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香港的和解政治
胡恩威
劉千石等民主派和中央政府和解及進行對話溝通,完全符合一國兩制的利益。親中也好,疑中也好,香港的政治困局來自太多政治道德,太少務實的政治專業。
朋友都在討論今年應不應該參與七一遊行,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每個人都可以有權作出選擇,二零零三年七一五十萬香港人選擇了上街表達對特區政府施政的不滿,本身就是個人力量的表達。香港人選擇了和平理性的方法,說明港人對一國兩制的支持和放心。
特區政府本來應該是一個幫助京港溝通的平台,但過去七年,特區政府的表現有著一種精神分裂的極端狀態,不是過份的疑中,就是過份的突然親中。陳方安生代表著疑中,董健華代表著親中,其實疑中和親中對一國兩制的實行都沒有好處。兩者都代表著一種非理性狀態,大家都喜歡杯弓蛇影的陰謀論,陳方安生離開了政府,親中好像是佔了上風,但這種上風不能解除政府內部存在著的疑中情意結,政務官和公務員系統始終有著疑中的心態,問責部長制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港府現在給市民的感覺也是散沙一盤,維港匯也好,非典調查也好,特區政府失去了公信力和權威性,管治能力和動員能力跌到新低點,特區政府慢慢失去了作為協調京港互動一國兩制的平台。
一國兩制的順利運作必需建基於穩定的政治互動機制之上,不幸的是具民意基礎的民主派只有民主道德的口號,而沒有務實的管治和政治能力。民主派只是停留在殖民地時期的民眾運動層面,而沒有實質地營造一個符合一國兩制的政治專業體制,普選不能解決現時的政治困局,普選只會加劇階級利益的衝突,因而香港市民最關注的是香港政府的管治能力問題,而不是單純的普選理想。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文化價值之上,政治制度的功用是協調社會不同利益的機制,協調本身是一種專業的技巧,香港的政治困局來自太多政治道德,太少務實的政治專業。親中也好,疑中也好,民主派也好,工商界也好,大都在道德議政或業餘議政。公務員體制本來就應該成為管治和政治能量的核心,但其殖民地背景與訓練導致公務員未能獲得中央的信任,這些不信任來自雙方文化價值和語言的差異。公務員雖存實權和管治的的經驗,但沒有理解中國的政治訓練和經驗,部長制班子有中央的信任但沒有管治的能力。
政治勿淪為業餘興趣
行政主導四個字也只能成為一種口號,目前香港的政治和管治體制根本既不是行政主導,也不是立法主導﹔不是公務員主導,也不是政府主導,而是沒有人能夠主導,這是後殖民地時期的必然現象。過去香港從來沒有培養擁有政治經驗和管治能力的政治工作者,政治只是一種業餘「興趣」。立法會現在和未來的議員也都會是大部份以業餘的身份出現。政治本身是一門專業,像醫生一樣都有不同的專才,有人當幕僚,有人站在台前當領導,有人做民意調查政策研究,政治是一種集體創作,民主政治的成熟取決於政治專業的成熟度,這是不可改變的定理,李柱銘司徒華有政治道德的光環,但背後沒有管治團體的支援。功能組別的功能應是一種專業議政的培訓,培養具參選能力的平台,但目前功能組別給大家一種只顧界別利益的小圈子選舉,而不是以本身界別的專業知識為大家議政的政治專業。
民主派和中央政府「和解和進行對話溝通」,是完全符合一國兩制的利益,中國政治現在已經不是政治道德掛帥的年代,重視的是務實地為老百姓解決問題改善人民的生活。領導沒有經過一人一票民主選舉的洗禮,但都具備管治地方的經驗和專業執政能力。務實才是中國政治的大方向,中央政府和民主派都有著將香港發展得更好的出發點,也就是溝通和對話的出發點,有人認為與中央對話和溝通是與虎謀皮,這種陰謀論和指民主派反中亂港是五十步一百步。劉千石提出的和解,是一個務實和得體的建議,香港人是絕對不會支持一拍兩散的務虛政治道德。
務實從政治專業開始
而香港的民主制度要順利實行,需要由務實的政治專業開始。八九六四不應成為京港溝通的道德包袱,七一之後京港政府的務實和理性,沒有火上加油,就是十分「專業」的表現。政治互動從來都是基於「實力」,而不是空泛的政治口號,中國過去就是太多政治口號,太少務實的政治制度建設,現在的中國正是走向專業政治的路,當中有很多沙石,但大方向已定。以推動中國民主化為己任的民主派,應好好檢討目前過份務虛和形式化的民主策略,多學習和實踐現代民主的政治專業,才能為老百姓做一些實事,而中央政府也必需要正視香港缺乏政治領導人材的現實,對民主派多點耐性和恆心,中央和民主派的和解不是誰吃了誰,而是進一步深化一國兩制的必然過程。
(原載《亞洲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