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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錯亂的瑞典文學院

曹長青

瑞典文學院今天(10日)正式向匈牙利作家伊米魯•凱爾泰斯(Imre Kertesz)頒發“諾貝爾文學獎”。這位猶太作家在國際文壇沒有什麼名氣,只有兩部小說英譯本被美國西北大學出版。我從未讀過他的作品,只是在宣佈他獲獎的過去兩個月裡,讀到了一些英文媒體關於他的介紹,以及他作品的譯文片斷等。由於前年寫高行健作品的評論,我對高行健本人的經歷和其作品都下了相當功夫瞭解,因此現在讀這位匈牙利作家的介紹時,明顯地感到這兩者的巨大不同。這種不同不僅證明瑞典文學院前年把獎給了高行健是個不可挽回的錯誤,更證明他們昏聵到拿這個獎跟世人開了一個多荒誕的玩笑。那么我們看看高行健和凱爾泰斯的“不同”在哪裡﹕

第一,對共產黨的態度上﹕

由於是猶太人,凱爾泰斯14歲時就被抓進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後,他曾在匈牙利報紙當過6年記者,但1951年共產黨掌權後,他被趕出報社。凱爾泰斯並沒有像很多中國知識人那樣,在新政權來臨時,去爭當共產機器的螺絲釘,而是選擇了一條“消極自由”的拒絕道路。他從沒有加入共產黨,並拒絕加入官方作家協會。1011日《紐約時報》引述凱爾泰斯的話說,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後,很多作家選擇寫檢查,自我批判,來換取留在官方作家協會並繼續享受“特權”,但“我無法接受(官方作協),更不能和他們成為一體。”

作為從共產社會過來的人,我們都知道在那種年頭,一個文人要拒絕和官方合作,在作品發表、工作機會、升遷、住房等等生存環境利益上,要付出多大的代價!《紐約時報》說,凱爾泰斯的這種選擇導致他“在隨後的25年中,在布達佩斯成了如同單獨監禁般的人物。那兩種(法西斯和共產專制)政治鎮壓制度,主導了他的生命。”

索爾仁尼琴曾說,“拒絕參予謊言……當然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會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氣,失去莫斯科的戶口”的危險。但凱爾泰斯有意識地做了這樣的選擇。124日《紐約時報》引述他以前的話說,“腳步聲越來越高,我能想像到身後的群眾正在游行,這個人群體現著遺忘、(對專制統治的)順從,認同。如果屬於這個人群,我將失去自我。我必須走出這個群體,這是為什麼我決定成為一個作家。”

為了這種選擇,他失去了共產國家的作家們常有的特權和物質生活,他住在布達佩斯的僅有25平米的公寓裡,孤獨地從事自己的事業,翻譯尼采、佛洛伊德、維特根斯坦等人的德文作品;寫出了以奧斯維辛為主題的三部曲﹕《無命運的人》、《退稿》和《為一個未出世的孩子祈禱》。

高行健的情況則和凱爾泰斯完全不同,這位中文世界唯一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僅曾是中國官方作家協會會員,而且是政府文化部官員(並以此身份出國,六四後申請政治庇護,得以留在法國)。高行健不僅加入了共產黨,而且主動、積極地參與了文革,成為造反派頭目,並組織批鬥大會。

當然,高行健在中國那種特定的環境下加入了共產黨,成為文化部官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當他對自己參與迫害人的歷史沒有絲毫的懺悔,並在書中宣稱,“冷眼觀注他經歷的那些事,你是你,他是他……從記憶中出來,別替他辯解或懺悔”時,他的思想水準就無法不在人們眼中一落千丈了。

第二,對記憶的強調上﹕

凱爾泰斯的主要作品,像許多猶太作家一樣,都是圍繞納粹大屠殺,強調拒絕遺忘。凱爾泰斯說,“每當我要構思一部新的小說,我總是要想起奧斯維辛集中營。”他在多次談話中都強調,奧斯維辛不是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的事情,它是整個歐洲文明的失敗;人類經過近二千年的進化,最後竟出現“毒氣室”,這是人類的恥辱。

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猶太作家威塞爾(Elie Wiesel)曾把拒絕遺忘強調到這樣的程度﹕“忘記就是出賣記憶,出賣歷史。換句話說,遺忘就是甘冒再遭屠殺的危險。”

另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猶太作家索爾.貝婁說,“記憶就是人生。”在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知名作家都強調不要忘記苦難和邪惡時,高行健則勇敢地“反潮流”,宣稱要忘記過去,然後及時行樂,用他自己的話說,要活在“當下”。

第三,對責任的擔當上﹕

凱爾泰斯在強調拒絕遺忘的同時,更強調作家的道德責任。他曾說,“我無法扮演中立者的角色。我把這個角色,留給那些出於良好動機,結果經常導致更糟糕局面的、擁抱這個角色的歐洲或者歐洲以外的知識份子。”“我無論講什麼話,我想到的也是奧斯維辛,我是奧斯維辛的發言人。”

