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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需要國家認同

江迅

中國大陸改革派看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大多認為須重視「國家認同」,不能只有普世價值的民主、自由、人權,而忽視了中國的主體性﹔但他們也認為香港問題的根本癥結,是靠中國大陸政治改革問題的解決,要從一國兩制過渡至一國「良」制,要為中國的命運作出承擔。

香港回歸祖國七年,今年七月一日,香港人繼去年五十萬人上街遊行表達政治訴求,再度大規模遊行。香港民主化進程一浪高過一浪,但香港民主派與中國改革派在某種方面缺乏共同語言。香港一些民主派不願響亮而公開打出「國家認同」旗號,不想認同「慶回歸」的口號,最近香港三百專業人士重喚「香港核心價值」,就沒有將「國家認同」視作核心價值之一。近年來香港一些民主派人士往往有一種所謂「不要沾上中國」的排斥心態,覺得中國大陸太大、太「髒」、太落後﹔香港太小、太整潔、很先進,甚至有意或無意地出現另一種「去中國化」的傾向。事實上,香港社會、經濟、文化乃至政治的發展都離不開中國大陸。香港泛民主派中,有少部分人確實不了解中國政情,不了解中國社會。如何在香港民主化進程中,與中國大陸尋找到銜接點,這是目前擺在香港人面前不可迴避的問題。

中國大陸改革派和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感情十分強烈,他們認為香港問題的解決,要靠中國大陸政治改革問題的解決,香港的民主不能忽視中國的主體性,「一國兩制」只是某個歷史時期的安排。不少北京的改革派知識分子認為,國家?{ 同不等同於認同一個政黨和政權,而是要認同人民及中華民族,也要認同整個國家的利益。只有一國「良」制,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才能根扎心裡。否則,人們會問﹕香港人能做的事,為什麼中國大陸人不能做﹖香港人能看的書,為什麼中國大陸人不能看﹖香港人能說的話,為什麼中國大陸人不能說﹖

曾在「六四」後以筆名保密寫下政治預言小說《黃禍》而名噪文壇的王力雄,正在北京十三陵水庫一帶讀書寫作,日前剛將最新力作《遞進民主——中國的第三條政治道路》殺青。他認為國家認同是十分重要的。王對亞洲週刊說﹕「我們追求的民主是中國的民主,國家認同首先是前提,香港與中國原本就是分不開的關係,香港人追求民主和自由,若能得到大陸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就能得到更大程度的張揚。當然,國家認同與一個國家的良好制度是不可分的。這個國家政治制度落後,人們往往會說,我為什麼還要認同它呢﹖」

王力雄認為,國家認同不僅是對土地、文化的認同,國家更是權力的象徵。一個國家專制和暴政,人們不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說﹕「台獨勢力日漸增長,恰恰是中國大陸社會制度沒有體現民主,追求和熱愛自由、民主的人民本能地對制度產生厭惡。大陸不應該僅僅視台獨是政治操弄,應該深刻自省。」

王力雄認為「一國兩制應該是一國『良』制」,好的制度能對人民產生凝聚力。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美國﹖中國大陸單方面強調國家認同觀,反而導致香港人更強調追求自由民主,「我看,責任主要在大陸方面,大陸應主動反省。香港回歸七年,不少香港人並沒有把回歸視作歡欣鼓舞,可見香港人有失望之心,主要是對大陸的失望」。

今年五十歲的王力雄,一九八零年後脫離「國家體制」,成為自由職業者,著書披言深刻,被國際媒體譽為「中國最敢言的作家」,九十年代開始成為京城綠色環保組織的中堅分子。一九九九年二月在新疆旅遊時,當局以「洩漏國家機密」罪名將他逮捕,一個多月後在國際輿論壓力等因素下被釋放。他的政治預言小說《黃禍》、《天葬——西藏的命運》、《重返西藏》、《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等在境外出版後,都引起巨大反響,《黃禍》問世十五年,至今依然年年暢銷。

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曾被捕坐牢、現居北京的自由撰稿人、環保志願者戴晴對亞洲週刊說,「中國」這一概念,確曾在說漢語、讀《詩經》的華裔族群中引動過血脈賁張的熱情。民間有一句將對方貶到無地自容的罵人話﹕「你還是中國人嗎﹖」就是這類歷史遺留情懷的延續。當年黑龍江或者海南島的青年,聽說上海的公園裡豎了一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就氣憤得棄學從軍﹔七十年代香港學生一邊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一邊流淚,不怕被港英警察拘捕而參加「保釣」,都是博大的愛國之情在胸中湧動的表現。

