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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與中國人不共戴天?

--點評薛涌文《與中國人不共戴天》

鄭義

【薛涌原文】多年回不了中國的鄭義先生,如今成了中國環境問題的專家。筆者也是環境主義者,樂見鄭先生不斷有驚人之作。不過,上周多維上轉載的鄭先生的〈中國伐木大軍向東南亞和西伯利亞進軍〉一文,除了驚人之外,又令人感到惡心。沒想到,鄭先生的領域從中國擴張到了東南亞和俄羅斯。顯而易見,鄭先生是不希望中國的伐木大軍進軍這兩個地區的。在他看來,中國人如同一群蝗蟲,到了哪里都會把人家的莊稼吃

光。再往下,他就不敢說了,雖然他心里未必不這麼想。那就不妨筆者替他講了吧﹕下一步該作的事情,莫非是“人人滅蝗”,把中國人殺掉七、八億?這樣不僅解決了中國的環境問題,東南亞和西伯利亞也得以免得遭受“黃禍”了。

筆者知道鄭先生一定會抵賴,會辯稱他不僅從來沒有這麼說過,也沒有這麼想過,一切都是筆者無中生有。不過,看你的文章,順著你的邏輯推理,讓人相信你卻也相當困難。

【鄭義點評】過去不懂什麼叫“誅心之論”,拜讀了薛先生大文,總算是長了見識。鄭

義要“把中國人殺掉七、八億”——薛先生不能血口噴人吧?先生能否向讀者諸君提供一點真憑實據呢?拙作《中國之毀滅》每節每章都在擺事實講道理,談中國生態環境的災難、挽救,以及我們還剩下的時間,哪頁哪行有“把中國人殺掉七、八億”的意思?哪怕暗示也算!我並不稀罕您先生“相信”我什麼,我只是恭請薛先生向本人賠禮道歉,拭去您以筆殺人的血跡!

【薛涌原文】你講中國的環境危機我並不反對。你借生態問題來反共產黨我也不反對。因為中國的環境確實有大危機。筆者自己也寫過關于當今正在崛起的風力發電的文章,希望引起國人的注意,緩解中國的生態危機。筆者同時也承認,如果中國有美國這樣成熟的民主制度、這樣發達的經濟,生態問題會解決得好一些。但是,你最好別和中國人過不去。中國的生態問題,並不是從共產黨開始。至少19世紀時中國已經面臨嚴重的生態危機了。我推薦鄭義先生讀讀Kenneth Pomeranz的The Making of Hinterland。該書對從晚清到抗日戰爭前黃河與大運河交界地帶廣大農村的生態危機有著經典性的描述和分析。當時的生態問題是如此嚴重,乃至在農村的茫茫曠野中,竟然找不出一棵樹來。只有偶然在農家的院內能看到一棵孤樹。中國的生態問題由來以久,哪朝哪代都有責任,但也不能把責任推到一朝一代的身上。

【鄭義點評】從我與薛先生關于新聞自由那幾回合筆戰觀之,薛先生向來邏輯混亂,還要在嘴上掛著“邏輯推理”,叫旁人都臉紅。本人認為,目前中國生態災難,與政治經濟制度密切相關,比如產權模糊,在法律、新聞、人權等各方面都存在嚴重問題。您可以不同意,甚至您也可以大罵我“借生態問題來反共產黨”,但您義正詞嚴地責我“你最好別和中國人過不去”,這就在邏輯上缺乏中間環節了。您先得證明“共產黨”等于“中國人”,然後才能說“反共產黨”就等于“和中國人過不去”,哪怕是約等于呢,不是也需要證明一下嗎?先生說“中國的生態問題,並不是從共產黨開始。”——我似乎從來不下這種“大結論”。請問薛先生,鄭義究竟在何處說過“中國的生態問題是從共產黨開始”的這一類話呢?在生態環境的各個方面,從森林到土地、污染、水資源、物種等等,我只是秉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盡可能地拿出歷史與現實的數據,研究災變的趨勢、速率等等。比如人口問題,我采用的數據至少是從18世紀中葉算起。我確實認為公有制尤其是所有權、使用權兩權分離的承包制給中國生態環境帶來創造性的毀滅。但既不是一個“從☉×開始”的時間概念,也不是薛先生那種“政治掛帥”式的信口開河,而是我幾年研究的結果。

