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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心就這麼高－－鋼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親 劉元舉 尾聲 1999年2 月12日、13日這兩天，郎朗與香港交響樂團合作，在香港伊麗莎白體育館連續演出了兩場，他彈得是普羅科菲耶夫的第三鋼琴協奏曲，葉詠詩——這位在亞州最著名的女指揮與郎朗配合得非常默契，使兩場演出都很成功，得到了上萬名觀眾的熱烈歡迎。 這是郎朗到克蒂斯留學後，第二次來到香港舉行音樂會。第一次是在98年的3月，演出結束後，他回到了沈陽，探望母親周秀蘭。一年後，他還是重復著上一次的路線，從香港又一次回鄉探母。 其實周秀蘭早就知道兒子要回來的消息。她差不多望眼欲穿了。春節前盼得更厲害。因為兒子沒回來，什麼樣的節日對她來說都失去了意義。 才一年沒見，兒子又有了不小的變化。在母親眼里，郎朗的任何變化，哪怕最微小的變化都能感受到。他長大了，也長結實了，和她站在一起，像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了，把她比得又瘦又小。這時候，一貫不肯服輸的周秀蘭禁不住從心底涌出一股滄桑之感，感嘆歲月不饒人，自己已經不再年輕。 郎朗這兩次到香港演出都是自己闖天下，父親郎國任留在美國。一個人出門遠行，對于郎朗而言既有種奇妙的興奮，又有種某名的憂慮。從小到大，父子形影不離，第一次與父親分手，把他一個人扔在費城，他說不清是替父親憂慮還是對自己的行程心里邊沒底。行前，可想而知細心的郎國任會怎樣叮囑他。俗話說，兒行千里母擔憂，而郎朗行千里主要是父擔憂。 第一次父親不跟在身邊管著他，他自由得都不知如何是好了。在飛機上愛看書就看兩眼，不愛看，睡大覺也沒人管。只要下飛機時別忘了拿包。到了香港，反正有人去機場接他。說實在的，頭一回獨行時，他心里一點也不放松，等到第二次、第三次，他感覺好極了。尤其是從香港啟程回家時，他那股盼望以久的喜悅心情簡直不得了。 作為一個自由人他踏進家門，一頭撲到了母親的懷抱。其實，是他把母親擁在了懷里。沒有父親在一邊管著，他感覺到有股男子漢的豪情在蒸發。假如父親在一邊，即便不干涉他，他也不敢這麼盡情盡興地與母親撒嬌，只要感覺父親在那兒，再不吭聲，他也會覺得連空氣都變得發僵、發硬了，而只有他們母子倆時，周圍的空氣才能這樣充滿母性的柔和與寬容。 環視這個從小長大的家，這個沒什麼變化的簡陋的家，郎朗喚起許多感慨。與美國的那個家相比，反差簡直太大太大了，在這種反差當中，郎朗的思維不再單純。 母親倒是單純起來，她興奮地在電話里大呼小叫﹕哎！我兒回來啦，郎朗呀……每一聲都讓他感受到深刻的甜美。他從這種氛圍中認識到了自己的價值要遠比在舞台上受到的歡迎更真實更強烈。因此，他加倍意識到把母親一個人扔在沈陽太不應該了，他心里一點都不安。他暗下決心一定盡早把母親辦出去，實現一家人在美國團聚的夢想。 就是在他這次回來時，我們重逢了。（98年3月他回來時，我到柴達木拍電視片了，未能相見）此番相見，這孩子的變化是十分明顯的。當我一眼就發現了這種變化時，我不能不感慨時光流逝得多麼鮮明。如果不看到面前的郎朗，我是絕不會對一年半時間的流走而生發出如此鮮明感慨的。郎朗變得深沉了，文雅了，盡管還有點刻意成份，但確實成熟出一個大人樣了。起碼他不像一年半回沈陽那時，與熟人相見時，他總愛摟人家，總愛與人家比個兒。他也不管人家愛不愛比，甚至在人家不經意時，他冷丁拔直腰板，瞅著人家的頭頂對旁邊人說﹕看，我比某叔高了！