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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15周年 離平反還有多遠

曾慧燕

今年 6 月 4 日,是 1989 年「六四」事件 15 周年紀念日。15 年了,不但比文革十年浩劫四人幫倒台整整多了五年,而且幾乎是兩個「八年抗戰」的時間。「六四」 15 周年,離平反還有多遠?中華民族的歷史傷口何時才能癒合?六四難屬何時才能為死去的親人公開哭泣?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總是把被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六四總有一天會還歷史本來面目,六四死難者終將會平反昭雪。這雖然是共識。但從目前情勢來看,平反六四似乎還不是指日可待。

六四何時才能平反?輿論看法兩極。樂觀的估計是,要不了多久,在江澤民徹底下台後,第四代領導人會很快解決六四問題,「胡溫新政」將會開創中國大陸新的政治格局。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群體,雖然主要人馬已經出局,然而「江核心」還掌握軍事大權,槍桿子必然影響第四代領導的決策。江澤民之所以要維持六四「反革命暴亂」的定性,因為他是靠了追隨鄧小平、鎮壓上海學運和封殺《世界經濟導報》起家的。如果胡錦濤在他第一個任期的五年內,真正樹立自己的領袖形象,得以鞏固以他為中心的黨中央,在政治上站住腳,那麼有可能在他的第二任期內為六四平反。

一種悲觀的看法是,胡錦濤、溫家寶等新一代領導人依然繼承了第三代領導人的政治包袱,他們並不急於平反六四,因為恐怕平反六四會分裂黨內共識。雖然當初他們無權給六四定性,但至少是跟黨中央保持一致的。而當前的中國大陸,仍看不到有推行民主改革、為六四平反的跡象。民間雖然有許多不滿的聲音和公開的抗議活動,但也看不到大規模的要求民主自由的運動即將爆發的跡象。當年鄧小平揚言「殺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穩定」,如今這個「殺人的政權」至少已坐穩15 年的江山。夫復何言?

另有一種輿論認為,指望共產黨平反六四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雖然將來歷史對六四必有公正結論,但這結論不可能由共產黨來做。許多人敦促中共平反六四,這只是人民的一種善良願望,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中共每一個歷史錯誤的糾正,都不是中共心甘情願糾正的,而是人民群眾自發起來迫使他們糾正的。例如文革十年浩劫,如果沒有1976 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恐怕四人幫不會倒台那麼快。

「正名」乎「平反」乎

在圍繞六四究竟是「重評」、「正名」還是「平反」的問題上,也出現各種不同看法,有人認為「平反」是典型的共產黨語言。率先提出「正名」之說的,是北京解放軍三0一醫院軍醫、「抗煞英雄」蔣彥永,今年 3 月初,他上書中共中央和全國人大、政協,要求為 89年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正名」。

對此,中國黑龍江教師范志遠在互聯網上表示,「正名」這兩個字要遠比「平反」好,因「平反」帶有濃厚的權威色彩,「劊子手沒有資格給被他們屠殺的人民『平反』。」他認為,六四不僅要正名,而且中共要公開認罪,接受歷史的審判。

不過,現居紐約的老資格民運人士徐水良,在他主編的《網路文摘》上指出,有些異議人士認為「平反」是中共詞匯,「獨立媒體」使用不妥。經考證,「平反」是中國人使用兩千多年的一個詞匯,它的意思是恢復本來面目。漢朝、宋朝 (如岳飛平反 )等朝代都曾經使用過這個詞。它與中共詞匯完全無關。「相反,把它說成中共詞匯,倒是中共,或受中共影響的人,望文生義的說法。以為平反就是平『反革命』,所以堅決反對使用這個詞。」

徐水良認為,一般情況下,作為異議人士,以使用含義明確的「平反」詞語為好。過去的「重評」、現在的「正名」當然都不錯,但平反卻更確切,就是肯定事情被歪曲,因此要恢復本來面目。「重評」卻不一定有這樣意思。

