一個松松的圓髻。而這稀疏的頭發和舊式發型,則描述出往日滄桑。

跟在康同璧身後的,是女兒羅儀鳳,從外表判斷,約有四十歲上下。她全身藍色﹕藍旗袍,藍手袋,藍紗巾,以及一副大大的灰藍色太陽鏡。港式剪裁的旗袍緊裹著少女般的身材,並使所有的線條均無可指摘。雖然一襲素色,但一切都是上等氣派的典雅氣質。走進客廳,羅儀鳳摘下眼鏡後,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老實講,嬌小玲瓏的她即使年輕時,也算不得漂亮。臉上敷著的一層薄粉,似乎遮蓋不住那貧血的蒼白。嘴巴寬大,嘴唇亦無血色。她的眼珠特別地黑,往里深陷,在一道青色眼圈的映襯下,非常幽深。這高貴神態的後面,似乎還隱含著女性的一種傷感氣質。

大圓茶幾上,擺滿了母親從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買來的各種西點和水果。父母與客人聊天。剛開始,還聽得見康氏母女說話。半小時後,客廳里就只有父親的聲音了。我躲在連通客廳的玻璃隔扇後面,目不轉睛地瞧著。忽然,我發現羅儀鳳把鞋穿錯了﹕怎麼一只腳穿的是藍色的皮鞋,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于是,父親說的話,我全都聽不見了,只是專注于那雙腳,琢磨著那雙鞋。而在下定羅儀鳳是于匆忙中穿錯一只鞋的結論之後,我無論如何也憋不住了,有如父親發現社會有問題,就非得站出來提意見一樣。

我大喊﹕“媽媽!”

母親聞聲而至,問﹕“你躲在這里做什麼?”

我面帶焦憂之色,說﹕“請你告訴羅儀鳳阿姨,她把鞋穿錯了。”

母親不回答我,邊笑邊往客廳走去,來到羅儀鳳面前俯耳說了兩句。羅儀鳳遂朝著玻璃隔扇,笑道﹕“請章小姐出來看看我的鞋,可以嗎?”

我有些難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走到客廳,來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天哪!原來她的鞋,左右兩色,從中縫分開,一半藍、一半白。

羅儀鳳微笑著,解釋道﹕“不怪小姑娘,這是意大利的新樣式,國內還很少見。”

父親也笑了。我知道﹕在他的笑容里,有替我難為情的成分。

康同璧拉著我的手,問﹕“你叫什麼名字?”

“小愚。”

“哪個愚字?”老人又問。

“愚,笨的意思。”

“哦,大智若愚嘛!”

再問﹕“那大名呢?”

“章詒和。”

“詒樂和平。你爸爸給你起的名字太好了!”康同璧弄清了“詒”字後,立即這樣夸道,並一定讓我坐在她的身邊。

我就是在一種尷尬的處境中,結識了康有為的後代。父親讓我尊康同璧為康老,稱羅儀鳳為羅姨。

後來,康同璧送來她的兩幅畫作。大幅的山水,送給父親。小幅的,送母親。作品的氣勢、用筆及題款,令人無論如何想像不到它出自一個女人之手,出自一個七十歲女性老人的筆下。從此章、康兩家經常往來,而康同璧就成為父親戴上右派帽子以後,結識的新朋友。父親欣賞她的才華,更感佩她的膽識。

康有為的後代,人數不少,其中的絕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讀于哈佛,丈夫姓羅名昌,曾任民國政府派駐倫敦的總領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老人唯一的兒子定居美國,自己卻帶著唯一的女兒生活在社會主義中國。

父親曾經問﹕“康老,你為什麼要留在大陸?”

她答﹕“我要在這里做些事,給先父修訂年譜,整理遺書,遺稿。”

“除了政協委員的榮譽之外,政府對你還有什麼安排?”

“中央文史館館員。”康同璧停頓片刻,又說﹕“建國之初,我們的領袖還是有愛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見面,便翹起大拇指說‘我是支那第一人。’——我聽了,非常吃驚。沒有想到他看見我,就馬上背誦出我十九歲獨自登上印度大吉嶺時寫的詩。這樣的態度與氣派,當然能夠吸引許多人從海外歸來。”

老人所言,決非虛詞。一次在人大三樓小禮堂舉辦文藝晚會,我與父親同去,坐在靠後的位置。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開演前三分鐘,毛澤東進了會場。當他看見了這個“支那第一人”的時候,便主動走過去,俯身與之握手。當時康同璧帶著花鏡,正專注于節目單。她認清來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澤東,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許多人見到了這個場面。

我身邊的一個官員模樣的中年人,對他身邊的夫人說﹕“這老太太不知是哪個將軍或烈士的媽媽,面子可真大,咱們的毛主席都要過去跟她打招呼。”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誰的媽媽,她是康有為的女兒。”

“誰是康有為?”那中年人的夫人追問。

我大笑不止,父親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父母乘車外出,歸來時路過東四十條,看天色尚早,決定順便去看望康同璧。跨進大門,就看見康同璧和一些容貌蒼老的人悠閑地坐在院子里。一張大圓桌,上面擺著茶具,雜食及瓜果。正是殘夏、初秋的轉折時節,整座庭院散發出馥鬱的草木氣息,幾棵枝干舒展的老樹,綻放出潔白的花朵。這里,既令人心曠神怡,又呈現出一種令人惆悵的魅力。作為不速之客的父親一下子面對那麼多的生人,臉上的表情一時也好像找不到適當的歸宿。康老很高興,一再請父母坐下,共賞院中秋色。在所有的客人里,父親只認得載濤。

康同璧用手指那開著白色花朵的樹木,對父親說﹕“這是御賜太平花,是當年皇上(即光緒皇帝)賞賜給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開時節,我都要叫儀鳳準備茶點,在這里賞花。來聚會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著,羅儀鳳把張之洞、張勛、林則徐的後人,以及愛新覺羅家族的後代,逐一介紹給我的父母。

園中一片舊日風景。顯然,這是一個有著固定成員與特殊含義的聚會。在康同璧安排的寬裕悠然的環境里,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成為對歷史的重溫與懷念。主客談話的內容是詩,連其中一個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滿口辭章。而這恰恰是父親最不精通的話題,父母很快告辭。

回到家里,父親把這件事講述給我聽。在他的講述里,流溢出一種嘆服。在父親的感受里,康家的舉動不僅是出于禮貌,而且是一種美德。這種禮貌與美德,給人以精神撫慰和心靈的溫暖。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對前朝舊友的涵容忠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義”為先——老人恪守這個信條自屬于舊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而那時,官方正在全社會強力推行“階級、階級斗爭”學說,貫徹“政治掛帥”的思想路線。

有意思的是,康同璧在認識父親以後,又提出很想結識羅隆基。父親當然高興,並很快做了見面的安排。因為都姓羅,所以康氏母女與羅隆基一見面,便“自來熟”。

“五百年前是一家。”羅隆基高興地對康同璧說﹕“我正孤單度日,現在我有妹妹啦!以後窮了,病了,有妹妹照顧,我不怕了。”

羅儀鳳則說﹕“我有個哥哥,很疼自己,可惜在國外。現在好了,又來了一個。”

總之,康氏母女都很喜歡羅隆基。後來,父親又把章乃器、陳銘德、鄧季惺等人,介紹給康氏母女。這些人經常聚會,聚會多在我家。我家的聚會只要有羅隆基在場,就會變成個沙龍。而羅隆基身邊由于有了一個未婚女性,人也顯得格外精神。一有縫隙,他便滔滔不絕,夸示自己很有學問。遇此情況,父親每每暗自發笑。羅儀鳳則很少開口,但很注意羅隆基的談話。即使在他和父親談論民盟的往事,康同璧的這個女兒也很專注。那不移動的注視,意味深長。有時,在她的臉上,還浮散著一陣紅暈。

後來,羅隆基除了在我家與康氏母女聚會,自己還去東四十條登門拜訪。後來,他又單獨在自己的住所請康同璧母女吃茶點、喝咖啡。

三年自然災害來了,連國家元首都發出了“忙時吃干,閑時吃稀”的號召。一兩油,二兩芝麻醬,三兩瓜子,半斤花生,是市民百姓逢年過節的特別供應。它們似金子般地珍貴。為了多吃一口飯、多爭一塊肉,兄弟打架,姐妹吵嘴,夫妻反目,父子翻臉的事,屢見不鮮。也就在這個時期,康氏母女凡來我家,羅儀鳳必帶些糖果或點心。

到了物質極度匱乏的緊張階段,羅儀鳳不再送糖果糕點。一次在我家聚會吃午茶,她趁別人不注意的空隙,朝母親的手里遞上一個兩寸長、一寸來寬的自制小信封,並用食指封嘴的手勢告訴母親﹕別吱聲。客人走後,母親拆開一看,全家大驚﹕是北京市政府根據僑匯多寡發給在京僑眷的專用糕點票,糖票,布票,且數額不少。

父親激動地說﹕“這是康老的兒子從海外孝敬老人的,我們不能收。”

母親撥通電話,向羅儀鳳表示﹕“伯鈞和我們全家,不能接受這樣的重禮。康老年邁,需要營養。再說,我們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強多了。”

那邊廂,傳過來康同璧的聲音﹕“我的生活很好,你們不要客氣了。我的生活原則是——有難同當,有福同享。”

在以後的三年時間里,母親不斷地從羅儀鳳手里接過裝著僑匯票的小信封。母親懷揣小信封,由我陪著去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僑匯商店買點心,買白糖,買花布。那個商店,永遠是滿滿的人,長長的隊。大家都在安心排隊,耐心等待。

我和母親捧著這些最緊俏的食品和物品,一路上誰也不說話,懷著一種復雜的心情回到家中。母親把東西一件件攤開,父親看後,說﹕“康同璧不說解放全人類,卻從救一個人開始。”

誰都明白,父親的這句話是個啥意思。

母親拿著這些稀罕之物,曾招待或轉贈別的人。如儲安平,馮亦代。他們的處境比父親更差。

到了春節前夕,康氏母女總要送來一小盆長滿花蕾的水仙。羅儀鳳還要在每根花莖的部位套上五分寬的紅紙圈。如果有四個花鍵,那就並列著有四個紅色紙圈。水仙自有春意,而這寸寸紅,則帶出了喜慶氣氛。

母親望著它,連連贊嘆﹕“什麼東西到了康家人手里,就與眾不同了。”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階段,在康氏母女節儉度日的年月,羅儀鳳把鋪曬在窗台的橘皮,統統做成醬,還要把這一瓶瓶橘皮果醬塞進我的書包,讓我帶給父母。母親舍不得吃這些果醬,連連嘆道﹕“看看儀鳳,你就懂得什麼叫俠骨柔腸了。”聽說我家在使用蜂窩煤爐子取暖,羅儀鳳就親手教我做一種取名為“艾森豪威爾湯”的美式湯菜。並介紹說﹕“這是艾森豪威爾將軍在二戰軍營里的發明。”

老太太還補充說﹕“這湯又便宜又營養,只是費火。你一定要給爸爸媽媽多做幾次,叫他倆多喝些湯,對身體有好處。”

與康同璧母女幾年的交往,使我認識到貴族紳士和物質金錢的雙重關系。一方面,他(她)們身居在上層社會,必須手中有錢,以維持高貴的生活;另一方面,但凡一個真正的貴族紳士,又都看不起錢,並不把物質的東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們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經紀人,決非gentleman。儲安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國采風錄》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繪、剖析貴族和貴族社會。他這樣寫道﹕“英國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個人都成為君子紳士(gentleman)。一個英國父親,當他的兒子還沒有成為一個man時,即已希望他成為一個gentleman。英人以為一個真正的君子是一個真正高貴的人。正直,不偏私(disinteregted),不畏難(capable of exposing himself),甚至能為了他人而犧牲自己。他(她)不僅是一個有榮譽的人,並且是一個有良知的人。”ゞ如果說,康氏母女讓我懂得什麼是貴族的話;那麼儲安平的這段話,便教會我如何判別真假貴族。

也就在這個困難時期,右派們的聚會成了聚餐,並實行AA制。每次聚會,父母都會帶上我。這時,我漸漸發現羅儀鳳的衣著,從講究轉變為漂亮。像過去不怎麼穿的翠綠色,也上了身。頭發油亮油亮的,發式也是經過精心梳理,越發地洋氣了。更大的變化是在聚會中,她和羅隆基常開小會,而且說英文。有一次,我們在西單絨線胡同的四川飯店吃晚飯。飯畢,大家步出這座昔日的王府。我們都來到了大門,他倆還拉在後面老遠。

我返身要催他倆,父親一把拽住了我,嗔道﹕“傻丫頭!”

