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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把吳征楊瀾慣成這樣?

——對吳征的再質疑

曹長青

陽光四通公司1219日在《中華讀書報》上回應了我“對吳征的六點質疑”。對這個回應趙平波先生撰文準確地指出了其特點﹕避實就虛、知錯不改。

由於吳征太善於這種避實就虛的做法,所以我在這裡再用問卷方式指出幾個吳征完全沒有回答的問題;然後就“國際艾美獎”的問題給讀者講述一下1220號本文採訪記者去“國際艾美獎”辦公室的一段經歷,和讀者們一起探討吳征楊瀾面對質疑到底在干什么?

第一,吳征124日說,“我是恢復高考后第一批由上海華東師范大學二附中免試保送復旦大學的學生,也是當年唯一的保送生,因為當時我的成績在這所全國聞名的重點中學中名列文科第一。”

陽光四通在1219日的回應中說﹕“吳征因成績優異,在1985年被復旦大學免試直升錄取。”吳征這個答覆明顯回避了原來宣稱的“是當年唯一的保送生”和“名列文科第一”。那么他到底是不是“當年唯一的保送生”和“文科第一”?

第二,美國卡爾文—斯多克頓學院證實吳征1989年入學,1991年畢業;為什么吳征發表的所有中英文簡歷都是1989年畢業?究竟為什么要把入學時間改成畢業時間?

第三,就北大網站上吳征的學歷,陽光四通1219日的回應說,“實際情況是北京大學網站上的履歷有錯,將吳征寫成復旦學士,華盛頓大學之碩士寫成了博士,故須糾正。”但是吳征為什么不說明這個錯誤是誰導致的?是北大的錯誤?還是吳征自己送上的簡歷錯誤?如果是吳征自己送了錯誤的簡歷,那么他要不要道歉?

第四,就吳征的巴靈頓大學博士學位,陽光四通回應說﹕“該博士學位是完成了學校設置的全部課程與論文後獲取的。”在美國一個博士學位起碼也得念個三、五年,那么吳征花了多長時間?完成了哪些課程?寫了什么論文得到的博士學位?他說給巴靈頓大學的博士論文還得了獎,什么獎?在哪兒呢?吳征知不知道巴靈頓大學頒發的學位不被美國教育部的任何機構承認?直到現在還在為那個“博士學位”辯護是不是太蔑視大眾的智力?

第五,吳征為什么只字不回答關於他復旦大學博士學位的質疑?他是否像其他復旦大學博士生那樣在校上課、並有學習成績單等資料?吳征花了多長時間得到的這個博士學位?

第六,為什么吳征只字不解釋新浪網關於“吳征被選為第53屆艾美獎頒獎大會共同主席”的消息?到底是誰把“第29屆國際艾美獎”變成“第53屆美國艾美獎”的?為什么這條消息在新浪網上被一改再改?誰導致的這些錯誤?新浪網的聯席主席吳征要不要就此誤導道歉?

就我在“六個質疑”一文中關於“國際艾美獎”的介紹,陽光四通的回應是﹕我的文章“將在與美國主辦單位接觸時得到的信息進行了包裝與加工,以符合他卑鄙的目的。”“在文章中用假信息作為造謠中傷的靶子的行為也極為惡劣。”

不知道楊瀾在哥倫比亞大學受的什么新聞訓練,她怎么竟然不知道“包裝與加工”“假信息”“造謠中傷”這種語言是新聞寫作最忌諱的空話,毫不具事實的力量。如果吳征楊瀾認為我對“國際艾美獎”的介紹不正確,他們應該具體指出,我的哪一項介紹是錯的?我錯誤地引用了國際艾美獎負責人的哪一句話?

陽光四通公司還提供了兩封國際艾美獎負責人的信(中文譯文),一封是“執行主席”給吳征的信,一封是“公關及市場經理”給執行主席的信,想用這兩封信籠統地證明我對“國際艾美獎”的介紹有誤。

由於信裡提到了我的妻子康尼,所以在這裡介紹一下事情的經過﹕由於對吳征事件的調查、核實、採訪是一個繁瑣、費時的工作,而我的五篇文章又是在一個多星期的時間裡赶出來的,所以多數採訪工作是我妻子協助做的。在正常的情況下,對吳征這種事情(或對任何較大事件的報道),應該是由大的媒體分頭派出許多記者(reporter)採訪,然後把採訪到的內容匯集到編輯部,由撰稿人(writer) 寫成長篇調查報告,然後注明採訪是由哪些記者做的。留心《時代》周刊或《新聞周刊》的讀者一定很熟悉他們這種常規做法。