長期以來,「六四」事件被北京當局定性為對「反革命暴亂」的合法鎮壓。以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領導人上台後,對六四態度有了顯著變化,從「反革命暴亂」到淡化為「政治風波」的定性。到了第四代新領導人上台後,人們普遍認為「胡溫新政」沒有六四血債,寄望他們在六四問題上有所作為。

今年 3 月蔣彥永「上書」,掀起為六四「正名」的浪潮,全世界再度聚焦北京當局的反應。4 月北京召開全國人大、政協會議。在兩會例行的總理記者會上,外國記者問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蔣彥永要求為六四正名的看法。溫家寶回答說:「我們必須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如果再給我們二十年、五十年的穩定,中國一定會發展得更強大。」最後他的結論是:「團結和穩定比什麼都重要。」

六四平反的時間表

溫家寶的談話,透露了北京新一代領導人的想法,一是堅持當年六四鎮壓是為了維護穩定;二是中國仍然需要 20 年至 50 年的穩定。也就是說,當局給六四平反開出的時間表是 20 至 50 年。

可是,六四已過去 15 年,當年死在天安門東西長安街的六四冤魂,墳頭上的小樹苗已長成大樹。人生能有多少個 15 年?當年參與「八九民運」的青年學子,早已「白了少年頭」;六四死難者遺屬,已有12 人抱恨而終,尚在人世的,大多垂垂老矣,年紀最大的一位被殺了兒子的母親,已高齡 87;而當年被指為六四屠殺主要罪責者的「三個元兇」,已有鄧小平、楊尚昆先後「去見馬克思」,唯一活著的李鵬,被千夫所指。中國人民還會等嗎?

平反六四中國會亂嗎?這個問題蔣彥永在「上書」中已說得很清楚。他舉文革為例,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國推向瀕臨崩潰的邊緣,鄧小平復出後,「由我們黨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錯誤糾正了,中國並沒有亂,老百姓更信任黨了。國家在短短的 20 年內就大變樣。更何況糾正六四的錯誤是全國人民的心願,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願。只要我們黨的領導痛下決心,自己來糾正錯誤,我相信一定會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中國一定不會亂。」

蔣彥永相信,正確重評六四是人心所向,絕不會造成紊亂。所謂的穩定壓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穩定。「多年來,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針氈,草木皆兵,不知要動員多少力量來防止發生事情﹔年復一年,並沒有因為離六四越來越遠這種不安就逐漸減輕,相反的是老百姓越來越失望和憤慨。」

作為六四難屬的代表人物,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指出,溫家寶「這些話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死人不要緊,人命不值錢。為了『穩住大局』,什麼事都可以做,什麼都可以在所不惜。請問:這與 15 年前鄧小平所說的『死 20 萬人,換 20 年穩定』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難道不殺人就沒有今天的政治穩定,不殺人就沒有今天的經濟奇蹟;不殺人就沒有今天和明天的強國地位!?」

殺人子不准母親哭泣

以丁子霖為首的天安門母親,原來對「胡溫新政」平反六四寄予極大希望。但今年 3 月底,她與另外兩位天安門母親成員張先玲、黃金平被拘留事件,使她們重新陷入失望深淵。事情起因可能與她們籌備悼念 15 周年活動有關,當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日內瓦召開年度會議,丁子霖等六名六四難屬向大會遞交了「六四屠殺」的證詞,呼籲大家「說出真相,尋求正義,呼籲良知,拒絕遺忘。」隨後北京當局先後拘禁丁子霖等三人,這是江澤民主政時代也從沒有過的事,令人驚問:「胡溫新政怎麼了?」全世界輿論對此口誅筆伐,許多在大陸的獨立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也挺身而出仗義執言。

大概眾怒難犯,在有跡象顯示北京要下重手對天安門母親成員黃金平刑事拘留的節骨眼上,三人終於獲釋,但胡溫形象已大打折扣。道理很簡單,自己的親人被「人民子弟兵」開槍打死了,15 年來政府沒有一個「說法」,死者家屬當然有申訴的權利。正如山東大學的孫文廣指出,兒子無辜被殺,母親放聲大哭,是人之常情。可是,如今的中共領導人殺人兒子,卻不准母親哭泣,這是什麼世道!

