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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哈羅夫﹕中國知識人的一面鏡子

曹長青

他是“人類的良心”。1975年挪威頒發薩哈羅夫(港台譯為沙卡洛夫)“諾貝爾和平獎”時這樣評價。

“不論在俄國還是整個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與和平的人們希望與精神的燈塔。”美國總統布什在這位前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誕辰80週年紀念會上這樣總結。

說來也巧,薩哈羅夫在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那年誕生,在天安門六四屠殺那年去世。今年521日,是薩哈羅夫誕生81周年紀念日。

4月初,美國小說家、俄國文學翻譯與評論家理查德.勞里(Richard Lourie)出版了被稱為西方第一部英文專著的《薩哈羅夫傳》(Andrei Sakharov: A Biography)。

作為一個中國人,從這部傳記自然想到同樣經歷共產制度的中國知識份子們。薩哈羅夫對真實的追求,對專制的反抗,對自由的確信,對尊嚴的捍衛,都給中國知識人提供了一面清晰的鏡子。具體說,有這樣五點﹕

“人比概念更重要”

第一,發現真實的智慧。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的《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一書(曾上《紐約時報》暢銷榜;中譯本1999年由江蘇出版社出版後曾登上中國的暢銷榜)主要揭示了西方左派知識份子理論脫離實踐的幼稚病,對馬克思、盧梭、雪萊、易卜生、海明威、羅素、薩特等進行了尖刻的批評。全書的最後一句話是,“任何時候我們必須首先記住知識份子經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必須把人放在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

約翰遜所以用這句話為這本在英美受到高度評價並引起爭議的書“畫龍點睛”,就是要強調,那些西方左派知識份子們,總是為了某種意識形態,而不顧現實,尤其是不顧人本身。他在書中舉出像薩特在巴黎歌頌斯大林,泰南(Kenneth Tynan,英國戲劇家)在海德公園組織支持卡斯特羅的集會等,強調這些左派知識份子為了他們的理論而根本不顧在共產統治下人民被踐踏的真實。

他在書的最後一章“理性的逃亡”中以奧維爾為例說,這位以《動物農場》和《1984》揭示了共產世界本質的偉大思想家,原來也是一個左派,他在西班牙內戰時前往支持共和軍,但在那裡的經驗,和他原來信仰的理論發生了沖突。奧維爾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服從現實經驗(真實),放棄了曾信仰的左派理論,並最終用文字為共產主義掘墓。約翰遜在書中感嘆說,“奧維爾總是把經驗放在理論的前面”,“同意識形態上的正確性這種抽象概念相比,具體的人更重要。”

如果在自由世界的西方知識份子都極難放棄意識形態、而看重現實(真實)的話,那么在共產鐵幕世界,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更加困難了。薩哈羅夫發現真實的過程就更有特別意義。

“人不能同時坐兩把椅子”

薩哈羅夫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個知識份子家庭,他沒有在社會底層成長的經驗,也並不瞭解多少普通人的艱辛。作為莫斯科大學物理專業的高材生,他很快就被選拔到共產黨的核子研究計劃。1948年,27歲的薩哈羅夫被安排到研制核子氫彈的代號為“阿扎瑪斯16號”的秘密項目中,這個項目由斯大林的親信、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主管。在這個遠離城市的秘密試驗地,這位後來被譽為“俄國氫彈之父”的薩哈羅夫可以享受黨的高級幹部的特權生活,他在自傳中對那段生活描述說,“我們聽音樂,談論人生的意義和人類的前途。”1953年斯大林去世時,“我感到偉大人物喪失的影響,我想到的是他的人道主義。”

但三件現實中的“經驗”使薩哈羅夫對共產理論產生了懷疑以至最後的揚棄。第一件是一位同事悄悄告訴他,這個秘密試驗場是由政治犯修築的,這些政治犯曾暴動,但貝利亞領軍隊來鎮壓,把他們全部處決了。第二件事是薩哈羅夫親眼看到一隊隊的犯人在這個試驗地做苦力。第三件事是他的氫彈試驗導致很多平民死亡和傷殘;其中一次試驗之前,他判斷會有一萬人因此傷亡。他給赫魯曉夫打了電話說,“這種試驗毫無意義,它只是毫無理由地殺人。”這位當時的蘇共一把手說他會下令推遲試驗,但第二天核試驗照樣進行了。

