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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征的誣告

——追蹤“吳征的第一桶金”之四

曹長青

和吳征今天在學歷、艾美獎等諸多問題上無論如何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的態度完全一樣,當年被那么多留學生指出在賣保險過程中有誤導和欺騙之後,吳征在一封長達六頁紙的信中也是理直氣壯地表示自己沒有任何一絲一毫的錯誤,而那些留學生們則是“投機者”、“撒謊者”、“不繳稅者”、“文革紅衛兵”,他們想“玩過這個制度”。

就海外華人目前對吳征楊瀾的譴責,吳征對國內記者表示,人們主要是妒嫉他。他說海外華人的心態是﹕“我在哥倫比亞和哈佛讀書,在哈佛混著,你倒好,讀了一個遠程教育的博士就可以賺這么多錢了。”吳征很同情大家﹕“他們住在美國,離鄉背井,很辛苦。”他希望海外華人們“想想陝北的農民,大家的心態就平衡了。”

吳征到底哪裡來的如此良好的自我感覺,本文無意探討。至於他究竟有沒有那個克萊登“遠程教育博士”、到底怎么“賺這么多錢”,大概也是以後的題目。這裡想點出的只是吳征今天的“嫉妒論”倒是有他自己的傳統的。

當年在聖路易斯的時候,吳征就認為“嫉妒”是那些留學生告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那封絲毫不認錯、反控留學生們的信中寫道﹕“我擁有很好的生活,有好房子、好車。”“他們嫉妒我經濟上的成功,對我想把他們美國化、把他們熔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努力不滿。”

吳征那種居高臨下的自我優越感也是有傳統的﹕“我總是對他們說,他們從這個國家得到了巨大的益處,所以才這么成功富裕。他們甚至好多年不繳稅。我要求他們對美國忠誠並不過份,遺憾的是他們只忠誠他們自己。”

吳征在譴責那些留學生不忠誠於美國的同時,還抨擊他們“不忠誠於朋友之間的友誼”。“即使徵求和保險毫無關係的事情的意見,這幫人也可以在半夜12點給我打電話。當時我並沒有在意,只是以為我可以幫他們的忙,現在我意識到了,他們只是想佔我的便宜。”

然後他借一個朋友的話說,“他們仍然是中國文革時的紅衛兵,當時他們都是十多歲的孩子。”接著吳征給美國人介紹道﹕“紅衛兵是高中生。中國的文革摧毀了道德標準,教給人們不信任。人們只忠誠自己。甚至丈夫向當局告妻子,父親告兒子等都是常見的。他們是無神論文化的一部份。”“他們同樣學到了謊言說一百遍就成了真的。”

那么吳征自己呢,則是一個處處助人為樂的基督徒﹕“我幾乎幫助了這些人裡面的每一個人。”“我從章沛那兒買了兩棟、賣了一棟房子……我幫李東的妹妹進入一家大學……我幫韓、葉夫婦搬家俱到他們的新房子……我幫鮑、蔣夫婦帶東西到中國,還通過我在美國參議院的朋友幫他們的家人來美國;我幫任、董夫婦延期護照;幫左、吳夫婦辦理過期的簽證……我從做旅行社的王那裡買所有的機票。在章沛夫婦因為太忙要把孩子送回中國的時候,我和妻子還提出要完全用我們自己的錢來撫養他們的孩子……”

面對這么一群忘恩負義的中國紅衛兵,吳征向大都會保險公司提了兩條要求,“第一,百分之百地支持我,因為我百分之百地維護了大都會的信譽……(我們)甚至不應該有任何余地去想一下和這些人達成某種協議,因為這是正義和原則……他們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想退掉保險……只是領頭的人想得到免費保險,想在兩年之後把錢拿回來,其他人不想被這個免費保險的機會拉下。這個案子裡面只有兩個領頭的和11個隨從的投機份子。”

“第二,我強烈要求大都會從法律上追究這些撒謊者們的責任,或者用其他追究方法。我們必須做出強硬的全國性的反應,因為公司必須堅決支持和保護它的辛勤工作的亞裔美國人代理。”

這是一封下了很多功夫的信,它在很多關鍵問題上對中國留學生的指控頗能自然地引起美國人對這些中國人下意識的反感。比如﹕

第一,不繳稅。在美國,人們的收入都是需要向政府納稅的,但這批擁有博士、碩士學歷的人(自然收入也應該不低)的中國人居然都不繳稅,這怎么可以呢?