而我是一個不屬於任何媒體的自由撰稿人,所以只有近水樓台請我妻子幫助。康尼是學新聞專業的,所以對新聞採訪、寫作並不陌生。由於她不願意署名,所以我在文章中只好用“採訪助理”來代表她。由於這組文章一開始就決定交多維新聞社發表,所以,在征得了多維的同意後,她以多維新聞社特約記者的名義進行採訪。

對國際艾美獎負責人的採訪就是康尼進行的。但19日晚讀到《中華讀書報》上發表的國際艾美獎負責人兩封信的中文譯文,馬上感到這裡面有問題,比如在康尼採訪過的“公關及市場經理”索倫森女士的信中有這樣的句子﹕

“最近在中國出現的文章錯誤地引用了我的講話,我特向您提供以下信息來反駁他們的說法。”

首先,我文中引用的話都是根據採訪錄音整理,並經過仔細核對的,索倫森女士不懂中文,憑什么說“錯誤引用”?這裡明顯地是有人把我的文章翻譯或介紹給了索倫森女士,而這個翻譯或介紹明顯是不正確,或嚴重誤導的。到底她的哪一個句子被“錯誤地引用”?為什么不清楚、具體地指出來?

其次,信的中文譯文裡還有這樣的話﹕“本次活動……除了有實況在全球網上直播外,該節目還在美國A&E頻道WNET及法國、英國,瑞典、南美、中亞土耳其等多個國家播出……”

令我們吃驚的是,完全像吳征在他的五個學歷裡面都做手腳、在艾美獎問題上的嚴重誤導一樣,在這么一小段的中文翻譯裡面,吳征楊瀾居然繼續誤導!

首先,他們巧妙地創造出了“全球網上直播”這樣的中文。這個原英文詞是webcast,它是指把活動實況放到電腦網頁上,讀者可以上網看到。這點在我的文章中已經清楚地指出﹕“讀者可以在國際艾美獎的網頁上看(聽)到這屆頒獎典禮的實況。”

但這種電腦網上看到的情形和電視台的“現場直播”、“實況轉播”都完全不同,其商業效果更是天壤之別!你把在自己家裡開的生日宴會放到自己的網頁上去也是“全球網上直播!”無論在好望角還是在魁北克都可以看到!吳征楊瀾怎么有膽量繼續這么誤導!

其次,索倫森女士和萊克瑞先生在接受採訪時都明確說過,美國的電視台雖然往年曾經播放過“國際艾美獎”頒獎典禮的片斷,但今年沒有(!)。以往其他國家有過剪輯播放,但今年也沒有任何已經確定的播放。

但是索倫森女士信的中文譯文卻是“該節目還在美國A&E頻道WNET及法國、英國,瑞典、南美、中亞土耳其等多個國家播出……”第一,這裡一定是指以前播放過,不是今年這屆!第二,什么是“該節目”?是指頒獎典禮?還是指獲獎電視片?吳征楊瀾用刻意模糊時間概念、混淆“頒獎典禮”和“獲獎節目”的區別來繼續他們在艾美獎問題上的誤導!

在陽光四通1219日的回應中,對國際艾美獎更有如此這般含糊的表達﹕“國際艾美獎中文轉播權在往年由香港某中文電視台轉播,今年則由其他電視台剪輯後播出。”

香港哪家電視台(我文中已清楚地說過鳳凰衛視往年贊助過)?往年轉播看到過吳征做主席嗎?今年的“其他電視台”是誰?在哪裡播放的?有兩億人看到吳征嗎?

吳征還繼續狡辯說“中央電視台覆蓋的人群就不止這個數(兩億)”。中央電視台今年轉播這個“國際艾美獎”了嗎?退一萬步說,即使中央台轉播了,它和“全世界兩億人看到”的意義一樣嗎?

除此之外,吳征楊瀾還把他們自己習慣的做法加到別人頭上,以為別人做事也需要像他們那么誇張。比方說,在他們英文信的中文譯文裡,有句話說康尼“自稱為‘在中國地位相當於美聯社的Dou Wei新聞社的記者’”。

康尼不僅從來沒有說過多維新聞社“在中國”,更沒有表示“地位相當於”美聯社。她只是在解釋多維是個什么機構的時候說,“我們只是一個新聞社,就是說,一個像美聯社那類的東西,但是,當然,我們小太多、太多、太多了(原話﹕We're just a news organization, say, a thing like AP, but of course, we're much, much, much smaller)。”她還重復了兩遍說這個新聞社“只是在紐約”。(有什么必要說在中國呢?)