月色下,庭院中遲開的花朵,吐露著芬芳。他倆說的是英語,羅儀鳳語調溫軟,雙眸迷茫又發著光。羅隆基的身心,好像都一齊被那雙黑眼睛吸了過去。

羅儀鳳經受不住羅隆基的感情攻勢,也抵擋不了羅隆基的個人魅力。于是,這以兄妹相稱的一對,開始了長達數年的戀愛。除了單獨約會,電話、書信是他們來往的主要方式。

見此情景,父親不無擔憂地說﹕“努生(即羅隆基的字)是舊病復發,一遇女性即獻殷勤。可憐康有為的這個外孫女,真的是在戀愛了。”

一次,康氏母女到我家作客。人剛坐定,電話鈴就響了——是羅隆基打來,問﹕“儀鳳到了沒有?”

這個用英語交談的電話,足足打了半個小時。父親很不高興,嘴里直嘟囔﹕“這個努生,談情說愛也不分場合。”

電話打完,羅儀鳳回到客廳,略帶 腆地霎著眼睛。我發現,她那張原本不怎麼漂亮的臉,竟因興奮而生動,因生動而美麗起來。

不久,羅隆基的好友趙君邁々來我家閑談。父親關切地問﹕“老趙,到底努生和儀鳳關系怎麼樣了?”

趙君邁說﹕“你們不都看見啦?就是那樣一種關系吧。”

父親索性直言﹕“我想知道努生的態度。他怕是又在逢場作戲吧?”

趙君邁沒有立刻做出回答。他起身站到客廳中央,舉臂抬腿,打了兩手太極拳。然後慢條斯理地說﹕“伯老,你這不是在給我出難題嗎?努生這個人的性情和毛病,你是清楚的。他現在對儀鳳是熱烈的,將來會不會冷淡下來,誰也不敢打這個保票。”

羅儀鳳在明知羅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獻出自己近乎神聖的感情——這讓父親非常尊重和心疼她,並擔憂這場戀愛的前景。因為自從羅隆基和妻子王右家分手以後,他熱戀過不少的女人,卻無一人與之攜手到白頭。故父親常說﹕“沒有辦法!負心的總是努生,可又總是有女人自願上鉤。”

極想成全好事的,是母親。她興沖沖地說﹕“他們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老羅的生活有人照料,儀鳳的未來也有了歸宿。再說,他們是般配的。儀鳳的出身、學識、教養,性情哪點比不過老羅?”

“李大姐(母親姓李名健生)說得對。”趙君邁附和道﹕“我見過羅儀鳳寫給努生的信,全是用英文書寫。句式、修辭、包括語調,都是那麼地簡潔明淨、含蓄優美。一般的英國人,也寫不出那麼精美考究的書面語言。別看努生總夸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依我看無論是說、還是寫,他都不是羅儀鳳的對手。”

“老羅為什麼把情書拿給外人看呢?”母親的問話,顯然是對羅隆基的這個舉動有所不滿。

“李大姐,你不要誤會。”趙君邁趕忙解釋﹕“這不是努生有意公開情書,而是震驚于儀鳳的文字表達水平。他挑出一封信讓我欣賞。我一邊讀信,他就一邊感嘆﹕‘我的這個妹妹寫信的口氣,不僅是徹底的西化,而且還是貴族化的。我搞不明白她是從哪里學來的這個本事?’”

而父親的歸結是﹕“這兩人都是在戀愛。不過,羅隆基用的是情,羅儀鳳用的是心。至于結局嘛,恐怕主要取決于努生了。”

在給第一批右派摘帽的時候,為安撫父親和羅隆基,上邊組織他們南下參觀。父親參觀的線路是江浙;羅隆基走的是湘贛。而與羅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母女。

在車廂里,父親悄悄對母親說﹕“看來,中央統戰部很掌握、也很會利用羅隆基與康氏母女的特殊關系呀。”

此行歡愉而愜意。加之感情的注入,無論羅隆基還是羅儀鳳,無不顯現出充沛的力量。他們返京後,在我家聚會了一次。父母發現身材消瘦的羅儀鳳竟豐滿了一些,倆人暗自高興。

經過一段時光,羅儀鳳以為到了收獲愛情的季節。她在給羅隆基送去的生日蛋糕上,親手用奶油繪制出兩顆並列的心。心是紅色的,丘比特箭從中穿過。此外,還有花,有信。羅隆基接到生日禮物,大驚失色。這是他萬萬沒有料到的。他不知該如何回應,便向父親求救。

父親責怪羅隆基不該大獻殷勤,說﹕“你半輩子的羅曼蒂克,有一部書厚。但現在的你是個右派,而人家出身名門,至今未婚,如今能袒露心曲,已是極果敢、極嚴肅的舉動。如果講般配的話,羅儀鳳實在是配得過你,就看你有無誠意了。再說,選擇妻子,主要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無關緊要。”

羅隆基說﹕“我們只能是互稱兄妹,而不可結為夫妻。”

父親問﹕“你主動接近她,現在又回絕她。努生,你到底搞什麼名堂?”

羅隆基支吾半天,說不出一條理由。

“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夠漂亮吧?”父親的話,讓羅隆基啞口無言。

後來,盡管他們二人的關系再沒有向婚姻之途發展,畢竟羅儀鳳是康有為的後代,對羅隆基仍以禮相待。每逢端午、中秋或重陽,父母都會收到羅儀鳳自制的糕點。有時,母親打電話問羅隆基如何過節。

羅隆基答﹕“幸有妹妹送來點心,方知今夕為何夕。”

如果說,戀愛對羅隆基是享受的話,那麼,戀愛對羅儀鳳,就是消耗。消耗了許多的時間,許多的心力,許多的感情。而進入中年的女人,怕的就是消耗。不久,羅儀鳳得知羅隆基在與自己繼續保持往來的同時,陷入了另一場戀愛。那個女人雖說不是燕京畢業,也不精通英語,但是精通打牌,擅長跳舞,活潑漂亮,頗具風韻。她與羅隆基從牌桌搭檔、舞場搭檔關系開始,便一發而不可收拾。為了她,羅隆基還與其兄(時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大鬧一場,甚至鬧到周恩來那里。這,對羅儀鳳是致命的一擊。我知道,羅儀鳳無論怎樣地傾心羅隆基,也決不會跑到公眾場合去充任什麼牌友或舞伴的。

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劇團藝術室工作。羅儀鳳陪伴全國政協委員的母親來成都視察。在錦江賓館,趁著母親睡覺,她一連幾個小時在述說這件事。

“小愚,如果他(指羅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決不嫁的。”她用陰沉的聲音說出了這樣一句話。

“羅姨,為什麼?”

“我嫌他髒,骯髒。”她語調平靜,嘴角卻在顫抖。顯然,在這平靜的語調里,蘊涵著無比的怨恨。

我發現她一下子老了。

羅儀鳳是何等的聰穎,當知羅隆基的浪漫天性及過去之種種。但她仍投身其中,往而不返。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要給自己日趨枯涸的人生,編織出一個最後的幻像,一個幸福又奇魅的幻像。羅儀鳳曾經將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經歷用文字寫了出來,以傾吐內心的痛苦與不平。寫完以後,卻始終未示于人。“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元好問的這首《摸魚兒》,替天下為情所苦所累者發出了永恆的追詰。看來,比死亡還神秘的,真的就是愛情了。這場錐心刺骨的戀愛從明亮的粉紅色開始,到黯淡的灰黑色結束。而從開始到結束,羅儀鳳一直瞞著她的母親。在情感生活中能持久地保持這樣一種虔心、凝韌、隱忍的態度,一般女性是辦不到的。儲安平曾說﹕“賢良、寬恕及自愛之中盡心與克制,是當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的品行。”羅儀鳳的身上就有這種品行,只是應了父親的那句話﹕“努生無慧眼,也無福份哇!”

兩年後,羅隆基突發心髒病死在了家中。

消息傳出,康同璧立即給父親打電話,問﹕“羅先生猝然而去,我和女兒夜不能寐,悲痛又震驚。我要寫副挽聯,以表達哀思。不知寫好後,該送至何處?”

父親說﹕“老人家,你一個字也不要寫,努生是右派。據我所知,對他的死民盟中央是不舉行任何儀式的。”

“怎麼可以這樣做?一個普通人走了,也是要做喪事的。章先生,我們是不是可以問問統戰部。”康同璧的情緒有些激揚。

不知如何作答的父親,掛斷了電話。

老太太哪里曉得﹕給民盟中央拿主意的,正是統戰部。

我在四川省川劇團的幾年,備受打擊和歧視。說在藝術室工作,實際上派給我的活兒是白天弄幻燈,晚上打字幕。我不敢把自己工作的真實情況告訴家里,怕父親傷心母親落淚,卻很自然地想到了康氏母女,貿然地給康家寫信,訴說滿腹的委屈和憤怒。因為在我的直覺中,她倆是最可信賴的。直到“文革”前夕,我們始終保持著書信往來。康家的復信,顯然是由人代筆。但信中表現出的悲憫、溫良與仁愛,則發自康氏母女的內心。1964年底,臨近聖誕節了。羅儀鳳隨信寄給我一個極其精美的金魚書簽,它用工筆繪制而成,形態乖巧,色澤艷麗。信上說﹕“這條魚靈動又快樂,它就是我們眼中的你。”我捧著它,看著它,愛不釋手,又泫然欲泣。

文化大革命時期,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住在康家。這使我對康同璧母女,有了較為深入的往來和了解。從1966年的8月開始,我家就經歷著無日夜之分的抄家和洗劫。整座四合院被紅衛兵、造反派佔領,全家人被驅趕到緊挨大門的傳達室和警衛室。

1967年春季的一個深夜,父母和我已經睡下。突然,暴烈的叫罵聲、撞擊聲把我們驚醒。當父母和我從木板床上剛翻身坐起,一群紅衛兵已用腳踹開了門。打頭的一個,只有十六、七歲的年紀,如果不鬧革命的話,該在中學讀書。他在問完“誰是章伯鈞?”這樣一句話以後,就命令大家動手抄家。

我家經過無數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類。所以,這次洗劫對他們來說,收獲實在太小,太小。這個打頭的,看見我們的手腕上還有表。于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親送給母親的“摩凡陀”,父親送給姐姐的“勞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歐米茄”。他們走後,母親發現晚飯後放在桌上的一塊冰糖,也被紅衛兵“洗”了。

翌日,吃過早飯。神色嚴肅的父親對母親說﹕“健生,這個家太不安全。讓小愚到外面去住吧。”

母親同意了。我不同意,說﹕“我要和你們在一起。”

父親說﹕“你白天和我們在一起,只是不要在家過夜,太危險。”

“爸,你讓我住到哪兒去?再說,誰有膽量讓章伯鈞的女兒住在自己家里呢?”

父親想了想,說﹕“現在,我們只有找真正的保皇黨了。”

母親怪道﹕“事情到了這個時候,你還在開玩笑。”

“哪里是在開玩笑,我說的保皇黨是指康同璧。聽說,她的住所至今還沒有外人搬進去住。”

我真的佩服父親,不管處在什麼樣的險境,都不失清醒。當日下午,父親叫我拿上睡衣和牙刷,跟他去東四十條何家口。

我說﹕“我拿睡衣干嘛?還不知道人家同不同意呢?”

