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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文件”的真偽

——王丹的想法很可怕

曹長青

《天安門文件》引起各方議論,但在民運人士中,王丹的評論最令人吃驚,他在接受ET today記者林敬殷的訪問時說﹕“天安門文件”的真偽不是最重要問題,重要的是文件流出所反映的問題。

怎麼“真偽”不是最重要問題呢?如果“天安門文件”是偽造的,它的“流出”不僅不會“反映”出任何“問題”,只能在中國人的造假記錄上再加一個大丑聞。

這種只要對中共不利、“真假”不重要的邏輯,使我想起幾年前調查採訪《叫父親太沉重》作者艾蓓冒充周恩來私生女一事,當時也是有很多民運人士和知識份子認為,不管真假,只要對中共不利就值得宣揚,稱贊“艾蓓剝開周恩來的聖人外衣”,“使周的完美形象破滅”。當時海外民運組織“民聯陣”主席甚至在報上說,“至於艾蓓究竟是不是周恩來的女兒,其實也無關緊要了。是或不是,又怎樣?……艾蓓還是艾蓓,只是人們不再把周恩來當做聖人而已。”

我當時曾撰文批評說,共產主義的核心是謊言,一切致力於向專制挑戰的人們,唯一的武器是真實。謊言不能打倒謊言;只有真實才能戰勝虛假。共產主義就是在為了(崇高)目的而不擇手段這種思維中興起的。

“不管真假”這種邏輯,就是為了目的可以不顧手段。這是一種相當可怕的想法。如果民運人士以這種邏輯來反對共產黨,即使打垮了共產黨,掌握了權力,也只能是共產黨第二,因為共產主義的思維模式沒有變。

當年那個被很多民運人士稱贊“剝下周恩來聖人外衣”的艾蓓女士,曾阻止我調查撰寫批評她造假的文章,說中共已派人到其居住的舊金山來暗殺她,“槍已頂到腰眼上了”。但六年過去了,艾蓓活得好好的,可能那“頂到腰眼”的槍還沒發射呢。

六四事件剛過,北美曾出現一本《王牌出盡的中南海橋局》的書,繪聲繪色地記錄天安門事件前後中共高層決策的內幕。我八九年底和一批異議人士一起到台灣參加會議時,那裡的官員神秘地披露,他們把這本書的作者請到台灣,說是獲得了中共高層的重要情報。

這件事讓我覺得很可笑,因為那本書的作者曾在我參與編輯的《深圳青年報》做記者,他從北京調來之前是中央黨校的普通教員,雖然文筆不錯,但不太適合跑新聞採訪,在報社幹了幾個月,就去了深圳華僑城辦公室工作,後來旅居美國。他到報社應徵時,是我負責人事考核的,如果他和中共高層有那麼深的關係,知道那麼多內幕,我們報社早就會繼續留用他了。

我從沒寫文章置評此事,因為人家也沒有說這是“文件”和“內幕”,只是寫了那麼一本政治推理小說,國民黨政府願意掏錢當傻瓜,他旅居異國他鄉也需要資助,兩相情願,皆大歡喜。

近年從報上看到和聽到中國人造假的事,可謂日新月異。在人人爭相“下海”經商撈錢的大潮中,中國人的“造假”潛能也得到激發,假煙,假酒,假藥,假米,假結婚,假文憑、假合同……簡直無“假”不有,撒謊如同撒尿,成為人的生理本能。

在這種背景下,當我聽到“天安門密件”時,第一個反應是要保持警覺,把它的真偽作為最首位、最重要的問題。

但迄今為止,除了相信那幾位鑒定這批密件的美國專家的公信力之外,外人很難做出判斷,因為鑒定它的兩個基本條件都不存在。

第一,帶出這批密件的當事人“張良”不出來現身說法,人們無法根據他的身份(有否獲得密件的能力,是否誠信,熟人對他人品的評價等),他獲取密件的方式(是否符合邏輯推敲)來鑒別這批密件的可信度。

第二,當年《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還沒有出版,當事人李志綏就現身說法,他曾擔任毛的保健醫這一身份被確認,他的故事就有了起碼一半的信用。“張良”對不公開身份的解釋是,為了再返回大陸,但這種說辭在邏輯上是不通的﹕他返回一旦被中共捕獲肯定會被處決,以他帶出這樣大量的機密文件,外人為他在法律上辯護都是困難的,這是任人皆懂的常識;而如果中共垮台後他再返回,則無安全問題。

