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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征被美國偵探公司調查

——追蹤“吳征的第一桶金”之五

曹長青

雖然吳征離開聖路易斯已七年多了,但那裡仍有很多中國人對他記憶猶新,除了由於他當年推銷保險、幫助競選、被訴訟等等,還有不少其他引起爭議的事情。吳征在接受律師“取證”時,除了譴責留學生以外,還指控了他的兩任女秘書,王杰和黃妮幸。她們都是吳征所在的保險公司的人,怎么會和吳征發生沖突呢?

據當地華人介紹,吳征在保險公司作銷售經理時,曾雇用當時在聖路易斯一所大學讀法律專業的大陸留學生趙小雪的妻子王杰做秘書。趙和吳征當時的美國妻子是同學;後來這對夫婦返回中國,據說趙小雪現在北京的美國Oracle公司做律師。

記者至今沒有找到在北京的王杰,據在聖路易斯開辦房地產公司的章沛說,他和王杰的丈夫趙小雪是四川大學外語系的同學,當年章沛是吳征的好友,就推薦了王杰到吳征那裡做事。結果王杰在吳征那裡做了不到三個月,就感覺幹不下去了,說“吳征這個人好撒謊,不地道。”她發現吳征推銷保險的方式有問題,不是為客戶利益著想,只是想多拉客戶拿回扣。

一位知情者對記者說,王杰辭職的另一個原因是,吳征向她提出,要她把工資的一半拿出來給他剛來美國的弟弟吳彬(現為陽光衛視的行政副總裁)。吳彬當年剛抵聖路易斯時,沒有工作,吳征想用這種辦法解決他弟弟的生活問題。王杰表示,“這太欺負人了。”她實在忍不下這口氣,後來干脆不幹了。

吳征(在律師取證)的說法是﹕王杰是推銷保險實習生,在他手下培訓了三個月,並不理想,但王杰把推銷保險的困難說成是“公司產品設計有問題,推銷員拿回扣太高,對保戶不利。”吳征對律師說,他聽到這些抱怨後,就去找分公司經理克利姆波(Jim Klimpel),提出解雇王杰,理由是“她不忠誠於我們的公司”。

那么另外一個給吳征做過助手的黃妮幸又是怎么回事呢?吳征在律師取證時說,黃妮幸(Leanna Wong)給他當助手時,常在辦公時間做私活,打電話聊天,因而被他解雇。記者在聖路易斯見到黃妮幸時,她則持另一種說法。

今年38歲的黃妮幸出生在越南,16歲時隨同父母從香港來到美國。她和父親近十年前在聖路易斯市Clarkson廣場開設了“湖南快餐店”,迄今已發展到擁有四家的連鎖餐館。黃妮幸是其中一家的老板。

在“湖南快餐店”裡,記者約見到了黃妮幸。這位身材瘦削、說話直率的越南華僑,快人快語地講起了她和吳征的糾糾葛葛。

當記者說明是採訪吳征的事後,她的第一個反應是說,“Bruno is garbage”(吳征是垃圾)。記者在聖路易斯聽到不少華人對吳征有負面評價,但像黃妮幸以這樣的詞句評價當今中國最大門戶網站新浪網共同主席的,這還是第一個。

據黃妮幸說,她於1992年夏天在吳征的公司做了三、四個月就離開了,原因是與吳征無法合作。“他讓我騙客人,讓我說保險好。但他讓我說的和紙上(指保險政策文件)的東西不一樣。但他說,不用管,拉到客戶就行。”黃妮幸回憶說,“我拉來的客戶到辦公室時,Bruno都是和他們單獨談,不讓我知道內容。”有的客戶後來知道真相後,對吳征相當不滿,“台灣有個開餐館的女老板說,Bruno不是人,他就是為了錢,他的嘴巴好,很會說。”

“難道就因為這些事兒你就要把吳征說成是‘垃圾’嗎?”記者問道。黃妮幸的老父親David Wong在旁邊搶著回答說,“Bruno不是一個好東西。”黃妮幸則著急地說,“他冒充是我的丈夫,你說可惡不可惡!”於是她講起來這段經歷﹕

黃妮幸準備和父親一起開餐館,他們看中了聖路易斯市Clarkson廣場的“湖南快餐店”位置,認為會有經濟效益。這所房子屬於Capitol Land公司所有,於是黃妮幸就去找這家房產公司的經紀人Matt Pross申請租約。Matt Pross說等有了眉目,會給她電話。

