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伐中宣部——中宣部十五種大病及其病理分析，改造中宣部的政策建議

焦國標、仲大軍

2004年3月28日

編者按﹕這是一篇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文章，一篇時代的檄文，一聲進軍的號角。作者在將此文寄給中央領導時這樣寫道﹕“尊敬的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你們好，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寄上這篇文章，以反映中宣部的問題，這文章代表的是千千萬萬新聞界、文化界和思想理論界等一大批人的心聲。中宣部這種違憲、特權的做法不能繼續下去了。再這樣下去，那是歷史的倒退。中國反壟斷的改革已經進行到新聞和思想文化領域，如何適應新形勢的社會需求，我國應有科學的法制研究。為了維護基本的公民權利和創造一個好的社會發展環境，我們冒天下之大不韙，給你們呈上這篇文章，希望中央領導能做出反應。”現將此文公布于眾，希望聽到更多的反饋意見。

[注﹕此文原1.7萬多字，仲大軍先生對其進行了壓縮修改，並增加了新的內容。]

當下中國社會文明發展的瓶頸和絆腳石是什麼？是中宣部（及整個宣傳部系統）。當下中國為邪惡勢力和腐敗分子撐起最大最有力的保護傘的是誰？是中宣部！當下在中國社會大批制造弱勢群體的是誰？是中宣部。當下中國最“違法亂紀”的特權部門是誰？是中宣部。當下中國最違反中國共產黨黨章和憲法的部門是誰？是中宣部。

何以言之？誰都知道中國不是新聞自由太多，而是新聞自由太少，試問是誰把本已少得可憐的新聞自由又來個缺斤短兩、橫挑豎扣？是中宣部。新聞自由度是一個社會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說，可以沒有政府，但不可以沒有新聞自由。中宣部以新聞自由為敵，連“新聞自由”四字都不許隨意使用，這分明是對最起碼文明準則的公然踐踏。中宣部已經墮落為當下中國最愚昧落後勢力的堡壘，在他們弄權得到快樂和賄賂的同時，黨和政府的形象、國家的文明進步因此都付出慘重的代價。這是我國封建時代的宦官政治和特權政治的余孽和陋習。如果聽任其橫行不法、擅權禍國下去，不僅它自身將沉淪到地獄萬劫不復，便是中國改革發展的大業也將被大打折扣，中國的政治文明進程將被大大延遲，我中國幾百萬人文知識分子亦且顏面掃地。因而我們必須奮不顧身，起而討伐中宣部。

一、中宣部所害的十五種大病

中宣部害的第一大病是工作方式巫婆神漢化，現代民主制度的絞殺者。許多人都看過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現在中宣部的工作方式堪比小二黑他爹二諸葛和小琴他媽三仙姑。在這兩位大神眼里，今天“不宜栽種”，明天“不宜出行”，後天不宜娶媳婦，大後天不宜嫁閨女。中宣部整治新聞媒體不正與此德行類同嗎？今天不許再提蔣彥永，明天不得反思非典，後天又有新禁忌，不得說媒體是“社會公器”，並時不時地開出一列黑名單，不許哪些人出鏡上報，不許宣傳報道某個人的思想觀點，諸如此類。試問中宣部這些禁令都是怎麼得來的？依據是什麼？比劉修德和三仙姑的“結論”科學多少？他們的“不許”，毫無根據，絕對想當然，絕對人治，絕對與人類基本文明準則背道而馳，與巫婆神漢違背基本科學常識屬于同一個級別。

中宣部害的第二大病是權威程度羅馬教會化。如今的中宣部實在太特權、太正確了，正確得跟歐洲中世紀的羅馬教會一樣，勢焰燻天，莫予毒也，炙手可熱，誰踫到它都要被它燒糊半截，就跟柳宗元筆下永州之野產的那種異蛇一樣，觸草木，草木盡死，咬了人，沒治。我們不能聽任中宣部正確得像中世紀的羅馬教會，我們不能聽任中宣部部長神聖得像紅衣大主教，我們不能聽任中宣部厲害得像永州的異蛇。新聞媒體監督這個監督那個，誰敢監督宣傳部？“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你到五更？”宣傳部門處分了那麼多的記者、老總，沒誰敢吱聲，難道宣傳部永遠正確嗎？是誰給了它這麼大的權力？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是什麼特殊權力機構？

