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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征怎么逃了官司

——追蹤“吳征的第一桶金”之三

曹長青

在發現了吳征推銷L95人壽保險過程中有嚴重誤導,甚至欺騙行為之後,聖路易斯有13個中國留學生家庭的31人聯名向大都會保險公司投訴了吳征。據吳征自己在給大都會保險公司的信中統計,這31人中的23個成年人中,其中17人擁有博士學位,除兩人只有學士學位以外,全部都有碩士學位。

但無論他們有多高的學歷,畢竟他們大多是八十年代末才來美國的中國人,當時對買人壽保險、投資等這類事務並不熟悉,因為在中國時大家都沒有經歷過。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推銷員不誠實的話,自然最有空子可鑽。而上述這組中國人明顯有一個特點,他們都高學歷,多是從學校到學校;由於住在華人不多的中部,所以他們這些多是從華盛頓大學得到學位的人就形成了一個小團體,大家互通信息,互通有無,有事互相幫忙。這種情形在華人散居的地方是很自然的。

吳征以“見面熟”“會拉關係”等特點,很容易進入這個中國人的小圈子,而只要成功地說服這個圈子裡的幾個人,就足夠贏得大家的信任。在中國人少的地方,“鄉情”大概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弱點之一,所以吳征的保險賣得很順利。

31名投訴者中,裘小龍被認為是當地中國學者中英語最好的人之一。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獲英美文學碩士,在國內時曾翻譯了不少英美現代詩。1989年來聖路易斯後,又從華盛頓大學獲得比較文學博士。他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學的是文學,當時又剛來聖路易斯不久,對美國人壽保險那些英文內容不是很熟悉。而且吳征來我家賣保險時,邊介紹那些‘優惠條件’邊嘩嘩地翻了幾頁那本保險政策文件。作為中國人的習慣,我們又不能讓他在旁邊坐著,自己一頁一頁地讀那些文件,而且那種保險文件都是印製的,又是美國大公司,我們怎能想到這個上海同鄉會誤導我們呢?”

吳征在後來的律師取證中表示,他給每一個客戶都一行一行地解釋了保險文本,但左映雪的妻子說,“當時吳征到我們家,帶著個手提電腦,說要解釋給我們聽,可又說忘記帶連接線了。所以就口頭給我們講了一番。他第二次來我們家,又忘帶連接線了。”左映雪說,“聽他講的,這簡直是最好的一種保險,我們當然完全相信了吳征的解釋。後來才發現在幾個最重要的東西上被吳征騙了。”

在和吳征打完官司之後還在紐約見過吳征、楊瀾的富繼義也承認,“吳征和保險公司都有問題。”

現在還在繼續打官司的李東則說,“吳征肯定有誤導之嫌,這點絕對沒錯。”根據密蘇里的法庭案件資料,在這宗還在繼續進行的案子中,李東的指控中用的是欺詐(fraud)這個詞,仍主要指控吳征四條﹕兩位數回報;七年不必再交保費;一年以後可以取紅利;貸款利息為1%

那么吳征和其他保險推銷員到底有多大不同?記者打電話向大都會保險公司紐約分公司的幾個代理詢問,雖然他們提供的是和L95非常類似、但並不完全一樣的保險,在幾個重大問題上他們的回答都和保險公司提供的文本沒有多少差別。比如,他們首先都清楚地表示,頭兩年內沒有任何紅利可動用。他們都說投資儲蓄部份的利息保證最低有4%,但紅利是沒有保證的;記者問紅利是否有可能是“零”,幾個人雖然都回答幾乎沒有“零”的可能性,但都說這是不能保證有多少的,更不能保證兩位數。對於投保者多少年以後就可以不必交保費這個問題,他們的回答仍是不能保證,起碼十多年,有人說1218年,但沒有人說十年以下。記者是從一個想買保險的客戶角度,而不是作為新聞調查來打的這幾個電話。

由此看來,並不是所有的保險經紀人都故意誤導客戶。那么吳征為什么要提供那些誤導的信息呢?用吳征自己對律師的解釋,他完全是從客戶的利益著想,為他們好,認為L95是最適合那些留學生的保險,他想賣得多只是由於自己年輕好勝。吳征去年12月還對《北京青年報》說,他的客戶交的保費“都是交給公司的,而不是裝入我個人的口袋”。