或者說﹕看，我又長一塊了！ 這回見面，他有點紳士樣，這主要是指他表現高興的方式與前大不相同。規範了，有分寸感了，還會在握手的那一瞬間，照顧或者說適應一下你的情緒。對了，說適應比較貼切。一個孩子在向成人過渡時，他能懂得適應對方情緒而不是光顧自己情緒渲泄和表達，那就是說明他在走向成熟。我感慨﹕從97年8 月份去美國到99年的2月份，也不過一年半時間，這一年半的時光對我來說，稀里糊涂怎麼就過去了，也找不到個形狀，更找不回來對時光飛逝的感覺。而郎朗站在面前時，一下子就找回來了，一年半，真結實！于是，就會生發出許多感慨。 當然，更多的感慨還是與郎朗的談話中。他的見識，他的口才，他的表達能力在此以前，我總覺得與他的鋼琴水平不能平衡。看到他在獲大獎時接受記者采訪，也不夠從容，說起話來總像心里沒底。而現在，1999年的郎朗談吐鎮定自若，而且很有一番見地了。特別是對音樂的理解，令我感到他突然高長起來。由此，我感慨美國的環境。郎朗真是幸運兒。他在成長的道路上一丁半點都沒耽誤。在沈陽時，他跟朱雅芬教授學琴，條件優越，再多學個一年半載進北京也不妨；在中央音樂學院時，出名了，受寵了，環境由不利到越來越有利了，晚兩年，等到畢業後再出外留學，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何必一定要硬扭著來，以退學為代價出國？我相信，換個不是郎國任的家長，或許真就那麼拖一下，別說拖一下，就是遲鈍那麼一星半點，對于正在成長的這種聰明絕頂的孩子都是個耽誤。多多少少都會有所耽誤。 中國有天才的鋼琴家不能說少，前幾代人中，被文革耽誤得令人扼腕。比如許斐平，他當年被範繼森那麼看重，就連當時也學鋼琴的楊立青（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至今都為之感慨不已。楊立青的感慨是在2000年的6月，炎熱的上海音樂學院居然比我們東北氣候還要涼爽。楊立青說他不知道我寫了一部《百年鋼琴》，他說要是知道的話，他會給我提供一些素材的。他在沈陽度過了最難忘的一段時光。他說他原本是有望在鋼琴上出成就的，但是，那個特殊的年代他下到基層鍛煉推獨輪車，一家伙把手腕子弄傷，傷得十分厲害，從此斷送了他的鋼琴之夢。不過，他在談到中國鋼琴家時，對許斐平和許忠寵愛倍加。特別是許斐平，他認為當年太有才華了，很可惜被文革耽誤了，要不，他認為許斐平會在鋼琴上取得更大的作為。 說到中國鋼琴家如今在國外的情況，他還是首推傅聰的。 傅聰是比較早地到國外生活。他沒有跟他的父母一同在那個非常年代遭受含悲忍辱的折磨。他在國外的發展就是比在國內的鋼琴家環境好，發展得好。上一代鋼琴家的命運不是操作在個人手中，而這一代孩子的發展則重要在于他們的家長。所以，郎國任的大智大勇淋灕盡致地用在兒子身上，毫厘不差地為兒子成長提供條件。現在不妨設想一下，如果不是提前走，那麼郎朗在國內這一年半能與IMG 簽約嗎？能有格拉夫曼這種大師級的老師指導嗎？趙屏國教得再好，也不可能適應郎朗飛速的消化量。在國內的鋼琴教育專家成功在于基礎教育，經驗也在于基礎教育，我們的教授專家學者大多是保姆式的，而天才式的大師級的專家學者在哪里？國內任何音樂院校是不可能培養出國際級鋼琴人才的。我們的環境不行。因此，我為幸運的郎朗慶幸，為他這一年半獲得的結結實實的時光而感慨。在美國一年半與在國內一年半多麼不同。 郎朗這次回家可能是他最輕松自在的一次。早晨9點半我去他家，居然把他堵在被窩里。他慌忙爬起來，穿衣洗漱，還得戴隱形眼鏡，擺弄藥水扒眼皮什麼的，挺費勁。母親開始數叨他﹕昨晚看電視看太晚了，哪有這種孩子，看到下半夜也不睡覺，這麼大了，還得管，還得他爸管他。 