“會同意的,你把東西都帶上。”父親的口氣,不容爭辯。

我和父親搭乘13路公共汽車,便從地安門到了東四十條。當看見我和站立在我身後的父親的時候,康同璧母女興奮得將我倆抱住。

康同璧緊緊抓住父親的雙手,說﹕“這真是一場噩夢哇!同住一個城市,卻彼此不明生死。”

羅儀鳳則說﹕“從運動(指‘文革’)一開始,我們就掉進了地獄。”說罷,便去張羅茶葉,拿開水燙茶杯。

父親忙說﹕“不要麻煩啦。今天我帶著小愚來,是有事相求康老。”

康同璧說﹕“章先生,你有什麼事?只要我能做到,我和女兒盡量去辦。”

父親在介紹了家中屢遭抄家和“打砸搶”的情況之後,說﹕“我老了,紅衛兵再怎麼搞我,無非骨頭一把,老命一條。可讓小愚住在這樣的危險環境里,我和健生就很不放心了。我想到你這里或許會安全一些,不知康老能否同意,讓她每晚留宿貴府。”

康同璧說﹕“當然可以,而且我非常歡迎小愚來我家。”

父親聽了,萬分地感激。

康同璧打量著父親,心疼地說﹕“章先生瘦了,你千萬要保重哇!我現在出門不方便,不能去看健生,替我問候她吧。請轉告她,小愚在我這里是最安全的。叫她放心好了。”

父親隨即告辭。我挎著父親的臂膀,送至車站。父親叮囑道﹕“這樣的家庭是有規矩的,你要守人家的規矩。稍有疏忽,便成失禮。我敢說,現在除了康同璧,再沒有第二個敢收留我們家的人了。”

路上,父親情緒不錯,話也多了。他說﹕“康同璧的樂于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家庭的影響。因為康有為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接著,父親告訴我,現在的人只曉得徐悲鴻的畫好,卻不清楚他是如何成材的。當年的悲鴻在宜興老家,不過是個教書的。到了上海,窮得連飯都吃不上,還談什麼繪畫。這時遇見了哈同花園的總管,是他把悲鴻的一切生活費用包下來。後來,悲鴻想去法國進修深造,為此拜見了康有為。康有為稱贊悲鴻有志向,並說要給他弄個留學的官費名額,以便將來悲鴻在國外和蔣碧薇的生活也能寬裕些,得以專心習畫。很快,康有為給朋友寫信,通過教育總長傅增湘,促成了這件事。所以悲鴻成名後,不論什麼時候、什麼場合提起康有為都是滿懷崇敬與感激。後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見到一幅徐悲鴻為康有為一家人畫的“全家福”。畫作是一個富有的溫州人從法國購得。有人質疑其真偽,我卻一口咬定﹕它是真的!因為它的美艷、工整與仔細,都應和了徐悲鴻對康有為的虔誠之心和景仰之情。

——父親剛走,羅儀鳳便忙著為我張羅起來。第一件事,即指點我盥洗間在何處,以及手紙、肥皂、牙刷、毛巾的擺放位置。第二件事,即帶我去我的臥室,讓我看看自己的床鋪、床單、棉被、枕頭,拖鞋以及床頭燈的開關,鬧鐘的使用。第三件事,即騰出一個空抽屜,讓我存放自己的內衣或小物品。第四件事,向我介紹家中的兩個男佣老郭和二陳。第五件事是告訴作息時間,如三餐的開飯鐘點。

我說﹕“父親有交代,只住不吃。”

坐在一旁的康同璧睜大眼睛,說﹕“小愚怎麼能只住不吃?到了我家,你就要聽我的。”

最後達成妥協﹕我只吃早餐。

由于在這里落腳,我才有了充裕的時間和條件去熟悉這所大宅院。康同璧告訴我﹕房子的設計師就是自己的丈夫羅先生,風格是外中內西。所謂外中,就是指中式磚木建築,粉牆黛瓦,四合院格局。進大門,即有一道用原木、樹干及枝條搭造的柴扉,粗糙笨拙,顯得很原始,很不經意。但仔細打量卻發現不經意中,其實十分經意。院落里栽植著不加任何人工修飾的草與樹。過柴扉,入正門,當中經過的是一條“之”字形的石板路。石板色澤如硯,腳踏上去涼涼的,滑滑的。這一切讓人有置身鄉村的感覺,卻分明又都是經文化燻染過的、一派文人士大夫式的精致風雅。而所謂的內西,則指房間的使用和陳設。一進門便是一間小小的待客室﹕高靠背布藝沙發,有刺繡的墊子,菱形花磚鋪裝成的地面,玲瓏活潑。客廳很大,鋪著紅地板。它按使用功能分做了三個空間,一邊是用來吃飯,一邊是用來會客,另有一角擺放著書櫃和寫字台,供讀書、作畫、寫字之用。

客廳里最惹眼的東西,是漂亮的英式壁爐以及與之相配的火具,還有銅制的台燈,煙缸和燭台等擺設。除了掛在壁爐上方的毛澤東水墨畫像以外,一切都是康同璧舊日風華的反光。與客廳相通的,是康氏母女寢室﹕白牆壁,白家具,白窗簾,一塵不染。要不是母女的臥具分別是淡藍與淺粉的顏色,真聖潔得令人有些發寒。後來,羅儀鳳又帶我到與盥洗室相連的一間屋子,里面堆滿了許許多多的書籍和數不清的家具。那屋子大得似乎一眼望不到頭。極講究的是一道上空下實八屏雕花落地隔扇,木料上乘,雕工一流,它給這間大廳營造出華美氣派。

“這麼大的房子,原來是干嘛用的?”我問羅儀鳳。

“跳舞,開雞尾酒會。你瞧,那道玻璃隔扇是活的,能移動。移動的位置,是依據來客的多少而定。”

她又說﹕“你現在看到的是前院,後院的房子更大,也更好。”

“那你和康老怎麼不住在後面?”我不解地問。

“讓給外交部的一個頭兒住了。”

“……”

當晚,我打開羅儀鳳為我準備的全套白色臥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驚擾、惶悚相比,這里則是裝滿了寧靜與蒼涼。它們隨著縷縷清朗的風月星輝,直入心底,令我難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當我梳洗完畢走進客廳,即看見黑褐色菲律賓木質圓形餐桌上已擺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約過了半小時,康老走了進來。還沒等我張口,她便問我昨夜睡得如何?我們坐定後,羅儀鳳開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飯,桌子當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銀魚,一碟豆腐乳,一盤烤得兩面黃的饅頭片。兩塊油糕,單放在一個小瓷盤里。

康老對我說﹕“和從前不一樣了,現在我家吃得很簡單。不過,銀魚下稀飯,腐乳抹饅頭也還是好吃的。”她邊說邊挑了一片烤饅頭遞給我。在吃過薄薄的饅頭片後,老人又吃了一塊油糕。

羅儀鳳指著另一塊油糕,說﹕“這是給你的。”

我有禮貌地謝絕了。盡管銀魚下稀飯、腐乳抹饅頭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卻不知該對這頓早餐說些什麼。因為我的父母雖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還是喝牛奶,吃雞蛋。私下里,我問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為什麼吃得這樣簡單?”

她說﹕“羅儀鳳沒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館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資,以及靠後面院子收來的一點點房租。從前老太太的兒子常寄些外匯來。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錢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後來就不寄了。原來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齊備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黃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開銷一再緊縮,卻把老郭和二陳的工錢加了又加。”

“干嘛要加錢?”我不理解地問。

上海小姐說﹕“還不是怕他們到居委會去胡說亂講瞎揭發唄!或到社會上勾結紅衛兵,引來造反派。現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們十分不安。過一段時間,我覺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錯。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與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與第三日相異。我把這個味覺感受告訴給羅儀鳳,她竟興奮起來。

一天早上,天氣特別好。雖說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樹葉也完全落光,可這是一個晴天,金色的陽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許多。早餐後,羅儀鳳問﹕“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幫我買點東西嗎?”

“當然可以啦!你說,買什麼?”

“豆腐乳。”

“行,這很方便的。一會兒,我回家的時候順便到地安門副食店就買了。”

羅儀鳳拍著我的肩膀說﹕“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說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嗎?這好吃的東西可不是隨便就能買到的。”

“羅姨,我該去哪兒買?”

“前門路東,一家專門賣豆腐乳的商店。現在叫向陽腐乳商店了。”

“行,我這就去。”我轉身即走。

羅儀鳳拽住我,說﹕“別忙。”

我說﹕“你不用給我錢。”

“不是錢,是給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麼盒子?”

“你呆會兒就明白了。”說罷,她進了里屋。不大功夫,雙手舉著很漂亮的六個外國巧克力鐵盒,走了出來。見我吃驚的樣子,羅儀鳳笑了。放下鐵盒,她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張便簽遞給我。我接過來看,又是一驚。原來那上面排列著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稱。什麼王致和豆腐乳,廣東腐乳,紹興腐乳,玫瑰腐乳,蝦子腐乳……羅儀鳳像交代要事那樣告訴我﹕每種豆腐乳買二十塊,一種豆腐乳放進一個鐵盒,千萬別搞混了。買的時候一定向售貨員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釋道﹕“用豆腐乳的湯汁抹饅頭,最好。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裝它們的道理。”

羅儀鳳拿出十塊錢,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見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錢放進口袋。

她說﹕“小愚,我要告訴你,豆腐乳買好後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為六個鐵盒子一定要平端著走,否則,所有湯汁都要流出來。為了減輕累的感覺,你一路上可以想點快樂的事情。端鐵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駝背地走路,你會越走越累。”說罷,她捧起裝著鐵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著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態、那姿勢,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銀盤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館的女侍,神采飛揚。

“羅姨!”我叫了她一聲,笑著撲到她的懷里。

我按照羅儀鳳繪制的前門街道示意圖和豆腐乳細目表,順利地買到了五種豆腐乳(有一種缺貨),並讓和氣可親的老售貨員在里面澆上許多湯汁。在歸途,我不但想著快樂的事情,且始終精神抖擻,器宇軒昂。冬天的太陽,也同樣的溫暖。這時的我,一下子全懂了——雖“坐銷歲月于幽憂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盡其可能地保留審美的人生態度和精致的生活藝術。難怪康家的簡單早餐,那麼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沒有回到康家。飯後,一家人圍爐聊天。

父母對我提起了章乃器。母親告訴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紅衛兵拉到王府井,參加“集體打人”大會,由于他拒不認罪,態度惡劣,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灕,渾身上下見不到一塊好肉。紅衛兵把他的家抄個精光,還當著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個蹬三輪的車夫,見他還有一口氣,便把他拖上車,拉回了家。誰見了,誰都說他活不過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條硬漢,靠著氣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來。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的那些干部,沒有一個理他,同情他。倒是原來糧食部的一個司機,隔幾日便悄悄在他家門口,放上一屜熱饅頭。他就是這樣挺了過來。

父親半晌不語,約莫過了十幾分鐘,才用一種遲緩的語調對我和母親說﹕“乃器現在的情況怎麼樣了?我們一點消息也沒有。他一個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見見他,也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再見到他。”母親和我聽了,無以為答。

數日後,我把父親想見章乃器的心事,告訴羅儀鳳。

羅儀鳳眉頭微皺,說﹕“這個會晤當然好啦,但事實上很難辦到。”

康同璧嫌我倆說話的聲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說﹕“你們剛才說些什麼?能不能再講上一遍,給我聽呢?”

羅儀鳳用粵語把我的話,重復了一遍。康同璧聽清楚後,問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見見章乃器?”

我點點頭。坐于一側的羅儀鳳,用手指了指窗外說﹕“外面到處是紅衛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會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權的耳目和爪牙,我們這樣的人一舉一動都被監視。聽說俞平伯想吃點兒嫩豌豆,又怕鄰居發現。老倆口想了個辦法,晚上蒙著被單剝豌豆,夜里把豌豆殼用手搓成碎末兒,摻和在爐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結果,還是被檢查垃圾的人發現,又挨了批斗,罵這個反動學術權威還繼續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殼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更何況是這麼兩個大活人、大右派的聚會。一但被別人發現,真的要大禍臨頭了。”

這時康同璧把臉扭向女兒,用一種近乎拷問的口氣,問道﹕“你怕嗎?”

“我怕。我是驚弓之鳥。當然怕啦!”羅儀鳳說罷,雙臂交叉扶著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樣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請兩位章先生來我家見面。”

羅儀鳳怔住了,我一時也不知該如何表態。

“你怕什麼?”老人繼續追問女兒。

“怕咱們擔不起搞反革命串聯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嗎?”老人轉而問我。

我遲疑片刻,遂答﹕“我怕連累你們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們站立,像宣布一項重大決議那樣,高聲地說﹕“下個禮拜,我以個人的名義請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來這里做客。”這令羅儀鳳手足無措,表情顯得十分尷尬。

康同璧則為自己陡然間做出的大膽決定而興奮,她拍著胸脯,說﹕“我不怕承擔反革命串聯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當!”接著,手指地板,說﹕“會面的地點,就在我家,就在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雲。”看著老人因情緒激動而泛紅的臉頰,我無法表達內心激動、尊崇、驚喜以及歉疚的復雜感受。只是覺得自己惹了事,讓康氏母女二人,一個擔著風險,一個感到為難。盡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說“一人做事一人當”,但我知道真正要擔待的,是她的女兒。羅儀鳳不僅要擔待,還要去操辦,她肯嗎?

