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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家夫婦的說辭可信嗎?

曹長青

自多維報道中國人賀紹強夫婦和美國人貝克夫婦爭奪小賀梅的官司以來,讀者從中英文媒體(英文均為舊聞)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賀家對這個案子的解釋和說法(據英文報道,貝克夫婦及律師均不接受採訪)。毫無疑問,對於任何官司的評判,必須聽兩方說辭,才可能做出比較合理的判斷。所以,嚴格地說,就目前人們從媒體上得到的資訊,很難對此案做出比較公平的輿論裁決。

目前我看到的對賀梅案的報道,主要有7篇﹕

中文5篇﹕多維社對賀紹強、羅秦、控告賀性攻擊的齊曉軍的分別採訪4篇,《僑報》對此案的報道。

英文2篇﹕孟菲斯市《司法商報》(Commercial Appeal)2001年7月23日發表的該報女記者唐寧(Shirley Downing)寫的報道“還賀先生清白﹕假指控的受害者”(Clear Mr. He's name: victim of a false charge);今年1月24日《今日美國報》(USA Today)記者羅勃特.戴維(Robert Davis)寫的報道“移民夫婦想要回女兒”(Immigrant Couple Wants Daughter Back)。

賀家夫婦在這7篇文章中所表達的主要內容是﹕賀妻羅秦遭到齊曉軍丈夫打傷,當晚大出血送醫院,醫療費一萬多,再加上賀紹強被齊誣告性攻擊而官司纏身,法律費用巨大;因而在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賀梅出世後,沒有體力精力和經濟能力撫養這個嬰兒,所以才被迫送一對白人夫婦貝克照看,但現在貝克不還孩子,以富欺窮。

在多數情況下,如果只聽一面之詞,人們自然容易同情說話的那一邊;但遺憾的是,從賀家對中英文媒體的一面說辭中,我讀出的卻是越來越多對賀家的疑問,尤其是把7篇報道放在一起閱讀,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對夫婦對多維社的說法有明顯的隱瞞事實、誤導華人讀者之嫌。這種誤導起碼表現在下面五點﹕

疑問之一﹕羅秦沒有體力精力帶孩子?

賀家把孩子送人寄養的第一個理由是羅秦被打當晚大出血送醫院,因而沒有體力精力來帶這個孩子。

賀家的這個說法是令人質疑的﹕按賀紹強對多維社的說法,羅秦懷賀梅7個月時,在購物時遭到齊夫毆打,“齊曉軍的丈夫被逮捕,並被控‘加重情節的攻擊罪’,交由陪審團裁決。”但賀紹強在這裡明顯隱瞞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齊曉軍接受多維採訪時說,她丈夫的案子已被“撤銷”。上述英文《司法商報》的報道也證實這個說法,該報道說,“這個案子後來被撤銷”(The charges were later dismissed)。我們設想,如果齊夫當眾毆打了大月孕婦,並造成如此嚴重後果,美國法庭會撤銷這個案子嗎?它不合基本邏輯和常識。唯一的解釋是,齊夫並沒有給羅秦造成這樣的後果,或者不存在毆打羅秦的事實,否則法庭不可能饒了“當眾毆打孕婦者”。在美國,被捕、被起訴並不能說明實質性問題,關鍵是案子有沒有被法院接受審理,結論是什么。

賀家為什么放棄對齊曉軍丈夫的刑事追究?按理說起碼得要求對方賠償醫療和身體損失費吧,怎么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另外,羅秦從所謂“被打”到分娩,中間隔了2個多月。賀家夫婦的說辭中也沒有提到這期間羅秦都在醫院,或身體狀況怎樣不好。

更值得讀者注意的是,孟菲斯市“黃淨等6名華人”在給多維社的支持賀紹強夫婦的呼吁信中說,小賀梅出生後,她的父母“帶著自己的女兒去參加各樣的社交活動,並驕傲地把自己的孩子展示給朋友看。”從《今日美國報》的報道得知,賀梅是1999年1月28日出生,同年2月23日交給貝克家照看。在嬰兒出生26天之內,賀家夫婦帶著還沒有滿月的嬰兒“參加各樣的社交活動”,至少說明他們不像宣稱的那樣處境艱難,尤其是羅秦的體力、精力和精神頭兒好像都沒有什么大問題。而且羅秦對多維社說,生賀梅之後第31天就去餐館打工了,由此也可看出羅秦的體力根本不存在無法帶嬰兒的問題。

疑問之二﹕賀家沒有經濟能力撫養賀梅?