拘捕丁子霖等人,開了北京當局一個惡劣的人權紀錄先例,顯示新一代領導人依舊害怕六四真相公諸於世。輿論認為,北京當局想要擺脫長久籠罩的六四陰影,堅持繼續鎮壓只會適得其反,六四的傷口已禁不起再三撕裂,只會激化當權者和人民之間的對立,為未來局勢投下更多變數。

從丁子霖、張先玲等六四難屬「證詞」來看,她們原來都是不問政治、也不熱衷民主運動的普通市民,現在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以人道為訴求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並非政治組織,她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單純的期待平反六四,以告慰無辜死去的親人。

丁子霖名單182人

丁子霖手上掌握的六四死難者名單,目前已有 182 人。她說,作為那場大屠殺的受害者,這 15 年來她們忍辱負重,歷盡艱辛,始終保持最大克制。她們摒棄牙眼相報的敵視與仇恨,自 1995 年以來多次致函全國人大和國家領導人,主張朝野雙方本著和平、理性的原則,按照民主、法制的程序,以協商對話的方式希望尋求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但到目前為止,她「還看不到光明」。

她指出,鄧小平去世、江澤民下台後,她們本來寄望胡錦濤、溫家寶等新一代中共領導人平反六四,沒想到她與另外兩位「天安門母親」反被拘捕,私人信件手稿也被抄走,而江澤民時代都沒有對她們採取過這種做法。

雖然形勢不樂觀,丁子霖表示六四難屬沒有放棄努力,繼續對「胡溫新政」寄予希望,期待他們能真正著眼於國家、民族的未來,棄舊圖新,改弦更張,早日順應歷史潮流和民意。天安門母親運動著重三個訴求,包括:一、徹查和公布所有六四死難者名單;二、為死難者平反;三、循法律途徑追究六四責任者。

丁子霖還有「一個夢」,就是希望三個訴求達成後,能夠「親手埋葬兒子」,就像美國紀念九一一事件那樣,天安門母親希望為自己的孩子建立一個紀念碑,刻上每一個人的名字,以提醒中華民族不要再發生這種歷史悲劇。

丁子霖不在意能否等到平反六四這一天的到來,但一定會堅持下去。她相信,「歷史終將服從人民的選擇」,這正是她們的希望所在。只要一息尚存,她們不僅要為尋求正義、向中國政府討還公道、爭取公正解決「六四」問題而進行不懈的抗爭,還要為爭取自由民主而努力。

天安門母親與阿根廷母親

流亡瑞典的異議作家茉莉 (本名莫莉花 ),將「天安門母親」比作「阿根廷母親」。1989 年,茉莉原任教湖南邵陽師專中文系,因抗議北京六四屠殺入獄,後來被迫流亡海外。15 年來,她無時不在盼望,有一天能為六四受害者討回公道。「可是,漫長的 15 年過去,六四在中國仍是一個禁止提起的話題,這個事實常常令我感到無奈和絕望。」絕望之餘,她看到天安門母親不屈不撓的行動,由此聯想到阿根廷母親。

阿根廷母親是一群戴著白色頭巾,每個星期四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五月廣場上步行請願的母親,因此又被稱為「五月廣場的母親」。自 1974 年至 1983 年阿根廷軍人極權統治期間,約有 8900個阿根廷人失蹤,其中絕大部分是年輕人。悲傷的母親在尋找失蹤孩子的過程中,因同病相憐逐漸認識,最後凝聚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受到國際社會關注。阿根廷在 1983 年建立民主制度後,政府成立「全國失蹤委員會」,幫助阿根廷母親尋找失蹤的孩子。

