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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現世哲學的布殊總統”同“共產制度學說”之間究竟有沒有關系?

-三評章念馳《現在與未來的反思》一文

無名

“評章念馳《現在與未來的反思》一文”曾樂觀地斷言,“假如世界上的每一個國家都能像美國似的,先把自己的‘國家建立’起來‘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再‘盡可能幫助’其它‘國家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這樣的世界還有什麼令人煩惱的問題嗎?這難道不正是‘奉行共產制度學說的’人所夢寐以求的嗎?這難道不正是揭示‘共產制度學說’的馬克思先生所詮釋理論之‘精髓’?由此可見,馬克思先生的理論或共產制度學說所實踐的現實其實就在每個人的眼前,盡管‘奉行現世哲學的布殊總統’本人也許並不認為其所作所為同‘共產制度學說’有什麼關系!”不過,這決不妨礙布殊總統多少探究一番“共產制度學說”或“馬克思先生所詮釋理論”的廬山真面目,從而揭開蒙在其上的那種“表面上打著馬克思的旗號卻與馬克思先生的理論毫不相干的‘悖論面紗’”,以便理解“美國模式”與“中國模式”之間的有機聯系,並進而“在台海問題上”,走出“‘因小失大’的誤區”。

事實上,這種蒙在“共產制度學說”或“馬克思先生所詮釋理論”之上的“悖論面紗”絕非自今日始,而是伴隨著馬克思先生的探討,更加隱晦、更加惡毒詆毀馬克思的一種特殊方式,它不同于那些明目張膽詆毀馬克思的方式之處在于,雖“表面上打著馬克思的旗號卻與馬克思先生的理論毫不相干”,乃至背道而馳,把馬克思糟蹋得面目全非,以致在一些人看來,“馬克思”簡直就是“邪惡”的代名詞,這大概就是“奉行現世哲學的布殊總統”無法認同“其所作所為同‘共產制度學說’有什麼關系”,卻實則“有關”的重要原因吧!

那麼,蹊蹺究竟何在呢?

這可說是近幾十年來一直困擾著世人的一道棘手課題,卻始終無解,盡管不過“窗紙”之隔,一捅就破!

那麼,這層“窗紙”又是什麼?

說來慚愧,不過一個小小的詞尾“-ism”所至。

這個詞尾在西文,例如英文里,是一個常見的抽象名詞詞尾,意指行為;行動、狀態、作用;…說、…教、…宗、…制、…風、…特征;病的狀態等,至于用在什麼場合,是何含意,主要取決于詞根。

例如“communism”是指共產“制度”或共產“學說”。

作為一種社會“制度”,“communism”(共產制度)是“capitalism”(資本制度)的自然延續;有關這種社會制度的理論稱共產“學說”;有關這種社會制度的社會運動稱共產“運動”,其特點在于,它絕非因為誰“發明”了一種名曰“共產制度”的“教義”,有待人們去“實現”,而不過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任何人也阻止不了,除非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破壞生產力,或將生產力停滯在某一水平,不再繼續發展,但是,這種倒行逆施的圖謀即使得逞,也只能是暫時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遲早都會沖破這種純粹人為的羈絆,社會制度遲早也會更新。

反之,假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還尚未達到與共產制度相匹配的水平,若想跨越社會發展的某一必經階段,如資本制度階段,直接“建設”某個階段,如共產制度階段,或者換句話說,那種“不再將人群按各自的經濟地位劃分為不同階級的社會發展階段”(簡稱“無階級社會”)也都是痴心妄想,其原因在于,“只要生產的規模還沒有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就總會有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和另外一個階級即貧窮的被壓迫的階級存在。至于這些階級是什麼樣子,那就要看當時生產所處的發展階段了。”(恩格斯《共產制度原理》)具體說,就是當今各國所呈現出來的那種千姿百態的差別,而這種“差別”的實質就是彼此之間“生產所處的發展階段”的差別。