賀家把孩子送人寄養的第二個理由是,由於羅秦住院的一萬二千美元的醫療費用,和應付被齊曉軍指控的性攻擊罪,“為打官司幾乎傾家蕩產”,所以當時沒有經濟能力撫養這個孩子。這種說法更有諸多令人生疑之處﹕

其一,羅秦對多維社說,他丈夫“13歲考上當地師範學院”(13歲?),畢業後一直在中學和大學任教(中間讀了一個碩士),30歲時赴美。從13歲到30歲,這17年中去掉上學時間,賀紹強在中國工作了11年,怎么也會有些積蓄吧。在過去十多年裡,中國的錢已經頗有點份量了。

其二,即使賀紹強來美時身無分文,那么他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那兩年是否有獎學金和打工收入?他轉到孟菲斯大學後,據《司法商報》的報道,不僅有“全額獎學金,還有一份在圖書館電腦室的半工收入”;這比許多留學生的狀況都好。而且至羅秦生孩子時,他已獲得這樣的收入兩年多。中國留學生的日子中國人最清楚,以最初來美的節儉,多數留學生都能從獎學金、勤工儉學收入中攢下些積蓄,不少人把一年的獎學金擰成兩年化。無數自費打工的學生也把孩子帶大了。賀家真窮到帶不起嬰兒的地步嗎?

眾所週知,只要母親有吃的,就能養活嬰兒,一年內孩子主要靠母親奶水;而且只要母親有地方住,就有嬰兒睡覺的地方。我在美國十多年來還是第一次聽說有中國留學生把嬰兒送給別人監護。就算他們真的養不起,要把賀梅送人,如果真愛孩子,起碼也應該哺育孩子渡過最初、最脆弱階段,起碼等孩子滿月以後。而賀梅出生的第26天就已經到了貝克夫婦家,這之前經歷了一個她的父母找教會,教會再找收養機構,收養機構再找到貝克夫婦的過程。這說明小賀梅一生下來她的父母馬上就急於把她送走。

其三,賀家說,羅秦遭打後“住醫院急救病房,其醫療費用高達一萬二千美元。”但留心的讀者可能已注意到了,無論是中英文報道,還是黃淨等6人呼吁信,都沒有提到賀家是否支付了這個賬單。有賬單和付了賬單完全是兩碼事!

大家都知道,在美國對無法支付醫療費的窮人,急診室的費用是可以全免的。這就是為什么許多窮人大病、小病都去看急診,國家每年拿出幾百億美元支付這筆費用。而且美國對孕婦尤其關照,我不知道田納西州的政策,起碼在紐約和加州,女人只要證明懷孕,無論是否有合法身份(!),她和肚裡孩子的醫療保險國家就給包了(當然指窮人),而且新生兒可以免費得到各種嬰兒食品。這就是為什么許多墨西哥女人跑到美國來生孩子,否則她們怎么支付得起美國的醫療費用呢?這在美國毫不是新聞,電視台上經常討論到底該不該用美國納稅人的錢支付這筆費用。美國各州政策大同小異,田納西州對孕婦、嬰兒一定會有相應的政策。

其四,賀紹強對多維社說,“為打官司幾乎傾家蕩產”;所以養不起小賀梅了。但孟菲斯《司法商報》的報道說,為賀紹強涉嫌“性攻擊案”辯護的律師A C Wharton Jr.基本是不收費的;該報道還說,當年為賀家監護權案辯護的律師Stephen Sauer是孟菲斯“青少年法庭”提供的,也沒說收費。紐約《僑報》最近採訪羅秦的報道說,現在“賀梅監護權案由當地一位律師戴維斯.西格(Davis Siegel)免費在幫賀氏夫婦做。”