現在的政府各部，無論依法行事的程度如何，總還有個法，可是中宣部發號施令根本沒有章法，混同于巫婆神漢順口胡扯，悖逆最起碼的人類政治文明，而其效力卻是金口玉牙！中宣部是目前中國惟一不依法行政的死角，是法律的陽光照射不到的惟一的特權王國。中宣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後的一只黑箱，我們不能答應它平安而威力四射地存在，不能允許它象明代錦衣衛一樣橫行霸道。

中宣部害的第三大病是憲法殺手和違憲者。言論出版自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障的權利，按道理說，中宣部既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宣傳部，就應該是言論出版自由的捍衛者，而實際上它卻是憲法保障的公民言論自由權利的最大侵害者，已經墮落成一個精神屠夫。自己制定的憲法，自己的政府職能部門不去努力保障它，卻是千方百計地折扣它，踐踏它，這在當今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捍衛憲法，就不能不討伐中宣部。

中宣部害的第四大病是背叛中國共產黨的崇高理想，已于行動上墮落為中國共產黨的叛徒。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向國民黨專制統治抗爭的時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光彩奪目的時期。有人將此期的重慶《新華日報》和延安《解放日報》的社論和一般言論文章擇要輯為《歷史的先聲》出版，竟遭中宣部查禁。這些文章言必稱民主，言必稱言論自由，是當時中國最偉大，最能代表先進文化方向的文章，而今居然遭到中宣部的查禁，足見中宣部已經如何深重地沉淪為共產黨原初理想的敵人。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應該鳴鼓而攻之，決不可坐視中宣部再如此隨心所欲地亂黨禍國下去。

中宣部害的第五大病是偏心病和歧視病，凡是阿諛奉承之聲，大開綠燈，凡是不順耳的批評意見，打入冷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改革開放已經25年，民營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我國的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上層建築卻一成不變。很多民間學者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思想寶庫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和精神財富。但直到今天，中宣部仍然給中央直接控制的宣傳媒體下黑名單，這個人不許出鏡，那個人不許報道。中央電視台里從來沒見過一個民營研究機構的學者上鏡。不管是茅于軾，曹思源，還是鐘朋榮，仲大軍，統統封殺。有一次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的采編們已經將新聞連線的節目制作好，但在播放時，卻將仲大軍的鏡頭刪掉。這是對民間學者最大的人格侮辱，是對民營機構最大的歧視。官營的媒體和輿論陣地就應該是政府學者的一統天下嗎？

特別是對于民營企業家的宣傳報道很少，影視作品很少宣揚民營企業家的正面形象。在社會心目中，大多數的民營企業家社會形象灰頭土腦，不是原罪深重，就是行為不端。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可上層建築卻完全脫節。社會上已經出現了這麼多著名的民營企業家，但在社科研究領域，民間智庫卻倍受冷落，民間學者卻仍然被視為危險分子或敵對分子，橫遭歧視、干預和不平等待遇。

結果就出現了這種怪象﹕不懂民營經濟的官方學者大講民營經濟，不搞企業的人大講企業經營之道。一個從理論到理論、既不經商也不搞企業的大學教授儼儼成了中國企業家的教父，左一個論壇右一個論壇，如眾星捧月一般請來搬去。

中宣部害的第六大病是不學無術，自己不懂，不搞研究，卻對一些專家學者的前沿著作橫下結論。仲大軍先生的《國民待遇不平等審視----二元結構下的中國》寫得何其好！早在兩年前就揭示了“三農”問題和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但卻被中宣部勒令停止發行，並被扣上一堆諸如“挑撥城鄉關系、違反四項基本原則”之類的大帽子，逼著工人出版社的責編、總編們一個個寫檢查。沒見過象中宣部這樣如此低能、不懂裝懂的文化檢查部門。氣得國家計委宏觀研究院的一位領導大叫﹕“你叫他們來和我評論評論。”

不僅是不學無術，還嫉賢妒德，誰冒頭就封殺誰，誰的正義感突出就“活埋”誰。現在中國不能有暢銷書，哪本書暢銷接著必有中宣部跑步“滅火”。安徽作家陳桂棣寫的《中國農民調查》一出版就發行了30多萬冊，深受社會歡迎，中宣部于是趕快下達了一個“三不”指示，不禁止，不宣傳，不報道。試問﹕象這樣好的一本關心農民命運的書，為什麼不讓人宣傳報道？真是豈有此理！這不是完全與中央關心“三農”的精神背道而馳嗎？正氣不伸，邪氣橫行。