茉莉指出,在阿根廷走向民主的過程中,「五月廣場的母親」起了相當大的催化作用。了解阿根廷母親走過的道路,再看今日中國的天安門母親的處境,令人驚訝地發現,「歷史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度裡驚人地重複。由於中共當局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專制政權,天安門母親比阿根廷母親的處境更艱難,忍耐時間更漫長。但她們以頑強卓絕的努力,給中國人保持了『尊重生命』的人性尊嚴。」 

然而,較之阿根廷母親在軍人極權統治的高壓氣氛下,尚能自由在五月廣場集會,北京的天安門母親不但不能在天安門廣場出現,甚至連公開哭泣的權利都被剝奪。

丁子霖等人本欲在今年清明節,為她們 15 年前慘死的親人舉行追思活動,但由於清明節前丁子霖等三人被抓,被迫推遲至 5 月 16 日舉行。這天,40 名六四難屬聚集在一起祭奠親人。15 年來,她們被剝奪公開悼念親人的權利,好不容易才排除萬難聚集在一起。想起15 年來的艱辛,難屬們長久壓抑的感情再也無法控制,現場一片哭泣、哀戚,「身臨此情此景,連一些壯年漢子,也不禁潸然淚下。」

難屬們在《天安門母親六四 15 周年祭文》中,傾訴了這 15 年來的傷痛和苦難:「 15 年過去了,這世界已變得面目全非,當年留在建築物上的彈孔已被掩蓋,當年留在大街上的血跡已被抹去,當年激盪著人們的『天安門理想』已經消停,而作為那段歷史僅有的一點殘存,如今也快將從人們的記憶中刪去。15年過去了,這世界又似乎依然如故。當年的殺人者至今仍逍遙法外,當年的攫取者至今仍心滿意得。15年前迴盪在天安門廣場的吶喊,現今已變成了低微的呻吟。這難道就是我們這些為人母者、為人妻者的宿命!」

六四槍聲影響一代人

這篇「祭文」,在一定程度上吐露了丁子霖等難屬悲憤絕望的心情,15年來的折磨和中共的新聞封鎖,令她們以為人們已忘悼六四屠殺。過去一些輿論也認為,許多大陸民眾已淡忘六四,專心發財。但從今年六四15周年的輿情來看,人們並沒有忘記六四,連當年處於「少年不識愁滋味」十多歲的中學生,也對六四刻骨銘心。

例如,現在北京致力環保及愛滋工作的胡佳,以及六四時尚在四川讀中學的異議作家余傑,他們是同齡人,1989年是十五、六歲的中學生,兩人當時一個在北京,一個在四川,卻不約而同受六四屠殺事件影響。北京的槍聲,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民主的火種深植心田,如今他們都成為民主、人權鬥士。

胡佳指出,中國人不可能忘掉「六四」,只是隨著歲月的流逝,當年的熱血沸騰,變成一種內在的沉澱,「中國人絕不會再走過去的老路,火把可能暫時熄滅,但火種仍在,只要風一吹會再度燃燒,六四將在人們的記憶中長存。」他估計,十年內六四問題一定會見分曉。

今年4月4日清明節,胡佳本來準備去天安門廣場為六四死難者獻花致哀悼之意,但還未出門就被警方帶走。4月15日是中共已故總書記胡耀邦的忌日,他再度前往天安門,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獻上15朵黃玫瑰,但還來不及三鞠躬,就被公安抓走。

余傑也指出,1989年他正在四川唸初中三年級,北京那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也燃燒到他居住的小鎮。6月4日,「我在電波中聽到了槍聲,聽到了慘叫,聞到了屠殺的血腥。」就在那一晚,余傑過早地結束了他的少年時代,「在一夜之間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禮。」他的生命從此改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既是母親的孩子,也是六四的孩子。我與六四之間聯結著一條浸透了鮮血的臍帶。沒有六四,就沒有今天的我。」

