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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斌的“騙局”走向世界(下)

曹長青

之四﹕楊斌的“傳奇”是花錢買的?

在楊斌這位“中國二富”被任命為“特首”,隨後被警方抓起來之前,海外好像沒有多少中國人知道“楊斌”這個名字。記者採訪到的在荷蘭當地經商的華人,沒有誰知道楊斌在荷蘭的“成功”,覺得所謂楊斌帶“五千萬美元回中國”的“傳奇”不像是真的。

一位在荷蘭居住多年的華人經理說,如果楊斌在荷蘭真的這麼成功,別說帶回中國五千萬,就是一千萬美元,這種“移民成功的故事”也早會上了這個僅有一千六百萬人口的國家的報紙;而當地報紙從來都沒有報道過楊斌的“成功”。

楊斌的“傳奇”好像最早是從中國大陸“傳”起來的。早在1997年底,一位記者就在紐約看到一本中國出版的雜誌,封面是楊斌,裡面大幅報道楊斌的“發財”故事。

在巴黎開餐館的一位華人老板說,幾年前,楊斌曾自己掏錢,請北京“中央電視台”的攝制組到荷蘭拍“楊斌成功在荷蘭”,那個攝制組拍片後到巴黎,曾到他的餐館,使他有機會瞭解內情並看了“毛片”(沒剪輯的原片)。這位曾在荷蘭留學的老板對楊斌很熟悉,他對記者說,看到“毛片”中有楊斌對荷蘭員工訓話的畫面,差點笑出來,“這完全是造假。楊斌直到回中國時,還不會荷蘭語,更不會英文,他怎麼給那些不懂中文的荷蘭人訓話的呢?”

這位老板還透露,這個片子最後中央電視台可能沒有播出,因為攝制組的人也對楊斌的“成功”有了懷疑。例如楊斌不讓電視台的人到他的公司去拍攝,理由是“公司正放假”。這位瞭解楊斌底細的餐館老板說,楊斌那時候在荷蘭還沒有公司,他讓這些人去拍什麼?他的公司永遠“放假”。“中央電視台的人說,這次拍攝的全部花費都是楊斌出的,他們很高興出來旅遊一趟。”

另一位在比利時經營古董的華人也對此同感,他說,楊斌在香港對媒體說,他會荷蘭文、英文、比利時文,這通通是瞎吹。這位對楊斌有一定瞭解的人士說,楊斌在荷蘭沒有上學讀書,根本不會荷蘭文,更不會英文。至於楊斌說“會比利時文”更是笑話,因為比利時南部說荷蘭語,北部說法語,這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比利時文”;這是楊斌想當然地胡吹。

這位人士說的是事實,據《2002年世界概況手冊》比利時部份,比利時人60%說荷蘭語,40%說法語,不到1%說德語,荷蘭語和法語都是官方語言,這個自1830年從荷蘭獨立出來的只有三萬平方公里面積的小國從來就沒有再造一種自己的“比利時文”。

一位在荷蘭經商多年,對當地政治時事和經濟狀況十分關心的企業家說,他幾乎每天都讀荷蘭的金融大報《電訊報》等主要報紙,別說報上從沒有過關於楊斌經商成功的報道,即使楊斌被金正日任命為“特首”,荷蘭的報紙也都沒報道;直到楊斌被中國警方抓起來,荷蘭駐華使館官員前往中國外交部查詢交涉,荷蘭的報紙電視才簡短報道了一下;報道說,荷蘭使館官員要求前往探視楊斌,並還說要弄清楊斌到底是不是荷蘭籍。這位企業家說,荷蘭駐中國大使館負責外交和經濟事務的官員,對楊斌根本不熟悉,連他是不是荷蘭公民都不清楚,至少說明楊斌所謂在荷蘭經商成功帶回中國“五千萬美元”等說法,是值得懷疑的。。

