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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的同行被謀殺

曹長青

當聽到《華爾街日報》記者丹尼.珀爾(Daniel Pearl)被殺害的消息後,無法相信和悲痛的心情迅速被憤怒代替了。野蠻、凶殘、不可理喻……人類製造的詞匯已無法形容那種非人的行為。在人的範疇內,即使兩軍交戰,都不斬來使;而珀爾連來使都不是,他只是一個信使,不是任何政府的信使,而是一個大眾的信使,一個要把世界發生的事情告訴公眾的記者。但他卻不僅被綁架、恐嚇,甚至被用割喉管、砍腦袋這種最殘忍的方式殺害。

我不認識珀爾,在21日聽到他被殺害的消息之前甚至沒有讀過一篇他寫的報道,但對他被殺害的痛心不亞於失去一個老朋友,老同事,因為他是我的同行,是我的記者家庭中的一員。兩天來,讀了幾十篇有關他的生平、家庭和遭綁架、謀殺過程的文章,以及他本人發自穆斯林世界的報道,久久無法從那種吞食了子彈般的沉重中擺脫出來。相信每一個記者、或做過記者的人都會為珀爾的死而產生一種失去親人般的悲痛和對恐怖份子的強烈憤怒。這就是為什么21日當晚美國三家主要有線電視新聞網CNNFOXCNBC都為珀爾做了專題節目,絕大多數參與討論的都是記者,憤怒的情緒主導了屏幕;22日紐約的全部五家主要英文報紙《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新聞報》和《每日新聞》都為此發表了悲憤譴責的社論。

記者是報道新聞的,但當他用生命的代價成為頭條新聞的時候,就不能不使所有的記者都倒抽一口冷氣,再一次意識到記者工作的危險性。在這次美國對阿富汗的戰爭中,戰場上犧牲的美國軍人只有一個,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報道這場反恐戰爭的記者卻死了10個!

我沒有過報道戰爭的幸運,但對記者要經常面臨敵視情緒、甚至人身安危的情形卻也多少有過一點體驗。1999年我去科索沃邊境報道出逃的難民,由於空中航線全部被北約軍隊控制,沒有民用飛機可以進入科索沃,只有繞道從保加利亞坐僅能裝10多個人的私人經營小飛機到和科索沃接壤的馬其頓。

幾經波折好不容易晚間到達馬其頓首都,但出租車司機拉著我跑了兩個多小時都找不到任何有空房間的旅館,全部都被各國記者、民間援助團體、聯合國救援機構等給佔滿了。最後半夜時分才找到一個塞爾維亞人開的家庭旅店。在和店老板父子的交談中得知,他們都對科索沃人充滿了深仇大恨,大有要把他們斬盡殺絕的氣勢,令人脊背冰涼。我稍微表示了一點對科索沃人民的同情,他們立刻充滿敵意;我感覺如果再多說一句,他們即使不把我暴揍一頓,起碼也得立刻把我赶出去。

還有一次在土耳其,我進入了一個清真寺,想採訪一些穆斯林人,拍幾張照片,但恰巧趕上他們正在祈禱。一群人立刻圍上來,要搶我的照相機,喊著“不許拍照!”然後吼著要求我必須和他們一起跪下祈禱。我根本不信阿拉,為什麼要跟他們祈禱?但那群人的敵意和仇視的目光幾乎讓人感覺﹕你要不跪下祈禱就有被打死的可能。

而記者們想做的恰恰是傾聽他們的聲音,代他們傳遞在多數情況下他們無法發出的聲音。珀爾和他同是新聞記者的妻子一直在做的努力是建築兩個文明之間溝通的橋梁,向西方傳遞穆斯林人的心聲。珀爾兩年前還從德黑蘭報道伊朗音樂家和普通人的生活,從南斯拉夫報道塞爾維亞人(基督徒)對穆斯林人的屠殺等。在珀爾遭綁架後,《華爾街日報》執行總編輯說,“珀爾沒有能力改變美國政府的政策,如果你們有什么要說,我們的報紙可以刊登;丹尼可以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傳遞你們的話。”