一個個理由貌似冠冕堂皇，內心卻陰暗無比。封殺一本有創意的走紅新書，就是扼殺中華民族的創造力；摁下去一個有正義感的記者或學者或報紙，就是摧滅中國社會的正氣。當下中國社會，之所以精神創造力枯萎，道德淪喪，正義泯滅，邪惡勢力猖獗，正氣弱如游絲，中宣部要負百分之九十九的罪責。中宣部敗壞了中國政治道德和社會道德。

中宣部害的第七大病是嫌貧愛富，中國弱勢群體災難的二級制造者。民工欠薪多年，為什麼直到溫總理時代才真正著手解決？宣傳部一向不許媒體報道，欠薪問題進入不了國人的視野，怎麼可能解決？上訪為什麼幾十年不絕，有的祖孫幾代上訪，前僕後繼，為什麼？宣傳部為無數的罪惡捂著蓋子。計劃生育有多少慘絕的事，都因為得不到媒體的報道而屢屢重演。惡人不怕見官，就怕見報，新聞媒體本來可以為中國人民做一萬件好事，解決一萬件災難，只因宣傳部愚昧落後的思維方式和霸道武斷的工作方式，卻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件被勒令禁絕，宣傳部系統整個就是中國弱勢群體災難的延續者和二級制造者。

但對于資本界舉辦的各種賺錢活動，中國的輿論是大開綠燈，富人搞什麼活動都暢行無阻，都被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連篇累牘地追星。一年一度的富豪排行榜都成為社會輿論咀嚼的焦點。整個中國的新聞媒體幾乎成了資本的天下，有錢人干什麼都可以報道，唯有小民百姓排不上號。鏡頭上除了資本家就是資本家。中國新聞媒體這些年來宣傳報道的主要內容是什麼？只有一個主旨﹕賺錢，金錢至上，以財富多寡論英雄，搞的整個社會間充滿了銅臭氣。

由于中國的普通公民缺少捍衛和維護自身權益的手段和方法，這些年里，資本的話語權可以大行其道，平民的聲音卻倍受窒息，老百姓的利益深受侵犯。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北京回龍觀經濟住宅區，開發商硬要在原先規劃為公園的綠地上建房，小區居民奮而反對，上千人連續幾天在工地附近游行抗議，但北京的媒體噤若寒蟬，沒有一家媒體敢做報道，所謂的輿論監督毫無作為。結果，開發商硬硬地在幾十輛警車和上百名警察的保護下，在小區中心綠地上破土動工。中國的資本就是這樣肆無忌憚地與權力相結合，就是這樣野蠻地積累原始資本。這都應該感謝中宣部的屠夫功勞。

中宣部害的第八大病是冷血弱智，對勞動人民毫無感情，已經淪落為資本和權勢的走狗和幫凶。當前我國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勞資矛盾日益上升，上訪的、游行的、告狀的絡繹不絕。但凡是出現勞動者和消費者維護權益的事情，媒體一般不許報道。結果導致普通老百姓有怨無處訴，有苦無處申，最後真正地落入“弱勢群體”的行列。

日前與某雜志社一位朋友通電話，談到他們最近一期雜志刊載的一組關于信訪的文章。他說﹕“這組文章影響不小，連中宣部都打來電話了，說這是迄今為止關于信訪問題最大的一篇報道。”我立即回應道﹕“遠遠不夠！應該做一期專號。你們這一期做簡直就是一趟浮光掠影的信訪旅游，把信訪者的苦難當風景看，隔靴搔癢，太輕飄飄了。應該照著督促和幫助政府徹底解決信訪問題的方向去做，腳踏實地而不是浮光掠影，追根溯源，竭盡媒介之力，堅決挖掉導致信訪現象產生和存在的各級毒瘤。”