再來看看薛先生所推薦的“經典性的描述和分析”。依我之見,“黃河與大運河交界地帶”的農村再是“廣大”,似乎也還不夠廣大。不加討論地以局部來代替全局,又是一個邏輯錯誤。硬傷!您總不能學毛大爺﹕“只要有一個合作社有優越性,就可以駁倒一切胡說。”毛大爺那陣兒還總得玩玩兒“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戲法兒,您可真好,夠坦率!中國歷經戰亂災荒,破壞巨痛,但從整體而言,只是在人口超過7億之際,人口與國土承載力的平衡、生態平衡才開始打破。全國人大環境委員會主任曲格平和國家環保局顧問、生態經濟學家李金昌指出﹕“按照中國的國情,中國最適人口數量為7億左右,最大(極限)人口數量為16億左右,超過這個數量,就會發生全面崩潰”。另外,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小組的研究結果認,中國的“合理的人口承載量為9.5億人”。這里有三個數字﹕7億、9.5億、16億。16億是崩潰線,9.5億是不計生態破壞的糧食安全線,7億是生態平衡線。除此之外,水域污染是否在自淨能力之內?森林砍伐量與生長量是否平衡?此類現象也是生態平衡是否已經開始打破的客觀尺度。薛先生說,“中國的生態問題由來以久,哪朝哪代都有責任,但也不能把責任推到一朝一代的身上。”——真是無知者無畏!砍幾棵樹並不一定生態“破壞”,往河里撒泡尿也不不一定是生態“問題”,那完全可能是正常使用大自然所提供的資源與環境自淨能力。只有超過了平衡點,開始進入惡性循環,那才可稱為“問題”。唐宋元明清,請薛先生說說到底是哪朝哪代有責任?造阿房宮伐盡了鄰近地區的森林,只是一個局部問題,根本形不成全局性的“中國的生態問題”。就本朝而言,倘若不實行公有制與眼下的“公有私營制”,倘若人口不超過8、9億,恐怕也不會出現今天的局面。

【薛涌原文】撇開政治經濟上的因素不說,生態問題的生態上的原因就是人口過剩。中國這樣的生態環境,要維持十幾億人口,當然比以美國這樣的生態環境來維持不到三億的人口困難得多。政治制度不健全,經濟不發達,無疑加重了解決生態問題的難度。但是,到國外找點木頭伐,是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呢?你若對中國的森林資源那麼擔心,是不是應該為中國能夠運用國外的森林資源來減緩自己的生態壓力而高興呢?

【鄭義點評】何謂“生態問題的生態上的原因”?說繞口令呢?當然意思還是可以勉強明白﹕生態危機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之一是“人口過剩”。我記得毛大爺說過“人多熱氣高”,這“人口過剩”是在批了馬寅初之後才勝利實現的。記得薛先生剛剛說過“中國的生態問題,並不是從共產黨開始”,言猶在耳。要圓這種邏輯錯誤很難﹕薛先生得要證明批馬老先生不是發生在共產黨當權時期。至于說起進口木材,薛先生如何知道本人必定反對?我想強調的是,中國必須保護好自己的森林,要做到“采育平衡”,使青山永在,“永續利用”。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中國的森林是被破壞性采伐、亂砍濫伐、盜砍盜伐摧毀掉的。早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就發表文章,呼吁改革經濟制度的弊病,從而杜絕此類現象,挽救中國森林。中國如此之大,砍別人的樹,可以緩解但不能解決問題。薛先生還有一處缺乏基本知識﹕森林不光是木頭。森林有一系列生態效益,比如淨化空氣,減緩溫室效應等,您以為砍出國境幾十公里幾百公里就與中國無關了嗎?

【薛涌原文】美國的資源如此豐富,如此的地廣人稀,但還是要跑到亞馬遜去砍伐人家的森林。亞馬遜森林的滅絕問題在國際上至少已經喊了至少二十年了,那里伐掉的木頭,主要的一個目的地就是美國。好萊塢一天數場的大災難實況表演,幾分鐘就把一個碩大的木結構建築化為灰燼,以買得看客的一笑。每個聖誕節,千家萬戶的美國人都把那些無辜的松樹砍下來,擺幾天就仍掉,也沒見鄭義在那里捶胸頓足。日本人把自己的國家修理得乾乾淨淨,鄉間一塵不染,森林到處都是。可是,人家比中國人早半個世紀趕到東南亞,采伐那里的森林。鄭義先生既然研究了東南亞,為何對此視而不見?你為什麼要單單看著中國人?

【鄭義點評】我從來不反對中國買木頭,也不反對美國日本以及任何國家買木頭。只要是自由貿易,不是動槍動炮搶就好。美國買得,中國也買得。反之,中國買得,美國也買得。從環境保護角度,我反對的僅僅是目前的木材價格過于低廉,還沒有反映出森林的生態價值。這需要市場調節。如果全球氣候協議把森林面積折算成二氧化碳排放削減量(目前正在討論),並允許各國所分得的二氧化碳排放額度進入市場,在國際市場上進行自由交易,木材價格就會大幅上升,全球森林就可望得到更好的保護。薛先生不許砍樹的觀點是否“激進”了?樹不砍也會自然死亡的,你可能沒聽說過“過熟林”這個概念吧?關鍵還是在于要盡量做到“采育平衡”,要砍得合理,要加強更新。美國的聖誕樹倒不是“過熟林”,但種來就是做聖誕樹的,這不是破壞生態林、原始森林、次生林。開始我也有疑慮,但漸漸弄明白﹕美國有的是土地,在市場價格的刺激下,拿出一些來種聖誕樹,幾年一更新,使那些本來沒有森林的荒地變成了“速生經濟林”。薛先生對我沒“捶胸頓足”有意見。“捶胸頓足”有失風度,此其一。其次,我還在思考,認為這可能還是一件好事。再次,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最痛心的是我的中國。

