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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爾,喬伊斯,普魯斯特

——奈保爾評介(66

曹長青

奈保爾年輕的時候深受莎士比亞和狄更斯的影響;他喜歡的作家包括普魯斯特、巴爾扎克、毛姆、托爾斯泰、福樓拜、托馬斯.曼等。他討厭簡.奧斯丁,托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等。為了生存,奈保爾曾經給一個文學雜誌寫書評,所以,在大約有五年多的時間裡,他讀了許多當代小說,感覺很糟,總是尖刻批評,甚至說“自由的一個定義是,一個人有不讀新書的自由。”

除了新書,即使對某些經典和文豪的作品,奈保爾也常有微詞。雖然他曾很欣賞普魯斯特,年輕時也曾說過喜歡喬伊斯,但去年11月他到紐約簽新書時對《紐約時報》記者表示,他並不為普魯斯特和喬伊斯沒有得到諾貝爾獎而遺憾,認為他們對世界不夠關心。他對喬伊斯的批評曾被廣為報道和引用,他說﹕“我沒法讀喬伊斯。他是個快要瞎了的作家,我理解不了快瞎了的人寫的東西(喬伊斯晚年眼睛動過幾次重大手術,幾乎失明。他蒙著一只眼睛的照片很著名。在這裡奈保爾幽默地表示,喬伊斯根本看不見別的世界),他就知道寫都柏林和他自己的反叛、天主教的罪過。他對世界不感興趣……他的作品沒有普世意義……他的想像力太差,無聊地記錄他周圍那些瑣碎事。”

其實,喬伊斯和奈保爾恰恰代表了兩個不同世界的不同文學表達內容、不同文學表現形式,二者的產生完全取決於兩個人的不同社會生存背景。

從形式上來講,喬伊斯嘗試各種不同的文體、注重語言技巧、玩味複雜詞匯、故意追求晦澀,自己聲稱要讓專家們就他要表達的意思研究幾個世紀。他用非傳統的寫作手法開始了20世紀的文學。奈保爾則用傳統表現形式,文字也簡單、直樸、冷峻,幾乎從不用大長句子,正好和喬伊斯等經常單純追求文字的俏麗相反。

但奈保爾並不是不在乎文字的使用,他同樣對遣詞造句非常精心,只不過是追求另一種風格罷了。當然,明顯地,和追求文字本身的美麗相比,奈保爾更重視文字所要表達的內容。喬伊斯的一頁紙可以讓讀者來回琢磨好多遍,玩味文字本身就可以是讀書的目的;而奈保爾的作品則是過目明了,沒有裝腔作勢,沒有裝飾和點綴,也沒有什么值得玩味的。但他們作品的共同特點都是故事性不強、情節不緊湊、人物形象不夠吸引人。一個偏重文學技巧,一個偏重社會內容,所以這兩類作家雖都屬於評論家們的驕子,但都不會有多少大眾讀者。

從內容上來講,喬伊斯是典型的純西方作家的代表,他的眼睛的確不太好使,他看見的東西太少,太身邊化;但是他的“心”卻功能強大,他心靈的感覺不僅敏感,也更強烈,一個典型的藝術家。比較起來,奈保爾的確眼睛遠比喬伊斯明亮,他看見了太多的丑陋,但殘酷的現實經歷經驗多少把他的心磨上了一層老繭。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除了他們本身性格、氣質的巨大差別之外,他們不同的社會生活背景可能起了更決定性的作用。

喬伊斯所接觸、瞭解的世界平靜、秩序、文明;雖然他也一直窮困不堪,甚至一直都比奈保爾更貧窮,作品也多年被禁,但外在的社會對作家本身沒有多少干預,更遠遠不能完全主導、左右作家的生命和思考,所以他完全有可能、有余地躲進自己的世界,去開拓、澆灌自己心靈的園地。在喬伊斯生活的資本主義社會裡,眼睛瞎一點無關緊要,正好可以孕育更豐富的內心世界。那是一個更適合文學發展、文人成長的社會環境。這就是為什么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歐洲產生了人類迄今為止最輝煌的文學。