信中這句“他們甚至好多年不繳稅”是個很誤導的說法。在律師取證時,吳征在律師的追問下解釋道﹕“由於中美協議,在獲得綠卡之前中國公民在美國工作只要交一個地方的稅。你如果交中國的稅,就可以不必交美國的稅。”吳征同時向律師表示,這些人其實是兩邊的稅都不交。

事實是,如果持J-1F-1簽證,上學期間不能工作,獎學金部份免稅,而J-2F-2可以工作,但必須報稅。吳征並沒有拿出任何證據證明這些留學生在工作以後、按法律規定要向美國報稅時仍不報。但簡單、籠統地指責這些人不報稅,怎么說都很容易給美國人一個糟糕的印象。

第二,撒謊。美國當然是一個誠信度遠高於中國的地方,美國人接受謊言的承受力也遠不如中國人。所以,當吳征指責中國留學生想用謊言獲取免費保險的話,怎么能不引起反感?

第三,不忠誠於美國,不願進入美國主流社會。雖然外國人誰也沒有義務要忠於美國,但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無論是祖輩還是新近來到美國的人,絕大多數都是由於熱愛美國的自由和個人發展機會,對美國充滿一份感情。所以美國人自然對那些不繳稅、拒絕忠於美國,不肯進入美國社會的人們產生反感。

第四,文革紅衛兵,無神論者。不必說,中國的文革紅衛兵在普通美國人心中就是在一片紅色的海洋中打砸搶的洪水猛獸。由於美國大多數人都有宗教信仰,所以信上帝的人,尤其是基督徒,幾乎就等於是“好人”的代名詞(所以像吳征這類急於宣稱自己是“好人”的人,首先要宣稱自己是基督徒),而無神論者,在不少美國人眼裡就近乎是野蠻人的代名詞。吳征當然清楚地知道,中國人成為無神論者是一個社會的產物,完全由不得個人的選擇。但這種制度差別的空檔不正是可以用來誤導美國人的看法嗎?

雖然沒有證據證明和吳征這封信有關,但在這封信中被吳征點名為兩個領頭告他的人,章沛和李東,在這封信之後都被美國聯邦調查局叫去問話,其中李東被問了兩次,章沛一次。

至於吳征是否像他自己描述的那么熱情助人,記者無意去調查否認,但在聖路易斯和華人們交談中、和在律師的取證材料中發現,在強調別人的“壞”和描述自己的“好”中,吳征都有誇大誤導的傾向。

比如,章沛說,“我只是隨口說說孩子沒人看,想送回中國。吳征也隨口說,那送我們家幫你看。這種隨便說說的話,在這信裡就變成了他真的要免費給我們撫養孩子了。”而在律師取證中,吳征又強調他們夫婦曾出於善心決定“收養”章沛的孩子。章沛對記者說,我自己的孩子怎么可能送給他們收養呢?

再比如,吳征在這封信中和後來的律師取證材料中都表示,他通過和國會議員的關係幫助留學生延期護照和簽證。左映雪說,“吳征說他促使了(老)布什簽署讓中國留學生留在美國的行政保護令,那我們這些受那個行政保護令留下來的人不就都得感激他嘛。”

在律師的取證材料中,有這樣一段內容﹕吳征說他曾給國會議員寫信幫助兩個人辦簽證,但當律師追問時,他又表示只打過電話,沒寫信。吳征還說,天安門事件之後,有些中國學生必須留在美國,他認為領館應寬容。由於他和芝加哥中國使館總領事是朋友,所以去幫人延期護照。律師問﹕“他同意了?”吳征答﹕“是的。”

至於吳征和布什總統行政保護令的關係,吳征是這樣對律師描述的﹕“我們都等著總統簽發讓所有中國學生留在美國的簽證,而我幸運地參與了這一決策制定過程。因為我曾為布什的競選服務,並和布什總統家保持非常近的關係。我曾經每星期跟一個負責這事情的布什的上層助理說,像左先生和他妻子這些都是好人,他們應該留在這個國家,以此促使總統簽署命令。”

律師問﹕“那關於左先生的事情你成功了嗎?”吳征答﹕“是的,但是那是一個總體的事情。我一直打電話吵他們說,請讓中國學生留下來,他們都是好人,他們應該留在這個國家。如果他們留不下就會出現家庭問題。我一直和左先生保持聯係,告訴他我在促使總統做什么。”