賀家所謂“幾乎傾家蕩產”、近乎赤貧的說法到底有多少是真實的?賀家到底實際支付了多少醫療費、律師費、開庭費等等?在這裡錢是小事,賀家夫婦是否誠實是大事兒,因為這關係到人們對小賀梅到底應該給誰監護的判斷。

從上面這幾點可以看出,賀家夫婦所謂沒有體力精力和經濟能力撫養賀梅,是很難令人置信的,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他們夫婦想佔個便宜;孩子讓別人養,我什么時候想要就拿回來。

疑問之三﹕貝克夫婦從開始就心存不良?

最初看到賀家對多維社的說法時,還相當同情賀家,覺得不管怎么說,貝克家不是“收養”賀梅,而是經當地教會機構委托,臨時帶看賀梅90天,到時候怎么可以不把孩子還給人家呢?

但看了孟菲斯《司法商報》的報道才知道,90天之內,賀家不僅可以取回孩子,而且到了90天(教會機構最高權限只能管90天),貝克夫婦通過原安排此事的教會機構把賀梅(英文名Anna)交還了賀紹強夫婦(After 90 days, Mid-South returned Anna to her parents)!但是這時賀家夫婦還是不想撫養賀梅。所以10天之後,跟貝克夫婦簽署了一個無限期轉讓孩子監護權的正式法律文件。

賀家夫婦不斷強調,說好可隨時取回孩子的;好像這就是兩家私下達成的協議。但看到英文報道很驚訝,《司法商報》寫得明明白白,孩子監護權的文件,並不是兩家私下簽的,而是在孟菲斯市的“青少年法庭”辦理的(signed the documents in Juvenile Court),是在有法官、律師、證人的情況下,履行的正式法律手續。

從該英文報道來看,雙方都是自願的,沒有任何強迫在裡面。而且羅秦7日對多維社表示,在第一次把孩子送給貝克夫婦監護90天的時候也是去法院簽署了正式文件,是她簽的,法院還給她配了翻譯。羅秦還對《僑報》說,“在那三個月裡,他們和貝克夫婦處得很好,經常在一起吃飯。”賀家夫婦在孩子未滿月和100天的時候兩次主動放棄,今天全部去怪罪別人,實在很難服人。

疑問之四﹕貝克律師霸道欺人?

羅秦對《僑報》說,貝克的律師“想了很多不太講理的招,比如讓賀紹強作DNA親子鑒定”,還“通過法院提出要求讓賀氏夫婦交出他們的結婚証……”以此渲染對方律師“霸道”。

但人所共知,天下的律師都是以打贏官司為目的,因而找對方的弱點,以採取進攻性措施,談不上什么“霸道”;而且律師無權直接要求對方做什么,只能向法庭提出,由法官衡量這個要求是否合理,做出裁決。為什么法庭同意了貝克律師的請求,要求賀紹強去做DNA試驗和交出結婚證明?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賀家夫婦拿不出國內結婚證書,導致法庭懷疑賀紹強和羅秦當時沒有正式結婚。

一般來講美國法院和移民局對公證過的中國結婚證書都是承認的,但黃淨等人的呼吁信說,因法庭“不承認賀羅兩人在中國登記的婚姻,最終迫使他們在美國又登記了一次結婚。”這多少有點奇怪。我們設想,如果賀紹強和羅秦當時是正式夫妻,在有結婚證書的情況下,貝克律師提出並經法庭同意要求賀紹強做DNA化驗來證明他是賀梅的生父,這不等於是公開懷疑羅秦有可能是和別的男人的婚外性關係而生出賀梅嗎?如果沒有足夠理由,法庭會做出這種要求嗎?

羅秦對多維社記者說,她和賀紹強在國內時就認識多年,並在國內結的婚,後以“陪讀身份到美國”。而《今日美國報》的報道說,賀紹強和羅秦在美國結的婚。那么這兩種說法哪個是真的呢?