而奈保爾所接觸、瞭解的社會(雖然他18歲以後住在英國,但他看世界的角度已經完全取決於他的第三世界成長的背景)則可以完全左右、控制一個人的命運;個人的生命全部陷入和社會生存環境的戰鬥中,而在這種戰鬥中,個人永遠是失敗者。那是一個碾碎個人的社會,在那種社會裡,哪裡還有發展個人心靈的余地?即使奈保爾的文學,也是靠在西方文明的土壤裡才成長起來。第三世界、或從第三世界來到西方的作家,能夠清晰地描述第三世界,再有深刻的思想認識(換句話說,能有眼睛和頭腦),就已經十二分難能可貴,就已經屈指可數。

在奈保爾的小說裡,社會的存在超過了個人的存在;也就是說,在小說裡你清楚地看到周圍的社會,感覺到周圍的社會,但他的人物形象卻不夠清晰。除了《比斯瓦斯的房子》以外,奈保爾的小說差不多都有這種傾向。即使有很濃厚自傳色彩的、用第一人稱寫的《抵達之迷》(The Enigma of Arrival),也給讀者一種無論如何也走不進他心裡的感覺,或者說,你和書中的主人公一樣看見了他周圍的世界,覺得離他周圍的世界很近,但卻總覺得離這個一直跟你說話的主人公有距離。當然這可能只是我個人的感覺。

而從普魯斯特和喬伊斯的作品中,讀者幾乎感覺不到什么社會存在,除了周圍的鄰居、朋友,你甚至懷疑他們有沒有社會。人、人、人,他們的作品裡人的存在幾乎把社會的存在擠沒了。讀者讀出的是充滿血肉、人心、人性的人。同樣,這種情形難道不也正是西方社會的寫照嗎?人的存在大於社會的存在,人是清晰的、完整的,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獨立的人。

“心”力不夠則是共產主義國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作家的普遍缺陷,這是悲慘的命運的缺陷。野蠻的文化摧殘心、病態的社會踐踏心、專制的制度扼殺心。在社會這個龐然大物面前,個人是那么渺小,他從來都不清晰、不完整、不獨立、不有血有肉;他隨時都可以被社會吞沒,他的命運完全被社會左右。所以,只要第三世界獨裁當道,吃人的文化主導,那裡就絕對不可能出現喬伊斯、普魯斯特、納博科夫式的作家;個人的命運無法從社會生存環境的命運中逃脫出去,人都被吃沒了,怎么產生人的文學?

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作家的作品中,盡管都有心理活動,盡管都在想,但就是感覺離“心”遙遠。這或許是由於生你、養你的那個社會太殘酷,你接觸到的一切都太殘酷,你從一開始和社會交往就開始堆積心靈的老繭,而不是去哺育一種溫柔的情懷,不是你不想,而是你沒有可能。

我個人認為,西方的文學世界(二戰以前的)是一個第三世界作家幾乎無法企及的藝術象牙塔,那從塔心裡散發、流露出的閃亮的人性光芒是在黑暗中掙扎的第三世界作家感嘆而望塵莫及的。不知道當心靈被黑暗和邪惡致殘之後,得靠什么才能修補?我甚至懷疑制度和社會對人的心靈的致殘是永久性的、致命的。

由於世界不同,所以才有了這些不同的作家。我非常欣賞奈保爾的思想,但對他關於喬伊斯的微詞卻十二分不能苟同。當然奈保爾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處,他既有欣賞喬伊斯和普魯斯特的一面,又有對他們不以為然的一面;另外他年輕時的作品和觀點和後期也有所不同。由於今天有一個巨大的第三世界,我們必須有奈保爾(必須!),但我更渴望這世界上沒有第三世界,於是人們只需要喬伊斯、普魯斯特之類的作家就夠了。而事實上,奈保爾的努力正是推動第三世界往產生普魯斯特的方向挪動。

除了政治上的親西方資本主義(不是西方社會主義!)之外,奈保爾作品的另一個最大優點是引起你對全世界的興趣,使人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以前總感覺中國人苦難深重,中國人的事情還管不過來、寫不過來,哪兒還顧得上去瞭解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但讀幾本奈保爾,就產生強烈的想去中東、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看看的願望,就會渴望瞭解那裡人民的生存狀況。在第三世界仍佔著大部份地球的時候,人們的確更需要奈保爾式的作家;而只有當黑暗、邪惡和殘酷減少了之後,才有可能再產生喬伊斯和普魯斯特式的作家。

無論如何,奈保爾是幸運的,在他所熱烈推崇的西方社會裡孕育了他的第三世界文學。

200111月初稿,20023月修改(原載《民主中國》200245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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