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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拉登採訪還是報警?

——評美國遭襲事件之六(上)

曹長青

美國新聞界最近曾討論一個難題﹕如果見到恐怖份子頭子本.拉登,是採訪,抓住這個獨家新聞,還是向國防部或中央情報局報警,抓住拉登。從新聞獨立性、新聞價值角度,當然記者想採訪全球都關注的新聞人物拉登,可以想像,任何電視播出獨家採訪拉登的畫面,都會是吸引人的新聞。

但從國家利益和人的生命安全角度,如果見到拉登不報警,不抓住他,那麼他就有可能再發起恐怖襲擊,使更多無辜的平民遭殺害。

見到拉登是採訪還是報警,基本反映了美國媒體在新聞專業和國家安全之間難以平衡的兩難選擇。

我曾就此問過一位華文媒體的負責人,問他怎麼選擇。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馬上報警,抓獲拉登。他解釋說,這是人命關天的時刻,雖然記者想抓大新聞的心理可以理解,但記者首先得是一個人,想到無辜者的生命正受到恐怖襲擊的威脅。他舉例說,如果記者見到一個人落水,旁邊沒有別的人,記者在此刻不是先抓新聞,而是應該先救人,視人的生命第一。

雖然這位華人記者的想法可能基本體現了媒體對生命的理解,但在美國,仍有相當多的新聞人員強調,即使在目前這種敏感的反恐戰爭時刻,新聞的本質仍是向大眾提供獨立的信息,做監督政府、制約權力者的三權分立後的第四權,仍是要保持獨立性,不能在巨大的愛國主義情緒中,成為某種情緒的宣傳工具。

幾天前,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就此問題播出了密蘇里新聞學院女教授奧弗霍爾澤(Geniva Overholser)和前聯邦參議員辛普森(Alan Simpson)的電視辯論。新聞學教授強調,美國媒體在什麼情況下都應該獨立於政府,在目前報導美軍對阿戰爭中,不能為塔列班做宣傳,但也要避免為五角大樓做宣傳。言外之意,不管美國打擊塔列班的軍事行動多麼具正義性,媒體仍要保持獨立——獨立的報導,獨立的評價,包括對美國軍方的批評。

參議員則強調,媒體獨立當然是毫無疑問的,但在目前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時刻,媒體是否應該把國家利益和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見到拉登,先報警抓獲他,而不是先想到新聞報導,抓獨家消息。密蘇里的新聞教授沒有直接回答,只是強調,對戰爭的哪一方,新聞都不能做它的宣傳。

美國媒體目前圍繞“見到拉登是採訪還是報警”的爭論顯示,一方面媒體看重人的生命和安全,同時又相當注重新聞的獨立性和專業性;既要報警、抓獲拉登,但同時也不能因為全國處於愛國主義情緒中,媒體就成為一種情緒或政府政策的宣傳工具。

前者強調報警抓拉登,是記者作為一個人所應具有的人性和道德責任;後者強調獨立報導,是一個人作為記者應保持的新聞專業意識,兩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但這兩者的兼顧和平衡,卻是一個很不容易把握的難題。

CBS電視台“60分鐘”節目主持人、去年曾採訪江澤民的華萊士和ABC電視台主播詹寧斯在1989年時曾被問道,如果他們見到一隊敵軍時,是採訪,還是向美軍報警,兩人的回答都是“採訪”。對這種回答新聞界同行雖有批評的聲音,但呼應聲寥寥。

今天的情況則有很大不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美國媒體或記者敢說“見到拉登”先“採訪”,因為怕受到懲罰。ABC電視公司總裁韋斯廷(David Westin)不久前在哥大新聞學院和學生座談,在被問道“恐怖份子把五角大樓作為攻擊目標是否合理(legitimate)”時回答﹕“我們不應該替美國公眾判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作為一個記者,我深深感到,我不應有什麼立場。”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幾千名美國人抗議。隨後韋斯廷道歉說,“從任何意義上,攻擊五角大樓的行為都是犯罪,完全沒有正當理由可講。我錯了。”

韋斯廷為什麼要道歉?這不僅因為五角大樓雖是軍方機構,但裡面多是文職人員,尤其撞擊它的是被劫民航飛機,上面的乘客全是平民。對這種謀殺,無論怎麼強調媒體獨立,“沒有立場”都不僅不可能,也很難被接受。這就是為什麼全美國有90%的人要求韋斯廷辭職(美國在線民調),認為他沒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勝任主管一個全國性媒體。

在韋斯廷之前,已經有ABC電視的“政治不正確”脫口秀節目主持人馬爾(Bill Maher)因說美軍在兩千哩以外往阿富汗扔飛彈是膽小鬼,在聽眾抗議、廣告商撤廣告的情況下被迫道歉。而《國家評論》(NR)的女專欄作家寇特爾(Ann Coulter)則由於寫了“我們應該進攻他們(伊斯蘭)的國家,幹掉他們的領導人,把那裡的人變成基督徒”而遭到解雇。

有人據此做出結論說,美國式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已受到了限制;也有人認為,新聞和言論自由應該是沒有底線的,言論必須是絕對自由的。

新聞和言論應不應該有絕對自由?應不應該沒有任何底線?不應該!道理很簡單﹕第一,任何一種自由都必須伴隨相應的責任;不負責任的任何自由都會帶來災難,言論並不例外。第二,在媒體發表言論是一種權力,任何沒有監督制約的絕對權力都更會帶來災難,作為第四權的媒體同樣必須有制約它的力量。正如我在上一篇“言論自由有沒有底線”的評論中所指出的那樣,言論和新聞自由要有“道德底線”,不能超過民眾的“情感承受力”。問題的關鍵不是應不應該有底線,而是誰來決定這個“底線”,是政府和法律,還是新聞界和民間?

(原載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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