一個國家,只要那里“生產的規模還沒有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就總會有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和另外一個階級即貧窮的被壓迫的階級存在”,其原因在于,既然“生產的規模還沒有達到”“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的程度,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最簡單的辦法就只能是設法佔有盡可能多的生產資料,不論是奴隸、土地,還是資本!由于“生產的規模”有限,“得逞者”畢竟是少數,即上升為“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另一部分人卻不得不淪為奴隸、佃戶、雇工,即所謂的“貧窮的被壓迫的階級”,而不得不受制于“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這實際上就是那些所謂“落後國家”里的實際狀態,即要麼處于奴隸社會;要麼處于封建社會;至多亦不過資本社會初期發展階段!在這類社會發展階段,只要那里“生產的規模還沒有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程度,“就總會有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和另外一個階級即貧窮的被壓迫的階級存在”,即使“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極盡掩飾之能事,卻無論變換什麼花樣,不管是“集體農莊”還是“合作社”、“人民公社”之類,“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和另外一個階級即貧窮的被壓迫的階級”將依然存在,充其量各自換一副“新”的面孔或名稱,奴隸不再叫奴隸,佃戶不再叫佃戶,雇工不再叫雇工;奴隸主、地主、資本家也不再叫奴隸主、地主、資本家,但在實質上,奴隸、佃戶、雇工卻依然是奴隸、佃戶、雇工;奴隸主、地主、資本家卻依然是奴隸主、地主、資本家,階級壓迫不僅沒有緩和,還會日益尖銳,直至“貧窮的被壓迫的階級”不得不揭竿而起,直至推翻現有秩序,重新分配財富!不過,只要“生產的規模”依然“沒有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程度,“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和另外一個階級即貧窮的被壓迫的階級”就會照舊存在,“換面孔把戲”不過重演一番……,卻無論如何也不能擺脫這種“換面孔把戲”的“陷阱”,除非終于意識到,只有把“生產的規模”提高“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程度,才有可能擺脫那種在“生產的規模還沒有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的條件下艱難徘徊、痛苦掙扎的惡性陷阱!這實際上正是近20年來發生在前蘇聯、東歐,特別是中國大陸的那種決定性轉折,從而果斷告別了昔日那種“吃大鍋飯”、“獎懶罰勤”的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制度,重新確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回歸先進國家所曾經歷過的資本集中過程,從資本制度的ABC重新起步。事實上,除了“發展生產,提高生產規模”這一看似緩慢,卻“滴水穿石”的“笨法子”,其他任何所謂的“捷徑”都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而“生產的規模”一旦“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程度,即使老弱病殘,“社會”也有足夠的能力,通過某種非常具體的途徑滿足他們的“需要”,而不致僅僅因為經濟上的原因,不得不屈從于另一部分人的“支配”或“壓迫”。既如此,就誰也沒有必要僅僅為了確保“滿足自己的需要”,挖空心思“佔有”盡可能多的生產資料。事實上,即使“佔有”,也不過“名義上”的“佔有”,這不僅表現在社會化的大生產上,即任何生產資料都離不開社會化的共同參預,以及作為社會化參預者的社會全體成員誰也離不開實已社會化的生產資料,還表現在,所謂“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也只有通過“社會”才能進行。

但問題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及其有增無減的“資本集中”趨勢又何以會導致看似“水火不容”的所謂“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而不僅僅滿足“資本集中”者個人的需要的呢?

眾所周知,既然“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資本集中”者也就擁有了對其所“集中資本”的“絕對”處置權,既有權揮霍,又有權轉讓,還可以利用,只不過有一件事卻無“權”左右,那就是他的生命長短,也就是說,任何一位“資本集中”者都只能在其“生前”處置完其所集中資本扣除個人需要後的全部剩余部分,即要麼,立下遺囑,傳給後代或捐贈公用事業;要麼,在其生前就妥善處置。

事實證明,傳給後代,無異于親手造就一代終將危害社會的不肖子孫;而捐贈公用事業,卻又不能在生前預知這種捐贈是否“中(生前之)意”;所以,明智者一般采取“生前就妥善處置”的方法,即生前就通過適當的運作造福公眾事業。

由于處置者在生前就能“親眼”看到具體的處置過程,自然不能容忍濫用,特別是鼓勵游手好閑者,而只能用于激勵那些暫時困頓卻終將脫穎而出者,“途徑”可謂無窮無盡,例如,捐建大學,如斯坦福、約翰斯  霍普金斯、康奈爾、範德比爾特等,或者向現有大學進行附加性捐助;捐建免費公共圖書館,如巴爾的摩的普拉特免費圖書館及其相關的藝術陳列室、畫廊、博物館等,或者捐贈各種圖書、陳列品等;捐建或擴大醫院、醫學院、實驗室以及其他與減輕人的病痛相關的機構,特別是預防機構、護士學校,或者向無助病人提供醫療幫助,向已有的研究機構捐贈器材設備等;捐建公園,或為已有公園捐建音樂廳、花卉、植物等;捐建公共游泳池……等等不一而足,雖參差不齊,價值懸殊,先後不一,卻一概受到社會尊敬,並從而習以為常,不論富人還是窮人,都會把這種捐贈視之為不言而喻的事情。

事實上,所謂的“剩余財富”無論多寡,對自己來說,既屬“剩余”,對社會來說,卻無所謂“剩余”的問題,這是因為,社會有足夠的“容量”吸納所有人捐贈的剩余財富,並用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不僅包括那些亟待救助的人,即使是捐贈者自己,說不上什麼時候也會變成這種捐贈的“受益者”。

這一過程不同于迄今為止一切烏托邦空想所謂的“均富”,實乃“均貧”之處就在于,它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和自然趨勢。由于“生產的規模”已經“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程度,一個人無論擁有多少財富,除了滿足個人的需要,“余財”不僅毫無意義,還會妨礙自己“享受”那種在多數人看來,“恰如其分”卻非“張揚炫富”的“簡單生活”。這種全新的生活方式既不同于昔日僧侶般的禁欲克制,又不同于無可奈何的“安貧樂道”,內容之豐富,品質之雅致可謂前無古人,而確保這種生活方式的一個前所未有的“因素”就是,再也無需“忍受”“余財”的拖累,實可謂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無牽無掛,輕松一生!這種生活方式在以前,曾是風流雅士夢寐以求的“幻想”,卻可望而不可及,然而,現在卻就是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被人們所普遍接受,以致誰也不以為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新生的一代就更加地認為世界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倒是那些古典文獻所描述的貪婪情節才的確不可思議!