“羅姨,你看怎麼辦?”我用充滿疑慮的眼光看著她。

“怎麼辦?還不得按她的主意辦。要不聽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著回答。

我無論如何想像不出來,老太太和女兒“拼命”是個什麼樣情景。我只知羅儀鳳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讓女兒立即著手準備。比如﹕確定會面的日期;確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決定會面時喝什麼樣的茶;買什麼樣的佐茶點心。

康同璧叮囑女兒﹕“點心要好的。”

羅儀鳳背轉身,向我做個鬼臉,偷偷地說﹕“她嘴饞。買來好點心,請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們兩個又在說什麼?”康同璧問。

“康老,我們沒說什麼。”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頭發。

“我知道,她又在說我。而且,還不是說我的好話。”

我笑了,覺得老人可愛得像個孩子。

羅儀鳳也笑了,說﹕“她說自己耳聾,其實是假的!”

“你們一笑,就說明我的話是對的。怎麼樣?”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發現屬于她專用的一份油糕,沒了。她東瞅西瞧一番後,問﹕“儀鳳,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給忘了。”

“老郭沒忘。媽,咱們家不是要請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嗎?你還特地吩咐要請他們吃好點心。我現在就要籌劃,你的油糕剛好吃完,暫時不忙買,你說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聲。過了會兒,她對我說﹕“小愚,為了這次會面,我很願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開始,老人的零食已經從西點、粵點降為北京油糕。現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關于取消油糕的事,我沒有告訴父母,怕自己說得心寒,怕他們聽得心酸。

大約過了近十天的樣子,一切由羅儀鳳鋪排停當,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聯絡,父親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廳得以見面。這是他們“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見面,也是他們相交一生的最後會晤。

父親一身老舊的中式絲綿衣褲。母親說﹕“去見康老和乃器,還不換件衣服。”

父親答﹕“越舊越好,走在街頭好讓別人認不出我來。”

章乃器穿的是潔白的西式襯衫、灰色毛衣和西裝褲,外罩藏藍呢子大衣。我說﹕“章伯伯,你怎麼還是一副首長的樣子?”

章乃器邊說邊站起來,舉著煙斗說﹕“小愚呀,這不是首長的樣子,這是人的樣子。”

會晤中,作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講究。黑緞暗團花的旗袍,領口和袖口瓖有極為漂亮的兩道絛子。絛子上,繡的是花鳥蜂蝶圖案。那精細繡工所描繪的蝶舞花叢,把生命的旺盛與春天的活潑都從袖口、領邊流瀉出來。腳上的一雙繡花鞋,也是五色煥爛。我上下打量老人這身近乎是藝術品的服裝,自己忽然奇怪起來﹕中國人為什麼以美麗的繡紋所表現的動人題材,偏偏都要裝飾在容易破損和撕裂的地方?這簡直就和中國文人的命一模一樣。康同璧還讓女兒給自己的臉上化了淡裝,抹了香水。

她的盛裝出場,簡直“震”了。我上前擁抱著老人,親熱地說﹕“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眾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為今天是貴客臨門啦!”

我故意說﹕“他們哪里是貴客,分明是右派,而且還是大右派。”

老人搖頭,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說,我不管什麼左派、右派,只要來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貴客。”講到這里,便開始抱怨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她用手指了指領袖畫像,說﹕“人活八十,我見的世面多了,但是從沒有見過像他這樣治國的。中國自古是禮儀之邦,現在卻連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見面,還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點文化也沒有。”說著說著,老人二目圓睜,還真生氣了。

羅儀鳳為這次會晤,可算得傾囊而出。單是飲料就有咖啡,印度紅茶,福建大紅袍,杭州龍井。另備干菊花、方糖、煉乳。一套金邊乳白色細瓷杯碟,是專門用來喝咖啡的;幾只玻璃杯為喝龍井而備;吃紅茶或品大紅袍,自是一套宜興茶具。還有兩個青花蓋碗擺在一邊。佐茶的餅干、蛋糕、南糖,是特地從東單一家有名的食品店買的。羅儀鳳還不知從哪里弄來兩根進口雪茄,擱在一只小木匣里。

父親舉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處,不禁嘆道﹕“坐在這里,又聞雪茄,簡直能叫人忘記現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記自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勸茶的時候,說﹕“兩位章先生,吃一點東西吧。這些是我女兒派人昨天從法國面包房買的,味道不知如何,東西還算新鮮。”

羅儀鳳糾正她的話,說﹕“媽,東單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國面包房,改叫‘井岡山’啦!”

“怎麼回事?井岡山是共產黨鬧革命的地方,這和面包房有什麼關系?”康同璧的吃驚與質問,讓我們都笑了。

一陣寒暄之後,康同璧母女做陪,父親和章乃器開始了談話。父親問章乃器現在民建和工商聯的情況。

章乃器說﹕“我是被他們開除的,具體情況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國的資本家里,毛澤東只保了一個榮毅仁,其他人都受了沖擊。”

羅儀鳳在一旁糾正道﹕“榮毅仁其實也沒能躲過。他在上海的公館是有名的,極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紅衛兵說整座樓都屬于四舊,于是放了火,火苗從一樓竄到頂層。他們又把榮太太用皮帶套著脖子,從頂樓倒拖至一樓,現在還有腦震蕩的後遺癥呢。不過,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讓榮毅仁上了天安門,還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們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沒變。”

章乃器說﹕“我講定息二十年,結果共產黨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國原來只有政策而無法律,現在連政策也沒有了。”

羅儀鳳朝章乃器一擺手,說﹕“快別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營,就已經把資本家弄慘了,而這次運動,他們算是徹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個資本家的底細摸得透透的,非要他們交出多少多少錢來,不夠這個數字,就往死里打。結果也真厲害,資本家交出的私人錢財數目和他們算的數字,基本一樣。咱們的銀行也積極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單一律公開,把保險櫃一律打開或撬開。金銀首飾,美元英鎊,統統沒收。抄家的時候,紅衛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顯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錘子砸碎,能從藤芯里抽出美鈔。家里燒鍋爐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篩上一遍,居然能從里面篩出用黑漆布緊裹的存折來。當然,這樣藏匿私產的資本家,都會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還把同仁堂老板樂松生慘死的情況,講給章乃器聽。

章乃器向父親詢問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況。他也和父親一樣,慶幸羅隆基死得早,並說﹕“努生的個性是矛盾的。他脾氣倔強,可質地脆弱,算不上硬漢。單是紅衛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會像我這樣硬挺過來。”

父親慨然道﹕“即使是條硬漢,也難過此關。黃紹  不就是個例子嗎?”

話說到這里,客廳的氣氛便沉悶起來。羅儀鳳忙提著滾燙的銅壺,給他倆續水。康同璧用微顫的手端起玻璃大盤,請他倆吃水果。

此後的話題,自然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說﹕“從表面看來這個運動像是突然發生的。但歷史和自然界一樣,從來沒有東西是突如其來的。其中不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醞釀多年。毛澤東除了沒有做法律上的準備,事前的一切準備都很充分了。”

父親講﹕“依我看,老毛動的這個念頭(指發動“文革”),內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搶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蘇聯的現實,看到斯大林死後出了個赫魯曉夫,他就憂慮得睡不好覺了,還給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義。于是,在反修的旗號下,趁著自己還活著,就先要把中國的赫魯曉夫挖出來。至于他和劉少奇的矛盾,決不像共產黨報紙上寫的那樣吧。”

談到“文革”的政治後果,章乃器皺著那雙淡淡的眉毛,說﹕“一場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形成了兩個極端。一個是極端個人崇拜;一個是極端專制主義。這兩件東西,自古有之。毛澤東是把它發揮到頂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親說﹕“‘拈草樹為刀兵,指骨肉為仇敵。’搞這個運動都是什麼人?就像德國盧森堡當年形容的革命專政——少數幾個首領,一些隨機應變的政治騙子,還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隨其後,而他們根本不知道在這場革命中自己需要什麼!這場標榜文化的革命對靈魂來說,是件極壞的事情,把人統統變成懦夫,這無異于政治奴役。運動過後,病勢深重的是人心與人性。”

羅儀鳳則十分不理解毛澤東的搞法,憤憤地說﹕“要搞劉少奇,就搞劉少奇一個人好了。他為什麼要把全國的人都發動起來。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毀文物。《聖經》上說﹕‘有時候,我們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頭子稍稍強一點。’我看兩千年前猶太人說的這句話,在兩千年後的中國應驗了。”

康老在這里插了話﹕“今天哪里是兩個大右派的聚會,我看是三個右派的沙龍。”她的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興奮的章乃器,探過身對老人說﹕“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寫的對聯給你聽,好嗎?”

“好!”老人高興了,用白手帕撢撢耳郭,說﹕“我洗耳恭聽。”

“你是詩人,我是個俗人。不過,偶爾也謅兩句。”章乃器立于客廳中央,面向毛澤東像,一字一頓地說﹕“腸肥必腦滿。”接著,把煙斗掉轉過來對著自己的胸口,說﹕“理得而心安。”

一言既出,頓時寂寞無聲。

康同璧輕輕拍手,道﹕“寫得好。”

羅儀鳳吐吐舌頭,對母親說﹕“媽,這副對聯你只能聽,可不能對別人說呀!一旦傳出去,咱們可都要掉腦袋!”

康同璧趁著女兒進臥室的空隙,也向我們吐了吐舌頭,笑著說﹕“她怕,我不怕。當時紅衛兵抄家的時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現在的中國人,只剩一條命。何況,我也八十歲了。”

父親立即勸解老人﹕“儀鳳的話是對的。你們母女相依為命,儀鳳的生活全靠你,你更應小心才是。”

談話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章乃器望望漸暗的天空,對康氏母女說﹕“今天過得太愉快了,這得謝謝康老和儀鳳。天色不早,我和伯鈞要分頭離開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遠,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親和他緊緊握手,互道珍重。羅儀鳳為他挑起客廳的棉門簾。

分手的一刻,臉上鋪滿微笑的章乃器對父親說﹕“伯鈞,我們還會見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離去。夕陽給這座僻靜的院子,涂上一片淒涼的金色。章乃器敞開的大衣,在寒風中微微擺動。剛才還在說笑的人們,又都回到了現實。“可恨相逢能幾日,不知重會是何年。”

父親也起身告辭。臨別之際,對康老說﹕“在人們要不斷降低自己做人的標準以便能夠勉強過活的時期,老人家依舊君子之風,丈夫氣概。這次會面實在難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險了!尤其對你和儀鳳的這個家,風險太大。”

康同璧握著父親的手,連聲說﹕“不怕,不怕,我們大家都不要怕。”

羅儀鳳執意要將父親送出大門。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謝父親,並說﹕“要不是章先生最後說了不可再聚的話,我媽過不了多久,又要請你們來了。”

父親用解釋的口吻,說﹕“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單是這個理由。”羅儀鳳反駁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別敬重你們。”

父親內心十分感動,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聽見這樣的話了。

 

 

寄住在康家的這段時間,我還認識了三個教授。

一個叫張長江,是康有為弟子張伯楨之孫,北京史專家張次溪之子,在對外經貿學院(即現在的對外經貿大學)任教。說得一口好英語、又有一手好書法的他,十天、半月來羅宅一次,負責處理康同璧的文字類事務。他曾偷偷告訴我﹕“你在川劇團,康氏母女給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筆。所以,我們早就認識,只不過無緣得見。”

張先生進門後,從不急于走到寫字桌忙著提筆干活。他要和老人說上許多閑話,趣話,以及街頭新聞。和我聊天,則講菊苑舊事,文壇掌故。一旦和羅儀鳳談及需要處理的事情,有我在場的話,就全講英語了。我也理解,畢竟屬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從不吃飯,哪怕是抄抄寫寫到天黑。知書達禮,隨和風趣,以及對人情世故的諳通,使他成為一個備受歡迎的人。可以說,張長江一來,康氏母女總是眉開眼笑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大陸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後門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簡短的閑聊中,她對我說﹕“你要去美國嗎?要去,就找張長江。他不教書了,在美國大使館工作,可紅啦!他對你印像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離美國大使館很近,只隔一條馬路。但我始終沒有去找已是紅人張長江。據說,參加康同璧母女葬禮的,有他一個。

另一個教授的名字,怎麼也記不起了。他並不怎麼老,卻已是滿頭白發。在山東大學教書,自心理學科被官方取消後,改教中文了。他來北京料理私事,請假三日,食宿在康家。當他聽說我父親是章某人的時候,即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他說﹕“我對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們給馬寅初和章羅聯盟下政治結論,為時尚早。因為勝負輸贏不到最後一刻,是難辨分曉的。現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質,究竟革命還是反動?更要留給歷史評說。”

三天里,他天天議論江青。他說﹕“江青就是藍蘋嘛。沈從文就認識她,也跟我談過她。一個三流電影明星,品質也差,非要稱什麼文化旗手,還成了叱吒風雲的英雄。她一登政壇,便用盡低劣之極的招數。我們英明領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讓我不明白的是,幾百萬的共產黨員,竟都能服從、容忍,甚至擁戴。”說話時,那無比憤怒的態度和膽量,使人覺得他根本不是什麼教授、書生而是俠客,壯士。

臨別時,他希望我能在羅宅多住些日子,說﹕“這個家太冷清,人太寂寞。從前可不是這樣的。”

再一個教授,便是黃萬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見一個學者風度的人坐在餐桌旁邊。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約五十來歲,衣著得體,腳下那雙生膠底軟牛皮皮鞋,很顯洋氣。

羅儀鳳說﹕“你們該認識吧?”我們各自搖頭。

康同璧驚奇地說﹕“怎麼會不認識呢?一個是黃炎培的公子,一個是章伯鈞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曉得民盟的復雜結構與人事。父親與黃炎培的往來純屬公務性質,談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後,索性斷了聯系。

黃萬里聽了老太太的介紹,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說﹕“我叫黃萬里,在清華教書。雖說我是父親的兒子,可現在是你父親的兵呀!”