明顯地,“美聯社”在這裡只是作為一個人所共知是干什么的機構,用來解釋多維新聞社的性質。康尼的唯一錯誤是在口頭拼寫“多維”時把“Duo”拼成了“Dou”。幸虧作為正式的新聞採訪,上述每一句話和關於國際艾美獎都有詳細的錄音記錄。

我們發現上述譯文中的種種問題之後,不太相信是美國人在編織什么。如果吳征楊瀾可以在被質疑的情況下,繼續做“小動作”豈不是問題更嚴重了?所以20日上午康尼馬上打電話給索倫森,希望求證上述事情,同時要兩樣東西﹕第一,吳征楊瀾向他們提供的我的文章的英文譯文(或者瞭解他們怎么介紹的我的文章);第二,他們給吳征英文信的原文。

在上次的採訪中,索倫森女士非常熱情、親切,並邀請康尼有空到他們辦公室。但這次撥了幾次電話,索倫森女士卻不肯接,秘書聲稱在開會。康尼留了錄音,希望回話,但等了近兩個小時她都沒回話。於是康尼帶著我文章中關於“國際艾美獎”的部份,和陽光四通翻譯的索倫森信的中文稿直接去了他們在曼哈頓西57142號的辦公室。但大廳的保衛人員往他們位於16樓的辦公室打電話,無論如何都打不進去,一直忙音,他們說這是那個辦公室從未有過的現象。後來他們通過樓內電話系統轉到了留言機,康尼告訴索倫森她就在樓下,希望能見面。等了很久沒人回話,她又在留言機裡講了事情的原委和希望見面的原因。但他們就是不通知保安人員讓康尼去他們辦公室。

據保安人員說,該辦公室有30多個工作人員,康尼表示見哪一個都可以,但任何人都不回話,也不接電話。樓下的三位保安人員全都表示從未見到過這種情形。在等了2小時40多分鐘之後,終於有一位女性來到大廳(不給姓名),表示她是索倫森的助理,然後非常不客氣地對康尼說,我們已經收到你的留言,你沒有必要在這裡等候,索倫森女士不會見你。康尼耐心地解釋道,這裡面一定有誤解,希望能讓她親自去跟索倫森說明白。但這位助理說,“你上次採訪沒有說明你要證明或否定Bruno Wu(吳征)的什么事情。這很不公平。”

康尼表示,她上次採訪只是為了瞭解“美國艾美獎”和“國際艾美獎”的區別,因為多數中國人都不太清楚;她認為沒有必要從頭到尾把吳征的事情講一遍;無論我們的文章想證明或否認吳征什么事情,只要瞭解“國際艾美獎”的實情就足夠了。如果索倫森女士認為這樣做不公平,那么她可以親自去向索倫森道歉,把詳細情況告訴她。

但這位助理極為不耐煩、態度非常不友好地說,“沒有必要,我們已經知道;這和我們國際艾美獎沒有關係;不要再給我們打電話,或在這裡等候,我們沒有責任再回答你的問題。”

至此,康尼已經非常清楚,如果吳征楊瀾沒有什么舉動的話,她不可能得到這樣的對待。當一再要求和索倫森見面被拒絕後,康尼遞給她我們文章的中文稿,說“希望你們自己找你們信得過的翻譯公司譯成英文,如果你們認為我們引用的索倫森女士的話在任何地方有誤,我們可以更正。”接著,康尼又表示,為了使中國讀者能更準確地瞭解真相,我們希望在網絡上登出索倫森女士英文信的原文,希望她能給。

這位助理說,“索倫森會決定給你或不給你。”“當然,”康尼說,“但我非常希望你們能給。”然後執意留下了電子信箱地址。

直到今天(21日)下午五點下班時間,我們仍然沒有收到任何他們傳來的信件。康尼今天再客氣地打電話去詢問,那位助理接電話說,“我們沒有承諾要給你,請不要再麻煩我們。”

這在美國人中是極少見的情形,起碼我們在美國的這十多年裡幾乎沒有見過。它使人想起了巴靈頓大學工作人員的態度。我們忍不住要加一句感情色彩的話,怎么和吳征有關的人都開始像吳征了?