上周四,哈維爾、威塞爾和克林頓在紐約城市大學(CUNY)演講座談。威塞爾在談到奧斯維辛時說,這是“上帝的傷疤”;他說,一個人在自己獲得了自由的時候,要記住和幫助那些尚未獲得自由的人,他才把自己的人生提到了新的高度。威塞爾的主要作品也是這樣,始終貫穿著“承擔道義責任”,他認為“不存在離開道德範疇的美。”

但高行健的主要作品中,卻理直氣壯地宣稱要放棄責任。不僅要放棄對社會的責任,放棄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還要放棄人生所有的責任。他的主人公要做的就是趕緊逃,逃離專制,更逃離一切做人的責任,然後在西方享受絕對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愛”,同時絕不要對任何人負任何責任。

他還可以輕松自得地說,“中國已成為過去,我現在的很多事情,已經都和中國無關。”真瀟灑,無知者真是無所畏懼。

第四,如果今年又是照顧獎的話﹕

凱爾泰斯的書從1975年開始在匈牙利出版,但幾乎沒有什么反響;在世界文壇他更是默默無聞。因此有人懷疑這次瑞典文學院又是出於政治正確原因,把獎給了凱爾泰斯。因為今天在自由國家,任何一個作家,他的作品如果真優秀的話,應該首先在本語種內獲得好的反響,因為文學是文字的藝術,如果在自己的語言內沒有什么大的反應,那就很難說它是好的藝術。像去年獲獎的奈保爾,雖然在獲獎前他的作品也很少介紹到其他語種,但在他寫作的英文世界,他則早已大名鼎鼎。

所以,就算凱爾泰斯得獎有照顧成份的話,那么他和高行健是否可以相提並論?猶太作家羅森鮑姆(Thane Rosenbaum)在1012日《紐約時報》上發表評論說,這次頒獎給凱爾泰斯,實際上是獎勵整個猶太作家群體,包括已自殺的兩位奧斯維辛倖存者、知名猶太作家普瑞姆.列維(Primo Levi)和保羅•塞蘭(Paul Celan)等。只不過凱爾泰斯沒有自殺,是倖存者中的倖存作家。“今年的獎應視為集體成就……凱爾泰斯的桂冠,可能應被分享為群體諾貝爾獎。”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霍格蘭(Jim Hoagland)在1013日題為“鼓舞自由”的文章中說,“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和去年(給了英國作家奈保爾)一樣,都像一面鏡子,反射出我們當代政治和價值,獎勵了偉大的永恆藝術。”這位資深專欄作家說,“凱爾泰斯的獲獎,是對他的作品所描繪的黑暗和深不可測的人類精神的見證。”

所以,凱爾泰斯獲獎,可以說他是代表所有那些用血淚和生命(許多猶太作家寫完之後都自殺了)寫作的猶太作家們獲獎。

高行健的作品沒人讀得下去已是不爭的事實。這兩年來,很多朋友和我談起高行健的作品,不少人說“真佩服你”,不是佩服我的評論如何,而是佩服我居然能咬著牙把他的作品讀下去。上個星期在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圖書館看到高行健的《靈山》,順手翻了一下,看到後頁上自200011月購進起,沒有任何一個人借閱的記錄,雖然該書封面印著“中國人在西方文壇大放異彩”字樣。無數人看不下去高行健的作品,卻不敢評論,生怕是自己看不懂。但這完全是自欺欺人。

無論理論家和大眾都承認托爾斯泰是世界上最大的文豪之一,那么每當你被什么不可思議的獲獎作品嚇住的時候,就想一想托爾斯泰的話吧﹕“如果藝術不能感動我們,你絕不可以說是讀者或聽眾的感悟理解能力不夠,你可以,而且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作品要么是壞的藝術,或者根本就不是藝術。”

古往今來,人類留下的所有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強調人類的正向價值,既叫好,更叫座。無論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是雨果、狄更斯等等大作家的作品,都是大眾愛不釋手的。只有20世紀後期才出現了被少數幾個故作清高的評論家捧上天,卻根本無人問津的偽藝術。

高行健的作品除了是偽藝術以外,他那玩世不恭的逃避和犬儒主義,哪一點能代表那些在國內、國外為苦難深重的中國吶喊的中國異議作家群體呢?

諾貝爾文學獎從來都帶有政治色彩,多數獲獎作者的作品都是思想性高於藝術性。這也無可指責,因為諾貝爾本人要求獲獎作品具有人類的理想主義色彩。所以無論是反抗共產主義的索爾仁尼琴,還是左派的格拉斯、大江健三郎,還是右派的奈保爾,和今年以反抗納粹而獲獎的凱爾泰斯,他們都在承擔著人類的責任,譴責邪惡、為自由吶喊。如果瑞典文學院承認這種價值,那么他們忽然把獎給了一個和這一切價值相反的高行健,不是神經錯亂了嗎?但願他們下次再錯亂的時候別落在中國作家頭上。

20021210日於紐約(轉自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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