他當時也是這樣跟那些留學生們說的﹕他有很高的年收入,不拿回扣。不拿回扣這一條,就自然推掉了為了回扣而不顧客人利益拼命推銷的嫌疑,於是更容易得到人們的信任。但事實是,吳征從他推銷的保險費中,第一年拿55%的回扣,以後逐年遞減。當然他最後的淨收入沒有這么多,因為保險公司要扣掉他在公司的一些花銷。

據紐約一位從事保險生意的朋友介紹,經紀人第一年拿55%的回扣是常規做法,雖然以後逐年遞減,但只要這個人一直交保費投保,經紀人就一直可從中得到幾個百分點的回扣,例如第二年16%,第三年11%,最後一直拿3%。正因為如此,經紀人才一定不可以誤導投保人,要認真地建立起自己的信譽;只有信譽好客戶才可能一直投保,你也才可能一直拿著回扣。

聖路易斯的留學生們認為,正是由於有這么高的回扣,所以吳征才鼓動他們一家一家的大人、孩子們都買了L95保險。左映雪說,“我們這些人的家庭情況、經濟收入各有不同,也應該買不同的保險才對。”

那些中國留學生在發現被誤導後,開始並沒有打官司,只是聯名向大都會保險公司客戶部投訴,表示他們買保險是受推銷員誤導,對他們買的L95這種保險的政策並不熟悉。但他們並沒有打算把保金要回來,只是要求換一種保險。據投訴吳征的留學生表示,由於吳征跟大都會保險公司的當地分公司經理講了很多他們的壞話,導致保險公司不僅沒有同意給他們換保險,分公司也乾脆不理他們的投訴了。

這些留學生們只好又寫信向密蘇里州政府的保險部投訴。州政府很重視,立刻要求大都會保險公司調查。在這種情況下,大都會保險公司開始調查吳征的情況。於是吳征給大都會保險公司寫了一封長達六頁紙、單行打字的信。在這封信中,吳征不僅沒有承認他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誤導,反而指控了這些投訴者幾項嚴重“罪名”,說他們“是一組聰明、專業的人們,他們嘗試玩過這個制度(This is a group of smart, professional people who try to out-smart the system)。”吳征說這些留學生撒謊,想靠謊言白撿兩年保險。他甚至要求大都會保險公司追究這些留學生的法律責任。

大都會保險公司把吳征和他的部門經理的信一起寄給了密蘇里州保險部門,作為對這件事情的解釋。吳征這封信寫得很有“質量”,頗有能打動美國人之處。所以在收到吳征這封信之後,密蘇里州保險部門就否決了那些學生們的投訴。他們給投訴者回信表示,你們之間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保險問題,而是有其他紛爭,這已經超過了我們的管理範圍;你們要是再不滿意,只能自己請律師了。

這時留學生們沒有辦法了,尤其是州政府轉來吳征的信,其內容相當激怒了他們,於是決定上告,通過法律解決。據19941月聖路易斯巡回法庭的檔案,當時的原告有學生學者及家屬共36人。當地一個美國律師阿蘭.金布雷爾(Allan Kimbrell)認為他們的案子一定能贏,所以接下來,不打贏不收費。在被起訴之後,大都會保險公司妥協,提出讓步方案﹕退回全部保費,再加9%的利息。在這種情況下,大部份起訴的人接受了這個方案。

那位在紐約從事保險生意的朋友介紹說﹕一般和保險公司打官司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們資金雄厚,雇用最好的律師,打贏不容易;尤其是和推銷員之間發生口頭涉嫌誤導之事,沒有記錄和證據,難以說清楚。因為最後合同是和保險公司簽署的,而且有10天的反悔期,如果認為保險政策文件和推銷員說的不一樣,有出入,或投保者不滿意這個保險或任何原因,保險公司都全額退回保費,取消合同。而這些留學生不僅早過了10天期限,而且是在投保兩年多後才投訴、要求退保的。但保險公司對這個案子之所以重視,願意退款和解,明顯是因為從邏輯和常理判斷,30多個人都來投訴一個沒有任何錯誤的推銷員顯然是不合情理的。而大都會雇用吳征本身,就不得不對吳征的錯誤負責任。