哇!這難道不正是美國等先進國家活生生的現實嗎?

一點也不錯!這的的確確正是發生在美國等先進國家,並必將發生在那些已果斷告別“吃大鍋飯”、“獎懶罰勤”的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制度,重新確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回歸先進國家所曾經歷過的資本集中過程,從資本制度的ABC重新起步,腳踏實地“發展生產,提高生產規模”的後進國家!

或者換句話說,美國等先進國家的今天就是那些“果斷告別‘吃大鍋飯’、‘獎懶罰勤’的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制度,重新確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回歸先進國家所曾經歷過的資本集中過程,從資本制度的ABC重新起步,腳踏實地‘發展生產,提高生產規模’的後進國家”的明天!

至于這種社會形態究竟是稱之為“資本社會高度發達階段”,還是“後資本社會階段”、“資本後社會階段”、“準共產社會階段”其實一點也不重要?重要者,在這一社會發展階段,盡管每個人都能得到其所需要的消費資料,但其所崇尚的口號卻是老約翰  洛克菲勒的一句名言﹕“盡其所能獲取,盡其所有給予!”

很顯然,這種全新的社會制度既不是那種“無論在怎樣的社會形態基礎上都能立即‘兌現’的‘社會訂單’”,更不是具有“終結”意義的所謂“共產主義天堂”,似乎每個人都能過上國王般養尊處優、不勞而獲的日子,而不過“資本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即“生產的規模”已“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之後的一種社會形態,即資本社會高度發達的自然結果,以及下一個更高社會發展形態的前提,至于“下一個更高社會發展形態”應該稱之為什麼,則只能留歸後人去定義,正如恩格斯先生所說,“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把人類的某種完美的理想狀態看做盡善盡美的;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反之,歷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會制度都只能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過程中的一些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對由它所由發生的時代和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于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同樣是要走向衰落和滅亡的。”(《路德維希  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即使是共產社會,亦不例外!

事實上,所謂的共產社會,或共產制度社會同樣是“歷史上依次更替的”一種“鮮活鮮活”的社會形態,並必然象其他一切社會形態那樣,依然存在老、弱、病、殘等有待社會救助的人;依然存在體魄、智力、毅力、天賦、抱負上的差異;依然存在即使具有正常體質卻不想工作的人或企圖用邪門歪道發財致富、游手好閑的人;依然存在頭腦出了毛病的極端分子或鋌而走險危害社會或他人的犯罪現象,即歸根到底依然是一種現實,而非“理想化”的社會形態,正如馬克思所說,“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所以,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一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一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里的一分。他從社會方面領得一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分消費資料。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顯然,這里通行的就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環境下,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至于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末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所以,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雖然原則和實踐在這里已不再互相沖突,而在商品交換中,等價物的交換只存在于平均數中,並不是存在于每個個別場合。雖然有這種進步,但這個平等的權利還仍然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框里。生產者的權利是和他們提供的勞動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但是,一個人在體力或智力上勝過另一個人,因此在同一時間內提供較多的勞動,或者能夠勞動較長的時間;而勞動,為了要使它能夠成為一種尺度,就必須按照它的時間或強度來確定,不然它就不成其為尺度了。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它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象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因而也就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所以就它的內容來講,它象一切權利一樣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權利,就它的本性來講,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而如果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為不同的個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一個角度去看待他們,從一個特定的方面去對待他們,例如在現在所講的這個場合,把他們只當做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做別的什麼,把其他一切都撇開了。其次,一個勞動者已經結婚,另一個則沒有;一個勞動者的子女較多,另一個的子女較少,如此等等。在勞動成果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品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但是這些弊病,在共產社會第一階段,在它經過長久的陣痛剛剛從資本社會里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在共產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所有這一切,難道不正是美國等先進國家“習以為常”者?人們已慣用的“信用卡”難道不正是馬克思所說,“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一分消費資料”的一種“證書”?通過“充值”、“刷卡”等一系列簡單操作,難道不正是“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全部領回來”?

至于“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一說,馬克思針對可能出現的曲解,曾特別警告﹕“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制度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于﹕物資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的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產生消費資料的現在這樣的分配。如果物資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具體財產,那末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麼又要開倒車呢?”(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但近百年的歷史卻證明,那種“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的所謂“社會主義”卻無視馬克思再明確不過的這一警告,只看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中的那個“分配”問題,卻無視“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中的那個“生產條件”!