這位企業家說,在楊斌這次被抓之前,荷蘭報紙過去多年中僅提到過楊斌一次,是在去年六、七月的時候,荷蘭政府女經濟部長帶領一個商業代表團(隨團企業家中有兩位華人)到中國訪問,荷蘭左派大報《人民日報》(Volks Krant)報道說,在中國投資的荷蘭公民楊斌到了北京,去見女部長,說如果荷蘭要投資,他願提供幫助,然後帶著女部長去了沈陽,看了荷蘭村等。該報道說,荷蘭女部長對此人(指楊斌)表示懷疑,認為在中國經濟秩序不穩的情況下,他這麼快致富不可靠。那些隨行的荷蘭企業家也沒人對楊斌有興趣。該報道結尾處引述一位荷蘭人的話說,不管楊斌是怎麼致富的,人家在荷蘭一無所有,回到中國這麼快致富,也是一個能人了。

這位企業家至今還保留著這份報道,他說,整篇報道的調子對楊斌是負面的,而且這是他在荷蘭報紙上看到的對楊斌的唯一報道。

對於楊斌到底在荷蘭有沒有“幾千萬美元”,這位經營進出口貿易的經理對記者算了一筆賬,他說,荷蘭的稅率很高,個人所得稅是60%,企業稅率更高,加上各種其他稅,高達80%。如果楊斌真的繳稅後帶回中國五千萬美元,那麼就是說,他的公司得賺到二億五千萬美元以上。一般公司能賺到利潤10%就不錯了,那麼楊斌公司的營運額得是25億美元,才能賺到二億五。而25億美元是個多大的數字?這位對中荷經貿相當熟悉的內行人士說,如果荷蘭全部港口的來自中國大陸的船隊都是楊斌的,也沒有這麼大的營運額。因為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集裝箱的貨物才是二、三萬美元,25億這個數目,得一萬個集裝箱。

這位企業家感慨地說,如果楊斌繳稅後剩下五千萬美元,那麼就是說他向荷蘭政府上交了二億美元的稅,這是天文數字!別說二個億,就是一千萬美元,也得上荷蘭金融大報《電訊報》的頭版,一個移民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在荷蘭做出這麼大的貢獻,這簡直是大新聞。

這位人士分析說,“如果楊斌沒有向荷蘭繳稅,直接把利潤五千萬帶回中國,那麼他回荷蘭是要坐牢的。”“退一步講,如果楊斌只是賺了五千萬美元,那麼按商業常規,也要有五億美元的營運額。”而楊斌在政治庇護獲準後就入籍,當年就“回中國發展了”,在這之前,他沒做什麼生意。從常識角度,也幾乎沒有可能在幾個月之內賺到“五千萬美元”。另一位熟悉楊斌的人士說,所謂楊斌在荷蘭成為幾千萬美元富翁的“傳奇”,更像是一個“神話”,只不過裡面沒有迷人的部份,更多是大話、謊話。

聽到這麼多對“傳奇”的質疑之後,記者撥通了楊斌太太的電話,想從最瞭解楊斌的人那裡核實一下。在荷蘭家裡帶兩個兒子的楊太太對記者的“核實”不予回答,她說,“我不管楊斌的事,對他們公司的事,我都不簽字。”同時還反問記者,“你知道葛優(電影演員)嗎?”“葛優有句話說的好,說我是藝術家,我也不會怎樣;說我是戲子,我也不在乎,我還是我。”然後用很高的嗓門說,“你們願意怎麼寫就怎麼寫,我們不在乎!”

之五﹕楊斌在中國“奇”在哪裡?

楊斌從荷蘭帶回中國“五千萬美元”的說法似乎經不起推敲。如果楊斌“空手”回的國,那麼他的“9億美元”是怎麼“套”來的,他在中國的“傳奇”是怎麼“奇”起來的呢?