我想，周秀蘭能舍得說他嗎？就是說他，也不會嚴厲地真說，就呆這麼兩天，她能不溺愛嗎？所以，郎朗還得郎國任這樣的父親管。 在美國對待郎國任的管束，郎朗也並不是在國內時那麼言聽計從了，一方面受美國的文化影響，再一方面，他覺得自己長大了，他居然也學會了反抗。那一次是在克蒂斯的音樂廳。郎朗在演出前走台。郎國任在台上跟著郎朗，還像在國內一樣，像個監工。只不過他輕易不吱聲。郎朗過一遍曲子，他彈的是《伊斯拉美》。前邊介紹過這是一首十分難彈和曲子，技巧上要求極高。而郎朗已經彈累了，心煩了，手上的活兒就有些發毛。郎國任是眼里揉不進砂子的，他在旁邊看不下去了，便沒好氣地訓斥“未來的大師”——你瞅你彈些什麼？亂七八糟的，松松垮垮，給我再彈三遍！ 其實，郎國任的聲調並不高，但這份嚴厲的口氣足以使旁邊的幾位郎朗的同學驚異，他們竟用一種特殊的眼神瞅郎國任，也瞅郎朗。郎朗一下子激了，他頂撞道﹕什麼？你說什麼？你簡直就是法西斯！我不彈了！ 父子倆頭一次沖突，都在氣頭上。郎朗覺得父親太不近情理，多累呀！他還讓再彈三遍，再彈三遍不把手彈壞了還怎麼上場？何況父親居然當著同學的面這麼訓他，太沒面子了。所以，他忍不住了必須反抗。而他忽略了，此時的父親已不再似過去那麼強大，那麼自信。滄桑的父親心里太脆弱了。他萬沒想到郎朗會當眾頂撞他，這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情，他被一下子頂懵了。等到他稍稍醒悟過來，他的憤怒被更大的傷心覆蓋了。他二話沒說，掉頭就往外走。郎朗一看不好！心一軟，馬上追出去﹕ “在馬路上，我哄他，他說，別跟我來這一套。去你的法西斯！你翅膀硬了，管不了你了。你那麼狂，狂下去，什麼出息也沒有！我任憑他訓，再也不敢吱聲。劉叔，你想想，人家也不容易，聽三遍也夠累了，你彈不好，人家耳朵也受罪。我說，我以後聽你的還不行嗎？” 郎朗從小就會哄人，會來事兒，幾句話就把郎國任哄好了。父子倆重新回到了音樂廳，像沒事兒一樣。“我一高興，就下不來，興奮期長，我就撩撥我爸。弄激了，我爸就跟我厲害。我說，你小時候不也淘了叭嘰？他說，你跟我比？我都給你奉獻了！……有時候，也真得我爸管我，我性格像我媽。” 郎朗說像他媽時，周秀蘭可高興了。 “我自己出外到香港，自己打天下。很放松。我爸有時說道太多——”郎朗說這話時，面露無奈。看來，孩子大了，郎國任的確需要改改封建式的家長制了，何況他們還是生活在自由的美國。不過，郎朗畢竟是個通達事理的孩子。他對父親的作用還是首肯的，特別是現在父親到了美國的作用。 “我爸能把我的神經繃緊。他很細，每次演出時，他都到現場，看看音樂廳溫度怎樣，濕度怎樣。濕與干彈琴時踩踏板用勁不同，濕呢，減輕踏板，手下鍵別太柔；干呢，得加重踏板，手也得使勁，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不同地點、不同條件下彈出一樣的聲音。 “我爸還有招兒，老師沒給的東西，我爸給。我自己過去的感覺沒了，我爸能給我找回來。他每堂課都到場，他也在進步。我能在美國這麼快發展，他感慨萬千。我爸總愛感慨﹕美國——天堂啊！” 我與郎朗談到他的老師格拉夫曼對他事業上的幫助時，他是這樣說的﹕ “我老師現在給我摳得特別細，彈這個音時能怎麼樣？每個小節的處理上，讓你感覺特清楚。看第一小節，就能感覺到下面如何發展，像看電影，開頭部分看了，下面故事情節的發展，也能知道個大概。上一場大台，排練時走台，老師給你聽一遍，講講，演奏完回來，再講。有很多人老曲子彈得好，新曲子不行。而老師想讓我新曲子也彈好，少走彎路。通常是他拿個小本，給我挑毛病，記在小本上。