另外,有關小賀梅監護權的法律文件,據《今日美國報》的報道,賀紹強說,90天期限之後,羅秦一個人簽了無限期轉讓賀梅監護權的法律文件。對女兒監護權這么重大的法律文件,為什么自“13歲”就進師範學院讀英文,然後一路教英文、念英文碩士,來美國後又一直在念學位的賀紹強不簽?而讓“一點英文也不會”的羅秦去簽?這實在太不合常理了。孩子是父母雙方共同擁有的,這種文件應該是合法夫妻共同簽署才對。賀紹強沒簽,只有一個可能的解釋﹕他無法證實是法律意義上的父親,所以沒有資格。因此才有了後來法院讓他做DNA化驗的事情。

如果賀紹強具有法律資格簽署有關女兒監護權的文件,但他兩次都沒簽,而只讓不懂英文的妻子簽,這不更說明賀家夫婦對小賀梅的歸屬並不在乎么?

賀家夫婦還對《今日美國報》的記者表示,貝克律師向移民局舉報賀夫婦非法打工,為此羅秦丟了工作。但如果這個說法屬實,那么移民局應該首先去找她丈夫打工的餐館,才更合邏輯。但為什么賀紹強至今仍能在那家餐館繼續工作呢?

羅秦指控貝克律師“霸道”,還因為她被法庭要求去“做心理檢查”。但為什么貝克律師和法官會懷疑羅秦的精神狀態?據《今日美國報》的那篇報道,賀夫婦換了好幾次律師。有時他們夫婦表現得非常糟糕(the Hes have become downright nasty),羅秦曾對一位幫助她的律師尖叫,罵那位女律師是“魔鬼”(the devil)。該報道還說,“不止一次,賀家夫婦在走訪一些律師樓時,結果人家不得不威脅說要叫警察把他們趕走。”連幫助賀家夫婦的律師們都這樣感覺和反應,那么他們是否要反省一下自己的問題?從以上這些情形來看,僅憑指責貝克的律師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疑問之五﹕齊曉軍“誣告”性攻擊?

賀家夫婦在接受中文媒體採訪時,渲染至今沒要回孩子,是因為富有的貝克請了好律師,以富壓窮。但《司法商報》那篇報道說,這個監護權案之所以打了3年、中間換了3位起訴人(prosecutors),開了幾次庭,但都沒決定把賀梅交回賀家夫婦,主要原因是賀紹強的“性攻擊案”尚沒有審理結果。可想而知,在賀的刑事案沒結之前,法官不大可能把孩子監護權交給涉嫌“性攻擊”的父親。所以,孩子沒有被還回來,第一,是法庭判的,第二,責任主要在賀紹強自己。

羅秦向多維社描述的她丈夫的刑事案和英文報道有出入,令人生疑之處也頗多,例如以下幾點﹕

其一,羅秦用的是“性騷擾”,即sex harassment,但英文報道引述法庭說法都用的“性攻擊”(sexual assault),這是兩個程度非常不同的法律概念。而且《僑報》在報道此案時用的是“被控暴力強姦刑事案”。賀家夫婦在這點上當然避重就輕,不說實情。

其二,羅秦說,“事發地點是圖書館”;但英文《司法商報》則根據對賀的採訪報道說,賀在圖書館工作,下班後和齊曉軍一起穿越校園,去了離賀的住處不遠的一棟學校大樓(Patterson Hall),“雖然有一些人在樓裡,但他們進入的那個教室是空的。”圖書館和另一棟樓房的空教室是兩個非常不同的地點,那么誰在說謊?

其三,無論對中文還是英文媒體,賀家夫婦都表示齊曉軍是誣告,因賀不肯借給她500塊錢。但這個說法不知幾個人能相信,有哪個女人會因為借不到幾百塊錢就不顧自己名譽地告人家“性攻擊”呢?這是不是有點不合常理?