在西班牙的的知情人士說,在海外比較瞭解楊斌在中國做花卉生意“發跡”內幕的是在馬德里的老華僑朱光。朱光早在八十年代初,一批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創辦《中國之春》時,就參與爭取中國民主的運動。六四事件後更出於對天安門屠殺的憤怒而直接投身過民運,在馬德里創辦了“民陣”西班牙分部並當選主席,還是民陣總部的常務理事等。但幾年前他在楊斌的勸說下,認為可以推動中國經濟改革和農業發展,賣掉了馬德里的餐館,受楊斌邀請出任了“歐亞農業集團公司”副總裁。知情人透露說,朱光把賣掉餐館的幾十萬美元都投進了楊斌的公司,楊斌承諾給他的年薪是30萬美元。但後來兩人合作“不愉快”而分手。

由於朱光是海外最瞭解楊斌公司內情的關鍵人物之一,因此最近各路記者都在“追找”朱光,據說他躲到巴黎,以避開圍追的電話和採訪。記者幾年前去西班牙參加會議時曾和朱光有過交往,但也是找了一個星期,才最後和他聯係上。但朱光先生顯然有難隱之情,他說,對楊斌公司的內幕“暫時保持沉默,不便表態。”“等以後再說。”

但記者仍設法從其他知情人那裡獲得了一些朱光和楊斌合作的“不愉快”內幕﹕

朱光擔任“歐亞集團”副總裁近三年,但原來說好的30萬年薪,到了時候楊斌不付,說把工資作為朱光在公司的“股份”。朱光不同意這樣做,要求楊斌兌現承諾,但楊斌一直拖著不付薪水。由於朱光有幾十萬投資在公司裡面,又無法退出,只好斷斷續續干了兩年多,最後楊斌仍是不付工資,再加上朱光通過做楊斌助手,瞭解了楊斌做生意的手段;由於理念不同、做事方式不同等各種原因,最後朱光在一年前離開了楊斌的公司,他賣掉餐館投進去的幾十萬美元也沒有拿出來。知情人說,《福布斯》說楊斌有“9億美元”,但還要賴掉說好的給朱光的“區區30萬美元”的年薪,讓這位為他幹了好幾年的老華僑虧進了全部的積蓄,真是“太黑了”。

知情人還表示,楊斌從荷蘭回到中國後,名片上印的是“荷蘭花卉公司總裁”。通過他在從事民運時結交的原中國國務院體改所的一位自稱是趙紫陽顧問的朋友關係,和遼寧省農業廳果蠶處處長孫守有搭上了關係。中國的行政部門也做生意,果蠶處掛的另一個牌子是“遼寧省花卉公司”。孫守有既是處長,又是經理。

楊斌的“私人公司”和孫守有的“國有公司”是怎麼合作的呢?知情人說,他們合伙做花卉生意,賠了算孫的公家公司,賺了算楊斌的,私下楊斌和孫守有有分成。例如遼寧省花卉公司從楊斌的公司進口百合花的種球,進口价每個10元,賣出才2元,不僅不賺,每個還賠了8元。孫守有和楊斌的合作“親密”到什麼程度呢?孫守有從官職退休後,出任了楊斌在沈陽的花卉公司的副經理,公開是一家人了。

知情人說,楊斌在沈陽建立了“沈陽歐亞實業有限公司”,他和孫守有搭上關係只是他成為“中國二富”的“初級階段”,通過孫的關係,楊斌結識了遼寧省副省長楊新華,以及後來擔任沈陽市委書記的遼寧省委常委徐文才;然後楊斌又攀上了遼寧省長薄熙來,副總理李嵐清。

從農業廳長升遷到副省長職位的楊新華主管遼寧全省的農業,在他的關照下,楊斌獲得了三千多畝農業用地,但他用這些地建了荷蘭村,蓋高級住宅,做了房地產生意。在省長薄熙來等官員的支持下,楊斌從大連、沈陽和遼寧省政府獲得低價批地和低息貸款。