戴晴說,漸漸地,當作為一個政權得以制定並行使《憲法》(這憲法裡可能有「四個堅持」或者「三個代表」)、有權調動軍隊和警察、有權出台種種規定並且無限地收費,「中國」已經越來越失去那種遍及到億萬心靈的召喚效應。當中國人,對相當多的國民(就像對相當多的農民一樣)已成不得已而的現狀——不必說躲在悶罐子裡偷渡的鄉民,連國家公派到美國的學生,一聽到他們有可能獲得「綠卡」並熬成美國公民,即不再當中國人,不都興奮得熱淚飛濺麼﹖

談到國家認同問題,戴晴說﹕「『國家認同』,或者說得白一點,『愛國』,在中國人遭受凌虐和互虐的二十世紀,更多地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手段﹕抗議者以『愛國』彰顯自己的合法性,當局以『愛國』限制民間騷動。當局用民間膏血,或者國庫積累,為自己歡心或面子而揮霍的時候,住在那塊國土上和那塊國土之外的華裔族群也有不同的感受(比如對神舟五號、三峽工程和國家大劇院),哪一個更顯得『國家認同』﹖」

戴晴說,回歸(也就是說當中國人)本不是香港人自己的選擇,要讓香港人愛國家,只有讓他們明瞭自己的衣食住行與珠江三角洲,或者長江乃至黃河流域的政治、經濟、生態環境狀況有多麼密切的關聯。維護自己的基本權利是香港人的正常、正當舉措,「國家認同」不能靠建議,更不能靠壓。當港人感到香港駐軍真是在保護自己,他們自會認同。若他們沒有感受而非要讓他們頂上這帽子,只顯得滑稽淺薄。

戴晴特別想對民主派人士說的是,「理念與策略畢竟是兩回事。對強權表現出的開明應珍惜,並在此基礎上穩步前行。切記十五年前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教訓」。

戴晴是前《光明日報》記者、專欄主持人,一九八九年曾介入廣場斡旋。北京當局鎮壓民主運動後,戴宣布退出中共,隨即被列入作品查禁名單並「收容審查」十個月,至今作品依舊不能在大陸公開發表。

北京政治學者陳小雅對亞洲週刊說,從政治社會學的視角出發,香港目前的局面可以稱作「國家認同的危機」。她認為,造成這一危機的原因有三﹕第一,大陸的「鞋子」不合香港的「腳」。鄧小平許諾的「一國兩制」只是模糊地承諾可以把「鞋子」的小拇指部位開一個窗口,但有關的約法並未一步到位,這個窗口能開多大﹖雙方仍需要互相試探。第二,香港社會經歷一百年的自由發展,與以美英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制度、文化形態已形成相當的認同。回歸以後的香港民眾與政治力量,仍希望按照自己的「多元—平等—自由」模式改造國家。第三,經過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政府雖已在經濟自由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腳步,但在政治制度上,仍沒有施行相應的變革。尤其在處理國家周邊的「族群」關係、政黨關係、國家內部不同利益群體關係問題上,仍沒有改變「老子為主」、「一黨專政」、「集權體制」的基本立場。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實現香港社會與國家的高度和諧一致,是不實際的。

在今年紐約舉行的紀念「六四」十五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陳小雅提出,從宏觀歷史的層面上看,八九年發生的事件是中國社會政治轉型過程中,由於社會政治文化與政治法律制度不相適應而發生的一次碰撞。在世界歷史上,類似的例子有許多。比如殖民時代,世界各殖民地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與殖民者輸入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衝突﹔二戰後,蘇聯帝國強加在原東歐各國身上的政權形式,與它本身政治文化的衝突﹔巴列維政權下的伊朗政治制度,與本民族的宗教文化精神衝突﹔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蘇聯,西方文化與傳統宗教相結合的社會文化,與蘇共統治的衝突……陳認為,「凡是存在政治文化與法律制度衝突的地方,必定會發生尋求『和諧』與『適應』的運動」。