只有溝通才能降低種族、宗教之間仇恨,而信息的傳播是加強這種溝通的最有效的方式;信息的流通是保護人類文明社會的最文明的手段。正如紐約《每日新聞》社論所說﹕“記者不像警察和士兵那樣舉手宣誓保護社會,他們用給社會提供信息的方式來保護大眾。”

自從123日珀爾被綁架後,世界各地的報紙連篇累牘地報道和用社論呼吁恐怖份子釋放這個作為大眾信使的記者。世界保護記者協會發出了呼吁書,除了美國許多著名記者(包括三大台晚間新聞主播)聯署以外,更有許多阿拉伯世界的記者聯名;巴基斯坦新聞協會也發出了呼吁,說伊斯蘭不允許這種行為;《商業周刊》駐孟買主任呼吁全世界每一個記者關注丹尼的命運。正如1985年在黎巴嫩被綁架做人質、關押了六年多的前美聯社記者安德森(Terry Anderson)所說﹕“當我們中的一員被有目的地綁架、威脅時,我們怎么能不利用我們唯一的武器﹕媒體的聚光燈。”但恐怖份子無視這個聚光燈。

作為穆斯林人的拳王阿里出來呼吁,改信伊斯蘭教、激烈為穆斯林世界呼吁的英國著名搖滾音樂家Yusuf Islam(原名Cat Stevens)出來呼吁,甚至成天咒罵美國的“全美伊斯蘭聯盟”(Nation of Islam)教主法拉坎(Louis Farrakhan)都發表了電視聲明,請求他們放人。但恐怖份子們竟連發自穆斯林世界本身的聲音都不肯聽。

珀爾懷孕七個月的妻子一直在巴基斯坦呼吁,甚至要自己進去把丈夫換出來!但恐怖份子已經沒有在人的範疇可以溝通的語言。

在珀爾被殺害後,美國的報紙、雜誌和網上媒體發表了無數篇文章,但我讀出的卻是語言無法表達的憤怒。我讀了在網上能找到的所有報紙的社論,一個強烈的感覺是,那些社論作者、編輯們全都被氣得說不出話來了!

我本人也一樣,自從21日晚上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就想寫篇文章,但這篇很短、且並不精彩的文章卻是我寫得最艱難的文章之一,甚至兩個夜晚難以入眠,不知道這文章怎么寫。想痛斥一頓恐怖份子的無人性;想描述記者工作的艱辛(這雖然是個既要求腦力,又要求體力,還冒危險的工作,但很多美國記者的薪水都不如那些軍人和警察);想表述記者們多么想傳遞那個發不出聲音的世界的聲音,多么希望那些生活在鐵幕中的人民利用這個心甘情願的橋梁,去和另一個世界溝通……但我不知道這文章該怎么寫,從沒像現在這樣理解那些說不出話來的編輯記者們。

在想像和分擔美國記者們的悲憤的同時,我更被《華盛頓時報》的社論深深地感動了。大家都知道《華盛頓時報》持右派強硬觀點,對恐怖份子、獨裁者歷來毫不妥協、更不留情。23日這篇社論對恐怖份子的譴責程度同樣強烈,但文章的結尾卻這樣呼吁﹕

“在這種行為遭到廣泛譴責的同時,也帶來了失望、絕望和犬儒主義。在某種程度上,那些野蠻的人們嘗試刺激文明世界也採納他們那種野蠻的行為。在許多人的心中和頭腦裡,那種誘惑是相當強烈的。但是,在珀爾被殺害後,全世界的政府不僅應該用更強硬的手段和恐怖主義戰鬥,更應該嚴格地遵守文明世界的原則。正是這一點,才把我們和他們區分了開來。”

兩年多前,一個剛剛結婚的以色列軍人,在蜜月中應召歸隊。由於他是新兵,對地形不熟悉,誤入了巴勒斯坦領地,結果被在巴勒斯坦的警察局裡挖了眼睛,打了半死之後從樓上仍出來,再被一群狂熱的巴勒斯坦人踐踏致死。在許多猶太人強烈要求用同樣手段報復的時刻,那位被打死的猶太青年的父親在兒子的葬禮上說﹕“讓我們永遠也不要把自己降低到他們的水準。”

“正是這一點,才把我們和他們區分了開來。”

224日於紐約(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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