知情人說,在副省長楊新華的批准和主持下,遼寧省在四台子建了花卉基地,指定由楊斌從荷蘭引進“溫室大棚”,全部計算機控制的這套花卉設備花費了三千萬人民幣。“大棚”建成後,僅運行費就達七百萬元,而每年產值還不到三百萬,最後以一百萬元租給個人,這個錢數還不夠還購買設備的貸款利息。這些錢全部都是遼寧省賠的。公家雖然賠了錢,但在整個營運過程中,楊斌和遼寧省各級官員們的分成卻誰也不少拿。

遼寧省委常委徐文才出任沈陽市委書記時,沈陽市長是後來因巨額貪污受賄被判了死刑的慕綏新。知情人透露,在徐文才、慕綏新的支持和指定下,也是由楊斌從荷蘭為沈陽市引進了“溫室大棚”,沈陽市計劃委員會農業處投資了1,500萬人民幣。知情人說,楊斌不僅拿引進費和回扣,還通過合資,又大賺了一筆。農業處的處長看到這個生意不妙,擔心將來受牽連,辭職另謀出路。

在這場楊斌和高官的“合伙生意”中,楊斌發了,那些當官的也“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了”。楊新華的兒子現在沈陽市開有高級大飯店。徐文才在慕綏新“出事”之後,雖然不再當沈陽市委書記,但仍安然無恙,沒人清查他和楊斌、慕綏新等在一起,到底發了多少。

知情人說,廣東省長葉選平(葉劍英的兒子)到遼寧訪問期間,曾帶著50多個中共中央委員到楊斌的公司“視察”,當時楊斌不在,是“副總裁”朱光接待的。楊斌的公司網羅了很多高幹子弟和“名人”,像軍閥馮玉祥的兒子等,都在楊斌的公司。

在中國那種經濟制度下,楊斌能在短短幾年之內“暴發”九億美元,成為“中國二富”,和他借著莫須有的外國“富豪”身份,攀上各層官場,最後終於掛上高層“關係”是分不開的。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在楊斌被拘留後報道說,沈陽的消息來源指出,楊斌從來不掩飾他和中國高級領導人之間的密切關係,其中包括副總理李嵐清和黨內新星、遼寧省長薄熙來。

10月13日《紐約時報》記者發自上海的報道楊斌等“富豪”的文章中也說,“楊斌和那些有權勢的綁在一起,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李嵐清,以及金融家索羅斯(George Soros)。”

香港親北京的《文匯報》報道說,楊斌的公司僅向中國政府開辦的“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貸的兩筆款,總數就有“數億元人民幣”。

香港《星島日報》10月9日報道說,楊斌的“歐亞農業集團”今年首季在香港獲得的一筆高達近一億六千萬人民幣、為期50個月的貸款,也是來自大陸背景的“中資銀行”。

一位在荷蘭從事中荷貿易的人士說﹕楊斌的“財”可以說都是從中國政府身上發的,手法是和官員“合作”,通過貸款套出錢,然後給那些官員分享“回扣”。中國的貪官們需要找楊斌這樣的代理人,因為楊斌有外國護照,出事可溜之大吉,而且楊斌又敢幹,敢賄,“仗義”。現在出事的中國富豪,多是這種人,像賴昌星、牟其中等,都是“豪爽”地拿公家的錢“送禮”。

那位對楊斌在沈陽的“套錢”內幕有相當瞭解的知情人說,“楊斌貪得無厭,我當時看到《福布斯》一吹,就覺得楊斌完了。楊斌的黑幕大著呢,現在媒體上說的都是表面的,等事情都調查出來,很多中共官員得因為楊斌坐牢,有的得被殺頭。”

之六﹕楊斌“神話”的破碎

楊斌在荷蘭發財的故事是個虛假的“傳奇”,那麼他在中國的“神話”有實在的內容嗎?從最近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的有限報道上,也可以看出,楊斌在中國的“神話”還真有些內容,不過好像都是負面的。

從這些報道來看,楊斌的公司在中國大陸開展的項目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沈陽的“荷蘭村”;另一個是石家莊等地的花卉生產基地。但這兩個支撐起“楊斌傳奇”的大氣球,現在都出現了“破綻”。