要麼,強行“均分”現有“物資的生產條件”,如“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之類;要麼,通過所謂“國有化”的形式“象征性”地將現有“物資的生產條件”“作為”“勞動者自己的具體財產”,實則,“物資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卻依然“掌握在非勞動者的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不管你如何一再宣稱“物資的生產條件”已經“是勞動者自己的具體財產”!與之相適應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形式,則是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購貨卡”、“購糧本”、“糧票”、“布票”、“肥皂票”、“香煙票”之類,即使父子、夫妻亦難逃斤斤計較、兩兩計較、錢錢計較、寸寸計較、分分計較的尷尬局面!而這種“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的結果,必然導致經濟的全面崩潰!其原因就在于,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無視馬克思的“警告”,不知“物資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具體財產”狀態只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自然結果”,而非一廂情願的“空想”!事實上,就在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者徒勞地“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之際,有些國家,特別是美國等先進國家,即使不曉得馬克思的“警告”,卻按部就班地發展了那里的社會生產力,實已達到“物資的生產條件”成為“勞動者自己的具體財產”水平,盡管“口號”也並非“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而不過“盡其所能獲取,盡其所有給予”這一馬克思先生即使“健在”,也會“雙手”“贊同”的口號!

由此可見,共產制度(communism)絕非馬克思先生憑空杜撰的某種社會制度或“宗教教義”,而不過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具體社會制度,就連馬克思那種“功底過人”的社會科學家也不可能預知它的一切細節!從這個角度來看,老約翰  洛克菲勒倒成了馬克思的“隔代”合作者,盡管他也許並“不認為其所作所為同‘共產制度學說’有什麼關系”,就像“‘奉行現世哲學的布殊總統’本人也許並不認為其所作所為同‘共產制度學說’有什麼關系”那樣!不過,無論是老約翰  洛克菲勒,還是布殊總統都無法否認,美國等發達國家確已不再存在一種高高在上、頤指氣使、奴婢簇擁、妻妾成群的“寄生蟲”階級;更不存在另外一種低三下四、忍氣吞聲、生不如死、走投無路的“賤民”階層。在那里,“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確實“已經消失”;“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確已“隨之消失”;“勞動”確實“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確已“增長起來”;“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確已“充分涌流”……

並且,事實還遠不止此,在那里,人們的確以奢靡為恥,以儉樸為榮。

在那里,交替執政的政黨雖無需自詡為“共產黨”,但對老百姓卻一個比一個“謙卑”、“恭順”,無一不競相“迎合”民意,惟民意之“命”而是從,而所有這一切,不僅表現在“競選拉票”的過程中,為了“勝選連任”或“轉敗為勝”,每一個政黨都不得不自始至終克盡厥職、兢兢業業,唯恐“得罪”百姓,百姓中的每一位,既不分膚色,又不分貧富!總之是,一切老百姓說了算!

老百姓是什麼?

由于那里的“資產者”,即使是世界首富比爾•蓋茨,既不可能,也沒必要通過對財富的佔有,擁有“奴役他人”的特權,也就同那些在名義上並不擁有資產的“無產者”不論在政治地位上,還是日常生活上,都再無實質性的差別。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即誰也不可能知道自己身邊的任何其他人私人賬戶上究竟有多少余額,或具體說,誰也不可能知道彼此的賬戶余額是幾位數!所謂的“富人”,無論擁有“幾位數”,卻同以往的富人,如奴隸主、地主或早期的資本家大不相同,即充其量,不過名義上的“有產者”,與那種擁有“位數”較少的“窮人”相比,已沒有“實質性”的區別。而這種所謂的“窮人”同以往的窮人,如奴隸、佃戶或早期的無產者相比,同樣已大不相同,即再也不是昔日那種不得不屈從于有產者的赤貧“無產者”,即使在“名義上”並不“佔有”任何生產資料。而生產資料無論在“名義上”被誰所有,卻再無可能“實質性”地被任何個人所“獨佔”,就像陽光、空氣不可能“實質性”地被任何個人所“獨佔”,而只能為每一個人所“共有”那樣。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個人也便成為“實質性”的“共產者”或“實質性”的“無產者”,歷史上的所謂“資產階級”以及無產階級以外“其余的階級”就正是這樣“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無聲無息”地“日趨沒落和滅亡”的,唯有“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共產黨宣言》)

所謂“一切由老百姓說了算”,也就是“一切由(實質性的)共產者或(實質性的)無產者說了算”。事實上,除了這種“人人‘等權’的無產者(或共產者)”,在那里,確已不再存在其它任何“非無產者(或非共產者)”了。“國家制度”,即使還保有某些必不可少的社會職能,也已為老百姓或實質的“無產者”“階級”所獨享,至于有無必要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里的國家制度確已不再是昔日其他任何性質的國家制度,如奴隸主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地主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特別是那種曾被曲解成殘酷鎮壓另一些階級的“政府機器”,至于如何準確地“定義”這種確已“今非昔比”的“國家制度”,則純屬社會科學界的學術課題,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證書”不一定叫“證書”,卻稱之為“信用卡”;老約翰  洛克菲勒並不一定理會“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種易于誤解的口號,徑直高呼“盡其所能獲取,盡其所有給予”那樣,……例證可謂不勝枚舉。

時代在發展,一百年後的今天已面目全非,既然在自然科學領域,愛因斯坦並未拘泥于牛頓的力學定律;在社會科學領域就更加如此。盡管同樣的,愛因斯坦並不能因此否認與牛頓之間的關系;無論是老約翰  洛克菲勒,還是布殊總統亦不能因此否認“其所作所為同‘共產制度學說’”之間的關系!