薩哈羅夫為此哭了一場。他在自傳中說,“這件事之後,我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決定和周圍決裂,我知道再跟他們(指共產黨官員們)講是沒有意義的。”薩哈羅夫認識到,作為真正科學家追求的是同情(關愛)、自由、真實(compassion, freedom, truth),但它和共產政權追求的核武和擴軍無法共存。薩哈羅夫說,“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訓﹕你不能同時坐在兩把椅子上。”

於是薩哈羅夫像奧維爾等所有先驅般的優秀知識份子一樣,當發現他們原來所信仰的“理論”和他們自己親身經歷的現實發生沖突時,當意識形態和人本身(價值)發生矛盾時,他們義無反顧地站在真實和人本身這一邊,而不是像中國有些知識份子那樣,總是要在共產主義理論中尋求它的“合理性部份”,來改革或重新解釋共產主義。薩哈羅夫作為一名真正的科學家,當他發現了真實之後,他不是再強調共產主義的“經”是好的,只不過那些歪嘴的和尚(共產領袖們)念錯了,而是把“和尚”和“經”一起揚棄,從共產寺廟走向人的世界。

靈魂拷打﹕沉默還是反抗

第二,有勇氣反抗。發現了真實,是不是要說出來,進行反抗,這是對共產世界的知識份子的靈魂拷打。正像吉拉斯(也譯為德熱拉斯)所觀察的,共產黨是擁有全部特權的新階級,反抗,就意味著無窮盡的懲罰,反抗者除了靈魂之外其他都會喪失,就像索爾仁尼琴所說,麵包、煤氣、莫斯科的戶口,以至自由和生命。

薩哈羅夫選擇了反抗。1964年,他聯合了另外24位俄國知名藝術家和知識份子寫信給當時的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警告”他不要恢復斯大林的名譽。這封公開信的最顯眼之處是“警告”,而不是像中國有些知識份子那樣,去“請求”當局做什么。這兩者有性質上的根本不同﹕“警告”,是發出獨立(於政府)的知識份子的聲音;而“請求”就是臣民的“進諫”。

1968年,薩哈羅夫把一篇題為“進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識份子的自由”的文章偷送到美國,發表在《紐約時報》上。這篇文章被研究者稱為“蘇聯極權制度的判決書”,它呼吁建立一個沒有共產教條的民主、多元、人道的社會。據美國的“薩哈羅夫基金會”網頁(http://www.wdn.com/asf)介紹,這篇文章在第二年底就在全球復印、流傳有一千八百萬份。

索爾仁尼琴當時激動地評價說,“在蘇聯那成堆成堆的腐敗、重私利、毫無原則的知識份子中”,薩哈羅夫的出現是“一個奇跡”。

但薩哈羅夫立刻為此付出代價,他被從核子研究機構開除了。黨報開始批判詆毀他,包括一些物理學家在內的俄國知識人,也紛紛指責他是叛徒,是“猶大”,是“西方在蘇聯試驗室中的老鼠”。

赫魯曉夫指責他“把鼻子伸向不該去的地方”;秘密警察頭子安德羅波夫把他定性為“第一號公開的敵人”。1980年,薩哈羅夫和他妻子被押解到距莫斯科250英哩的高爾基城,那個城市不對外國人開放,他們夫婦被要求不許離開這裡,被監視居住、與世隔絕了6年。

薩哈羅夫曾兩次絕食抗議,克格勃們把他送進醫院,強行灌食。還有報道說,秘密警察給他用了改變腦子(思維)的藥物。薩哈羅夫堅持撰寫“自傳”,要把他的經歷和發現告訴世界。但他不得不把1,000多頁的自傳主要內容重復寫了三遍,因為前兩次都被克格勃“偷”去了。

喊出“皇帝光著身子”

薩哈羅夫就像那個著名童話“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一樣,勇敢地站出來指出“共產皇帝赤身裸體”。雖然他是孤軍作戰,但正像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指出的,這種對共產主義的抗爭“產生於這樣的層次,即人的良知的層次。在這一層次上的力量不是用跟隨者、選民和士兵的數量多少來計算的,因為它是在人類受壓抑的對尊嚴和人權的渴望的層次上。”當他們喊出“皇帝沒穿衣服”這一真實時,表面上看是“孤獨的”,與周圍的人拉開了距離,但實際上這個信息播種到人們渴望真實的心靈深處,使人們有了重新審視“皇帝新衣”的視角。因此當一旦有機會時,人民行動的訴求就會是在結束整個“皇帝新衣”制度這樣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喚和擁戴另一個穿上一點衣服的好皇帝。