聽我此番話，這位朋友接著說﹕“中宣部的電話不是來鼓勵的，而是來責備的。說這樣報道會影響社會穩定。”我心中頓時無名火起﹕“這簡直是混蛋！”長期聽任上訪的存在才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頭號原因，宣傳部的此類責備又是導致上訪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根源。如果媒體自由跟進，而不是像這樣被各界宣傳部的冷血和愚昧封鎖，上訪現象早就絕跡了！報道上訪怎麼會影響社會穩定？不報道才會積累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面對一個個悲慘的上訪故事，你們居然能無動于衷，竟責備媒體報道太過，實在是太鐵石心腸！太愚昧，太冷血，太可恨了！這樣的心智，這樣的冷血，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發號施令，怎麼能不誤我蒼生，誤我中華！

非典期間，在衛生部舉行的那次究竟該如何公開非典疫情真相的研討會上，有衛生部的官員擔心和盤托出真相會引起恐慌，我當即怒不可遏﹕“在座的不是都知道真相了嗎？大家不都好好的沒有一個尋死上吊投井跳樓嗎？別以為我們比老百姓高明多少！現在就可以通知媒體，召開新聞發布會，立即向國人公開疫情真相。”衛生部領導真是“從善如流”，第二天果然公開了疫情，但公布的是什麼呢？就是4月20日我們在電視里看到的張文康部長公開的那個“來中國旅游很安全”。我插這個曲是什麼意思是？是想說明，有些政府官員要比普通人懶惰得多，冷血得多，也愚昧得多。他們大腦根本沒有科學縝密思維的影子，完全是跟著愚昧的感覺走，跟著愚昧的想當然下結論，做決策，下命令。聲聲為社會效益計，為國家穩定計，本質上是“誤國誤民，實乃千秋罪人！”

中宣部害的第九大病是庇護惡棍和腐敗分子。年前各新聞媒體都傳達了中宣部吹胡子瞪眼睛轉達的二十五個“不準”，其中一個“不準”是不準各家新聞媒體報道雲南省委宣傳部長被“雙規”的消息。為什麼不準報道？說是這影響了宣傳系統的形象。這個理由太邪惡！宣傳部沒有免于被監督的特權。不許報道雲南省委宣傳部長被“雙規”，試問你代表了誰的利益？你代表了“雙規分子”的利益！這一“不準”，讓新聞記者扼腕痛惜，讓腐敗分子暗暗稱快，這不是一個以宣傳“三個代表”為業的機構可以說出口的話。真正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請問一切正義之士﹕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宣部封殺無數新聞報道，每一個報道里都是小民被欺；封殺一個報道就是縱容繼續欺壓小民，做惡人的幫凶。

中宣部害的第十大病是日本文部省化。日本文部省屢屢修改學校教材，篡改侵華歷史，把“侵入”改成“進入”。中宣部有過之而無不及，凡歷史上的罪錯皆不許提，反右、文革、餓死幾千萬農民、六四、哈爾濱的寶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這一切已經令所有媒介和學術中人忍無可忍，令普通民眾傷心欲絕。

中宣部害的第十一大病是吃里扒外。新聞媒體被中宣部管得跟三孫子一樣灰頭土臉。你管他就應該保護它，可是記者屢屢被打，從來沒見中宣部站出來為記者說話，給記者撐腰。修理記者的辦法一套一套，層出不窮，可到記者需要你為他們鳴冤撐腰討公道的時候，你烏龜王八脖子一縮，生死由他去，屁都不放一個！

中宣部害的第十二大病是貪心病，表面上的精神貴族，實際上的金錢奴隸，銅臭十足，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們對新聞媒介的輿論監督隨意叫“停”，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穩定壓倒一切”，許多時候實際是權錢交易，是權力尋租，是受惡人之托，忠惡人之事，拿黨和國家賦予的媒介管理權為腐敗分子減禍消災，謀取私利。據一些大型網站和著名報刊的從業者介紹，中宣部一些人常以宣傳為名，指令媒體免費給一些文化商品做廣告。媒體該收的廣告費免去了，可是廣告主的廣告費沒有免，哪去了？進了“叫停”者的腰包。另據可靠消息，寧波普陀區曾拿八十萬請中宣部擺平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天津一個衛生事件的當事人也曾拿出幾十萬元賄賂中宣部，求中宣部封殺中央電視台的報道。看起來是封殺一個報道，實際上就是庇護一群或一個惡棍，是延續一個災難，是出賣黨和政府的形象以換取非法利益。最近，中宣部下令封死哈爾濱寶馬案，封死對珠海格力電器與集團內訌的報道，憑什麼？憑什麼？憑什麼？！有沒有接受事主的黑錢？我們不能不提出質疑。