不過,不能否認是一回事;科學探究馬克思後一百多年來社會發展的科學規律則是另外一回事!

社會科學界再也不能對資本制度高度發達階段的現實置若罔聞,或至多不過“默認”,卻不敢堂而皇之地明確這種社會形態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科學“定位”了!

否則的話,這種國家或地區若連自己都不清楚其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是什麼,也就很難規劃“下一步究竟該怎麼走”,盡管“一只腳”實已踏入“共產社會”之門,只是不甘心與那種“共產主義”不絕于耳,卻不知其“葫蘆里究竟賣的什麼藥”的國家“同流”而已!

這不能不說是“共產制度學說”的一大“悲劇”!

好在,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以來,那些“‘共產主義’不絕于耳,卻不知其‘葫蘆里究竟賣的什麼藥’的國家”終于意識到“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的所謂‘社會主義’”所造成的致命危害,並以不盡相同的方式(中國大陸斷然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前蘇聯斷然采取“休克療法”以及東歐的“團結工會”、“拆除柏林牆”等等),相繼告別了這種曲解“共產制度學說”的所謂“社會主義”!這種“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的所謂“社會主義”“崩潰”之勢也就在所難免,正如前美國總統里根先生于1982年6月8日在英國國會發表演說時所宣告的那樣,蘇聯已陷入“重大革命危機”,馬克思列寧主義即將成為“歷史灰燼”,盡管他並不見得理解其所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並非科學的“共產制度學說”,而不過與“共產制度學說”格格不入,或“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的所謂“社會主義”!

與之同時,則不管是里根、老約翰  洛克菲勒、布殊,還是社會科學界卻不得不重新審視被閹割一個世紀之久的“共產制度學說”的廬山真面目,重新“定位”美國等先進國家所處的實際社會發展階段究竟與“共產制度”有沒有“關系”!

假如沒有“關系”,其所處的現實社會發展階段又是什麼?

它這類國家,特別是美國又何以如湯本先生所說,竟變成“人類史上第一個‘沒有帝國侵佔奴役他國野心’的超強國家”;何以“常常把敵人變成了朋友,如德國日本”;何以“在戰爭勝利後盡可能幫助被佔領國家建立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何以“政權”“從屬于人權”;何以“主權”“是人權的集中體現,主權必須保護人權”;何以“總統是民意產生,他和他的幕僚的決策,以現實民意為其主導”;何以“絕對不允許任何恐怖分子和組織,用恐怖襲擊作為要挾,來達到目的”;何以“總統只能對美國現況負責,只對自己的政治命運和發展負責”;何以“這對于奉行現世哲學的布殊總統是天經地義的”;何以“美國不是一個完全奉獻的國家,常常國家利益優先,而布殊作為政治家,首先考慮的是美國的己身利益”;何以“美國具有民主自由價值的分享精神”;何以“成為美國盟友的國家英國、加拿大、南韓、日本、以色列、德國、法國等等,哪一個不是民主自由、經濟強大、科技發達、人民生活富裕?”何以即使曝光了虐囚丑聞,卻未根本性地動搖它的國際威望?

其原因非常簡單,正如布殊總統所說的那樣,“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但是在民主制度之下,犯錯會被調查,犯罪者會被繩之以法,而在薩達姆時代,經過訓練的打手欺壓善良從來不會受到懲罰!”這可說是,“奉行現世哲學的布殊總統”對其所謂的“現世哲學”所作的一種闡述方式!

好一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這同恩格斯先生所謂“永遠不會把人類的某種完美的理想狀態看做盡善盡美”之說可謂一脈相承!

 

事實上,也只有那種決不自我標榜“完美”的國家才“能”、才“敢”做出這種公允的自我評價!更重要者,在坦誠“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的同時,卻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民主制度之下,犯錯會被調查,犯罪者會被繩之以法,而在薩達姆時代,經過訓練的打手欺壓善良從來不會受到懲罰!”而這正是那種坦誠“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的國家同那些總是自詡“完美”的國家之間“本質性”的差別!

眾所周知,人類本身就是一種不可能不“犯錯”的動物!

但問題卻僅僅在于,那種坦誠並不“完美”的國家卻具有相對“完善”的“糾錯機制”;而那些自詡“完美”的國家卻不僅沒有這種機制,“經過訓練的打手欺壓善良”還“從來不會受到懲罰”,膽敢“曝光”者倒是必將“受到懲罰”,一旦曝光,更加丑惡,僅此而已!