廣東最有影響力的報紙《南方周末》報道說,楊斌以農業開發為名,從沈陽獲得三千三百畝土地;但從事的卻是房地產開發,建了“荷蘭村”,這是掛羊頭賣狗肉;屬於擅自改變土地用途。

北京《國際金融報》報道說,楊斌的“歐亞農業集團”公司在石家莊的投資運營嚴重作假,實際每畝收入不超過20萬元人民幣,根本不是招股書所說的390萬元。

《人民日報》下屬“人民網”文章說,楊斌的公司公佈,2000年度花卉銷售收入10億人民幣;但根據從一個花卉基地的調查,這個數字是假的,被誇大了18點5倍!

中國“證監會”怀疑楊斌的公司將過去四年收入不足一億元的營運資產,虛報為21億,然後把他的公司在香港上市,集資六點八億元,市值最高時達46億元。

9月19日,在北朝鮮宣佈要建立新義州特區那天,楊斌的公司在香港被“證監會”宣佈停牌,香港媒體說,原因是楊斌的公司沒有提交和通告該公司主要人事變動的資料。

10月13日《紐約時報》報道說,在香港上市的楊斌任董事長的“歐亞農業集團”的股票價值,過去三個月以來,從每股2點85港幣,一路下瀉,貶值了85%,現在每股三角八分港幣,約五美分。

《紐約時報》的報道分析說,楊斌公司的股票所以能一度昇到2點85港幣,主要原因是,該公司宣稱,他們在中國大陸的花卉生產和銷售去年營運額達到11億人民幣,獲純利潤6,300萬美元。但中國大陸媒體說,中國有關部門懷疑這個數字有水份,楊斌公司涉嫌做假賬,欺騙股民。僅從前年的申報數字中,就查出楊斌公司誇大利潤近19倍。

《紐約時報》的文章還披露,楊斌和香港“證監會”發生了沖突,其中一個原因是,“在他的公司股票波動後,楊斌大量出售自己手裡的公司股票,而沒有全部告之公眾。”香港媒体隨後更詳細地報道說,楊斌僅在9月26日和27日兩天,就先後售出自己手裡的八千一百多萬股“歐亞農業集團”的股票,總計佔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的近5%。

《紐約時報》的報道說,楊斌所以和金正日拉關係,出任“特首”,主要是想通過“改變身份”成為北朝鮮的“官員”來躲避或減輕中國有關部門已經開始的對他欠稅漏稅等不法行為的追查。該報說,楊斌在被金正日任命為“特首”之後的沈陽一場記者會上表示︰“我現在的角色已經不只是一個商人了”,“我也是一個國際外交家和政治領導人”。但就在這場記者會結束後幾個小時,中國警方就將楊斌拘留關押。

最近北京《三聯生活周刊》記者去沈陽採訪到的情況似證實《紐約時報》的這個推斷,該周刊說,沈陽市國土資源局土地利用處處長鄭德日披露,實際上楊斌的公司在去年三月就出現“麻煩”,因為楊斌變更土地用途(做房地產)沒有向該局申報和補交手續。而正是去年三月,沈陽市長慕綏新和副市長馬向東巨額受賄的「慕馬案」被查獲,因而楊斌失去了重要的官場靠山。早在去年四月五日,沈陽市國土局就和楊斌公司“中止了合同”,楊斌公司後來在荷蘭村的經營,按照這位國土局處長的說法,是“非法”的。這位處長對這家周刊記者說,當時對楊斌公司的處理意見是,“中止合同、不辦手續、查處問題”。

楊斌找出很多辦法來擺脫危機,最後想出和金正日搭關係,當“特首”這一招。《三聯生活周刊》報道說,10月3日楊斌在沈陽召開的那場“記者會”之前三天,便衣警察就已進入荷蘭村,並對參加的記者明確表示,這個“新聞發佈會非法”。對此狀況當然知情的楊斌,還是決定按期開這個記者會,以“特首”身份講話,想孤注一擲,用北朝鮮“政治領導人”的身份來扭轉危機,最後一搏。但中國警方顯然沒有在乎他的“國際外交家”身份,在記者會次日清晨把他關押審查了。