公開身份會有危險的說法,有些誇大其詞。因為他帶出的文件都已出版或在他人手中,中共再對他採取措施,已無實質意義。有人說中共是會胡來的,但實際上中共是相當計算的,如果胡來,怎麼不對李志綏下手?李志綏在英國BBC和美國PBS上大揭毛的丑事時,他的書美國“藍燈書屋”還沒有出版。而且他一直到病世都住在兒子家裡,既無美國警方保護,也沒踫上“槍頂到腰眼”的中共刺客。在江南被暗殺,台灣政府為此在政治上賠得血本全無的情況下,誰再做這種蠢事都會相當計算利害得失。

“張良”表示,他帶出這批密件是為了推動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六十分鐘”電視訪問節目上人們能看到他的中文書稿封面有“向歷史負責,向人民負責”十個大字。從中共那種警察國家帶出這種機密文件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張良自己也說,他是冒著“外界無法想像的危險”。現在他強調公開身份的危險性,人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由於他的不公開身份而造成人們對文件真實性質疑的話,那麼他就對自己冒那麼大風險所要達到的目的自設障礙了。

“向歷史和人們負責”的前提首先是“向真實負責”。只有幫助人們確信這批文件資料是真實的,它才可能對中國的民主化起推動作用。

第三,由於中文版要在幾個月之後才面世,現在人們從華文報紙上看到的幾乎都是英文譯文的中文譯文,而且多由不太熟悉大陸政治術語的港台媒體翻譯的,所以人們無法考察文件中所用的語言和當事人身份、口氣等是否吻合,語境是否一致。

離開了上述這兩個條件,除了那幾位審核這批文件的美國專家之外,外人對它真實性的評斷,近乎是盲人摸象了。

但有一個線索,似乎可以作為一個判斷依據。據《華盛頓時報》引述黎安友教授的話說,這批文件資料總共有一萬五千頁。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購買過復印紙的人都知道,一般一箱復印紙是五千頁,十捆。這批密件資料等於三十捆復印紙那麼多,堆起來有近一人高(當然,林培瑞教授證實這批密件是用磁盤從大陸帶出)。

將出該書中文版的明鏡出版社負責人說,這批文件資料太龐大,該社僅從中選出一千頁出版,共五十七萬字。

一千頁打印的“文件資料”就有五十七萬字,那麼每頁是五百七十個字,由於通過電腦打印出來的每頁字數差不多,那麼按照這個字數推算,這批一萬五千頁的文件資料總共就有八百五十五萬字!

這麼多的字數,僅以“張良”一人之力是無法完成的。因為即使從八九年就開始寫作,十一年中(該書已在美國翻譯數月,估計張良至少在去年春就已抵美)不間斷連續撰寫,也要平均每年寫七十七萬字。有寫作經驗的人會知道,一個人無法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麼多的文字。

如果是“張良”聯合其他人一同寫作,由於需要收集和整理資料(包括大量當時外電報導,各省市動態等),沒有很多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在中共統治的政治環境中,這麼多人聯合起來做這樣的事情,風險更大,一旦泄漏出風聲,參與者都有被以泄密罪重判的危險,因此,多人聯合完成的可能性似乎更低。

如果既不是“張良”一人完成,又不是多人合作完成,那麼這批“天安門文件”到底出自誰手?

它可能是出自“中國共產黨”之手。在八九民運期間,中共高層有專門機構負責收集編纂各種反應,包括外電報導、各地上交的動態簡報和專項報告、中央各部委瞭解的情況、高層內部對此問題的會議記錄,以及新華社(內參有八種)、《人民日報》等各級党報的各種各樣“內參”等。。

這些文件資料等,最後可能匯集成專門的天安門事件文件資料而儲存。由於電腦的發展,現在大陸各種部門也在使用電腦保存文件和資料。“張良”或是通過本人工作之便,或是通過能在電腦上接觸到這種文件的朋友,下載了這批資料,用磁盤帶到美國,經過整理後,成為《向歷史負責,向人民負責》的書稿。

如果上述推理成立的話,這批文件資料的可信度就很高。但是,對這批天安門文件的進一步論定,還要等到中文版問世。無論如何,這批文件的真實性才是它的價值所在。那種“真偽不是最重要”的思維倒是一個很需要引起人們深思的重要現象。

一月十七日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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