這就是那種坦誠“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的國家優越性之所在,不管這種制度究竟稱之為“民主制度”、“共產制度”、“無階級制度”,還是別的什麼有待社會科學界“正名”的制度,卻不妨礙它這種遠比資本制度更加優越的社會制度在所有那些資本制度高度發達的國家或地區,特別是美國大行其道;並正在那些資本制度剛剛“起步”的後進國家或地區破土“萌芽”!

那麼,後進國家的“生產的規模”又何以“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程度呢?

眾所周知,在那種“生產的規模”已“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國家,正是由于“每個人都能得到其所需要的消費資料,”“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勞動力的價值也就相對(于那些落後國家)較高,並必然導致生產成本相對(于那些落後國家)較高,企業家也就不得不把企業移向比較落後,卻能提供所謂“優惠”條件的國家或地區,例如中國大陸,正如尼古拉斯  拉迪博士所說,“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將產地移往大陸,並不只是限于台灣海峽兩岸而已,全球已開發的工業化國家,包括美國及歐盟,都面臨如此的產業外移。”“美國過去數十年來也面臨同樣的挑戰,而美國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幫助美國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將其生產線轉移至廉價勞力的生產地,且促成美國轉型成以研發、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否則的話,就“只能降低這些公司的競爭力,剝奪他們產品行銷全球的機會,最後拖跨這些企業。”“為了長期的經濟增長,制造業的外移是不可避免的潮流,而台灣現在正站在這一潮流中的有利位置,台灣‘政府’實在應該順水推舟,加速向這個方向發展。”

這顯然不僅是對“台灣‘政府’”,也是對包括美國及歐盟在內的一切先進國家政府的忠告,盡管這種“忠告”並非因了某種所謂“高尚”的動機,但卻必定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一種“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法則”!

誰也阻擋不了這一“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轉移過程!

事實上,這種轉移即使對轉移國來說,也未必“不好”,只要像美國那樣,在“幫助美國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將其生產線轉移至廉價勞力的生產地”過程中,“促成美國轉型成以研發、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的話;與之同時,被轉移國只要理智“跟進”,類似的過程也會遲早發生,具體說就是,“生產的規模”一旦“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程度,由于“每個人都能得到其所需要的消費資料,”勞動力的價值也就相對(于那些更加落後的國家)較高,並必然導致生產成本相對(于那些更加落後的國家)較高,企業家也將不得不把企業移向更加落後,卻能提供所謂“優惠”條件的國家或地區,自己則“轉型成以研發、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

依此類推,直至全世界都“轉型成以研發、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

屆時,制造業將再也沒有必要頻繁地在國家之間轉移,國家之間所謂先進、落後的區別也便消失!

就全世界而言,“生產的規模”既已處處“達到既可滿足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會資本和進一步發展生產力”的程度,“支配社會生產力的統治階級和另外一個階級即貧窮的被壓迫的階級”也便不復存在。“階級”,這種曾給人類社會帶來層出不窮苦難和屈辱的社會現象將從此告別人類社會,人類社會將跨入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發展階段,這就是所謂的“無階級社會”,或共產社會。

由此可見,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無論暫時多麼地落後,只要不失時機地抓住“機遇”,盡其所能地提供“優惠”條件,先是將比較先進的國家“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轉移過來,然後,再“轉型成以研發、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用不了多少時間,同樣會“趕上”先進國家,躋入先進國家行列,除非自作“聰明”,閉關鎖國,拒絕這種經濟發展的轉移過程,就像中國大陸上個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所經歷的悲慘過程那樣,雖口口聲聲“社會主義”,卻不過徹頭徹尾的“空想社會主義”,其妄圖“建設”的“社會”實乃閉門造車的“空想社會主義烏托邦”,即使是人為地貼上所謂“公社”或“共產”之“金”,卻與人類社會自然發育成熟的“共產制度”毫不相干!

這種自稱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所謂“社會主義”(socialism)雖同樣有一個完全相同的詞尾“-ism”,但在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即,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必將出現的社會發展階段中,卻沒有它的位置。它既不是資本制度,又不是共產制度,更不是這兩種社會制度的“過渡階段”,誤以為它是共產制度的“初級階段”或“第一階段”,實乃瞞天過海。這是因為,“共產制度初級階段”或“共產制度第一階段”的說法已相當確切,並在實質上,就是資本社會高級階段的自然延續,完全沒必要換一種既同資本制度無關,又同共產制度無關的用語,尤其是,即使單從字面上來看,“‘社會’-‘制度’”也不像“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資本制度、共產制度”那樣,能夠表達某種確切的含意,除非“額外”加以解釋,但即使如此,按照以上幾種制度的表達方式,若寫成“社會制度”,也無法“猜”透它究竟是什麼制度。況且,以上幾種制度作為社會形態的定語,可分別寫成奴隸制度社會、封建制度社會、資本制度社會、共產制度社會,而“社會制度社會”究系何物,卻令人難以琢磨,即使以“主義”代替“制度”,稱之為“社會主義社會”,卻不僅無法確定這種“社會”同其它制度之間的明確關聯,還會造成誤解,誤以為無論什麼制度的社會形態,只要通過這種似乎“萬能”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便可“跨越”資本社會發展階段,直接“過渡”到“共產社會”,實則誤人子弟,害人不淺,不知讓多少國家或民族栽了跟頭。到頭來,卻不過一枕黃粱,依然不得不從其誤入歧途前的社會發展階段重新起步。

假如誤入歧途前,資本制度尚未萌芽,就只能從資本制度的ABC重新起步,並只有等待資本制度高度發達後,才談得上“資本制度後”的問題,例如共產制度的ABC之類,否則的話,就無論如何“心急如焚”,距離共產制度卻只能愈益遙遠,不管已取得多麼了不起的“成就”,都將一錢不值!

