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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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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

龍應台

我們,華人世界

我們下了飛機不需要調時針。我們說話不需要翻譯,迷了路可以開口就問;我們隨手買份報紙,拿來就可以讀。電視上的新聞和酒酣耳熱的辯論,不需要解釋就可以聽懂,因為,我們屬于一個“華人世界”,同時區、同語言、同文同種。

我們的履歷非常相似﹕大多數的我們都有貧窮的童年記憶,少年時對于鎮壓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覺察,大學時開始對西方的開放自由有所向往;成熟時,卻發現現實中有太多的人為障礙,阻擋著我們對夢的追求。

我們的夢,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開;顢頇的專制者,下來;讓公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從北京到新加坡,從香港、澳門到吉隆坡,我們都在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且從長時期的殖民和專制統治的經驗中我們已經知道,公平正義既不能依靠“仁慈”的異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為替天行道的本族專制者;民主,遂承載著我們深重的期望。

在這一種夢想和苦悶的交織下,台灣的民主十幾年來變成華人世界關注的焦點,除了因為它在華人歷史上開創新局之外,也因為它的發展有我們熟悉的軌跡﹕帝國主義國家譬如日本或英國,在我們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工業化基礎;利用這個基礎,華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下創出經濟成果,同時將經濟成果投資于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後,人民轉而向威權政府挑戰要求政治參與,逐漸開展出今天的民主體制。

華人民主,行嗎?

華人心底蠢動的問題是﹕我們的國家或城市,是否也可能沿著相似的規則發展出民主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官僚、血緣觀念、凌駕法治的泛道德思維方式等等,與講究社會契約、強調權利與義務的民主究竟能否接軌?民主是不是會降低政府效率?民主是不是會帶來社會不安?或者,以華人的公民素質,有沒有資格實行成熟的民主?

台灣的民主是一個公開的當代實驗,在所有華人眼前進行。這個實驗究竟怎麼樣了呢?

台灣政府在沙斯(SARS)期間的慌張混亂、上下鉹z格,相較于新加坡或甚至于北京政府在處理善後時的劍及履及,在華人世界興起一個流行的說法﹕處理危機時,民主政府不如威權政府有效率。即或不是處理危機,北京或上海近年在城市建設上的高樓暴起,大開大闔,相較于台北建設因為與民眾長期溝通協調而出現的“牛步”效率,也加強了一種印象﹕民主等于低效率。

台灣國會里相互嘶吼、打耳光、扯頭發的鏡頭傳遍全球,國際社會引為笑談,華人社區更是當作負面教材。民主制度里可能有的弱點,譬如粗暴多數犧牲弱勢少數,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長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惡凌駕專業判斷,在台灣民主的實例中固然比比皆是,但是隨著國會不堪入目的肢體和語言暴力,輔以電子媒體的追逐聳動煽情而更被放大,以至于政治“台灣化”這三個字已經在大華人區中成為庸俗化、民粹化、政治綜藝化的代名。

在這樣的背景中,我們走到了2004320日的總統大選。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槍響、離譜的公安、詭異的醫療;像三流的肥皂劇﹕控訴不公又提不出證據、要求正義又提不出主張、召喚了群眾又不知如何向群眾負責;像不忍看的鬧劇﹕總統的肚皮公開展示,仿佛肉攤上等待衛生檢查的一堆肉。

這是親痛仇快的一幕﹕對民主本來就敵視的人,用台灣民主的走調來證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氣凌人的天朝姿態指著香港人說香港人“不夠成熟”,不能實施民主普選。對民主抱著憧憬而希望以台灣民主的成功來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慮。一名南京的年輕學者來信說,“台灣的亂象動搖了全世界華人對民主制度的期許和信心。也許這是民主必修的課程,但是如果學費太昂貴,會使想注冊的人望而卻步,而部分注了冊的人則可能決定退學。一次大戰後意大利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莫索里尼和法西斯的上台。如果類似的悲劇在台灣上演,將不僅僅是台灣的悲哀,也是全中國人的悲哀。”

我們,究竟能不能為台灣民主的“荒腔走板”辯護?在“警匪肥皂鬧劇”里,可不可能讀出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尋找核心價值的必要