中宣部害的第十三大病是中央精神的克扣者、阻撓者，而不是貫徹者。媒介中人，特別是那些常到中宣部“領旨”聽訓的媒體領導人稱﹕你聽中央領導講話，中國一片光明，大有希望，可是你一到中宣部聽訓，中國簡直是烏雲翻滾，魔爪橫伸，給人的感覺是，中央精神的頭號陽奉陰違者、頭號克扣者、頭號反對者、頭號否定者、頭號干擾阻撓者，不是台灣，也不是海外民運分子，不是美帝國主義，不是法輪功和六四死難家屬，而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的中央宣傳部。此時你禁不住產生今夕何夕的感覺，中宣部究竟是誰的中宣部，它究竟是聽誰的，今日域中，是光明的天下，還是黑暗的天下。筆者寫此文，正值2004年兩會，這本應是媒體最活躍，中國人政治生活最自由的時期，可是你看媒體被中宣部收拾得個個“清心寡欲”，家家跟素食者似的，會上談的一些重大問題，修憲、拆遷之類，都不許媒體自由言說，實在是給中央的中心工作對著干。

中宣部害的第十四大病是媒體老總們的是非感、正義感、文明感的戕殺者。每次聽中宣部訓話歸來，受訓的媒體領導都大倒苦水，說坐在中宣部的會議室里簡直是時光倒流，中宣部的那套說辭實在太違背時代潮流。看上去他們好胳膊好腿去，好胳膊好腿回，沒有半點損傷，實際他們內心被大大挫傷，他們的是非感、正義感和文明感被中宣部的訓話徹底地損傷了。是非感的傷害是世間最大的傷害，正義感的被蹂躪是最殘暴的蹂躪。

中宣部的第十五大病是冷戰思維的衣缽傳人。中宣部吹風，凡涉美國，必是敵意。“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至今仍然是中宣部對外宣傳和事關歐美新聞報道的指南。某出版社編輯報一個選題是《看美國人怎樣治國》，總編輯一看題目，急了，問﹕“你什麼意思？”總編輯這話的意思是，美國人的政治文明是不可贊美的。中宣部訓話會一貫講究的就是這樣的導向。

二、中宣部實為封建宦官政治之余孽，之所以這樣凶頑，完全是挾王明、康生、張春橋極左歷史的余威，其極左和特權根子從未被清算，又從極左跳到極右。

這些年新聞圈常用這個句式﹕“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某報道夭折了。”什麼是“眾所周知的原因”？實際就是宣傳部從中橫加干涉。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而未不能報道，實際上是說雖然是公認的荒謬、愚昧甚至反動，可是也不能不聽它的。這等于認可了宣傳部擁有了顛倒黑白、強奸公意、指鹿為馬、不按常理出牌、踐踏文明常識的特權。眾所周知的荒謬，而威力卻如此之大，如此“神聖不可侵犯”，如此“不可向邇”，幾十萬新聞人，幾百萬人文知識分子，沒有人正面抗爭哪怕半句話，實在是中國道德人格的恥辱！新聞圈里的人都說﹕中宣部的權威只隔一層窗戶紙，只是大家不願捅破就是了。為什麼不願捅？是不敢捅。為什麼不敢捅？因為它太凶頑，它不講理，更不講法，好人不敢跟跋扈的惡棍較真兒。他加害了你，你連說理的地方都沒有，法院都怕它，不敢接你的訴狀。這樣的現實助長了宣傳部的行不由徑，致使其肆無忌憚地祭起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各種邪術法寶來。整個宣傳部系統是中國新聞業頭頂上的一塊烏雲，是新聞記者和文化工作者的噩夢，它蔑視文明社會的一切是非曲直，冒天下之一切大不韙。它是黨和政府民意基礎的最大強奸者，是黨和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流失者，是中國弱勢群體災難的二級制造者。