至于好萊塢“幾分鐘就把一個碩大的木結構建築化為灰燼”,恐怕是薛先生看走眼了。您親眼見過嗎?我倒是親眼見過,說出來供您參考﹕那大火是噴的石油氣體,不是真燒木頭。“幾分鐘”如何能把“一個碩大的木結構建築化為灰燼”呢?也不稍微想想再說。前兩年“說不”熱鬧的時候,某著名“愛國賊”把與外星人戰斗的電影《獨立日》,說成“美國人大殺外國人”。——薛先生“好萊塢幾分鐘燒毀碩大木結構”之笑話,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一節主要是罵美國壞,這我充分理解,“愛國賊”們的日課。這麼壞的美國,實在不應“愛國賊”們屈尊之處。當然也不必罵虛偽﹕他們實在是為了貼身戰斗哩!只是壞不壞還要看事實。據我所知,美國日本等國家早就開始在國外種樹。試舉幾個例子﹕美國“應用能量系統公司”(Applied Energy Systems Corp)早在1991年就制定了一個計劃,十年之內捐款300萬美元,在南美亞馬遜河流域造林40萬公頃,其吸收之二氧化碳量,將遠超過該公司的排放量。如日本“住建產業”(Sumiken Sangyo)因大量進口木材,決定在紐西蘭種植森林6萬公頃,十年之後年產木材100萬立方米,將遠超過公司所需的每年30萬立方米。日本一家造紙廠(Japan Paper Co.)決定把國外造林計劃由1993年的0.1萬公頃提升到2000年的3萬公頃。另一家造紙廠(Nissho Iwai)在巴西買地23萬公頃,一半種自己制造紙漿所需之油加利樹,另一半則種天然林,總投資高達12億美元。(台北《中國環保》第17期,1993,丘依樞﹕《森林對于溫室效應之控制》)另據媒體報道,日本已開始在中國大規模造林。當然,薛先生還會有話,比如說這是以“綠色”來做廣告,沒什麼了不起。我知道我是辯不過薛先生的。美國進口木材,自然是“掠奪”,可美國限量木材進口呢,那就是“貿易孤立主”。總之,我們大家都心照不宣﹕美國動輒得咎,不動也是得咎的。

【薛涌原文】在最近二十年,中國是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最高的國家,如今被西方的媒體稱為“世界工廠”。這個“世界工廠”的運轉,當然需要世界各地的原料和世界各地的市場。這也許令鄭先生大為不快,但筆者卻要為此歡呼。因為許多本來要餓死的人可以活下來了,許多人脫離了貧困。中國的伐木大軍進軍東南亞和西伯利亞,又不是搶掠,而是用自己的汗水作出產品,去和人家進行市場貿易。為什麼加拿大的森林可以伐,西伯利亞的就不能伐?為什麼你不擔心美國會把中東的石油吸乾,卻要擔心中國人會把西伯利亞和東南亞的森林給伐完?你這是管的哪門子閑事?

中國人均木材的消耗量是多少?是否有美國的一半?鄭義作為中國環境問題的專家,能否拿出幾個數據來?以中國現有的生態環境和森林資源,不進口外國的木材如何解決必要的木材消耗?鄭先生能夠提出什麼解決辦法嗎?在美國你可以去打獵,一天打兩只熊,有關公司還會把熊皮、熊肉、熊掌處理好運到你家里,沒有人會說你偷獵,但在中國就是不同的概念了。中國人夠節制的了。難道鄭先生要中國人全都像改革前用糧票、油票、布票那樣,要用木票來購買木制產品嗎?

【鄭義點評】上文已回答薛先生了,本人並不反對中國買木頭,您不必豎個靶子自己跟自己玩兒。依本人之見,木頭早就該買,不必砍光了自己的森林才開始買,但必須同時加強本國的森林保護,生態環境是買不來的!請薛先生再仔細看看,拙文《中國伐木大軍向東南亞和西伯利亞進軍》中,本人所關注的,主要是“生態”而並非“木頭”——“那麼,中國會伐光東南亞和西伯利亞嗎?(當然,我們擔憂的不僅僅是木材,而是陸地上最核心的生態調節系統——森林。)”生態系統跨度甚大,薛先生以為砍別人的樹就啥事兒沒有,是不是?沙塵暴、氣候異常等環境災難是國境擋不住的。生態災難將使我們痛切地理解什麼叫“地球村”!整個東亞都變成一片無樹無水的荒漠于中國又有何益?——薛先生質問道﹕“你這是管的哪門子閑事?”在下回薛先生﹕我管的就是這門子“閑事”!