他在我毛病不多時，卻能挑出一些來，國內沒有任何人能明白地給你挑出來，點出來。像我彈貝多芬幻想曲時，結尾處理上，我把一個句子彈三小節，他想出一個旋律來，把三小節聯綴得更美更迷人，很新穎，沒人能這麼做。” 郎朗說到他的老師充滿欣慰﹕“每次他都是想好了，再告訴你。把不太好的後果想完了，提早提醒你，讓你避免走彎路，一步到位。彈特別硬的時候，聯不上，斷了，他告訴你如何彈，用哪個音震動震起來，用和聲震起來。讓你有感覺，往前流暢走。他都研究透了。彈得特亂時，他想辦法把一個尾音去掉，就干淨多了。遇到拖音時，一般人是先拖，不真正動人，而他讓後拖，一下子到位，像一腳入門，比別人高多了。” 郎朗能有這麼高明的老師指點，確實得天獨厚。加上他的苦練和悟性，安有不成功之理？可以說，他目前在美國天時地利人和全都具備。而且還不欠東風。IMG就是最好的東風。 談到以後的打算和安排，郎朗說他回去以後，三月份彈布拉姆斯作品118、拉赫瑪尼諾夫第二鋼琴奏鳴曲、貝多芬第四鋼琴協奏曲； 四月份彈拉威爾的代表作《加斯巴之夜》，跟新加坡交響樂團合作，彈貝多芬的第四鋼琴協奏曲； 五月份到費城開獨奏音樂會，彈舒波特奏鳴曲，與費城交響樂團合作，彈李斯特第一鋼琴協奏曲，還要在紐約州搞一場音樂會，彈貝多芬幻想曲，李斯特奏鳴曲，中間休息，然後彈布拉姆斯作品118，（這是六首小品構成的間奏曲。有A小調熱情的間奏曲，A大調優美的間奏曲，F小調輕快的間奏曲等。）“拉二”奏鳴曲； 六月一日，與巴爾迪摩樂團再次合作，彈李斯特第一協奏曲。三月底，去見巴爾迪摩總監，確定99年循環演出曲目，6月份費城交響樂團總監薩瓦利什聽我彈，紐約愛樂樂團指揮馬舒爾也專程來聽，六月二十二日在美國CARAMOOR夏令營彈獨奏音樂會； 七月份，學新曲子；暫未安排。 八月份，有藝術節。（上一章寫到的8月份在芝加哥“替補”就是指此。） 九月份與印第安納交響樂團合作彈莫扎特協奏曲，作品20；跟田納西交響樂團彈帕格尼尼主題與變奏； 十月份去西雅圖丹佛彈獨奏音樂會，與克羅拉多交響樂團彈“拉二”； 十一月去弗羅里達和加拿大溫哥華開獨奏音樂會； 十二月要做循環演出； 2000年1月在聖地羅薩彈“拉三”協奏曲；在華盛頓肯尼迪中心與美國國家交響樂團合作演出，還要與西雅圖交響樂團合作。 二月份以後，要走遍美國各州…… 2000年的聖誕節將在彼得堡與莫斯科交響樂團演出；這是一個有著輝煌傳統的演出日子，每年都由俄國最好的演奏家在此演出，阿什肯納吉演出過，近年來最紅的基辛也演出過，現在輪到了郎朗。在彼得堡進行這種演出的中國人只有郎朗。 郎朗在2000年還將與如下各大樂團合作﹕ 巴黎交響樂團——克里夫蘭——洛杉磯——休斯頓——羅切斯特——巴爾迪摩——新澤西州——美國國家——印第安那——科羅拉多——密爾沃基——肯薩斯城——底特律…… 郎朗99年5 月26日已正式與歐洲的IMG簽約，將到歐洲各地演出……郎朗還將在2000年9 月回到中國，在人民大會堂向祖國匯報演出。 毫無疑問，作為克蒂斯的學生郎朗已經開始了環球演出生涯。現在他是人為控制演出場次，明年將增長到一百多場，後年還將遞增，不用等到畢業，他就會像一位成熟鋼琴家那樣每年至少150 場以上的演出。作為一個鋼琴家而言，最難能可貴的就是不間斷的簽約，不間斷的演出。在此之前，中國的鋼琴家在國外還沒有誰達到過郎朗這種待遇的。中國的鋼琴家在國外靠演奏吃飯的到目前還沒有。由此可見，郎朗的前程真是明朗！ 周秀蘭樂得呀，那幾天一直用高八度音說話，帶著郎朗走遍了親戚家，特別是到郎朗的大舅家（遼陽）住了三天。郎朗長這麼大，這是唯一的一次舅和外甥這麼近距離接觸。舅舅感慨萬千，他說，沒想到郎朗會這麼好玩，這麼招人喜歡。郎朗僅呆了一周，就回美國了。母子倆難舍難分。兩雙淚眼相望。