中宣部為什麼這麼凶頑？第一，這是極左歷史留給它的歷史遺產。從王明、康生、姚文元、張春橋時代以迄于今，中宣部一直享有道德和政治上的免責權。它做到哪兒哪兒是邊，即便事後證明宣傳錯了，鼓動歪了，“城頭大王旗”可變，中宣部的地位卻一成不變，什麼責都不用負，一不用反省，二不用懺悔，三不用問責。“反右”期間，“文革”期間，以及後來中宣部搞的反這反那期間，抓意識形態的中宣部都紅得像烙鐵，毒得像蠍蛇，事後沒有誰向它“反攻倒算”追究其過失。政治路線變了，人事變了，中宣部作為一個機構的紅和毒卻一直沒變。中宣部從來沒有得到清算，它的角色沒有變，它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式從未被觸動，它的極左性、悖逆性從來沒變，冷戰意識沒有變，固守著與時代相背的國際冷戰思維。中國媒體說美國至今抱著冷戰思維不放，中宣部才真正是冷戰思維的烈女節婦。要像清算王明、康生、姚文元、張春橋那樣清算中宣部在過去歷史時期的一切罪錯！

第二，我國有著悠久的特權宦官政治歷史，辛亥革命以後，我國現代的民主政治制度不健全，現政治中仍然留有大量的封建政治殘余，在這種歷史遺產的影響下，由于革命戰爭年代的需求，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兩黨內部都產生了特務政治和特務文化。那就是安全和宣傳部門，打著使命特殊的旗號，做一些特殊的工作。但正是這種特殊，使這些部門後來發展成恣意妄為。

中宣部是什麼機構？是黨的機構，還是政府的部門？是政府部門為什麼在西長安街5號院辦公大樓前不掛牌子？是黨的機構又有什麼權利對社會言論和社會媒體進行全面的管制？國有國法，黨有黨法。黨法是否可以超越國法？如果聽任中宣部這樣搞下去，那中國還有什麼法可依？如果不依法規範中宣部，那麼我國就是在讓明代的錦衣衛特權特務制度流行。民主國家是不能容忍這種宦官政治的。

已經是數字化時代，中宣部的決策也要數字化。已經是透明的時代，中宣部的決策也要透明化。找遍北京的街道，你看不見“中宣部”的招牌；撥北京的114查號台，你查不到中宣部的電話；網上搜索“中宣部”，你得到的是空白。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閉目塞聽、以不變應萬變、悖逆時代而存在的“機關”？！中宣部是地下黨，還是黑社會組織？它為什麼膽敢這麼無視公眾對中宣部的知情權？中宣部早已不是黨和政府的意識形態看門人，而蛻變為有著獨立經濟利益的險要“機關”。它擁有對全國龐大的新聞業說一不二的“叫停”特權，它安享著壟斷管理權帶來的誰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油水的非法利益。這種畸形的“宦官機構”是不是要清理一下了？

三、我們為什麼要“討伐中宣部”

第一個理由是這種不公平的、歧視性國民待遇已經影響了我們的正常生存，社會上的弱勢群體要爭取他們基本的生存權利。我們並不冒充高尚，我們只是要求獲得公平的國民待遇和憲法賦予我們的基本公民權利。我們要捍衛自己應有的權利。我們要代表千千萬萬人民討回自己被剝奪了的權利。

第二個理由，這是我們對當前社會風氣以及文風實在忍無可忍的反叛。中國的悲哀起自南宋理學，理學就是唱高調，說什麼“無為而為是真善”，弄得後來的中國人個個都要戴假面具，搞假道學。能自然流露自我的唐詩宋詞的中國人一去不復返了。清朝末年，西風東漸，民主的氣息將國人喚醒。梁啟超把時務文體發展至極致，胡適把白話文張揚到極致，徐志摩把新詩發揮至極致，魯迅把雜文發揮至極致，李敖、柏楊、王朔等都象孔子、孟子、曹雪芹、唐宋八大家一樣各臻其極。他們的每一個極致都為漢語文和漢民族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建國之後，50多年的文化專制和思想禁錮，在中宣部對中國社會言論如此無情的閹割下，我國文化中陽剛、強壯、率真的一面已經銷蝕殆盡，留下風行于世的只是虛情假意、口是心非的太監文化。