【薛涌原文】有些民運人士,在反共的問題上苦大仇深,立場堅定。對此筆者並不想說什麼,因為筆者從小就是個拒絕入黨的人,乃至關鍵時刻連“脫黨”這樣的壯舉也無從演起了。不過,那些民運人士到底是共產黨教育大的,結果是“組織上脫黨靈魂上沒有脫黨”,出來後還是信守“毛主席教導”﹕“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89年後他們流亡國外。只要共產黨還在,他們就每天都盼著中國人倒楣。因為中國人一倒楣,就證明了共產黨的邪惡,證明了他們的正確,他們在國外就有可以沽名釣譽、甚至拿到什麼基金了。他們最怕的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因為那樣一樣,人家就會說﹕看看,中國沒有你們,反而更好了。共產黨也不像你們講得那樣呀。這下子他們的精英就做不成了。

而這些人吃反共飯時間越長,往往就越不學無術,反共就越是他們唯一的本錢。在目前的情況下,這個本錢要能夠生息,也只有一天到晚做夢盼著中國人倒楣了。他們的利益,與中國人不共戴天。這也是為什麼民運非死不可的原因。

【鄭義點評】這調子聽來耳熟,仔細一聽,原來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帝國主義”不好說了,換作“海外民運”目下正是時髦。可惜的是,在生態環境形勢上,不是海外民運而恰恰是體制內的大陸官員、學者說得多,說得誠實而嚴峻。試舉幾例﹕

1993年,中國林業部長徐有芳指出﹕經數十年亂砍濫伐,中國大陸的成材幾乎完全砍伐殆盡。他還坦誠地承認﹕“我國土地沙漠化擴大的原因,真正屬于自然因素造成的僅佔5.5%,而94.5%是人為造成的。”

1992年,身居水利部水資源司司長要職的吳國昌先生發出警訊﹕如果供水問題未能獲得改善,只要再來一次大的旱災,整個華北地區的經濟都可能受到影響而告崩潰。1996年,時任水利部長的紐茂生先生提出鄭重警告﹕水已經向中國亮出了黃牌。1997年,前財政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丙乾先生在全國人大的官方報告中發出嚴厲警告﹕“中國發生大洪澇災害的可能性在增加,下個世紀上半葉有可能出現嚴重的水荒危機,水環境惡化的趨勢難以遏制,中華民族生存條件將面臨嚴峻挑戰。”

在巡視水污染地區時,中國環保界最高官員,國務院環委會主任宋健悲憤地說﹕“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熱之中”,“連這一點點大自然給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現在需要請教薛先生了﹕為何他們說形勢嚴峻、災難壓頭就不是“每天都盼著中國人倒楣”,“與中國人不共戴天”?而鄭義一說,就是“吃反共飯”就是“沽名釣譽”?順便告訴薛先生,本人全職研究寫作《中國之毀滅》4年,根本沒有“拿到什麼基金”。我數年的辛勤寫作,出版社按常規付我版稅1千5百美元,除去購書贈送海內外環保界同行及友人,剩下不足1千。無論去餐館洗盤子,還是去加油站拎油槍,哪怕站街頭賣花無不勝之百倍!拙作凡50萬字,如送去打字,其打字費也是我寫書收入之數倍。而且不要忘了,這僅僅是一個打字員一個月的收入,而我是整整4年。這些事情,不足為外人道,只是在心里感激我的妻子北明,是她獨力支援全家生計。但您薛先生既然如此“捶胸頓足”地罵,我回一句恐怕也不為過。我不求誰感激,此乃中國知識分子之天職。沒人強迫,我願意,挨罵也自認活該。但薛先生說鄭義“與中國人不共戴天”,想“把中國人殺掉七、八億”也就過于陰毒了。我懂得這是挑撥,但敬告薛先生,您看來不會得逞﹕生活在“水深火熱”的環境災難中的百姓,那些痛苦輾轉于酸雨毒霧、癌征村、癌征河的百姓,那些集體按血手印上告、集體下跪請願的黎民百姓,是從肺腑深處痛恨說假話的。他們越來越明白,只有把真實災難公之于眾,他們“被剝奪了”的“大自然給的權利”才有可能爭取回來。而那些隱瞞災難歌功頌德的御用文人,才真正是謀財害命,喪盡天良。

2003年1月12日(原載《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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