這就是歷史事實!這就是近一個世紀來所反復證明了的歷史規律!

一旦違背,必栽跟頭,前蘇聯是這樣;東歐諸國是這樣;中國大陸在上個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同意是這樣,其後,僅僅因其果斷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荒誕口號才“言歸正傳”,開始發展經濟(當然是現代化的市場經濟),改進制度(只能是現代化的民主制度),才終于走上一條一切先進國家都曾走過的“康莊大道”。

事實證明,20年來,這個國家“走”的還算不錯,甚至譽為“中國模式”,並因其發展速度較快,同美國模式之間的差距已愈益縮小,這實際上也正是為什麼這兩個幾年前還針鋒相對的大國之間“共同語言”卻越來越多的根本原因!

“奉行現世哲學的布殊總統”一旦發現“其所作所為同‘共產制度學說’”不僅有關系,而且“貨真價實”;倒是那種一向自我標榜“共產主義”的國家終于發現距“共產制度”還相去甚遠,不得不從資本制度的ABC著手起步,發展經濟,改進制度,步美國之後塵的話,該不會雙雙都大吃一驚”吧!

前者,雖未高談闊論任何有關“共產”的話題,卻已腳踏實地發展到至少是“準共產社會”的社會發展階段,盡管連布殊總統自己都不一定清楚其所轄地域究竟處在怎樣一個社會發展階段;後者,雖口口聲聲“共產主義”,卻連“資本制度”的“邊”都未得沾上,直至面臨崩潰,不得不“引進”資本制度,重新為共產制度一點一滴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礎!

這難道不是一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一次絕妙的“自嘲”?

當人類渾渾噩噩渡過了多災多難的整整一個多世紀,其中既包括半個世紀之久的熱戰,又包括半個世紀之久的冷戰,更面臨全面的“恐怖威脅”之後,再回首馬克思先生在《哥達綱領批判》所明確闡述的“共產制度學說”,又當作何想?

科學!

這就是科學的“威力”!

不管你如何地褻瀆它,漠視它,它卻一如既往地勇往直前,勢不可擋,無論是那種“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的所謂‘社會主義’”,還是那種“也許並不認為其所作所為同‘共產制度學說’有什麼關系”的人都不得不在科學面前甘拜下風!

那麼,一些國家所謂的“共產主義”同另外一些國家腳踏實地的共產制度,或至少是“準共產制度”之間又有何區別呢?

很顯然,無論是“共產主義”還是“共產制度”,均譯自“communism”,只不過,一旦將“communism”譯成“共產主義”,便面目全非!

最初,由于中文沒有一個與“-ism”相對應的詞尾,譯者便平白無故地杜撰了一個叫做“主義”的詞匯以資代替,至于何以如此,因年代久遠,已無從稽考!

而問題卻恰恰出在缺乏“稽考”上,後人只顧沿用,乃至以訛傳訛,竟不假思索地任其泛濫起來。

事實上,“主義”這個詞是個貶意詞,特別從構詞上來看,一個“主”字加一“義”字,不過某位“主”(不論是所有主還是當事人)所創制或杜撰的“義”,不論是“情義”、“道義”的義、“教義”的義,還是“字義”的義、“文義”的“義”,卻只能同他這位“主”有關,或“專屬”,而同他人卻毫無關系。

若把“communism”也理解成這種僅同某位“主”有關的“義”,例如,僅同馬克思有關的“義”,乃至等同于所謂的“Marxism”(又是一個“主義”),誤以為馬克思這個人所杜撰的一種名曰“共產主義”的“救世教義”,難免不貽笑大方,鬧出“世紀大笑話”來!

事實上,“Marxism”這種即使連馬克思本人都不認同的概念,在學術界,也僅具“馬克思‘學說’”的意函,即不過對馬克思先生所揭示的“剩余價值學說”等基本理論,當然也包括對“共產制度學說”的一系列論點,所作的一種“概括性”“簡稱”,僅具敘述上的“簡化”作用,除此之外,一旦越出學術界,濫用的結果,就容易被曲解為那種閉門造車,憑空杜撰的某種有待人們“信仰”的教義,或形形色色“空想社會主義”中的一種,以致把馬克思先生竟誤解為杜撰某種“主義”的始作俑者或宗師,其所涉及的“共產制度學說”也便成了形形色色“主義”中的一種。

這在充斥“百家”的中國初步接觸共產學說(communism)乃至馬克思學說(Marxism)的時候,有這種“先入之見”,並不足為怪,只是,當人們一旦理解“communism”其實並非某個人,如馬克思先生所杜撰的“專屬”“教義”時,就必需按照“communism”的原意理解,例如,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就只能理解為“共產制度”;作為一種科學“學說”,就只能理解為“共產制度學說”,而不能曲解為所謂的“共產主義”!