因此哈維爾高度讚賞那些最早喊出“皇帝光著身子”,“單槍匹馬、沒有士兵的將軍們”在“當時一個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淪喪的社會從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動。”因為正是這種勇氣和智慧的輻射,促使了人民的覺醒。因此當歷史機會來臨時,原蘇聯和東歐人民才不是像中國知識人那樣在共產黨中尋找“胡耀邦”“趙紫陽”,而是為共產黨尋找永久的墓地。

“天子呼來不上船”

第三,不當共產黨改革派領袖的智囊和忠臣,做獨立知識份子。1986年底,在高爾基城被封閉了6年的薩哈羅夫家裡突然來了一批人,給他家安裝了電話。第二天,第一個電話鈴響後,薩哈羅夫發現對方是戈爾巴喬夫,這位提倡“新思維”的共產黨領袖邀請他們夫婦搬回莫斯科。

薩哈羅夫回到莫斯科後,投入更積極的人權和政治活動中,當選為國會議員。在國會開幕時,戈爾巴喬夫安排他第一個發言。薩哈羅夫沒有配合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新思維的目的是延長共產主義的壽命),而是在國會提出,要結束共產黨的專制制度。連戈爾巴喬夫都不得不回擊他的批評。

鄧小平也曾為一大批知識份子恢復名譽,把他們放在人大、政協等高位上。但這些文人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感謝皇恩;絕不再批評權力者,更不挑戰制度。

薩哈羅夫的原則是,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就是“不做臣民”,堅持他所認識到的真理。

警惕權力夢的腐蝕

第四,不以謀求權力為目標。雖然薩哈羅夫被推選為國會議員,但在他奮鬥的過程中從來都不是以謀求權力為目的的。哈維爾後來也當選了捷克總統,但這也不是他早期的追求。因為只要追求權力,就往往會在策略和私利面前放棄原則。正因為哈維爾一直沒有以謀求權力為目的,強調原則和理想主義,所以才能在後來有了權力之後,沒有做出為政治策略而犧牲原則的事情。而南非的曼德拉,在反抗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的後期就憧憬著當首屆黑人總統。這種權力夢腐蝕了這位民權領袖,所以在他當了總統之後,就做出了為了政治利益而犧牲原則的事,例如和台灣斷交,和中共握手,甚至去擁抱利比亞的獨裁者卡扎菲,喪失了他早期所推崇和強調的原則。

自由的價值高於民族

第五,超越國家和民族,視自由為最高原則。1979年,當蘇軍進入阿富汗時,薩哈羅夫公開出來譴責這是侵略。在當時蘇聯知識界和民眾都對蘇軍的行動持強烈、近乎狂熱的愛國主義立場時,薩哈羅夫在這片“愛國者”的汪洋大海中,像一葉孤舟,獨力而倔強地站在“人”的立場為阿富汗講話。在薩哈羅夫的人生字典中,自由高於民族,個體(價值)大於國家。或者說真理大於愛國。

在這一點上,他和吉拉斯非常相似。在波斯尼亞鬧獨立,準備從南斯拉夫分離出去時,雖然吉拉斯是塞爾維亞人,但他同情波斯尼亞人民,認為他們有獨立的權利,並嚴詞批評塞爾維亞領袖和他們對波斯尼亞的侵略。

薩哈羅夫和吉拉斯的這一共同點也給中國知識人重要的啟示。很多中國知識人,能夠反對共產主義,但一遇到和國家、民族有關的問題,馬上就在民族主義這副毒品和春藥的作用下,狂迷、狂熱,和中南海一個調子。在他們看來,土地、邊界、國家、民族這些概念比人的自由、尊嚴、生命、選擇更重要。而恰恰是這種視國家高於一切的思維,才導致很多人把中共混同於中國,使共產黨得以繼續愚弄和專制人民。

在天安門學生運動被血腥鎮壓的那年12月,薩哈羅夫擬就了民主俄國的第一部憲法草案,幾天之後,他就因心臟病發作,在睡夢中去世。但就從這一年開始,蘇聯、東歐的共產政權一個接一個被人民推翻,邁向他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中曾憧憬的那種民主、多元、寬容、人道的社會。

今天,共產政權被俄國人民埋葬了,但世界會永遠記住和懷念薩哈羅夫這位曾為共產主義掘墓的偉大先驅。

(載《爭鳴》2002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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