陳小雅指出,二百年來的世界歷史表明,要麼是先進的社會制度改造了不順服的文化精神,要麼是頑強的文化精神瓦解了政治制度。就像「鞋子」與「腳趾」的關係——要麼是生長的腳趾戳破鞋子的禁錮,要麼是頑強的鞋子扭曲了腳趾的骨骼。自毛澤東時代結束、蘇聯解體,在中國,後一種選擇已不可能。因此,如要避免最壞的結果,中國政府與香港社會需要進一步調適,並用憲法形式將雙方認同的界限與規則固定下來。她強調,「『多元—平等—自由』不僅是香港社會的目標和利益所在,也是中國大陸發育中的『民間社會』和各族群、各未來政黨的追求目標。但這是在中國歷史與社會政治大文化背景下的追求,而且『長計劃』要有『短安排』,否則都是廉價的空話」。

陳小雅今年四十九歲,原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政治制度研究室副研究員、首都青年編輯、記者協會理事。因出版中國第一部《八九民運史》和聯署聯合國「寬容年」呼籲書而被當局解聘。以後,她一直從事「八九—六四」研究,相關文章已結集為《佛之血——陳小雅八九—六四研究文集》在紐約出版。近來,她在互聯網上發表了《毛澤東與「水滸」》、《毛澤東給江青信的真偽辨析》、《毛周交易及其政治背景》、《毛澤東的「第一桶金」》,被媒體廣泛轉載。陳小雅生於湖南長沙,一九六零年隨「廬山會議」後遭貶的父母遷居農村。一九八二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型歷史系,曾當過工人、幹部、記者。

去年香港「七一」五十萬人大遊行引起全球矚目,今年的遊行也備受各界高度關注。中國的反對派、曾因創建中國民主黨而被捕的任畹町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今年七月一日,香港民主派再次舉行遊行,這之前部分民主派提出與北京中央『和解』,雙方各退一步,目標是『雙贏』,這是健康的,也是現實的。身在中國大陸的民主派支持香港民主派的這一姿態。當然,要做到『雙贏』是有條件的,即雙方是在平等的條件下溝通才能『雙贏』。」

任畹町認為,追求民主自由,本身就是愛國行為,追求民主的前提,就是認同這個國家。但是,因為香港長期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一些人對國家認同的觀念比較淡薄,這是可以理解的,要改變這一現實,需要一個過程,急不得。他說,國家認同與民主自由,目前在香港是問題的兩個方面,會在矛盾中逐漸融合。

回顧中國歷史,任畹町說,其實,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國民黨執政時期,人們發起的民主運動就是民主愛國運動,或者稱愛國民主運動。民主與愛國,應該是香港人的口號,也應該是共產黨的口號,兩者緊密相連。當然,講民主講自由,也不必要處處標上「愛國」的前置詞。任畹町說﹕「香港民主派要求普選,其實,大陸的民心民情也要求普選,至少大陸的民主派早就打正旗號要求普選。早在一九七九年,民主人士在北京『民主牆』就要求全民普選。香港人可以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但絕大部分人士對國家是有認同感的。」

任畹町表示,在西方,民主自由制度與國家認同是融合一起的,是完全一致的。為什麼在中國,這兩者常常會出現所謂問題呢﹖中國人有句話﹕「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一九七九年開始,中國出現重大轉機,開始落實一系列政策,給冤假錯案平反,平反後出現「如何對待祖國」的問題,於是「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這句話流行一時,有相當的市場和根基。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地方的「國家認同」與「民主制度」是同一的,但中共領導的是一個專制國家,兩者是分離的,執政黨強調的卻是愛國,理想與現實常常對抗。

任畹町是身在北京的著名人權活動家,共坐政治牢十一年。任是一九七八年北京民運開拓奠基者之一,七九年他撰寫發表的《中國人權宣言》轟動境內外,他是當時「中國人權同盟」的組織者。一九八八年底,任畹町發起「紀念民主牆十週年」,被視為「八九.六四」的前奏。一九八九年,他發起「政治體制改造」大討論,其「八四綱領」演講在當時社會形成重大衝擊波。一九九四年,任獲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一九九七年《任畹町文集》出版,翌年任倡議組建民主黨全國籌備委員會,從事組黨後期戰略研究。二零零一年發起「建設民運文化」和「建設民運政治學」,目前正為人權抗爭網絡時評後繼深化忙碌。原載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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