事實上,這種語言之間的微妙差別相當普遍,例如,中文的一個“打”字,既可表達“打擊”動作,又可以表達打門、打鐘、打毛衣、打電報、打票、打魚、打籃球等許許多多完全不同的動作,但用英文表達,卻不得不使用完全不同的詞匯﹕hit(打擊)、knock(打門)、ring(打鐘)、knit(打毛衣)、send(打電報)、buy(打票)、catch(打魚)、play(打籃球)等等,若一見“打”字,統統譯成hit(打擊),英國人肯定納悶,這“門”、這“鐘”、這“毛衣”、這“電報”、這“票”、這“魚”、這“籃球”等等究竟何以該“打”?而一般的翻譯者卻不得不先把“打門”、“打鐘”、“打毛衣”、“打電報”、“打票”、“打魚”、“打籃球”等等分別轉換成敲門、撞鐘、織毛衣、拍電報、購票、捕魚、玩籃球等等,然後才能“對號入座”,找出相應的英語詞匯,除此之外,恐怕只有那種精通中文的譯者才能不假思索。這看似“咬文嚼字”,卻一點不能含糊,否則,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這實際上也正是為什麼布殊總統有必要“多少探究一番‘共產制度學說’或‘馬克思先生所詮釋理論’的廬山真面目,從而揭開蒙在其上的那種‘表面上打著馬克思的旗號卻與馬克思先生的理論毫不相干的‘悖論面紗’”,以便理解“美國模式”與“中國模式”之間的有機聯系,並進而“在台海問題上”,走出“‘因小失大’的誤區”的重要原因!

真相一旦厘清,那種攪渾“共產制度學說”的所謂“共產主義”的污泥濁水便雲消霧散,就誰也不難掂量出“共產制度學說”的科學價值及其這一現實“社會制度”的實踐價值!

你想了解“貨真價實”的共產制度麼?

就請到那種資本制度高度發達的國家去觀察,去生活,去體驗,去探究吧!

在那里,共產制度,至少是準共產制度正一日千里,勇往直前,為了把握這一制度的發展趨勢,只能像當年馬克思先生研究當時的資本制度那樣,搜集盡可能多的相關資料,對具體的,而非虛構的社會形態作科學的,而非想當然地探究!

而這一制度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國!

就是布殊總統最為了解的那個國度,不管對所謂的“共產主義”多麼地深惡痛絕!

實質性的“共產制度”卻正是閣下所奉行的社會制度!

其所深惡痛絕者,其實並非科學的“共產制度”,而不過“攪渾‘共產制度學說’的所謂‘共產主義’的污泥濁水”,事實上,就在美國等先進國家神不知鬼不覺“共產化”的同時,那些口口聲聲“共產主義”的國家,不論是俄國、東歐,還是中國大陸,卻至多不過如夢初醒,正苦苦探求步其“後塵”之道!

很顯然,在所有這種探求的過程中,以“中國模式”最為“耀眼”,其原因就在于,有“意識”,而非盲目地斷然決裂了那種“攪渾‘共產制度學說’的所謂‘共產主義’的污泥濁水”,從而與“美國模式”之間的隔閡已愈益消融!

至于消融到什麼程度,恐怕只有那些在中國大陸正如魚得水的美國企業家才體會最深,實可謂“反復思量,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便自會淪肌浹髓。”(朱熹《朱子全書》)盡管不得不承認,“隔閡”的徹底消融,還尚待時日。不過,若回顧一下“美國模式”摸爬滾打的艱難歷程,便自會少一點苛責;多一些“利導”,尤其當新一代所謂的“海歸派”遲早都難免“競爭”,優勝劣汰時,決定性的突破還會遠麼?

這就是所謂“中國模式”不言而喻的發展趨勢!

事實終將證明,這種模式不僅對中國大陸具有起死回生的意義,即使對“自由世界領頭羊”的美國來說,亦生死攸關,道理很簡單,正如美國富豪們所普遍意識到的那樣,“在一個貧民社會的汪洋大海里,僅僅幾座孤零零的山頭再高,遲早都會被淹沒。”同樣的,美國等發達國家盡管已成為世界上最安全、最富足、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但在貧窮國家的汪洋大海里,充其量不過孤零零的幾座山頭,為了不致“淹沒”,最佳途徑只能是,把整個地球變成一個“無不安全、無不富足、無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星球”!

而要達到這一步,關鍵者就在于,如何才能促使貧窮國家迅速改變面貌!從這個意義來講,“中國模式”不能不說是一種相對成功的“過渡模式”!

為探求這種模式,自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先生以來,美國政府可謂絞盡腦汁,現卻自動上門,豈容輕易斷送!(200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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