其四,羅秦對多維社說,賀紹強是應齊曉軍的要求,去“幫助她學習生理衛生課程。”真難以想像會有滑稽到如此地步的說辭。“生理衛生課”是初中小女生的課程,而當時齊曉軍是個37歲的已婚女性,她怎么可能需要一個比她小好幾歲(也不是學生物、生理專業)的男人給她上生理衛生課?不知有多少讀者看了這個說法會笑出聲來。也許這可以成為男人抵賴性侵犯的經典﹕“我只是給她上了一堂生理衛生課嘛。”

其五,羅秦還對多維社說,“校方未經調查,於次日取消了給予賀紹強的全額獎學金。”不僅這種說法令人難以置信,而且“次日”即取消獎學金在技術上也很難做到。如果孟菲斯大學如此草率、不負責任,如果賀紹強完全是無辜的,不僅他的名譽等受到如此損害,而且遭到了不應有的經濟懲罰(《今日美國報》說他因此被取消學籍),他就那么接受了學校的十分不合理的做法,而不去告校方?

而據多維社證實的互聯網上署名齊曉軍丈夫的短文,“校方舉行了有教授和學生組成陪審團的聽證會,此聽證會即相當於小型法庭。陪審團確認其有罪之後,賀先生被學校開除。”英文報道上沒提到孟菲斯大學的這個聽證會,但從常識來判斷,學校不大可能(也不敢)像羅秦說的“未經調查,於次日”就懲罰賀紹強。

其六,羅秦說,“該性騷擾案警方拒絕受理”,三項理由之一是“沒有相關醫療報告”。但英文《司法商報》的報道說,齊曉軍夫婦報警察時說賀要強奸齊。齊描述當時的情形是﹕賀紹強在那個沒有其他人的教室裡,抓她的乳房,兩人在教室裡撕扯,旁邊的桌椅都被踫倒。該報道還說﹕孟菲斯大學負責學生紀律的院長助理凱瑟琳.斯托里博士(Dr. Kathryn Story)查看了齊曉軍大腿的青紫淤傷,相信這位女生的投訴,認為賀紹強被學校吊銷學籍是有道理的。

我雖然提出了上述對這些對賀家夫婦說法的疑問,並不等於我就認為貝克夫婦沒有可質疑之處,只是由於貝克夫婦及律師一直不接受媒體採訪,所以無法瞭解他們的解釋。但無論如何,只有法院才有最全面、詳細的雙方說辭;雙方律師取證和法庭檔案,最後都是可以從法庭調出查閱的,所以如果任何一方對媒體不誠實的話,無論對打贏官司,還是對贏得輿論支持都只有害處。

到底哪一個家庭環境更能使賀梅身心健康地成長呢?那么我們看看賀家現在是一個什么樣的環境﹕賀梅被送走的第二年,賀夫婦又有了第2個孩子(馬上要2歲了),現在羅秦已懷孕9個月,馬上要生第3個孩子。如果要回賀梅,這個五口之家,全靠賀紹強一個人(非法)打工維持,而且賀家夫婦沒有在美合法身份(學生簽證已失效),目前幾個官司待審,今後何去何從都還是未知數。而且以賀紹強丟了學籍,丟了工作,又官司纏身(這在中國留學生中是非常少見的),說明他連對自己的責任都負不好,誰敢保證他能負好這三個孩子的責任呢?而羅秦則被貝克的律師要求“看心理醫生”,跟幫她打官司的律師吵鬧,惹得人家要叫警察,最近還在“青少年法庭”上被逮捕,關押兩天,可見她鬧到什么程度。而且她還對《僑報》記者說什么“我不要我的生命,也要把我的孩子要回來”這種神經質的話,嚇不嚇人呢?如果你真認為孩子比你的生命還重要,怎么孩子沒滿月就送人了呢?而且100天的時候再次放棄呢?如果法庭最後把孩子判給了貝克夫婦,那么羅秦是不是要去跟貝家拼命呢?神經質的人是很令人恐懼的,所以讀到那些神經質的言行,簡直讓人為她身邊和肚裡的孩子都擔憂。

賀家夫婦期望贏得輿論支持的方式是極力強調他們是弱者,但人們不應該忘記,在這個官司中,孩子才是弱者,真正最無辜的弱者。兩家大人的感情固然要考慮,但小賀梅的命運,她到底在哪裡才能更健康地成長,不僅是法官考慮的根本點 也是讀者大眾真正關心的。

 2002年8月8日(轉自多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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