母親已經習慣了這種折磨。自從兒子跨出家門進京的那天起，就不屬于她的私有財產了。她希望兒子飛得更高更遠更有出息，卻不曾想兒子居然會這麼快就屬于美國了。她眼前總是晃著郎朗小時候的樣子。一晃，多快呀！這就是時光，而時光的全部意義對于周秀蘭來說就是感傷，就是落淚。她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脆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渴望追上兒子，去遙遠的美國過上家庭生活。她太渴望和丈夫兒子相聚了。快50歲的人了，屬于自己的前程還有什麼？回頭一想，只有兒子和家庭！兒子走得再遠，也走不出母親的情懷，這一點，周秀蘭有著永遠的自信。 據息，她已經提前辦了退休，正在想方設法辦理去美國的手續。上半年就曾去使館辦理簽證，很遺憾沒有簽上，再想簽，中美關系因科索沃大使館被炸驟然緊張，自然還是簽不上。現在，已經十月下旬了，都到了本世紀末了，還能簽不上字嗎？周秀蘭說，年底前差不多了！ 在我要結束全書寫作時，我又來到了周秀蘭的家。還是那間小屋，還是那種簡易的不合時宜的裝修。還有那台鋼琴，那台很舊的鋼琴，那台郎朗最早彈響的鋼琴，並且郎朗每次回來都要彈的鋼琴。好久沒調了，這琴有好幾個音跑得快沒影了。瞅著這台鋼琴，我不禁感慨萬千，何況每天都在這屋子里瞅著的她呢！還有鋼琴旁邊的長條沙發，也早都舊了。滿屋的東西都已用舊了，都有對歲月的記載。只要周秀蘭在這里堅守，郎朗就總得回家來看看，無論是從香港繞道還是從日本或新加坡，他總得回來。但是，如果周秀蘭年底前真的辦好了簽證，這個家就不復存在了。這個家中一切有紀念意義的家具都將被棄置，周秀蘭是不會把這些東西帶到美國去的。美國那邊的家據說真好。從照片上看，也真是豪華而現代。有一張照片是郎國任坐在餐廳里切生日蛋糕，自己給自己過生日。他臉上的表情除了滿足之外，還隱藏著一種憂鬱和期待。他的身邊竟空著兩把白色靠背的餐椅，那是給誰留的？還用說嗎？ 一想到周秀蘭就要走進那個家，就要坐在郎國任旁邊那把清冷的椅子上時，我就會由衷地替他們這一家人終究的團圓而欣慰。但同時，我不知怎麼竟滋生了隱隱約約的憂慮——他們彼此能真正的適應和默契嗎？但願這是杞人憂天。 因這部書稿在出版過程中的延緩，使我得以將最新消息補上﹕一直在學習英語的周秀蘭有天突然給我打來電話，她興奮不已地說，她已得到簽證了，明天就要到北京，然後就飛往美國。周秀蘭將最繁雜的話語用最簡潔的語言表述，可見她在行前有著怎樣的忙亂。那是1999年12月的一天。以前，她說過大概要在12月份走，卻不曾想這麼快就到了。也許在我看來這麼快，而在人家那邊認為慢得已經不能再慢了。 周秀蘭去美國後，郎國任給我打來了電話。在他們那里正是早晨。郎國任說周秀蘭正在櫥房忙著做飯，很顯然，他可以從此解脫做飯了，他顯得很是自在，我似乎能夠感覺到他是怎樣雍懶地躺在華貴的床上給我打電話。他說，周秀蘭到費城時，是他去接站的，郎朗有演出任務不在家。他媽媽已經到家一周了，郎朗才回來。郎國任沒有描述他們母子相見時的動人情景，他只是說，都過去一個禮拜了，郎朗一早醒來，還會怔怔地尋找他媽。郎朗情不自禁地嘟噥著﹕爸，我媽真的來了嗎？怎麼總感覺像在夢里呢？ 孩子想媽想得太久了，而一旦媽媽真的來到了身邊，他竟然連著一個禮拜都不敢相信。 夢，對于這個孩子和這一家人似乎已經沒有魅力了。他們的現實生活在別人看來，似乎正是色彩絢麗的夢境。 願他們的夢境更圓更好。 1999 /10/22 初稿于牧童居2000春改畢 原載亦凡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