面對這種情形,我們只能這樣推理﹕吳征楊瀾在看到我們的文章之後,和董事會執行主任喬治.拉克萊爾聯係,說我的文章貶低了(或詆毀了)“國際艾美獎”,而我們引用的話是通過採訪索倫森得到的。拉克萊爾先生追究到索倫森女士。通過吳征楊瀾對我文章的翻譯介紹,她認為我們“錯誤地引用了”她的話。作為“公關和市場部經理”,為了證實她沒有失職,她給上司拉克萊爾寫了一封信(而不是寫給吳征楊瀾)解釋她和康尼通話的內容。在堅決相信我們的文章詆毀了國際艾美獎的情況下,她怎么能再對康尼客氣?

如果吳征楊瀾敢於面對事實,就把這兩封信的英文原件、以及他們向國際艾美獎機構提供的我文章的英文譯文公佈出來,否則就是敢於在被指責撒謊的同時,繼續製造新一輪謊言。

我們從未想過貶低國際艾美獎,相反,我文章中有這樣的話﹕“國際艾美獎是一個對促進國際電視文化交流很有意義的項目,尤其是對促進第三世界國家的電視業走向世界有益,本文不僅無貶損這個機構的意思,相反希望借此機會介紹一下這個機構,希望能有更多的團體和個人去參選。”

幸虧這次採訪的內容是關於這屆國際艾美獎頒獎典禮“沒有被電視現場直播”這個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具體事實;幸虧我們有錄音記錄。否則踫到吳征楊瀾這種“動作”如此多的情形,非得到法院打官司不可。退一步說,對於如此看重名譽的吳征楊瀾,如果因為我們的報道有誤(“用假信息……造謠中傷”),“歪曲”了他們的形象,以他們的物力、財力、能量和精力,應該來告我們“誹謗”才對。拿出兩封根本沒有任何具體事實可以否認我們報道的信來替自己辯解,不是份量太輕了嗎?

其實,如果吳征楊瀾不在背後做“小動作”,不再繼續狡辯,而是面對事實,承認有誤導之處,也不至於害得我們去向美國人兜出他們的一堆解釋不清的問題。“國際艾美獎”的負責人對我們這種自由記者什么態度和我們毫無關係,可吳征楊瀾下次再“光榮地代表全體亞洲人”和人家打交道的時候不知道還會不會仍然那么自在或瀟灑?

打個比方說,吳征楊瀾的這次“動作”就像他們去參加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然後發佈消息說他們“參加了奧運會”,當有人指出你們參加的不是“奧運會”時,他們不是趕緊為已經發佈的錯誤消息道歉,而是一邊涂抹掉已經發表的消息,一邊拉出“世運會”的主席,證明他們在這個運動會的開幕式上講了話,一邊讓“世運會”公關經理出證明,我們也有田徑比賽,我們也有觀眾。

沒人說你沒參加“世運會”開幕式,人們要說的是你參加的不是“奧運會”!你現在也承認參加的不是奧運會,那你為什么曾發佈“參加奧運會”的消息?目前如此這番狡辯不是過於蔑視大眾的智力了嗎?

關於吳征楊瀾的討論在國內外的媒體上已經進行了一個多月了,坦率地說,我對這兩位從美國回國的“公眾人物”的下列幾個反應頗為吃驚。

第一,對互聯網上流傳的對吳征學歷等問題的質疑,心裡比誰都更清楚是怎么回事兒的吳征不是趕緊出來承認錯誤,改正學歷,而是以陽光四通公司的名義,在新浪網設立“警察”網站,用頗有些“國際刑警”的口氣,“嚴正聲明……將徹底調查……在全球範圍內以法律手段追溯”,並“號召新浪網民‘睜大眼睛’…… 協助調查,一經核准將予重獎。”楊瀾最近還煞有介事地表示,“現在我們已經有一些線索了……”

這簡直就像,有些人指出看見你拿了別人的東西,你乾脆建了個“警察局”,說要緝拿那些說你是小偷的人,這是不是有點讓人目瞪口呆?

那么對於不少已經真名實姓“自投落網”的人,吳征楊瀾是準備給“獎”還是給“罰”呢?