最近各大互聯網和報刊密集發表紀念六四的文章,許多作者在高度評價六四的同時,都提到六四對個人的影響。尤其對當年親歷這一事件的人來說,六四是他們一生的分界線。署名雲飛揚的作者自稱「屬於天安門一代」,雖然六四時他沒有站在學生隊伍中,「但六四的槍聲徹底改變了我」。

他說,天安門一代生於六○年代和七○年代,並沒有經歷過文革。八○年代是中國政治氣氛相對開放的時代,一度模糊了共產黨政權的本質。這使得天安門一代對現實有一些不符合實情的幻想。「結果當共產黨政權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時,大家才恍然大悟。」

雲飛揚認為六四是一場學生發起要求懲治腐敗、要求民主和政治透明度的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我高度評價六四,我自己也是在六四的槍聲中覺醒的。」

民主薪火相傳後繼有人

六四不但影響大陸一代人,對千千萬萬海外華人的影響也是深遠的,民主薪火相傳後繼有人。如居住在香港的容國維參加全球紀念「六四徵文」,寫下《一個香港人的「六四」》,頗能代表許多香港人的心聲。

容國維指出,15年漫長的歲月過去了,共產黨幾代接班人千方百計淡化「六四」,將暴亂改稱事件,又將事件改稱風波,但是全世界的中國人永遠無法淡忘這心頭的痛。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和「中國知識界的脊樑」劉曉波在極困難的環境裡,堅持發出千萬民眾共同的呼聲,要求為六四平反,值得全世界的中國人尊敬。

容國維回憶,1989年北京「六四」屠殺,親眼目睹「火光熊熊,血腥滿地的電視畫面,我們都驚呆了,北京的學生在流血,我們的心在流血。」15年前和他一起參加香港百萬人支持大陸民主運動大遊行的小兒子,當年只有11歲,而後在美國讀書八年,大學畢業後回到香港,參加了今年元旦十萬人的爭取民主大遊行。「這種自然的薪火相傳令我非常欣慰,爭取民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即使我們這代人看不到勝利的一天,我們下一代一定能夠看到。」

多年前自中國大陸移民來美的吳亞山形容,六四是「跨世紀的痛苦」。15年來,每到六四這一天,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一幕幕震撼人心的悲壯情景,仍歷歷在目。

他忘不了15年前,「每天晚上都在電視機前揪著心含著淚看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情,那坦克隆隆地駛過,機槍嗒嗒的在響,當青春年華的小夥子們和姑娘們倒在血泊中,我的心碎了。這是為什麼?這些人都還是孩子呀!天理不容啊!難道這就是我的祖國,自稱是人民的政府嗎?我老淚縱橫,整夜整夜不能入睡。這時我才發現語言的無用,文字的無力,因為它已無法表達和形容我內心的痛苦和煎熬。」

吳亞山「解放前是一個熱血的青年」,16歲那年就積極參加席捲全國的學生運動,如1947年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學運,他擔任糾察隊長,多次和軍警發生衝突,甚至搶下對方武器。「可是國民黨並沒有把我們怎麼樣,頂多是水籠頭沖沖。」然而,「六四中共竟敢動用坦克機槍屠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學生,真乃空前絕後,古今中外罕見。」

由於六四鎮壓,改變了吳亞山的命運。以前他在大陸投奔革命,參加解放軍,最後卻因他的家人在台灣和美國,被打成美蔣特務和右派分子,遭到中共殘酷鬥爭,但他仍熱愛祖國,始終沒有動搖對祖國的信心。「可這次我精神崩潰了。第二年,我就入了美國籍。」