假設你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一扇窗里突然亮了燈。你看見窗格里的人在吃飯喝酒談笑,影像分明。但是,你看不見,也不可能知道,一離開那小小窗格,那一家子人做什麼說什麼。你的視角,就鎖在那燈光所在的一方小格子里。

華人世界看台灣民主,往往也在鎂光燈照亮的一小方格內。在那方格里,我們看見陳水扁舉著拳頭嘶吼,看見連宋趴下來親吻泥土,看見立法委員帶頭沖法院,看見打架、流血、絕食。在那一小方格內,我們聽見“消滅外來政權殘余勢力”、“為台灣人民擋風、擋雨、擋子彈”、“沖進總統府”等等充滿煽動煽情、與民主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馳的聲嘶力竭。

可是,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後面,有你看不見的縱深和廣度。

縱深之一﹕為什麼美國的兩黨政治可以那樣平靜地政權交替,勝敗都等四年一決;台灣卻有如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擲?是華人文化里缺乏理性嗎?

不,是階段的不同。美國的民主制度有200年的實踐經驗,今天兩黨之爭只是政策之爭,屬于執政的技術層面。台灣民主,從解嚴的1987年算起,只有短短17年。兩黨所爭,不是政策,而是核心價值之爭,屬于文化認同、安身立命的靈魂層面。為技術或為靈魂而爭,意義不同,激烈程度當然不同。別忘了,美國為了對于奴隸制度的認知差異,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隸制度,牽涉到自由和人權的核心價值認定;為了核心價值,人,是可以義無反顧的。

凡是從專制統治解放出來的社會,在獨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後,會有一種迫切的需要,需要重新面對被扭曲、被偽造的歷史,用自己的眼睛徹底找出真實的自己。殖民的日本、威權的國民黨、集權的共產黨;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中華民國、文化的古老中國——三股文化的影響與政治的籠罩,還有被稀釋掉了的非漢族原住民的影子,糾纏在台灣的深層意識中。未來怎麼走取決于過去怎麼解釋,那麼過去怎麼解釋?不同來歷的台灣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因為集體經驗不同,痛點不同,感情的投射方向不同,對于“台灣應該是什麼”因此有截然不同的認知。這些不同的認知必須經過長期的交鋒摩擦之後,才能得出共識,也就是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就沒有公民社會。

如果你知道,尋找、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任何民主必經的首要過程;如果你知道,台灣人在經過50年日本殖民、40年軍事戒嚴,而此刻還面對強權的國際封鎖和飛彈的威脅,這是第一次有機會試圖“把自己理清楚”;如果你知道,在壓抑了一百多年之後,自由第一次來到,而且只有短短的17年,17年中沒有軍事政變、沒有流血暴動、沒有強人獨裁……你會怎麼說呢?

你在鎂光燈小方格里看見警察的盾牌和受傷的人民,但是你看不見的縱深是﹕50萬人上廣場,心中怒火狂燒,可是行為理性溫和,秩序井然,對于民主真相的要求,卻又堅定不移。另外可能也有50萬人,對廣場上的認知完全相反,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不沖上街去叫囂對抗。327日可以說是台灣“新公民運動”的開啟。

更何況,選舉的爭議翻天覆地,人們血脈賁張,但是最終還是訴諸司法;我們沒有看見暴民,沒有坦克,沒有街頭的火焰沖天。

是的,在權力爭奪的卑鄙齷齪中,我仍然看見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民主在生活里

在那一小方格里,很多人以為﹕那就是民主了,選舉投票、國會爭執、萬人抗議,很聳動,很刺激。你或許羨慕它﹕我們,門兒都沒有。你或許排斥它﹕太亂。

可是我想告訴你,不,那不是真正的民主所在。民主真正的意義,在那小窗格以外,無形地溶在生活點滴里。

是民主,使台灣變了。政府機構、軍事單位從長期霸佔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歷史重要,因此歷史街區得到保存;族群意識高漲,弱勢的權力——不論是語言文字還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參與政府決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願主導。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很費時間。可是,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護照,隨時可以出國,不怕政府刁難;民主就是養了孩子知道他們可以憑自己本事上大學,不需要有特權;民主就是發表了任何意見不怕有人秋後算賬;民主就是權利被侵犯的時候可以理直氣壯地討回,不管你是什麼階級什麼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黨,不必討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過日子;民主就是到處有書店,沒有任何禁書而且讀書人寫書人到處都是;民主就是打開電視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凜然地說謊;民主就是不必為了保護孩子而訓練他從小習慣謊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種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會突然被拿走,因為它不是賜予的。