第二,在趙平波、朱毅以及吳征在復旦的老同學Pan Tianshu等好幾個人早都真名真姓真地址出來指責吳征的行為之後,楊瀾竟然在1219日還傲氣十足地宣稱﹕“他們連署名都不敢,我隻能叫他們懦夫!”大話、虛話到令人啞口無言的地步。

第三,面對媒體、網民、股民的質疑,吳征楊瀾不僅沒有好好審視一下到底是不是由於自己的行為超過了某種底線,才導致這么多人容忍不下去,而是馬上以高度的“階級鬥爭”警惕性認為有人在“有組織地”和他們做對,或者商業對手在用低劣的手段和他們競爭。

楊瀾最近還表示,“對方不知跟我們有什么深仇大恨,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人力物力都在哪兒呢?他們這種思維方式和虛張聲勢的口氣實在不像是一對六十年代出生、並接受了西方教育後回國的人。

在陽光衛視成立之前,香港歷來都有相互競爭的電視台,也早就開始競爭大陸市場,怎么沒聽說有過類似的“不正當”競爭方式?新浪網也不是今年才成立的,海內外的華人都是眼睜睜地看著新浪網這些年成長起來的。新浪網是僅有的幾個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公司,大家有什么理由希望它垮掉呢?相反,是吳征這樣信譽有嚴重問題的人做公司主要負責人才會影響新浪信譽,阻礙它的成功。

對吳征楊瀾的質疑主要來自普通的海外留學生、華人。明顯地,這些人根本和吳征楊瀾毫無任何商業利害沖突,只不過是由於他們對海外的情況比較瞭解,另外由於海外華人生活在更有法制、更尊重信譽的社會,所以對欺騙行為不像國內的人那么能容忍。

第三,在陽光四通最早的“嚴正聲明”中,他們用“自古以來,邪終不壓正”“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之類“豪言壯語”,不回答問題,反指別人“惡毒人身攻擊”。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採訪的時候,面對一條條質疑,吳征不僅絲毫沒有任何謙恭的態度,反而出口罵人,說質疑他的人是“瘋狗”。在《中華讀書報》上回應我的質疑時,他們仍然用同樣的口吻反指我用“假信息(哪一條假?)作為造謠中傷的靶子的行為也極為惡劣。”“包裝與加工,以符合他卑鄙的目的。”

真是為他們遺憾。他們身披一抹美國的“洋”光,變成中國閃閃發亮的明星;可惜他們在美國時忘記了做“公眾人物”的準備工作。誰都出過錯,誰也不能避免以後出錯。作為公眾人物,在被公眾質疑之後,最明智的做法只能是﹕要么解釋清楚,要么趕緊道歉。反過來指控別人,不僅只能得到事與願違的效果,也沒有實際意義,因為這些質疑者們都既不是公眾人物,更不是政壇、商場的權勢人物,這裡不存在一個你來我往的交手問題,大眾也對他們不感興趣。西方比吳征楊瀾財大氣粗的人多了,但哪兒見過敢對媒體、大眾氣粗到這種地步的?

所謂“公眾人物”,其主要身價來自公眾的認可,而媒體是塑造或毀掉這種認可的最重要,甚至唯一媒介。最近的趙薇事件就是媒體監督“公眾人物”的典型例子。趙薇因軍旗事件惹起眾怒被媒體報道之後,趙薇不是趕緊通過媒體向大眾道歉,而是無視媒體的一片呼聲。等她意識到不得不道歉的時候,已經太晚了。最近有報道說,她的廣告身價已經一落千丈。吳征楊瀾似乎應該從趙薇事件裡得到一點正向的啟示。

當然,導致吳征楊瀾如此氣粗、無禮的原因與中文媒體不承擔新聞和道義責任有直接的關係。對於中國最大門戶網站之一的新浪網聯席主席的學歷、商業背景、信譽受到網民、股民如此質疑、非議之後,只有《北京青年報》、上海《新聞晨報》、《中華讀書報》等屈指可數的幾家報道。不可想像,如果“美國在線”的老板斯蒂芬.凱茨受到如此網民、股民質疑後會沒有媒體窮追不舍,記者們不把消息搶翻天才怪!如果更多的海內外中文媒體意識到監督公眾人物遠比恭維公眾人物要有價值的話,吳征楊瀾應該不至於被慣成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想繼續做“公眾人物”,如果想在政壇或商場有所作為,首先得學會接受媒體和民眾的監督。無形的權力並不可無視。吳征楊瀾有志做中國的傳媒鉅子,首先,別蔑視你們自己為之努力的事業!

1221日於紐約(原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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