黃妮幸等了一段時間,沒有得到普拉斯的電話,後來她從這個房產公司的另一個經紀人Tim Hall那裡得知,這個地點被吳征拿去了。

黃妮幸說,Tim Hall告訴她,他們公司的人曾給她工作的保險公司打電話找她,一位男士接的電話,問找黃妮幸有什么事,當聽到是一件關於餐館租約的事情時,那位男士說,“我是Bruno Wu,是黃妮幸的丈夫,有什么事你直接和我講吧。”當得知是個搶手的商業地點後,吳征就以“黃妮幸的丈夫”名義,去和那家房產公司簽約了。

黃妮幸回憶起這件事,仍然相當憤怒,她說,“Bruno簡直壞透了!我那時還沒有結婚,哪來的老公?而吳征當時是有美國老婆的。”

黃妮幸說,吳征搶去了那個快餐店的位置後,準備找個華人合作,因為他當時推銷保險,無法分身開餐館。但吳征原來預想的那位合作者對在這裡開餐館不感興趣;吳征一直沒有找到合伙人,最後放棄了這個地點。這樣黃妮幸和她父親才又獲得這個地點。“湖南快餐點”確實是個較好的餐館地點,迄今開了近十年,他們已發展出另外三家快餐店。

黃妮幸說,她親眼看到了吳征簽署的那份合同文件,Tim Hall來找她再重新簽合同時,給她看了吳征簽署的那份“租約”,因為很多條款吳征都和Capitol Land公司談好了。黃妮幸說,“Bruno這個人很利害,他和Capitol Land談下來的條件對我們都相當有利,所以我們就用他談妥的條件,不用再費事,重簽了份租約。這是Bruno給我們留下的一點好處。”

記者給Capitol Land房產公司打電話核實,但九年前處理此事的Tim Hall已離開這家公司,無法再找到;只是找到了該公司曾接待過吳征的另一位經紀人Matt Pross,他說近十年前的事已不太記得,但他沒有聽說這個餐館地點被爭搶的事,在該公司檔案中也沒有查到吳征簽署的那份租約。

但黃妮幸對當年的事卻記得相當清楚,她還說在大都會保險公司工作時,吳征讓她多拉些越南華僑客戶,並說每拉一個,給她50美元報酬。她在那裡工作了三、四個月,拉了十多個客戶,但最後吳征一分錢也沒給她。在聖路易斯社區大學藝術系任教的左映雪也對記者說,吳征也曾托他幫助拉客戶,說拉一個給他50美元,但他聽過就算了,沒有做這種事。

在紐約從事推銷保險工作的一位朋友說,吳征的這種做法如果屬實,是違法行為,因為根據美國保險法和其他法律,沒有保險執照的人,都不可以獲得推銷保險的報酬,給50美元也屬違法。在申請保險執照的過程中,對這方面有專門的法律培訓。

記者在採訪吳征楊瀾事件中,聯係到了不少熟悉他們倆的人。有些人不願意談,不想惹麻煩;有些人願意談,但不同意登出名字,不願意卷入官司。由於吳征給多維新聞社和記者等都發出了帶有恐嚇內容的律師信,一旦打起官司,要他們跑到紐約來出庭作證,無論時間還是精力都很難吃得消。但黃妮幸這位越南華僑卻與眾不同,在採訪結束時她主動說,“如果Bruno和你們打官司,我到紐約法庭去為你們作證!”

在聖路易斯,記者還採訪到了曾和吳征交往很深,現在仍稱吳征是朋友的何偉麟(Francis Ho)。這位1976年來自香港的商人現在聖路易斯最大的商業中心開珠寶店。吳征離開保險公司之後到“美中商會”做執行經理,何偉麟是兼職財務總管,和吳征共事了一年多。

Bruno叫我大哥,我把他當做兄弟。”何偉麟說,吳征離開聖路易斯後,他們還一直保持聯係。吳征和楊瀾來聖路易斯時,他曾宴請他們。他去年到香港,還受到吳征夫婦的回請。何偉麟在他珠寶店的櫃台邊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們逢年過節通通電話,Bruno從香港打來,問問好,但前後不會超過十句話。”