站在一邊的羅儀鳳解釋道﹕“萬里和你爸爸一樣,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翹起大拇指,說﹕“他的學問特別好,在美國讀了三個大學,得了七個博士。萬里,萬里,他本該鵬程萬里。”

有了這個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話題。我問黃萬里是因為什麼劃了右派。他告訴我﹕“是因為黃河,具體說就是反對三門峽工程。”原來,黃萬里認為黃河的特點在于泥沙。治黃關鍵在治沙,可那時蘇聯專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慮排泥沙的事。後來三門峽用于挖沙的錢好像比發電得的錢還多。大壩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瘡百孔;庫區百姓上下來回搬遷,搞得苦不堪言。實踐證明,他是對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稱贊的口氣,補充道﹕“小愚,萬里的詩是做得很好的!”

黃萬里笑了,說﹕“快不要提什麼詩了。1957年劃成右派,跟我寫的《花叢小語》(隨筆小說)還有很大關系呢。”

大約閑談了一個多小時,黃萬里起身告辭。說﹕“回清華的路太遠,要早一點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著他的手,一再叮囑﹕“你只要進城,就一定要來呀!”

黃萬里一再保證﹕“只要進城,就一定來。”

有了這句話,老太太才松了手。

這三個教授與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們之間的往來,不涉“關系”,也無利益原則,完全是傳統社會的人情信托。他們之間的相處親切,信賴,安閑,是極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極難得心靈和諧。他們之間的談話,因文化積累的豐富而有一種特別的情調,因有了情調而韻味悠長,像白雲,細雨,和風。

我每天是在晚飯後去東四十條羅宅。有時因為天氣不好,父親就叫我早一點離開家。康氏母女見我回來得早,總是特別高興,見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說說當日新聞或小道消息。聽完以後,康同璧常說的一句話是﹕“現在外面太亂,人變得太壞,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經歷了四個朝代,總結出的經驗是‘以不變應萬變’。”

憶舊,則是我們的另一個話題。一提到過去,康同璧的話就多了,而且講得生動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廳搞精神會餐,羅儀鳳講發鮑魚和炖燕窩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紹如何自制沙拉醬,我也聊起父親和我愛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過話頭說﹕“先父也愛吃西餐。在倫敦生活的時候,有一次上街看見一家地下餐廳,他想餐廳開在地下,價格肯定要便宜,于是就走了進去。翻開菜單,那上面竟有龍蝦。先父大喜,叫來服務生說,我要龍蝦。飯飽酒足後,呈上賬單。他一看,嚇壞了,就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錢掏光,全身的衣服當盡也不夠。他只好狼狽的坐在那里,等外面的朋友送錢付賬。原來倫敦的地下餐廳是最貴的地方。”

老人講的故事,不但引來笑聲,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著﹕“羅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見我叫,便也跟著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說﹕“如果吃西餐,沙拉醬歸我做。”

羅儀鳳嗔道﹕“都鬧著要吃,可誰來洗那二百個盤子?”

“怎麼要洗二百個?”這個數字讓我吃驚不小。

羅儀鳳答應了我們,並說﹕“你們不許催我,什麼時候準備好了,什麼時候吃。”

康同璧高興得直拍手。我回家卻挨了父親的罵,說我嘴饞的毛病走到那里也改不了,也不看看現在是什麼局勢和環境。

 

第二天,我對康同璧說﹕“不想吃西餐了。”

“是不是爸爸批評你了?”坐在一邊的羅儀鳳馬上就猜出了原因。

我點點頭。

羅儀鳳說﹕“我一定讓你吃到西餐,不過,就別回家再說了。”

過了許久,我早把鬧著要吃西餐的話,忘在了腦後。突然,羅儀鳳告訴我,這天晚上吃西餐。她簡直就是一個能施魔法的仙女,在社會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情況下,居然擺出了規範而正宗的西餐。長長的白蠟插在燭台,高腳玻璃杯斟滿了紅酒,鍍銀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驚嘆道﹕“咱們好像到了一個神話世界。”

什麼都擺弄好了,羅儀鳳竟沒有在場。我問﹕“羅姨是不是還在廚房?”

康同璧和上海小姐都默不做聲。等了一會兒,羅儀鳳從臥室里走出,那一瞬間,她漂亮得好似回到了少女時代。燙染過的頭發起伏閃亮,並整齊地覆蓋著額頭。粉紅的唇膏襯托出一口整齊的牙齒。秀麗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自畫家之手。苗條的身材裹著白底藍色小碎花圖案的布質旗袍,跟盛開的花叢似的。散發著香水芬芳的她,溫雅又柔美。接著,又驚異地發現她的睫毛比平素長了,胸部也高了……這是怎麼弄的?我那時還真的搞不懂。

每上一道菜,必換一次盤,包括襯盤、襯碟在內。在刀叉的配合、唇齒的體味與輕松的交談中,我漸漸找到了西餐的感覺和舊日的情調。在橙黃色的燭光里,真有種類似夢境的意味。

我把吃西餐的始末與美妙,講給父母聽。父親說﹕“你太粗心大意了。一個女性能如此操辦、打扮,肯定是在給自己過生日了。”

“那羅姨為什麼事先不說或在舉杯時講呢?”

“儀鳳是在回避自己的年齡。”

我又問父親﹕“羅姨的生活環境那麼優越,怎麼她什麼都會?做粵菜,做點心,做西餐,燒鍋爐,種玫瑰。”

 

父親告訴我﹕“英德兩國的傳統貴族,自幼均接受嚴格的教育及訓練,都有治家的性格與能力。哪里像你的那些干部子弟同學,生活上的事共產黨一律包干,兩只手除了會化錢,就什麼都不會干了。”

縱不能惹起某個男人的熱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愛,羅儀鳳就是這一流的女子。輕盈的體態,純良的品質,對日常事物處理的穩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大家風範,兼備于一身。難怪父親,章乃器,陳銘德、鄧季惺夫婦等人,都無一例外地喜歡她。我也喜歡羅儀鳳,但在我與她已經混得很熟的時候,仍覺自己並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親擁有一個很大的活動天地,交游縉紳,往來鴻儒。但是當她一個人獨處時,又好像全世界皆與之無關。她與康老一樣地善解人意,卻很少將自己的事隨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從燕京畢業後的幾十年,有著怎樣的經歷?她怎樣生活?工作過麼?被人愛過麼?——為了能解答這些疑問,我對她說想看看她的影集。羅儀鳳爽快地答應後,一頭扎進後面的書房。

我接過落滿塵土的老像冊,不禁叫起來﹕“羅姨,怎麼只有一本?”

“我自來就不愛照相。”她笑著回答。

本想從舊影中對她的過去尋些蛛絲馬跡,不料竟一無所獲。像冊里面,絕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屬于羅儀鳳的,很少很少。偶爾發現一兩張,那也是她與女友的合影。即使這樣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為總有一副碩大的太陽鏡遮住半拉臉。在所有的照片里,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邊居然沒有一個男性。曾聽上海小姐說﹕“康老不願意女兒和男人往來,想把女兒永遠留在身邊,好照顧自己。一次,同仁堂的樂家大姑專門來給羅儀鳳說媒。沒幾分鐘,康老就把樂大姑攆出了大門。老太太惟有對羅隆基是個例外,始終視為貴客。”

我看完影集後,問﹕“羅姨,你為什麼不愛照相呢?”

她撫摩著影集的黑皮封面,嘆道﹕“這些相片對留影人,當然是寶貴的。可你想過沒有,多少年後一旦落在陌生人手里,那將是個什麼情景?恐怕不是當廢紙扔進紙簍,就是作為廢物賣掉。想到這樣的歸宿,即使面前是多美的景致,身邊有多好的朋友,我都不願意面對鏡頭了。”

“羅姨,一張好照片,可隨時欣賞。你現在何必擔憂幾十年後的事。”我想,羅儀鳳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覺得自己並不漂亮。

她搖頭,說﹕“像我生活在這樣的家庭,又是一個人,是必須學會預算生活的。”

羅宅有一套看著大氣、坐著舒坦的英國沙發,而且被保養得很好。當那位上海小姐要搬離康家的時候,羅儀鳳毫不猶疑地把沙發送給了她。我問﹕“這麼好的東西,你也可以用,干嘛要送給別人?”

羅儀鳳說﹕“我的小愚,你還年輕啊!許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後再說。特別是那些視為珍貴之物的東西,一定要由自己親手處理,不要等到以後由別人來收拾。我說的‘別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兒孫和親戚。”

“淡生涯一味誰參透?”在我懂得她所持的這個觀點後,才漸漸懂得她的行事及做派。羅儀鳳給自己立的做事規則,猶如提前執行遺囑一樣,很有些殘酷。別說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賞西方人生活原則的父親和羅隆基,恐怕也辦不到。然而,當我歷盡坎坷、不再年輕、並也做了孤家寡人的時候,對她的觀點和行為,不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徹底地接受了。

羅儀鳳愛香水。

她對我說過﹕“香水好,就連裝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這個喜好,所以從她讀燕京開始,人們在送她禮品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為藏品,裝入一個木箱。“文革”爆發,這個木箱再沒有打開過,就是說,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聞,不看。

後來,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對母親說﹕“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黃金還貴。你有兩個女兒,她們可以用。”

母親執意不收。

羅儀鳳想了想,說﹕“算我寄放在這里,總可以吧?”