目前在美國耶魯大學任教的作家蘇煒,1989年見證了那場轟轟烈烈最後以悲劇收場的運動。最近他在《抱起那隻受傷的天鵝》一文中說,自有生以來,為一個單一事件流過最多淚水的,莫過於六四了。15年來,這個日子成了一個不敢碰觸的話題,每憶及當時的場景,每讀到有關的文章,總是難忍盈眶熱淚。他相信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感受,而是許多個人、群體和家庭共同的感受,「這其實是一個民族的感受」。

蘇煒說,「抗戰八年」、「文革十年」本來已成了災難紀錄裡曠日持久的代名詞,「六四受冤15年」或更長時間,「勢必成為新的恥辱的歷史標竿。」他質問,數百條屈死的生命及其受冤屈的家庭,一個個受冤老去、死去的「天安門母親」,究竟還能耽擱多少個15年?一個民族的正義公道、人心命脈,能擱置多少個15年。

六四進入歷史鞭打現實

他強調,政治看十年八年,歷史卻是看百年千年,六四已進入歷史、成為歷史。今日中國由改革開放造成的繁榮局面,正是啟動中共自身對十年文革的徹底否定,而令得全社會在整整廿年獲得一種巨大的向上提升動能。但八九學生運動提出的「反腐敗」、「反官倒」、「爭民主」的要求,至今未能獲得有效支持,使得全黨上下的腐敗大案無日無之。他認為,當今中國,需要尋找另一個能夠重新提升全社會向上的正義標尺和道德力量。

蘇煒寫此文的靈感,源於在美國公路上遇到塞車,原來是所有路過的車輛,都為一隻在公路上受傷的天鵝停車,而有人更在車流中,下車在路中央抱起那隻受傷的天鵝。他不禁有感而發,北京當局只有為六四正名,「抱起路上那隻受傷天鵝,車流才可能重新走得暢順。」

現在廣東深圳工作的天安門學運領袖馬少方,跟王丹等人當年名列被北京當局通緝的21名學生領袖之一。他在近作《歷史在鞭打現實》一文中表示,15 年來,每年的 6月4日,他都會絕食一天。跟當年的廣場絕食抗爭相比,「這已不是死諫了,這是我個人的紀念方式,為我揹負著的沉重的血債,為我懦弱的苟且偷生,也為了那至今還靜靜躺著的碑和那倒下去的旗幟。」

馬少方指出,15年是一個巨大的斷裂,「面對專制式的言論鉗制和網絡封鎖,面對專制下的踐踏人權,貪污腐敗,除了全社會的漠視人權和腐敗墮落外,還有甚麼呢?儘管也有丁子霖、劉曉波、王有才、胡春林等人的不懈抗爭,但總體上中國人卻是徹底的下跪了,精神上的下跪,無疑是徹底的下跪,並且不僅是跪在了強權的淫威下,還跪在了金錢的巨大誘惑面前。」

他痛心的質問:「當年那麼多的人,用青春的熱淚,用年輕的熱情,高喊著:不許下跪,不許下跪!但是,熱淚已流盡了嗎?熱情已枯竭了嗎?」當年八九一代「不信春風喚不回」,「然而絕食的死諫,喚醒了甚麼,又換來了甚麼呢?」

這輩子最慘烈的一幕

馬少方永遠也忘不了,六四當天他在北京德勝門,「看到了這輩子最為慘烈的情景,一群人,淚流滿面,他們抬著一個兒童的屍體,那孩子最多不會有十歲的年齡,他那麼小,身上那麼多槍眼,他渾身無力地躺在那破舊的木板上,陽光陰慘地照著他的臉,那張小臉,陰慘的白,小臉上的困惑,在我的眼裡,卻是一個天大的控訴。這十五年來,這個場景始終在我的腦子裡,一直無法驅散。我總是在想,當那些子彈擊中他的時候,究竟是甚麼擊中了一個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甚麼擊中了中國歷史的心臟?」