民主並非只是選舉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維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舉手投足的修養,個人回轉的空間。這,在小方格窗里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對小方格里的混亂失望,不要忘記,真正的民主在生活里,在方格以外的縱深和廣度里。

被“綁架”的感覺

我無意說,台灣的民主很成熟。不,它很幼稚,充滿缺陷,因為它先天不足。

國民黨當權時,我曾經覺得自己是“被綁架的人民”。蔣介石的獨裁使我在西方留學時,覺得抬不起頭來。他沒有我的背書,卻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當時並沒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後,我仍然是個“被綁架的人民”。四年來,陳水扁以鞏固政權的手段來治理國家,以對抗中國的操弄來鞏固政權,以族群對立的情緒來凝聚選票,件件都違背我這個公民對民主原則的認知,但是他,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被政客“綁架”的感覺,不好受。

可是,讓我們把事情理清楚﹕

陳水扁的確是操弄了“中國妖魔牌”而贏得權力,但是他有民意支持;不管怎麼驗票,比四年前多出150萬人投票給他。在指責他玩弄民粹的同時,我們可能不該忘記了根本的問題所在﹕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台灣人真正的痛苦來源。這種痛苦越深,陳水扁的操弄空間越大。政績可以一塌糊涂,誠信可以疑雲重重,政策可以出爾反爾,國家發展可以長期原地踏步,但是因為有中共極權的威脅在,人民覺得就必須團結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敵愾。對政績、誠信、政策的質疑,對民主程序正義的堅持,都可以被當作“賣國”標售,因為中共的威脅,實實在在,就在眼前。

使我被陳水扁成功“綁架”的,是中國集權政體對台灣民主的威脅。

戴著防毒面具跳舞

台灣的民主,就在這樣變形扭曲的結構里想要長得正長得直,像戴著防毒面具跳舞,像穿著防彈衣游泳,像綁著腳鏈賽跑;而你說,17年太長?台灣民主是個“國際笑話”?

我說,17年太短;我說,台灣的民主不是“國際笑話”,打擊它的極權統治才是。我說,台灣人很了不起。

2004年的大選,是民主退步嗎?或許,因為多年來不曾被懷疑的選舉機制在操弄下倒退到原點,被嚴重懷疑。但是誰說民主的進程是一條直線呢?它其實更像曲折的之字,進一步退兩步,退一步進兩步。進退轉折之間,走勢向前,就是進步。2004年的台灣,我們看見國親兩黨的挫敗。但是在野黨,如果沒有熱情理想、沒有革新沖勁,因而消滅,難道不是民主的進步?執政黨,以最不光彩的姿態在抗議聲中上台,因而被迫謙虛懷柔,難道不也是一種獲得?

這些日子,台灣人心情確實沉重。在強人的陰影下生活過,他們太清楚自由多麼脆弱。現在新強人陳水扁出現在歷史的舞台上,歷史的悲情、族群的撕裂、中共的威脅,所有的政治武器全都耍過了,接下來的考驗嚴酷無比﹕悲情可以奪權,如何執政?族群撕裂可以煽情,如何愈合?與中國的關系,完全失去信任,如何對話?面對半國人民的敵視,何以治國?

民主,其實就是維持清醒,不間歇地與強權的角力。

台灣人今後最大的挑戰是﹕國民黨作為反對黨一敗涂地,反對的勢力如何重整?知識分子又怎麼找到位置,重建反對力量?理性、寬容、有知識有定見的公民,如何從草根培養?

台灣人不需要華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勵,更需要理解。在40年的軍事戒嚴下生活,在500枚飛彈的瞄準下思想,面對新的強人上台,還要回頭去研究德國的1933和意大利的1922,台灣人在民主的進程上從無到有,從有到深沉,沒有勇氣,沒有毅力,是做不到的。華人世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

(作者按﹕本文在中國大陸、新加坡、吉隆坡、香港、台北同步刊出)

•作者是台灣作家、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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