母親答應了。那麼喜歡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從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羅儀鳳喜歡鞋。

我一直以為在她的服飾穿戴里,最講究的部分就是腳下的一雙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節,配場合,配情緒。一句話,把鞋穿到了審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紅衛兵抄家、破“四舊”的時候,她不知該如何處置,又舍不得把它們丟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來,急切切地說﹕“紅衛兵在‘勒令’中,只規定不許穿高跟鞋。你看,咱們是不是可以用鋸把所有的鞋跟兒都鋸掉?”姐夫聽後,同意了。

夜深人靜,羅儀鳳把鞋子統統翻出來,幾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鋸子。先是姐夫一個人鋸,後來是兩人一起對拉。十幾分鐘,卻連一只鞋的後跟兒也沒鋸掉。羅儀鳳累得滿頭大汗,急得滿臉通紅。北大物理系畢業的姐夫觀察發現﹕羅儀鳳的鞋均為進口貨,別看後跟兒纖巧如一彎細月,可內里都有優質鋼條做支撐。他擦著汗說﹕“國產鋸怎麼對付得了進口鋼?羅姨,我們這樣干個通宵,也鋸不了幾雙鞋。”

羅儀鳳坐在地板上,瞧著那些八方買來、四季穿著、一心收藏的鞋,什麼話也說不出來。最後,她屈從了現實,放棄了審美,把鞋扔了。一雙未留。

羅儀鳳愛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國品種的玫瑰,還有十余株品質極高的榆葉梅,排列于大門兩側。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總理級的高官驅車路過東四十條。那繁密似火、濃艷似錦的榆葉梅,綻露牆外。花樹之盛,引得他駐足而賞。後來,他的手下工作人員,含蓄地表達了首長意思。待花謝盡,羅儀鳳讓人把所有的榆葉梅連根挖出,送了過去。一株未留。

一個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惡夢把我驚醒,開了床頭燈看表,已是半夜三點多了。一片寂靜中,仿佛覺得有仙樂從天上飄來。細聽,那仙樂是一首小提琴獨奏曲。再細聽,那聲音是從羅儀鳳的臥室傳出。頓時,我睡意全消。月亮穿過窗幃,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狹小的床上,忘記了外面的瘋狂世界。“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盡管自己知道此時此刻,是絕對不該叨擾她的。但我難以克制涌動的心潮,不由得推開了通向她臥室的小門——

羅儀鳳見我光腳散發,立在她的床頭,驚恐不已。原本就沒有血色的臉,剎時變的灰白,灰白。她的雙手下意識地抱住一個有整塊青磚大小的東西。那東西在月光映射下,閃動著金屬的光澤。我想,美妙的音樂該是從這里流淌、蔓延開來。恰恰在這個時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從“磚頭”里傳出的是英語。

我問﹕“羅姨,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現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種收音機。”

然後,我不知道該對她說些什麼;她也不知道該向我解釋些什麼,二人相對無語。沉默中,羅儀鳳突然爆發出無比的激憤,她下顎骨發顫,眼睛像火一樣的紅了起來。她把“磚頭”護在懷里,用一種類似詛咒的口氣,說﹕“小愚,我是一個軟弱的人,也是個無能的人。我無夫無子,這輩子只剩下一點兒愛好。我喜歡鞋,現在鞋都扔掉了。我愛花兒,可那些美麗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著眼淚親手用開水澆死的。現在,花兒沒有了。我愛香水,香水沒有了。我愛音樂,音樂沒有了。我愛英文詩,詩也沒有了。我從來沒有、也不想防礙共產黨,可共產黨為什麼要如此侵害我?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我家來說,是釜底抽薪;對我個人而言,是經脈盡斷哪!”羅儀鳳仰望夜空,力圖抑制住心底的悲與痛。但我還是見到了她的淚水。燈下,她的淚水像玻璃一樣剔透。

待情緒稍有平復,羅儀鳳反倒起身送我回屋,並問我﹕“要不要吃點安眠藥?”

後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親說過,她們母女是真正的貴族。我想,這些昔日貴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難,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說自己的處世原則是“以不變應萬變”,然而,現實卻在逼迫她們做出“順適”。出于教養,也出于經驗,她們的“順適”往往表現為一種不自覺其努力的努力。這種努力和共產黨員努力“改造世界”,當然其內涵各異。後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體說就是去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內、向內、再向內,具體說就是努力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內容便是﹕忍。在雲詭波譎世事不勝其變幻的年頭,誰都得忍。強權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麼,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體現出什麼呢?是閱歷太多、見事太明的無可奈何?還是抹殺自己、無損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輕的我無法判斷,但羅儀鳳的哭訴,卻讓我深深懂得﹕這種“忍”,原來是最可痛心的,其內里,有著怎樣的悲涼與沉重。因為任何分寸的“順適”,都要毀損或抑制天性。想到這里,我暗自發誓﹕這輩子決定保衛自己的天性,決不“順適”。而後來的情況竟是——我為這樣的決定付出了幾乎一生的代價。

康同璧自幼成材,游學歐美,後投身社會,並從事藝術。有如此經歷的人,該是不迷信的。但不迷信的康同璧,卻很喜歡讓人給自己算卦,而且只信一個人的卦。這個人不是什麼風水大師、易經專家,是與之同住的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姓林,大家都管她叫林女士,我至今亦不知其名。羅宅跨院的兩間平房,是她的落腳之處。

從相貌到舉止、從打扮到說話都是個十足農婦相的林女士,平素只呆在自己房間里做女紅,如納鞋底兒,縫棉襖,絮棉被。康同璧母女叫她,她才進到正院。在我們面前,她有些拘謹,極少說話。即使有人問她什麼,也是用最短的語句回答。而老人叫她,不外乎兩件事。一是治病,即按摩、針灸,拔火罐。二是算卦。隔幾日,康同璧必請林女士算上一卦。老太太什麼都算﹕如天下不下雨?有沒有客人來?某人今天是否平安?而林女士又是什麼都能算,而且從草梗、紙牌、硬幣到縫衣針,林女士都能拿來當做佔卜工具。

我曾問羅儀鳳﹕“你媽為什麼喜歡算卦?”

她笑道﹕“哎,算著玩唄!八十歲的老太太還能玩什麼?現在我們能玩什麼?”

“林女士算得準嗎?”

“很準。”

“真的?”

“真的。”

“為什麼?”

羅儀鳳說﹕“因為她的命最苦,心最善。這樣的人算出來的卦,最準。”

“羅姨,你能給我講講她的身世嗎?”

羅儀鳳盡管點點頭,卻一個字不說。我常站在一旁,看林女士給康同璧算掛。一般來說,都是好卦,至少是平卦。可到了1968年夏季以後,林女士算出來的卦,有時就不太好了。如果卦不好,康同璧往往是擺擺手,讓林女士離開客廳。

一天清晨,康同璧起床便說自己頭昏,心里不舒服。剛吃過早飯,就叫女兒請林女士過來給自己的身體狀況卜算一下。那日的天氣特別地壞,狂風大作,烏雲蔽日,氣溫驟降。羅儀鳳建議等到中午再去請她。老人怎麼也不肯,非要立馬見人。林女士很快來了,算出來的卦,很糟。

“怎麼會這樣?”老人的眼睛直視對方。

“康老,就是這樣。”林女士小聲回答,態度謙恭。

羅儀鳳使個眼色,林女士即退了出去。

那日下午,我回到羅宅。剛跨進門,羅儀鳳便悄悄告訴我﹕“還不到吃午飯的時候,我媽又讓人把林女士叫來,又測一卦。”

“結果怎麼樣?”我問。

“假如早上的簽,是‘不好’的話,那麼中午的簽,就是個‘很不好’了。所以,你最好在客廳多坐些時間,多和她聊天說話,讓她把‘卦’的事忘掉。行嗎?”

“當然可以。羅姨,你放心吧。”

不一會兒,康同璧午覺醒來,走到客廳。羅姨趕忙取來木梳,給母親攏頭。我趕忙打開話匣子,東扯西拉。一向愛聊天的老人,對我們的談話失去了興趣。她將雙手攤在膝蓋上,看看掌心,再翻過來瞧瞧指甲。之後,便抬頭對女兒說﹕“你去請林女士來。”

羅儀鳳指著窗外,說﹕“外面刮大風,是不是明天再讓她過來?”

“不,你現在就去。”口氣堅決的不容置疑。

羅儀鳳無可奈何,也毫無辦法,只好去請林女士。

佔卜是在書桌上進行的。康同璧神情專注,眼睛緊盯著林女士的手。羅儀鳳忐忑不安,站在母親的身後。我也跟著緊張,害怕再出壞簽。林女士的臉上則無任何表情。整個宅院像一座久無人住的古堡,四周沒有一點聲音,只有窗外的狂風在猛烈地呼嘯著。這哪里是在做佔卜的游戲,簡直是兩軍對壘,決戰前夜。卦推出來了﹕下下簽,是個最壞的結果。

“你說說,這是什麼簽?”老太太面帶怒容,一下子把臉拉得很長。

林女士不語,康同璧氣得兩手發顫。羅儀鳳急得朝林女士努嘴,使眼色,意思是叫她趕快撤離。

康同璧繼續逼問﹕“我問你,這是什麼簽?”

林女士還是不說一字。

“我在問你,你怎麼不回答我?”老人嚴峻的表情,甚至有些刻毒,眼里閃耀著可怕的光芒。她那布滿皺紋的臉上,還流露出一種能打動人心的痛苦。

在林女士呆板的神色里,含著一種不祥的鎮靜。大概是一日三卦,一卦不如一卦的凶兆和林女士一問三不答的態度,同時刺痛了老人。康同璧忽然滿臉緋紅,鼻翼也由于激動而張大。一條深深的皺紋從緊咬的嘴唇氣勢洶洶地向下巴伸展過去,她死死盯著眼前這個給自己三次預言厄運的女人。眼睛里的那股可怕光芒,已變成了無法遏止的怒火。“啪!”老人猛地伸出右手掌,一記耳光打在了林女士的左臉頰。這個舉動發生得這樣突然和意外,瞬間的行為和一貫舉止的巨大差異,把我嚇呆了。而毫無表情的林女士,站在原地一動不動。

羅儀鳳驚呼,道﹕“媽媽,你怎麼打人呀?!”隨即,從暖壺里倒了一杯開水,遞給林女士。

康同璧也震驚于自己的舉動。她用手扶著桌子,閉上眼睛,仿佛眩暈了似的,額角滲出細細的汗珠,臉色慘白。

我膽怯地問﹕“康老,我扶您到沙發那兒去坐吧。”

“不用。小愚,謝謝你。”顯然,她在竭力約束住自己,慢慢地轉過身朝臥室走去,在掀門簾的時候,肩膀一下子靠在了門框。我覺得那個耳光,同時也打在了老人自己的身上,打掉了她全部體力和精神。

晚飯後,我們圍坐在壁爐前。這時,康同璧的眼神又恢復了清亮,像是烏雲散去後,那洶涌的波濤經月色的照拂,已歸于平靜。她讓女兒再請林女士過來一趟。我想,這次該不是又要算卦了。林女士在羅儀鳳的陪同下,進來了。她的溫和與禮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兒時在香港教會學校讀書見到的修女。

康同璧見到她,立即起身,走到跟前深鞠一躬,說﹕“林女士,請你原諒我下午的舉動。”

這個舉動也如那記耳光,同樣令我吃驚。林女士也有些驚恐。因為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慣常做法是﹕心里認錯,嘴上不說,更不會低頭,搞主動道歉。站在我身邊的羅儀鳳則長出一口氣,臉上浮出了微笑。

事後,我問父親﹕“為什麼一個下下簽,就能讓康老失去常態呢?”

父親認為,我提的可不是個簡單的問題。這其中有哲學內容,有心理學成分,還有社會因素。他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中國人沒有信仰,卻迷信。窮人迷信,闊人迷信,貴人迷信,要人也迷信。康同璧自然也不例外。”說到這里,父親用手指著後院的方向,說﹕“小愚,還記得我們家後院角門的四扇活頁門板上分別寫的‘元亨利貞’四個字吧。你知道它個是個什麼意思?”

我瞎猜道﹕“大概是說平安通泰吧。”

父親裝出一副神秘的樣子,故意壓低嗓門在我耳邊說﹕“這是卦辭。”

“真的?”

“當然啦!是《易經》里的乾掛的卦辭。”

“天哪!卜辭都進了家門。”我叫了起來。

父親說﹕“你看,這不就叫迷信到家了嘛。再說,像康同璧這樣的老人,只想長壽、平安。所以一個凶卦對她來說,就是打擊。連續三次打擊,她老人家就消受不了。沖動下的那一耳光,與其說是針對是算卦的人,不如說是針對她算出來的卦。不過,康老在沖動過去後,便去鞠躬道歉,這是很有勇氣的。不像某些人明知自己錯了,卻從不認賬。”

以後發生的事情證明﹕林女士的卦是靈驗的;林女士本人也很不簡單。

1968年,康同璧過了最後一個生日。

羅儀鳳對我說,家里還存有一些燕窩,準備在母親生日的時候,全拿出來請客。

我說﹕“我這輩子還沒吃過燕窩呢。”

“你怎麼會沒吃過它?”羅儀鳳吃驚地問。

我說﹕“1948年在香港,馬來的燕窩大王曾送給父親兩大口袋燕窩。回國後我爸忙,我媽也忙,誰都顧不上吃,一直擱在堆放雜物的房間里。結果,紅衛兵抄家時把燕窩全抖落在地上,腳踩來踩去,都成了粉末。”

康同璧聽了,拍著沙發扶手說﹕“生日那天,你一定要在這里吃晚飯,我請你吃燕窩啦!”