我們願意在這眾人噩噩的世道下大喝一聲﹕“中宣部，你還不警醒嗎？”我們希望中國能恢復先人的不忌生冷的大無畏文風，哪怕是能恢復共產黨人在革命時期作為在野黨時的那種凜然正氣，我們希望中國在世界上在思想文化領域也能成為讓人瞧得起的泱泱大國。所有中國有良知的、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再造民族文化已經成為我們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文革時代，我們曾反復背誦毛澤東的這個名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今天我們才意識到這句話分量的沉重，因為我們已考慮到中宣部將對我們的打壓，但是，要奮斗就會有犧牲，封建時代都有海瑞這樣的官員敢抬著棺材上朝，21世紀了，新一代的中國人難道還要比古人不如嗎？中國的社會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第三個理由是前輩的鼓舞。三百六十年前彌爾頓寫了《論出版自由》，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寫了《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令》，一千五百年前駱賓王就寫了《討武照檄》，尼采說“上帝死了！”章太炎斥光緒帝是“載恬小丑”，梁啟超嘲罵袁世凱“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五四先驅喊“打到孔家店！”張季鸞數說“蔣介石的人生觀”，郭沫若叫人“試看今日之蔣介石”，傅斯年寫文章《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倒“皇親國戚”，前賢相望，史不絕書。在這些歷史榜樣比照之下，我說句“這個樣子的吉炳軒非走不可”，或喊一聲“討伐中宣部”，較之這些前輩，有什麼大不了？

再者，新聞媒體上國外整天喊總統不稱職，要下台，部長有劣跡，快滾蛋，我就不信中國人喊一句“討伐中宣部”就是大逆不道，就該死罪。這是我國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共和國里不應該有老虎的屁股，共和國里不應該有任何免于詰問的聖物，共和國里也不允許有歐洲中世紀紅衣大主教那樣的聖人。

第四個理由，毛主席教導給我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新聞圈早已在私下自由的場合稱中宣部是當下中國的“反動派”了。除了新聞界，連國務院系統的人也牢騷滿腹。現在在高層官員學者圈里已經流行這樣的看法﹕中國有兩個黨，一個是以國務院代表的親民黨，一個是以中宣部代表的反動黨。中宣部與國務院的對立已經引起那些務實的官員和學者的憤懣和不滿。

雖然“反動派”這個詞有泛政治化傾向，有“歷史問題”，可是揆諸中宣部的種種行徑，除了這個詞，別的詞真的很難表達。中宣部的反動，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不背不蓋赤裸裸的反動，是不折不扣的反動。

第五個理由，他們對人類文明常識的踐踏令我忍無可忍。他們不許媒體用“公民”一詞，要用“老百姓”，不許“民主”、“自由”的字眼隨意上媒體，憲法上可以用，十六大報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隨便用，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當擺設。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這是人類之敵、文明之敵、民主之敵、自由之敵！這是“敵我矛盾”！這是對60萬中國新聞人最起碼的職業理念的踐踏，是對幾百萬人文知識分子最起碼的人文情操的蔑視和挫傷。這種反對起碼的新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行徑，充分說明他們不是黨和政府的思想衛士，不是“三個代表”思想的貫徹執行者，而是愚昧落後文化的代表者，代表著人類腐朽沒落的文化墮落沉淪倒行逆施的方向。

第六個理由，別的部和部長都可以成為媒體“挑剔”的對象，國家主席和國務總理的工作都可以“批評”，憑什麼中宣部就不能被“說三道四”？司法部、公安部、鐵道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等，及其部長，都受到過媒體的質疑和責問。特別是鐵道部，年年像打狼一樣受到國人的圍攻，說春運漲價實在可恥，是“大發中華民族團圓財”。中宣部每一次發布“不許令”，新聞界都會經過一次全國範圍的心靈折磨，整體地灰心傷氣，罵罵咧咧，痛不欲干新聞，然而卻向來無人敢反問一句“你的「不許」合適嗎？你憑什麼「不許」？”如此不得人心，竟如此令行禁止，威力無窮，憑什麼？憑什麼宣傳部就是貓，而新聞媒體就是老鼠？誰給中宣部這樣被監督、被批評的豁免權？

