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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爾抨擊伊斯蘭

——奈保爾評介(64

曹長青

奈保爾最引起西方爭議、更惹怒穆斯林世界的是他兩次去印度尼西亞、伊朗、馬來西亞、巴基斯坦這四個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國家後所寫的兩部游記﹕1981年出版的《在信仰者中間》(Among the Believers)和1998年出版的《難以置信》(Beyond Belief)。

奈保爾在1979年和1995年分別花了四個多月的時間去上述四個國家旅遊、考察。他和各種普通人交談,聽他們講述自己的經歷,他嘗試去理解為什么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那些原本不是穆斯林國家的印度次大陸地區發展那么迅猛。雖然奈保爾的作品完全不是學術性的,而是松散的遊記式的紀實作品,他的確發現了幾個相當有意思的現象。如果其他研究伊斯蘭教的著作中沒有這些內容的話,那就是奈保爾的獨特發現了,仔細歸納起來大概有下列這幾條﹕

首先,奈保爾指出,伊斯蘭教的解釋者似乎更提倡君主和百姓平等的概念(很像馬克思主義),這就是為什么很多低等級的、貧窮的印度教人在沒有被強迫的情況下皈依了伊斯蘭教。而印度次大陸的其他國家歷來也都是貧窮落後的,所以伊斯蘭教顯得頗有號召力和吸引力。當然,均貧富、求平等的烏托邦幻想不僅在窮人中,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在印度的等級社會中,即使在富有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也是相當有市場的。

在奈保爾1979年旅行時,正是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剛剛成功,他親身體驗了那種到處充滿革命氣息的景象。到處是示威、游行,報紙上全是套話。當時在伊朗有兩個革命在同時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和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霍梅尼同時反對左翼共產主義和右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只有窮人基礎,卻沒有宗教基礎;所以既有窮人,又有宗教的霍梅尼成功了。但兩種革命打的主要旗號都是相同的﹕均貧富、求平等的烏托邦境界,純粹被信仰統治的社會。

其次,奈保爾發現在過去這幾十年來皈依伊斯蘭教的人都有被西方殖民的歷史,因此伊斯蘭教非常容易地被他們的領導人用作對抗西方文化、西方價值的武器。所以,伊斯蘭教在刺激、煽動前殖民地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中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伊斯蘭教要求皈依者抹掉他們過去的歷史。因為伊斯蘭教被認為是阿拉伯人的宗教,所以如果你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穆斯林(所有伊斯蘭教徒統稱穆斯林),那么你就是一個皈依者。而作為皈依者的馬來西亞人、巴基斯坦人、印度尼西亞人和伊朗人,他們都不是原本的穆斯林人。為了使皈依者表現完全的對阿拉伯的忠誠,最終只認阿拉伯,所以伊斯蘭教要求皈依者抹去過去祖先的歷史。“幾乎所有我們這些次大陸穆斯林人都給自己編織出一個阿拉伯祖先出來,”一個被奈保爾採訪的人告訴他。

這些皈依者往往比阿拉伯人更極端,更狂熱,更容易走向原教旨主義。《紐約時報》記者在911恐怖份子襲擊美國後問奈保爾,“在你曾採訪過的巴基斯坦、印尼、馬來西亞和伊朗都有拉登的支持者,你是否吃驚?”他回答﹕“不吃驚。因為他們是皈依伊斯蘭教的人。坦白地說,這些不是阿拉伯人。這些皈依者最神經質的一部份是他們必須證明自己的忠誠。就像法國人說的,奴僕必須表現得比國王更支持君主制。”

對於那些皈依者來說,伊斯蘭教其實只是一個引進的宗教,但這個宗教則切斷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傳統,導致他們既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他們的歷史從阿拉伯開始,好像在伊斯蘭教進入之前他們根本就沒有歷史。以前的一切都被抹掉了。”

所以,奈保爾認為伊斯蘭教不僅是在進行一場和西方資本主義的戰爭、和現代社會形式的戰爭,同時也和當地人民的傳統精神發生戰爭。他說法國人在五百年的羅馬統治後仍然可以找回自己的歷史,自己祖先的傳統。但是伊斯蘭教則使信仰者抹去祖先的歷史、忘記傳統,最後腦中只留下阿拉伯文化,使他們除了伊斯蘭教之外沒有任何可以回歸的傳統。所以他說,“伊斯蘭是人類迄今最不妥協的、最危險的帝國主義。”

第四,“原教旨主義者希望人們都是純潔透明的,整個兒一個空空的接受器皿,等著宗教往裡面倒。”就像毛澤東所說的那種“一張白紙,可以在上面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但是奈保爾說,“這是不可能的,人永遠不可能空白到那種地步。”由於現實無法達到宗教所要求的純潔度,所以,在這些皈依伊斯蘭教的國家中,奈保爾感覺到有一種既虛無主義,又神經質的東西。他對伊斯蘭教讓人們自願地成為“虛無”非常不能容忍。他說,“伊斯蘭的帝國主義是非常具摧毀性的,因為它想要的是人的頭腦。”這真讓來自共產主義國家的人不寒而慄,因為共產主義要的也是人的頭腦。兩者做的都很成功。