我高興地答應。可到了老人生日的那一天,父親胃痛,我陪著父母喝稀飯。天完全黑盡的時分,才趕到東西十條。一進門,我即向康同璧鞠躬祝壽。滿臉喜氣的老人趕忙拉我的手,走到平時吃早餐的圓形餐桌旁邊,端起小碗舉到我嘴跟前,說﹕“這就是燕窩。要不是我提醒儀鳳給小愚留些,大家早就吃光了。”

燕窩是涼的,但我願意當著壽星的面,趁著興奮勁兒一股腦兒吃下去。吃的時候,舌唇雖難察其味,但幸福與滿足的感覺,一起擠入了心底。

客廳里坐滿了客人,令我驚詫不已的是﹕所有的女賓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身著錦緞旗袍,而且個個唇紅齒白,嫵媚動人。提著 亮小銅壺,不斷給客人斟茶續水的羅儀鳳,穿了一件黑錦緞質地、暗紅色軟緞滾邊的旗袍,腿上長筒黑絲襪,腳下一雙式樣極其別致的猩紅氈鞋。頭發也攏直了,用紅絲線扎成一雙辮子。不僅是女孩兒家打扮,而且紅黑兩色把她從上到下裝扮得風情十足。轉瞬之間,我仿佛回到了“萬惡的舊社會”。

我問那上海小姐﹕“現在,連花衣服都被當做‘四舊’取締了,她們怎敢如此穿著打扮?”

上海小姐說,她們來的時候每人手提大口袋,內裝旗袍,高跟鞋,鏡子,梳子,粉霜,口紅,胭脂,眉筆。走到康家大門四顧無人,就立即換裝,化裝,而丈夫則在旁邊站崗放哨,好在那時的居民不算多。

我問﹕“她們干嘛不到家里去裝扮,非要在外面?”

“這是規矩,也是對老太太的尊重。你想呀,進門就要行禮祝壽,穿著那套革命化制服怎麼行?”

我坐在客廳的角落,看著滿屋子貴客和康氏母女時而英語、時而粵語、時而舊話、時而笑話地熱烈交談著。在暖融融的氣氛里,被強權政治壓癟了的靈魂,因頓獲釋放,而重新飛揚起來。其中最年輕的一位女性穿的是銀色軟緞旗袍,腳下是銀色高跟鞋,淡施脂粉的嬌好面孔,煥發著青春的光彩。

我問羅儀鳳﹕“她是誰?實在是太漂亮了。”

“她姓吳,芭蕾舞演員。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外孫女。”

這時,我聽見康同璧問她﹕“你的媽媽好嗎?”

吳小姐答﹕“媽媽被趕到一間閣樓,閣樓窄得只能放下一張床。每月發給她十五元錢。領工資的那一天,媽媽必去‘紅房子’(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廳)拿出一塊錢,挑上一塊蛋糕吃。她說,現在上海資本家家里最寶貴的東西,就是裝著食品的餅干筒了。如果紅衛兵再來抄家,她說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東西都塞進嘴里,再去開門。”

吳小姐還說﹕“媽媽說話常帶出英語單詞。越是著急,英語就越是要蹦出來。為了這個,批斗時吃了不少苦。”她還模仿了一番母親怎樣“英漢雙語”地說話。那活靈活現的表演,讓大家拊掌大笑。

另一個中年女性始終端坐在單人沙發,神情高貴,很少說話。即使對老人說上幾句,也是我一點也聽不懂的廣東話。羅儀鳳告訴我,她是自己的親戚,在北歐一個國家的大使館工作,月薪高達三百。“文革”開始不久,上邊就命令她回家。那個國家的大使夫婦曾手持鮮花,數次登門拜訪,一再表示希望她能回到大使館。因為現在外交部派了三個人來頂替她,也還沒把活兒干好。

在那麼一個既瘋狂又恐怖的環境里,大家都在苟活著,誰也談不上風節。但他(她)們卻盡可能地以各種方式、方法維系著與昔日的精神、情感聯系。去康家做客,服舊式衣冠,絕非屬于固有習癖的展示,也非富人闊佬對其佔有或曾經佔有財富及文化資源的炫耀。他(她)們的用心之苦,的確體現出對老人的尊崇與祝福。然而,這種對舊式衣冠及禮儀的不能忘情,恐怕更多的還是一種以歷史情感為背景的文化表達。盡管這些人必須聽黨的話,堅持政治掛帥,讀毛選,背語錄,去過革命化、格式化的生活。但在他(她)們骨子里欣賞並懷念不已的,還是風雅、細膩,高度審美化、私人化的日子。而康家老宅及舊式禮儀及衣冠所蘊涵的溫煦氣息和超凡意境,又使每個人自動獲得了精神歸屬和身份的確認。“感秋華于衰木,瘁零露于豐草。”——想到這里,我不由得瞧了瞧自己身上的 嘰布制服。別看住在康家,與之相比,歸根到底我還是個圈外人。

進入高齡的康同璧,是很少生病的,只是夜間尿頻。為此,羅儀鳳每天都要給母親砸核桃,剝核桃吃。不僅要她吃核桃肉,還要她必須吃掉兩半兒核桃肉之間的那片木質的“衣”,說這個東西可以“攔”尿。老人吃得愁眉苦臉,然而起夜卻並未減少。由于我睡的房間緊靠盥洗室,所以她每次起夜,必從我的床邊穿過。冬天的後半夜是很冷的,康同璧照樣自己起身,打開床頭燈,戴好睡帽,披上睡袍,扶著牆壁或家具走進盥洗室。有一次,患有高血壓的康同璧白天就喊頭暈眼花,夜里簡直就是跌跌撞撞地走路。望著老人一趟趟的艱難挪步,一次次地頻繁往返,我對羅儀鳳說﹕“干嘛不在臥室里放個高筒痰盂,偏要三更半夜地折騰老人?”

“哪里是我折騰,是她自己不肯呀。”羅儀鳳一臉的委屈。

一天,我被上海小姐傳染上了重感冒。康氏母女無論如何也不讓我回家了,說這里的條件要好些,也有現成的藥。我臥病在床的那陣子,康同璧每天都要走到床頭問﹕“現在是不是感覺好些了?”說罷,還伸手摸摸我的額頭,看看是否發燒。

羅儀鳳只要發現她進我的屋子,就要攆她走,並生氣地說﹕“小愚病了,好辦。你要再病了,我可就麻煩了。”

老太太乘羅儀鳳到外面張羅事兒的功夫,又躡手躡腳地走進來。她像個勝利者,很得意地說﹕“女兒總要管我,我不服她管。”隔了會兒,她從外屋給我端杯白開水。一路上顫顫微微,水也灑了一地。她還一定要站在床前看我喝上幾口,才肯離開。

和康同璧相處,使我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一個高齡老人的天地,第一次體會到人生最後階段的種種心理及困苦。有豐富閱歷和教養的她,即使進入到老年,也竭力在維護著人的尊嚴與自由。她懂得失去獨立意志和自理能力的生活,是痛苦和羞恥的。所以,老人頑強地拒絕幫助和攙扶。這種不承認衰老,不向年齡妥協的心理,其實是老人與自己的命運在做主動較量。她過問我的病情、遞給我白開水時所表現出來的驕傲、溫情和快樂,一方面說明老人以自己尚能關懷別人,照顧別人為樂事,幸事。另一方面,是她用行為證明自己仍然可以獨立自主,進而嘗試到把握生活的滿足。總之,我在東四十條生活的日子里,康有為這個最有才氣的女兒特有的個性、習好、自尊以及某種乖僻所合成的人生最後樂章,讓我無比的珍視與感動。以至于這種感動和珍視,影響了我的後半生——無論面對什麼樣的老人,我都能體味出落日余暉的傷感和美麗。

也就在這一年,按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社會總動員,開始狠挖階級敵人,抓現行反革命。我必須返回成都的工作單位。離京前夕,我去和康同璧母女告別。

“小愚,你為什麼要走呢?陪著你爸爸媽媽多好!”康同璧邊說邊搖頭,分明流露出不滿。

我不知道該向老人家如何解釋自己的危險處境,羅儀風見我面帶難色,便對母親說﹕“小愚的工作單位在四川,在北京住了那麼久,當然要回去一下,至少該把這幾個月的工資拿回來。”

“去,把工資拿來,再回北京。回來還住在我家,我隨時都歡迎。你領回的工資,留著自己用。再不,送給爸爸媽媽,我這里仍舊是吃住免費。我這個人是施恩不圖報。”

我們三個人都笑了。我答應康同璧,一旦把雜務事料理好,立即返京並仍住在她這里。

老人很滿意我的回答。隨即伸出一個手指,問﹕“你去一個禮拜,好嗎?”

見我沒有反應,又伸出兩個手指,問﹕“要不,去兩個禮拜?”

見我仍無反應,便再加上一個手指,直聲直氣地問﹕“三個禮拜,你總夠了吧?”

羅儀風朝我眨巴眼睛,我忙說﹕“康老,要不了三個禮拜,我就回來了。”老太太樂了,高興得雙手拍巴掌。

其實,我很明白自己的返川之途是凶多吉少,一踏入川劇團的大門,即會被革命群眾專政。斗我,關我,怎麼收拾我都行。我舍得自己的命,卻舍不得父母。父母比天大,比命重。只要想到年邁的父親,我便心神不定,很悲哀,很迷茫。和康同璧的相對寧靜安穩比較,我簡直不敢揣測父親本已不多的未來。難以克制內心憂傷與恐懼的我,低聲對羅儀鳳說﹕“我這一走,不知道爸爸以後的日子會怎樣?”

盡管把耳朵湊過來,康同璧仍然聽不清我的話。她迫不及待問女兒﹕“小愚在說些什麼?”

羅儀鳳用粵語大聲地重復了我的話,她聽懂後,一只手拍著自己的胸膛,說﹕“小愚,你放心地去吧!你的爸爸只要不生病,今後就不會出問題。我敢打包票!”她的口氣堅定無比。

我感謝她的快慰之語,卻情不自禁地問﹕“康老,您憑為什麼這樣說?又還敢打包票。”

老人說﹕“是命運告訴我的。先父的經歷,證明了命運是存在的。你大概知道戊戌變法的事情吧?”

我點頭,道﹕“中學歷史課就講了,大學又講了一遍。我還根據譚嗣同獄中題壁的情節,寫了一折戲呢。”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老人隨即大聲背誦出譚嗣同那首寫在監舍牆壁上的絕命詩。

她叫我移坐到她的身邊,又叫女兒給自己倒上一小杯水。見此情狀,估計這是要跟我認真談談了。果然,她開始了關于康有為命運的講述﹕“戊戌年(1898)的八月先父變法失敗,假如我還沒有記錯的話,是初六清早發生的政變。皇上(光緒皇帝)被囚,西太後臨朝聽政,下諭抓維新人士,南海先生是情罪重大的首犯。他恰恰在這一天的上午11點鐘,把自己的行李從招商局的海晏輪搬下來,改乘英國太古公司的重慶號輪船,離開天津。榮祿派飛鷹兵艦追,飛鷹兵艦的速度比重慶號快一倍。可是走到半路,兵艦的煤不夠了,只好折回天津。小愚,你說這是不是命定?初八船過煙台,先父上岸買了水果。榮祿向上海道、煙台道發出‘截搜重慶號,密拿康有為’的密電。恰好煙台道有事外出,隨手把電報塞進了口袋。等他掏出一看,馬上返回煙台時,重慶號已經開走。小愚,你說這又是不是命定?上海道得到密旨,連日親自坐鎮吳淞,凡來自天津方向的輪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維新黨人士看見許多兵勇守在那里,以為康有為這一回是死定了,大家痛哭而返。可就在這個時候,船上一個叫普蘭德的英國人用對照片的方法找到先父,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為,就地正法’的電旨拿給他看了。然後,這個英國領事館的人,讓先父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輪船登上英國兵艦。剛上了兵艦,上海道派來搜拿小船便靠了重慶輪。小愚,這又是不是命定?先父在船上情緒很壞,以為皇上已被西太後和榮祿殺掉了,便也想去死。在船上他寫了一首詩,我現在還能背出來——‘忽  龍翳太陰,紫微移坐帝星沉。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先父做完詩,又寫家書,和大家訣別。那個英國人看到這個樣子,就說﹕‘皇帝的死訊還沒有證實,請康先生忍死須臾。’在英國兩艘兵艦的護送下,先父到了香港,知道了皇上還活著的消息。所以,後來先父對我們家人說,這次脫險他有十一個可死的機會,只要踫上一個就沒有性命了。”