四、怎樣拯救中宣部？上下二策拯救中宣部

上策，撤消各級宣傳部。美國有宣傳部嗎？英國有嗎？歐洲有嗎？都沒有。誰有宣傳部？納粹德國有宣傳部，而且曾涌現出一位著名的部長，就是戈培爾博士，“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會成為真理”這條謊言的發明者。國民黨蔣介石統治大陸時有宣傳部，當時的中心工作是宣傳“共產黨共產共妻”，宣傳朱毛的隊伍是“共匪”。宣傳部本質上是反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它的核心工作是好事無中生有，壞事有中生無；好事小的化大，壞事大的化小；顛倒黑白，指鹿為馬，不知客觀為何物，與實事求是的精神背道而馳。殊不知宣傳部這種工作本身就是罪惡，就是災難，就是政黨和政府自絕于人民之舉。中國政府如果說在國際社會上形象不佳，應該首追中宣部的責任。它的工作性質和工作方式都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

下策，制定一部《宣傳部工作法》，一切照章法來，不得再采用三仙姑式的巫婆神漢工作法。允許其依照現有工作模式運行，但是必須設置監督環節，以節制宣傳部的工作，不得再正確得如同羅馬教會。具體辦法有四個﹕辦法一，設立專門的學術研究項目，為中宣部的功罪盤點，看看宣傳部系統在過去的歷史時期里都立過哪些功，犯過那些罪，哪些宣傳部長是中華民族的功臣，哪些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功臣畫進凌煙閣，罪人刻上恥辱柱。可以倒著清盤，從現任劉雲山、吉炳軒開始，依次丁關根、王忍之、徐惟誠等，順著往上捋。

辦法二，建立宣傳部工作日志制度。宣傳部必須有清楚全面的工作日志，今天下了哪些封殺令，明天舉了哪些黃牌，必須筆筆記錄在案，昭昭在冊，以備查詢，以備監督，以備日後責任追究，以備日後歷史的論功和定罪。眼下正流行的那種企圖逃避責任追究和歷史審查，以電話下“禁令”，不讓記錄、不留文字痕跡的鬼魅做法必須堅決禁止。一件壞事，新聞媒體正準備暴光，宣傳部的電話便斜刺殺來，高喊“刀下留人，不許報道！”研究者對此類情況一定要格外注意，除了冠冕堂皇的“穩定壓倒一切”之外，還要細心考察這背後還有沒有權錢交易？要追問憑什麼你自告奮勇替壞人壞事捂蓋消災？

魯迅先生說﹕“我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我們有理由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宣傳部的這種“叫停”電話。一個“叫停”電話，拿壞人多少賄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給我從實招來！辦法三，建立宣傳部工作事故追懲制度。豆腐渣工程有責任追究制度，宣傳部工作如果發生失誤，其危害比豆腐渣工程更大，故也應該有事故追究制度。一句話，意識形態的超級豆腐渣工程危害更大，不能白白放過。當年的中宣部發動的許多反這反那的活動，現在看都是笑談，視為丑事，為什麼不見有人為那些丑事、蠢事負責？

辦法四，增加中宣部工作透明度，媒體隨時將中宣部下達的各種“不許”指令刊登在報刊上，或者發布上網。中宣部也有這樣做的法定義務，讓全國人民都來評價宣傳部下達的這些禁令哪些屬于正確的，是功德，哪些是罪惡，是反文明，是傷天害理。各媒體老總，聽了中宣部的訓話之後，凡覺得有違背起碼的文明社會常識的指令，都應該自覺將其發布上網。丑惡言行最懼怕透明。中宣部的跋扈和“常有理”也是被媒體老總們聽完不當、不正確、甚至反動的訓話之後“秘而不宣”慣出來的。據一些老總講，中宣部訓話根本不講理性，不循文明常識，也不講什麼媒體責任，有時甚至跡近流氓無賴滾刀肉的腔調，充溢在訓話中的是酣暢淋灕的顢頇氣和管人欲。中國新聞媒介體系如此龐大，而對中國社會進步和中國人民的福祉貢獻實在太少，禍根就是整個宣傳部系統使出全幅力量，專以拖新聞監督的後退，拉歷史的倒車為職責。實在令人痛心！實在令人憤怒！

尊敬的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矯正時弊的重任已落到你們肩上，我們希望你們能聽取人民大眾的意見，對中宣部的工作作風做一些糾正。這將是中國人民的大幸，也將是新聞界、文化界、思想界大快人心的事情。請順應民意吧！

北京大學新聞學院 焦國標 教授，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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