熟悉楊斌的一位圈內人透露,楊斌想到北韓當“特首”,還和他的一位“哥們兒”有關。據說他這位“鐵哥們”曾到越南,自稱是“趙紫陽的助手”而當上了“越南政府經濟改革顧問”。這哥倆兒的“計劃”是﹕在越南、北韓都被貧窮所困,非常羨慕、意欲模仿中國的經濟改革之際,一個“掌”越南,一個“進”北韓,攜手創造“國際傳奇”。

但越南比北韓開放,信息也比金正日靈通,因此那位“越南顧問”沒當多久,就行情下跌而離開了越南。因此他更鼓動楊斌“進入”北朝鮮。知情人說,楊斌在要創建“新義州特區”的記者會上一口一個“東北亞”把記者矇的夠嗆,這種詞匯都是從那位“越南顧問”那兒“批發”來的。因為“東南亞”經濟早已騰飛,所以楊斌要創造“東北亞”新奇跡。

那麼到底楊斌和那位深居簡出、神秘兮兮的北韓獨裁者金正日怎麼拉上關係的呢?記者在採訪楊斌太太潘朝榮時曾特意問到這一點,楊太太說,“我們和金正日建立關係,靠的是愛心。楊斌處事、做生意只有兩個字﹕愛心。不管別人怎麼說,我們向北韓投資,不求回報,只是愛心,愛這個國家。”

當記者提到有報道說楊斌給了金正日2,000萬美元一事時,楊太太對此不置可否地反問說,“人家那麼大的國家會在乎這點錢嗎?”

有人認出在平壤的特首任命儀式上楊斌背後站著的那位東方女性就是潘朝榮,對此這位“特首夫人”快人快語地說,“是我。”潘朝榮是在平壤的特首儀式之前兩天從荷蘭飛到澳門,在那裡轉機飛到平壤的。楊太太輕松地說,“我都沒說我是楊斌太太,就在澳門拿到去朝鮮的簽證,很容易的。”然後她滔滔不絕地談起在平壤呆了一個星期的感受,如數家珍般地羅列朝鮮的哪條河有幾里寬,河水如何清澈,平壤的空氣如何清新等等,反正是“山清水秀”,樣樣都好;並說“新義州是朝鮮的香格里拉,不像你們外界想像的那樣。”

記者聽她的一番描述,感到北朝鮮簡直是到處鶯歌燕舞的“東北亞的瑞士”了,於是忍不住反問了楊太太一句,“你不知道北韓是個專制的國家嗎?”楊太太急迫地回答,“哎呀,你是不是從大陸出來的?中國原來不也是這樣嗎,不是變化了嘛,北韓已開始變化了。”

當記者問她對金正日的印象如何時,楊太太說,“我沒有見到金正日,因為那個儀式他沒有來,等以後正式典禮的時候會見到金正日。”

關於楊斌的案子會有怎樣結局,這位楊太太相當樂觀,她說,“我們像岳飛一樣,是精忠報國,相信政府,相信國家會正確處理。”而且信心滿滿地透露說,“我們已交了欠稅,楊斌的事很快就會結束。”

但荷蘭一位知情人說,潘朝榮過去10年多來一直帶著孩子住在荷蘭,沒跟楊斌去中國,原因是,潘朝榮曾向朋友透露,“楊斌好折騰,早晚得出事,我們不回去受他的連累。不管他怎麼折騰,不要影響兩個孩子的成長。”

在採訪過程中,這位做妻子的,從來沒有稱呼楊斌為“老楊”或“楊斌”,而是一口一個“楊總”。採訪要結束時,這位特首太太可能錯把記者當成了那些常恭維、吹捧他們的“有償記者”,扯著嗓門說,“不要宣傳我們,要多宣傳宣傳楊總!”。

2002年10月11-18日於紐約(轉自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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