但當記者向他核實吳征的一些情況時,這位說話慢條斯理的店老板總是微笑著拒絕,他說,“你已經調查了那么多事兒、採訪那么多人了,吳征是什么樣的人,你已經很清楚了,我再說已沒有必要了。”但沉思了一會兒說,“我是香港人,講情義;他叫我大哥,我就不能再說他什么了。我說了會對他不利。他是什么樣的人,我是知道的。”

何偉麟和吳征有過很密切的關係,他曾和吳征一起去上海,到過吳征的家裡。何偉麟回憶說,“我在上海見過吳征的父親,他自己說是教授。”但這位吳征的“大哥”明顯和吳征的處事哲學不同﹕“我不喜歡Bruno對待別人的方式,不同意他那樣做Business(生意)。我勸了他,但他不接納我的意見,我也就不多說什么了。”何老板感嘆地說,“如果我按照Bruno的方式做Business,早就是百萬富翁了,但我不會那么做。”

當記者問到,如果再有機會是否還會和吳征共事時,何偉麟是這樣回答的,吳征所在的保險分公司經理克利姆波“因為吳征那件事丟了工作,妻子也離了婚,確確實實被吳征牽累很大。”

何偉麟接著說,克利姆波曾給他打過電話,說後來與吳征合作的美國商業伙伴“時代華納”公司曾雇用私人偵探公司來聖路易斯調查吳征,找克利姆波談話;並說也要找何偉麟,要他做做準備。何偉麟說他為此事諮詢了自己的律師,律師說,“就說你知道吳征一些事情,但對他不是非常瞭解。”律師還讓他“finish with him(結束和吳征的關係)。”

當記者向何偉麟要克利姆波的電話時,這位吳征的“大哥”說什么也不肯給,只證實說,克利姆波還在聖路易斯。“我不會把他的電話給你的,你找到他也沒有用,他不會告訴你關於吳征的事。如果他說,我就會說,我們共進退。”

到底有什么事情嚴重到還要和另一位知情者訂立“共進退”的同盟呢?在正常的情況下,有這種必要么?

從聖路易斯的電話簿上,查不到克利姆波的名字。以美國常規,居民電話號碼自然會登在公共電話簿上,如果不想登,反而要付費。看來這位吳征原直接上司有意不想讓人找到他。

但記者還是通過當地的“報稅檢索系統”查到了克利姆波家的地址,那天恰好是星期天,於是直奔他家。克利姆波不在,去了辦公室。通過他妻子給的辦公室地址,總算找到了這位吳征的原直接上司、身材高大得有點像NBA球員的克利姆波。他聽到記者說明來意後說,“我只能給你五分鐘。”明顯不想多談。記者首先開玩笑般地問他怎么把名字從電話簿上拿了下來?他微笑著反問,“你不是已經找到我了嗎?”

在問到吳征被中國留學生集體起訴這件事時,克利姆波說此事已庭外和解,不想再談。在問到吳征是否因此被公司解雇時,這位吳征的上司回答﹕“沒有。大都會在聖路易斯的11個分公司被關閉了10個,包括我們公司,所以吳征和我都離開了。但我們這個分公司是最棒的,吳征是最能幹的。”當問到最棒的和最能幹的為什么沒被留下呢?克利姆波沒有回答。

克利姆波離開保險公司後,去了吳征做執行經理的“美中商會”管財務。記者問他為什么要去美中商會呢?他說想換換工作口味,而且聲稱他是“義務”的,不拿薪水。但克利姆波現在則又回到了推銷人壽保險的老本行。

當問到他怎樣評價吳征這個人時,克利姆波不假思索地說,“Bruno是個非常非常有野心的人,非常能幹,拉到很多客戶,晚上還要到華大讀書。”

當記者問道是否有“時代華納公司”雇用私人偵探公司來調查吳征這回事時,克利姆波愣了一下,沉默了一會兒說,確實有這回事,發生在幾年前。問到底是哪一年時,他說記不清了。但記得是“時代華納”從紐約和華盛頓雇用了兩家私人偵探公司,“來了一幫人,問了我好幾個小時。”

“都問了些什么問題呢?”面對追問,克利姆波只回答說,“Thousands of questions(很多問題)。”但卻無論如何拒絕透露他們到底問了些什么問題。

(未完待續)(原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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