馬少方並為柴玲辯護。他說當年「很被柴玲的激情感動,我聽過她好多次演講,也和她一起演講過。她總是飽含熱情,至真至誠。我至今也不能相信,她那瘦小的身影,卻要揹負那麼沉重的壓力。然而她用她的激情和真情,鼓舞了許多同學。雖說,運動從絕食開始,越來越不理性,越來越沒有方向,直至最後血腥屠殺,年輕的生命無辜地倒在專制的槍口下,但讓如此沉重的歷史包袱壓在柴玲和廣場指揮部以及北高聯,甚至全體參加運動的大學生身上,都絕對是錯誤的,是對運動的一場誤讀。」

因六四事件流亡美國紐約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長嚴家祺指出,六四引發中國巨變。六四不是反革命暴亂,而是一場大屠殺事件,那些直到現在仍指責天安門學生「激進」或「罵柴玲」的人,是本末倒置,混淆視線。他強調,不管柴玲等學生領袖在天安門廣場表現如何,都不能與當局動用坦克機槍濫殺無辜混為一談。

他沉痛地說:「這15年來,我們家的苦難都扛在高臬身上。」嚴家祺的太太高臬原為醫生,六四後隨夫流亡,這些年來一肩挑起生活重擔,備嚐艱辛。嚴家祺說,六四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回家的問題。而是「見證屠殺,尋求正義」。中國要步向民主,為六四正名是第一步。

另一位六四流人士、中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前所長陳一諮指出,八九民運的是非功過民眾早有公論,六四悲劇則是中共與國人的恥辱,中共新領導人無人對六四負有直接責任,卻還端著這個「屎盆子」,使自己不能直起腰桿面對國人和世界。

他指出,前任總書記趙紫陽只因不同意鎮壓學運,即被非法關押近15年,這與當年毛澤東整劉少奇沒有什麼區別。第四代領導人若為六四昭雪與恢復趙紫陽名譽,將化解民眾積怨,緩和社會矛盾,取得道義合法性,獲得國際國內廣泛支持,青史留名。

每人一磚能建大廈

今年3月蔣彥永上書,無形中掀起另一波紀念六四的熱潮。全球紀念六四籌委會設立網站,發起「聲援蔣彥永,為六四正名」的簽名運動。據籌委會聯絡人之一唐柏橋表示,首天就有近千人上網簽名,「其反應之強烈,創下中國民間簽名活動的歷史紀錄。」截至五月中旬,已有超過七千人在網上簽名。有人留言:「簽名的七千人每人拿一塊磚頭,就能建起一棟大廈。我們應該聯合起來為六四正名做點什麼。」

八九民運時任湖南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的唐柏橋指出,這說明,「中國人已經從中共高壓統治的恐懼中走了出來,決心公開站出來,為社會討公道,為自己爭權利。」從目前籌辦紀念活動的反應來看,今年各地六四紀念活動的聲勢,將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這充分說明人們不僅沒有淡忘六四,反而對六四問題的認識越來越清楚了。」

他指出,繼蔣彥永上書後,最近大陸又出現幾波連署上書活動,要求為六四正名,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學者任不寐、華中理工大學工程師華欣遠、北京大學作家余世存、廈門大學圖書策劃人趙暉及中國政法大學律師浦志強等大陸知識分子,發起《八九一代關於「六四」問題的聲明》公開簽名,呼籲中國新領導人全力為六四悲劇公開平反,並敦促當局公開悔過和承擔責任。

與此同時,包括大陸知識分子王怡、劉曉波、包遵信、余傑、胡佳等人,也發起另一波「關於六四15周年的公開呼籲」連署簽名活動,要求全國人大成立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公開當年相關資料,挖掘真相,並在此基礎上為六四正名,為死難者致哀,以及通過司法程序公平的追究直接責任者的刑事責任。

唐柏橋指出,為六四翻案最大的障礙是李鵬和江澤民,當國內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敢於站出來為六四說話的時候,六四正名的一天就為時不遠了。

(05/30/04世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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