第五,在《難以置信》裡,奈保爾寫到,對伊斯蘭教的信仰並沒有真正解決穆斯林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也無法回避周圍現實生活和宗教沖突的困境。那些宗教的利用者們自己的革命一次次地失敗,他們許多似是而非的胡話一次次地破產。奈保爾認為,伊斯蘭教的缺陷是從它的根源上來的,這種缺陷在伊斯蘭的歷史上一直就有﹕對於它本身提出的政治問題,它沒有任何解決的辦法;它只提供信仰,只提供預言。所以穆斯林人在一步一步退到古老的原教旨教義中尋求解釋和解決辦法的同時,開始把憤怒轉向西方。

在《在信仰者中間》一書中,奈保爾寫道﹕“處於中世紀狀態中的(中東)人被石油和金錢驚醒了,他們在感覺到力量的同時感覺到威脅,同時意識到正在被一個巨大的文明包圍。他們感覺到不能左右那個文明,應該拒絕那個文明,但同時他們又感覺到對那個文明(科技)的依賴。”

奈保爾描述到﹕他們自然地使用電話聯係,理所當然地享受著電視,卻從沒想過這些都是西方文明創造的東西。他們使用西方文明發明創造的現代化設備,用英語出版科技、建築雜誌,用西方建築學設計伊斯蘭城市規劃,甚至用西方語言攻擊西方。他們感覺到被強大的西方文明包圍著,無法左右,必須拒絕。在伊朗的書店裡,共產社會接受和推崇的文學,像蕭洛霍夫、斯坦貝克、杰克.倫敦等作家的作品,以及英文的馬列著作都被醒目地陳列。和共產主義國家一樣,抵抗西方成為支撐穆斯林獨裁者的最有力支柱。宗教更把穆斯林人對西方的憤怒神聖化了,使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上等各個方面都對西方憤怒。伊斯蘭教的解釋者告訴他們,伊斯蘭是純潔的、完美的,必須抵抗腐朽、墮落的西方。但是,奈保爾不無諷刺地寫道,那些穆斯林人只要有機會,就迫不及待地離開“信仰的土地”逃到“金錢的土地”。

在巴基斯坦他目睹了政府的腐敗,瘋狂的信徒們對自己的國家毫無信心。奈保爾說,巴基斯坦對世界最大的貢獻是制造了“伊斯蘭世界的核武器”。巴基斯坦就是一個“宗教國家”的縮影——“一個只產生皈依者的國家,這樣的國家裡到處是頭腦簡單的惡棍,最容易被摧毀,最容易被左右。”

在印尼,奈保爾看到蘇哈托利用伊斯蘭教擴大他自己的意識形態,並創造一種使非穆斯林人恐懼的社會環境。奈保爾強烈抨擊印尼的知識份子,他採訪的著名印尼知識份子對印尼前景的想法和梁啟超、毛澤東相同,那就是必須得先塑造“新人”,然後才能發展社會、發展民主。毛澤東是通過共產主義塑“新人”,印尼則通過伊斯蘭塑“新人”。這些印尼知識份子們也似乎明白了,必須和權勢聯合起來才能成事,所以他們一方面為政府的意識形態服務,一方面要去西方學習。奈保爾說這些印尼知識份子雖然在科技現代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同時更是蘇哈托獨裁政府的幫凶。

奈保爾認為﹕“伊斯蘭教的問題是一個比其他任何第三世界的問題都更嚴重的問題。”他於《在信仰者中間》寫道﹕“伊斯蘭的狂熱是一種被神聖化了的狂熱,對信仰的狂熱,政治狂熱。在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地見到敏感的男人們,他們隨時都醞釀著恐怖騷亂。”“穆斯林人的主要‘感情’就是狂熱和仇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靠仇恨喂養的。”他們強調死亡、流血、報復。奈保爾認為西方長期對獨裁的穆斯林世界的容忍遲早要給文明世界帶來災難。

奈保爾對穆斯林世界如此尖刻的批評不僅惹怒穆斯林世界,在西方也被認為是“政治不正確”而遭到攻擊。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奈保爾政治觀點的人,都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奈保爾長期被諾貝爾獎提名,但一直沒有得到,除了他對於非洲第三世界的觀點之外,主要是由於他關於伊斯蘭教的作品和言論。

難怪《華爾街日報》社論認為這次把諾貝爾文學獎給奈保爾是“瑞典文學院自1981年以來最勇敢的一次決定。”“或許可以稱作是一個文明的慶典,一個挑戰。”美國報業托拉斯專欄作家戈林柏格(Paul Greenberg)則在《華盛頓時報》寫道﹕“911後,‘政治正確’”剩下的最後一點根基也隨著紐約世貿大廈倒塌了。看來‘政治正確’也不是永遠的……連瑞典文學院居然都從它習慣的昏庸狀態中醒來,把獎給了政治最不正確的作家奈保爾。”“他不僅僅是能夠看到和感覺到,更能夠勇敢地記錄他看到和感覺到的。這才是更艱難的。”“如果奈保爾的作品有什么倡導的話,那就是文明,具體地說是西方文明。”“奈保爾獲獎是在令人憂鬱的大潮中一個令人欣悅的意外。也許,911以後,居然連知識份子也智慧了起來。”

《時代》周刊則說,“奈保爾是對世界上的病態政府、貧困、混亂地方的最刻薄批評者,同時他也是西方文明的最優雅的讚美者。”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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