吳征在律師取證時還表示他和老布什的三個兄弟是很好的朋友,也熟悉老布什總統本人。雖然記者無法核實吳征到底跟(老)布什家有多“近”的關係,但這裡明顯有個時間差的問題,因為吳征說,他是由於幫助老布什競選,得以和布什的上層助理建立關係,促使老布什總統做出中國留學生可以變永久居留身份的行政命令。但據調查,吳征在聖路易斯幫助老布什競選是199210月的事,而因六四事件讓中國學生可以留在美國的“總統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2711)在1990411日已做出,國會也在199210月通過了。再說,老布什在199211月競選連任中敗給了克林頓,所以在時間邏輯上根本不存在吳征往白宮打電話和老布什聯係的問題。而老布什1988年選總統的時候,吳征剛到美國,還在加州念書打工。

吳征在律師取證時還說,他和密蘇里州的美國參議員和眾議員熟悉,尤其聯邦眾議員Jim Talent是他的好朋友。聖路易斯的留學生們也說,吳征總說Jim Talent是他的“dear friend”,但是留學生的律師金布雷爾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那位眾議員時,問他是否熟悉Bruno Wu,他說根本不認識。

當地好幾個留學生還表示,吳征到中餐館時,常說他岳父是密蘇里州衛生廳長,但卻從沒聽他當時的妻子說過她父親是衛生廳長。以中國人的心理,衛生廳長就有來檢查衛生的可能,所以別得罪。在當地開珠寶店的何偉麟說,“你們不能把吳征怎樣,他在中國有很強的官方背景。”那么這位香港商人從哪裡得出那個當年二十多歲賣保險的年輕人“有中國官方背景”這種感覺呢?

如果那些留學生們真的都承蒙有如此“中美兩國官方背景”、神通廣大的吳征的幫助,他們還能聯合起來告吳征的話,從常理推斷,吳征應該不至於像他自己描述的那般絲毫錯誤都沒有吧?

在聖路易斯記者瞭解到,那些被吳征說成是“投機者”、“撒謊者”、“不繳稅者”和“文革紅衛兵”的人們基本上都事業有成,進入了美國社會,過著穩定的生活,似乎沒有誰想“玩過這個制度”。章沛開的房地產公司有十多個雇員,在當地生意頗紅火;左映雪是進入聖路易斯最高級畫廊和美國著名畫家Jasper Johns一起開畫展的華人畫家,並在大學任教;裘小龍用英文寫的偵探小說前一段獲得了國際偵探小說大獎。其他人有的在華盛頓大學,有的已經離開了聖路易斯,但多數都在美國的各研究機構工作。十多年前吳征剛開始賣保險的時候,那些留學生們也剛剛從學校畢業,開始工作。他們成了吳征第一筆生意的來源。

19924月吳征為了鼓動當時在聖路易斯公平保險公司做事的倪鑣加盟到他的公司,把倪鑣約到其辦公室,拿出他自己制作的年度收入圖表,送給了倪鑣一份,勸他回去好好想想。倪鑣原是復旦大學中文系七七級學生,據熟悉他的人說,“當時以短篇小說《傷痕》出名的盧新華曾在老倪擔任小說組長的文學社團”,來美後在華盛頓大學獲得經濟學碩士。倪鑣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他謝絕了吳征的邀請,但吳征製作的那份三頁紙的收入圖表,和其他檔案資料在一起,竟沒有被扔掉。據這份圖表,吳征在賣保險的第一年(1991年)的實際收入是97千美元;第二年預計最少收入193,最多276千美元;第三年預估最低收入226,最高39萬美元(第三年——19934月吳征被留學生投訴,當年11月份整個該分公司被撤銷、關閉)。

1994年取證的時候,律師問吳征﹕“是什么促使你成為這個地區數一數二的推銷員?你有沒有得到更多的收入和獎金?”吳征清楚地回答﹕“沒有。那只是我好勝。我是公司的頭號推銷員……我每年賣超過200個保險。”

在這裡,吳征明顯地又對律師做了偽證,因為他不僅跟倪鑣用圖表證實他第一年的實際收入是九萬七(他的年薪是三萬一),而且據記者得到的可靠消息,吳征在國內接受採訪時曾說(沒被發表),他“第一年銷售在公司就名列前茅,得了很多獎金。第一年工作收入就超過10萬美元了。”他還說,那些留學生們“即使在醫院工作也就是四萬美金左右,所以我那個時候比他們高多了,我超過10萬,大約是14萬一年。”

吳征上述這番話是在去年12月中旬時說的,他大概已經忘了,在這之前一個多星期他還對《北京青年報》說,他的客戶交的保費“都是交給公司的,而不是裝入我個人的口袋”;大概他更不記得幾年前曾對律師毫不含糊地回答過沒有得到獎金。

但不管怎么說,吳征的“第一桶金”的第一部份其實是從這些華人留學生們身上掙到的。

(未完待續)(原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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