講到這里,康同璧舉起手指像數數一樣地說﹕“小愚,你看南海先生有多少可死的機會。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離京,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西太後的政變早一天發生,那一定是死了。假如遲一天出京,那就會在南海會館被捕,一定死了。假如在天津住客棧,搭不上輪船,那一定死了。假如乘的是招商局的海晏輪,英國領事館的人就無法救他,那一定死了。假如追他的飛鷹兵艦不是因為缺煤折回天津,那一定死了。假如煙台道不外出,接到電報就派兵截拿,那一定死了。假如那個英國人不派兵艦護送,半路被截,那一定死了。——小愚,你看先父就有這樣多的可死機會而不死,不是冥冥中有鬼神護佑,是什麼?我說這就叫命運,叫命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

接著,老人霍地起來站到我跟前,說﹕“不要看現在你爸爸倒霉,他的命終歸會好。別看紅太陽現在紅,連他的夫人也紅,將來這一家人的命,都不會好的。小愚,你不要笑,我說的是真話,老實話,正經話。”我的確笑了,卻笑得有些勉強。

康同璧覺得我似乎不大相信她的斷語,便神色嚴肅、拍著胸口大聲地說﹕“你爸爸命中注定,不會有事的!除非章先生他自己不想活了。你放心地去成都吧,不要擔心,也不要害怕。你遇到困難,還有我呢!”顯然,老人說這話的時候,已經忘記了終日吃豆腐乳的處境,忘記了夜間起身艱難挪步的年紀,更忘記了外面的紅色恐怖。我流著眼淚,撲在了她的肩上,仿佛在惡風撲面、腥雨滿地的時候,有人護衛我,向我張開了雙臂。

是的,一切死生之說、任何存亡之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認識,卻又難以預知。後來的事情,恰如康同璧所言﹕一年之後,父親死于病。終極原因是自己不想活,是包括親人在內都難以理解的心靈創痛,精神孤獨,以及恥辱,疲憊,消沉。這使得他決意告別這個已是一無所求的紛繁世界。生命之于父親,真是一個過于奢侈的字眼,胸中填滿了痛苦與悲憤,走了。而這,不正是康同璧所說的命運或命定嗎?

我返回成都,即被革委會關押,失去了行動自由。1969年秋,已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我,抱定最後能看上母親一眼,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的決心,半夜翻牆逃出川劇團私設的牢房,縱身跳上開往北京的火車,站在車廂廁所過道,兩天不吃不喝不合眼,回到了北京。當晚母親告訴我,在父親去世(1969年5月17日)後的三個月,即1969年8月17日康同璧病逝。

老太太最初不過是患感冒,先在家中調養。不想,病越來越重,便送進醫院,擱在了觀察室。窄窄的床鋪正好對著門口,穿堂風兒吹個不歇,過往之人走個不停。羅儀鳳一再懇求,是否可以轉到病房。

院方的人白了她一眼,回答說﹕“你母親不就是個社會名流嘛,這麼呆著就行了。”

幾天後,康同璧死在了觀察室。

記得一次閑聊,羅儀鳳對我講起西方的一則故事。她說,在一座大樓里,住著許多國家的人,有英國人,法國人,猶太人,德國人,還有中國人。一天夜里,大樓突然起火。只見英國人去救妻子,德國人去救女兒,法國人去找情人,猶太人去拿錢袋。而中國人呢,卻背著老母親向樓下快跑。——她的故事惹得我哈哈大笑。笑後,忽然覺得我的羅姨,不正是在中國政治風暴中,馱著母親疲勞奔跑的人嗎?現在,母親從她的背上滑落下來,她或許可以喘口氣,歇歇腳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在我潛逃回京的短暫日子里,經母親周密安排,我見到了羅儀鳳。時隔一年多,她形容盡變,變成了一個老婦。兩鬢和眼窩深陷,臉孔呈鉛色。本已瘦弱的她,仿佛全身僅由骨頭和神經構成似的。特別是那雙曾經美麗的眼睛,像撂荒百年的土坡,全無潤澤之光。算來她恐怕還不到六十歲,這歲數在國外正是好吃好玩的好時光。革命之于她,真的如自己所言——可謂經脈盡斷哪!

她直勾勾地看著我,說﹕“小愚,我們見面了。可你沒了爹,我沒了娘。”

我倆抱頭慟哭。她只坐了半個時辰,即起身告辭。

母親留飯,她謝絕了。說﹕“走這一趟路,只為看看小愚。”

母親執意送羅儀鳳到公共汽車站,回來後對我說﹕“可憐儀鳳,走路比我還要慢,說話的精神也沒有了。”

讓我不解的是,羅儀鳳本人好像未受到什麼政治迫害,怎麼變得如此孱弱,淒涼?

母親說﹕“康老死後,儀鳳的哥哥還是渺無音信。革命政權規定所有私房的產權一律交公,那麼租給外交部官員的房租收入,也沒了。斷了經濟來源的她,粗茶淡飯,節儉度日。在辭退幫工的時候,家里的男佣老郭和二陳提出,要儀鳳每人給三千元安置費,否則就鬧到居委會去。康家哪有錢?儀鳳膽小,不敢得罪工農兵和街道的人,明知是敲詐,也只得忍氣吞聲。為了湊這六千塊,她都快急瘋了,白天找人托賣家具、衣服、雜物;夜里焦慮,失眠,哭泣。泡在這樣的苦日子里,她能不老嗎?到了冬季,儀鳳自己已燒不動鍋爐,只好燒壺開水,灌個暖水袋抱在懷里。過著這樣的窮日子,她能不老嗎?再說,以往所有的生活內容及全部的社會關系,都斷了。好比終日坐在一口枯井里。所以,儀鳳的老,是從心老開始的。”

母親的話,像一根根鋼針刺痛著我的心。而此刻的羅儀鳳可能坐在電車里,躲避著別人的注視把臉朝著車外,死寂般的眼睛望著變換的街景,想著渺茫的未來……

整個晚上,我都在竭力思索,力圖給我的羅姨尋出一條新的生路。結果,什麼也沒有想出。舊夢已逝,新夢不來。其實,在我們的這個環境里,她是做不出新夢的。她的處生之道,為新社會所不容。而新政權所倡導的整齊劃一的生活、觀念及思維方式,又把她的心靈最後一條縫兒,都封沒塞絕。這樣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情境,不禁使我聯想中國歷史上的遺民。難怪研究明清之際士大夫問題的學者說,中國歷史上“遺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為死者”。而父親說,康氏母女是中國最後的貴族,看來也是不錯的。

不知羅儀鳳什麼時候去世的。後來得知﹕在“文革”後期,因街道積極分子和男佣的檢舉,羅儀鳳曾被關押,令其交代與司徒雷登的反革命關系。因為她16歲考入燕京,年紀最輕,功課最好,深得這位洋校長的賞識。羅儀鳳早就說自己是驚弓之鳥,怕的就是政治。我想,正是中國酷烈的政治折了她的壽。況且,靈魂高貴的人往往脆弱。

1978年春,我平反出獄,回到了北京。

一年的除夕,母親帶我去新源里聶紺弩家,給聶老做壽。中午,吃罷壽面,母親即刻告辭。我很納悶兒﹕母親往常要呆很久,今天為什麼例外?

離開聶家,母親便告訴我﹕“托人找到了羅儀鳳後來居住的地址,好像就在這附近,今天咱們一定要去看看。”

母親一路走,一路問,根據字條上寫的樓號、單元號及門牌號碼,我倆終于來到了一棟普通居民住宅樓的底層。這個樓很舊,公共通道里的光線暗淡。按動門鈴後,一個滿頭白發的老嫗開了門。

我驚呼﹕“這不是林女士嗎?!”

“你是小愚吧?”

除了滿頭白發,林女士的樣子一點兒也沒有變。那時她不顯年輕,現在也不覺衰老。她對我母親禮貌又謙恭,猶如當年對待康同璧一樣。

她告訴我們﹕“康老和羅小姐所有的東西,都在這里保存著。”說罷,轉身打開房間里面的一扇門。

原來這是一個兩居室的單元房。里面的這間屋子,比外屋略大一些。家具,皮箱和雜物堆滿了整個空間,一直堆到天花板。我仔細辨認這些舊物,想找到一件小東西,留做紀念。突然,我看到了那張黑褐色菲律賓木質圓形餐桌,那曾經擺著豆腐乳和烤饅頭片的餐桌,那放著一小碗燕窩等我去喝的餐桌。驀地,一陣隱痛浮上心來。

“你今後怎麼處理這些舊物?”母親問林女士。

她答﹕“不處理,我等著,等著康家的親屬。康家的人不來,我就這麼守著。”

和林女士分手的時候,她向我們深鞠一躬,並連連道謝。

回到家中,心情無論如何也好不起來。晚上,全家吃過年夜飯,圍著九寸黑白電視機看節目。我的眼睛在看,心卻飛到了東四十條何家口。“瀚海漂流燕,乍歸來,依依難認,舊家庭院。”我想起了那里的柴扉,石板路,御賜太平花,被挖走的榆葉梅,被開水澆死的玫瑰,還有我睡的窄窄小木床……

夜里我和母親並排躺下。母親累了,可我毫無睡意。

我問母親﹕“那東四十條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屬于私產。林女士應該在那里替康老和羅姨守護遺物。”

母親說﹕“那宅院早讓別人佔了。”

“誰佔了?”我問。

“葉道英。”

“是葉劍英的弟弟嗎?”

“是的。”

我喊道﹕“他憑什麼佔康家的私房?”

“江山都是人家的,還說什麼房子。”

“混帳。”我翻身爬起,在監獄里學會的髒話,不知怎地竟脫口而出。

母親厲色呵斥,命令我改掉獄中惡習。我乖乖地躺下,望著漆黑的天空,最後一次見到的羅儀鳳那燈干油盡的樣子,就在眼前搖來晃去。我心想,如果羅儀鳳像我能學會罵人,她一定會像我一樣活著。

我曾打聽康氏母女骨灰的下落。得到的信息是﹕由康同璧兒子出資,由政協出面,將康同璧母女安葬在福田公墓。那時兒子已經坐上了輪椅,無法飄洋過海參加母親和妹妹的葬禮。而她們母女所保留的康有為的遺墨、手稿、藏書,其中包括那套珍貴的《大藏經》,按照康同璧生前的遺願全部無償地交給了國家。

事情到此,總算有了一個“入土為安”的結尾。但我轉而又想﹕康同璧在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中,是有貢獻的,再說人家母女把上等宅院和珍貴藏書都上繳了,捐獻了,怎麼一塊不足三尺見方的墓穴加兩個骨灰盒,還要遠在美國的兒子出資?難道康同璧的資歷和貢獻,還抵不上我們的一個副局級干部?

在已無神聖與純粹可言的今天,受人敬重的康同璧是一種絕響;我能去敬重並感受她,是一種福祉。

2002年8—11月于守愚齋

注釋: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第六節載﹕“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獨行,省親于印度,以19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近得其寄詩二首,自跋雲﹕‘侍大人游舍衛祗林,壞殿頹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來游者,同璧為第一人。’詩雲﹕‘舍衛山河歷劫塵,布金壞殿數三巡。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靈鷲高峰照暮霞,淒迷塔樹萬人家。恆河落日滔滔盡,祗樹雷音付落花。’”

載濤(1887—1970)姓愛新覺羅,字野雲,滿洲正黃旗人。1890年封二等鎮國將軍;同年晉為不人八分輔國公。1902年襲貝勒。1908年12月加郡王銜;同月與鐵良等任總司稽察。清廷新設禁衛軍,任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1909年6月管理軍諮處事務。1910年2月赴日、美、英、法、德、意、奧、俄八國考察陸軍,5月派任赴英國專使大臣。1911年5月任軍諮大臣;其後任蒙古瓖黃旗都統。1912年1月,與載洵等組織宗社黨;3月宗社黨解散。1917年7月張勛復闢,溥儀任為禁衛軍司令;同月復闢失敗。1918年徐世昌任為將軍。1927年6月任翊衛使。1931年1月,國民政府聘為國難會議會員。1949年後,歷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3歲。

儲安平《英國采風錄》第73-74頁。1949年觀察社出版。

趙君邁(1901-1988)湖南衡山人。畢業于日本成城中學,後赴美國留學,先後畢業于威斯康辛大學和諾維支騎兵學校。1928年回國,加入中國國民黨。1930年任浙江教導團團長。1936年任財政部稅警視察長。抗戰期間,任湖南省鹽務局局長,衡陽市市長兼警備司令。1942年被選為第三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員。1945年任吉林長春市市長。1946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2、3、4屆全國政協委員。歐美同學會副主任委員。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終年 87歲。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第345頁。199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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