但對於這個和解方案,有七個留學生家庭不肯接受,堅持要打官司,同時告吳征和大都會保險公司,要討回一個公道和說法。但律師金布雷爾在支持他們繼續打這個官司的同時提出放棄告吳征,而只告大都會保險公司。

吳征對《北京青年報》說,當時人們之所以把他從被告中撤除改為只告保險公司,是由於雙方律師溝通之後,認為是保險公司的產品有誤導,而吳征只是推銷這種本身有問題的產品而已。

但據告他的留學生們解釋,律師之所以提出把吳征從被告中刪除是因為,第一,吳征沒有什么錢,他輸了就可以申請破產,所以留學生們即使贏了,也得不到實際利益的好處,只是得到一個說法而已。律師強調應該在討說法的同時必須討回實際利益。

第二,在取證中,律師瞭解道﹕吳征所在的整個分公司都被大都會保險公司關閉了,吳征賣掉了房子,妻子離婚走了,他說要搬到南加州,又說很快要回中國,而且可能永久性地住在香港。

吳征在聖路易斯注冊的“博納公司”(Bruno Wu & Associates)除了他自己,沒有一個雇員。律師在“取證”時問今後怎樣可以找到他,吳征說寄信給他的公司。律師說你公司只有你一個人,你要走了,怎么能找到你呢?吳征回答,你只要把信寄到這個公司地址,會有人轉的。律師問他在上海有公司嗎,吳征回答說有;律師問他要地址,吳征說記不清楚了,以後通過他的律師給。金布雷爾不放心,問他在香港或中國的電話,他也說不記得,以後再告訴。

從取證材料中可以看出,原告的律師難掩對吳征可能跑回中國再也找不到了的擔憂之情。那時候的吳征,絕不是今天中國最大門戶網站的最大股東、更不是全中國知名的“公眾人物”。如果他真“消失”在中國,誰也沒有辦法。

留學生們認為律師分析的有道理,最後同意從被告中撤掉吳征,只告大都會保險公司。但是其中一個人堅決不同意把吳征從被告中拿下來,他就是現在還在繼續打官司的李東。但律師堅持,他也沒有辦法。根據聖路易斯巡回法庭的記錄,最後是由七個留學生家庭的20人作為原告,告大都會保險公司。

該案排了三年之後,1996年在聖路易斯市東區法庭準備開庭。吳征也被從中國傳回來,在聖路易斯的旅館等待出庭。據左映雪回憶說,當天原告們從早晨就開始等待,一直等到下午。而被告的律師一直拿著手提電話一遍遍和紐約總部聯係。直到正式開庭之前十幾分鐘,原告們都坐進了法庭,大都會保險公司的律師放下了手提電話,要求和原告的律師緊急磋商,提出了大都會保險公司讓步、和留學生們庭外和解的方案。

根據這個方案,不僅原告中國留學生的全部保費被退回,而且給予賠償。根據保險公司和原告達成的協議,賠償金額不可以公開。但有一點他們表示,保險公司的賠償金額“遠遠、遠遠多於吳征曾經承諾的兩位數字的紅利。”

留學生們的律師說,這是他當律師以來聽到的最好的賠償方案,勸這些中國學生一定要答應,並表示,如果他們接受這個方案,他願意把自己應該得到的律師費從賠償額的三分之一降到四分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七個家庭中有六家同意了接受這個賠償方案。但李東堅持不幹,要求繼續把官司打下去,通過法庭解決。由於李東沒有同意,導致其他原告平均少得了四千多美元的賠償費,因為保險公司的方案是,如果全部原告都撤訴,就給予最佳方案的賠償金額;如果不是全部都撤訴,則退到次好的賠償方案。

李東之所以堅持要把官司打下去,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定要討個說法,因為吳征那封信對我們傷害實在是很大的。”所以在他新的起訴中,他不僅告大都會保險公司的經紀人吳征誤導、欺騙,還告吳征誹謗。

聖路易斯的那些華人們談起吳征這封信至今仍耿耿於怀,憤怒不已,那么這封信到底在哪些地方傷害了他們?吳征的陳述到底有多少與事實不符?吳征的“第一桶金”裡,到底有多少是從留學生們身上賺的?

(未完待續)(原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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